2020, Vol.40
2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重庆 410013)
近年来，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淹没区范围内全面进行的文物调查和抢救性考古发掘，为研究和复原早期重庆地区人类社会和相关的自然环境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一些已进行的研究初步表明[1]，重庆地区地理环境迥然有别于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山地峡谷和以长江黄金水道为轴线的交通带以及依山傍水的自然资源网，对该地区古代社会与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所造成的文化特异性纵贯各个历史时期[2]。
重庆地区地形起伏较大，在受河流侧旁侵蚀与堆积形成的宽谷和阶地有更多适于古人生存的空间，故遗址多沿江河分布。郑朝贵等[3]曾利用GIS空间分析法对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考古遗址分布特征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677处遗址时空分布的总趋势是从西往东、从高往低逐渐增加，人类聚居地基本都选择在江河1~2级阶地，这种地貌部位的遗址容易受到洪水等自然灾害事件的影响。通过考古发掘和科技测试与分析发现，遗址地层中确实存在古洪水现象，但是目前这些证据或者研究案例主要集中在史前时期[4~13]，历史时期尤其是汉唐时期的案例非常少。
汉东城遗址东靠长江，江段上游是赤水河、习水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两河汇江，水流平缓，水域宽广，是川南黔北渝西水上交通要道。据《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14]和《永川县志》[15]记载，汉东城遗址所在区域是唐、五代、宋初万寿县城、宋元时期汉东镇及汉东水驿所在。通过考古发掘发现，遗址地层中涵盖有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代、宋元明清等时期的遗存[16]。作为唐和五代的县城所在地，遗址地层中却没有发现唐时期的任何遗存，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在宋元地层之下叠压有无任何遗存的粉砂层，唐代遗存的缺失是否和粉砂层的形成有关系呢？故对汉东城遗址地层环境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对我们认识沿江古代遗存及其变迁的原因有重要意义，对深入探讨汉唐时期长江上游水域变迁也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1 材料与方法汉东城遗址位于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汉东村六社(图 1)，地处长江上游西岸一级阶地上，地理位置为29°00′27.6″N，105°50′57.1″E；海拔223 m。遗址南北两端被小溪沟切割，东邻长江，西部散落着大量民居，整体呈台地地形。遗址南北向地势平整，东西向地势为西高东低的坡状；北隔安子沟与溪咀上遗址相邻，南隔猫儿溪与咀咀上遗址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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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汉东城遗址地理位置和现代地表示意图 (a)汉东城遗址位置示意图；(b)遗址现代地表；(c)采样探方东壁和南壁 Fig. 1 The location of Handongcheng site and its modern landform. (a)The location of Hanongcheng site; (b)The modern landform of Handongcheng site; (c)The East and South walls of sampling trench |
2013年10月至2015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汉东城遗址开展了区域性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目前已发现城墙、房址、墓葬、灰坑、沟、道路、陶窑等各类遗迹117处，包括玉溪坪文化早期陶窑1座、商周墓葬4座和灰坑5座、汉代房址1座及灰坑3座、明清灰坑20座，出土器物小件1200余件(套)，器物标本5000余件(套)，涵盖了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代、宋元等时期遗存[17]。
1.2 样品获取及分析方法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我们于2014年1月到汉东城遗址进行野外调查和实验样品的采集工作。考虑到地层时代的完整性，采集的样品主要来自遗址Ⅰ区东南部T0104。
T0104文化层堆积相对较为完整，共有11层(图 2a)。考古工作人员根据遗址中发现的遗存综合判断1)，第1层为现代耕土层；第2层主要由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形成，分布全方，略呈西高东低状；第3~6层主要为宋元时期人类的活动形成的堆积；第7层堆积含沙量大，未见任何人类遗物，是宋元层与汉代层之间的间歇层；第8~9层主要为汉代人类活动形成；第10~11层主要为商周时期人类的活动形成的堆积，出土少许泥质灰陶素面陶片少许，少许泥质绳纹陶片，几片夹砂陶片，陶片较碎；第11层下为浅黄色砂性土，含沙量较大，结构松散，土质较软，发掘时未发现任何人类活动遗存，为生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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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汉东城遗址T0104地层剖面示意图 Fig. 2 The profile of T0104 from Handongcheng site |
1) 遗址现场负责人员为本文的通讯作者代玉彪，遗址领队为本文第二作者，时代是根据现场发掘和资料综合判断，属于相对时代，但目前详细的资料暂未公开发表
发掘现场，对T0104南壁剖面进行了样品采集(图 2b)，采集到样品45个，遗址附近河砂样品2个。其中，第4层(0~15 cm)、第5层(15~45 cm)和第6层(45~70 cm)为宋元文化层，第7层(70~77 cm)为自然沉积，汉代文化层为第8层(77~94 cm)和9层(94~114 cm)，商周文化层为第10层(114~136 cm)、11层(180~186 cm)；H67 (136~154 cm)和H68 (154~180 cm)为10层下遗迹；第11层下为生土层(186~200 cm)。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对土壤样品进行了粒度、地球化学元素和酸碱度等测试与分析。粒度和酸碱度测试在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环境考古实验室完成，其中粒度测试使用丹东百特公司生产的Bettersize2000激光粒度仪完成；地球化学元素在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用瑞士ARL-9800型X射线荧光光谱仪(XRF)测试完成。
1.3 关键层位年代根据遗址地层出土的考古遗物初步判断，剖面第6层(45~70 cm)为宋元文化层，第7层(70~77 cm)为自然沉积，第8 (77~94 cm)层为汉代文化层。因为第7层为自然沉积，没有任何文化遗存，无法判断其相对时代；同时第7层的沉积与常见地层沉积有所不同，地层中亦未发现合适的测年物质，故我们对第7层沉积的上下层位样品进行AMS 14C测年，并使用BetaCal3.21软件对年代进行了校正，测试及校正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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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汉东城遗址关键层位AMS 14C年代及校正结果 Table 1 The AMS 14C dating and calibration results of the key layer from Handongcheng site |
从AMS 14C测试结果可以看出，第8层顶部样品YZH1T0104(80-85)绝对年代在45 BC~77 A. D.之间，即西汉和东汉相间的时段内；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在该层位发现的时代相对较晚的遗物为瓦当，其年代不晚于西晋时期(265~316 A. D.)，故从测年和遗址层位出土遗物综合判断，第8层结束的年代可能为西晋时期。
第6层底部地层中，我们选取了有机碳进行年代测试，样品YZH1T0104(65-70)绝对年代在776~971 A. D.之间，大致相当于唐朝中晚期和五代时期。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并未发现唐朝中晚期的任何遗物，该层位目前发现的时代相对较早的瓷器，其年代约为五代(907~960 A. D.)，故从测年和遗址层位出土遗物综合判断，第6层开始的年代为五代。
综上，位于第6层和第8层之间的第7层，其形成时代不早于西晋、不晚于五代，即在316~907 A. D.之间。
2 分析结果 2.1 粒度组成整个地层剖面样品中值粒径(D50)变化范围在15~30 μm之间，D10在2.0~3.5 μm之间徘徊，D90在60~120 μm区间变化(图 3)，颗粒物粒径差别大，分选性较差；同时土壤样品颗粒组成中，粘土含量占20 %左右，粉砂含量占40 % ~60 %左右，砂含量占10 % ~20 %左右，根据土壤质地类型划分[18]，遗址剖面样品基本以粉砂质壤土为主。但是第7层的土壤颗粒组成，粉砂含量不仅明显高于粘土和砂含量，与同剖面其他层位的样品相比，粉砂含量也明显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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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汉东城遗址T0104剖面粒度参数变化曲线 Fig. 3 The parameters and changes of the particle size in T0104 profile from Handongcheng site |
T0104地层中文化层主要包括商周、汉代、宋元这3个时段1)。从图 3的粒度曲线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地层中颗粒物粗细在不同时段的早期和晚期波动十分强烈。代表商周时期地层(186~114 cm)的曲线波动较为频繁，颗粒物粗细不一，分选性较差，说明此时段物质来源复杂，推移质组分变多。汉代层(114~77 cm)曲线波动幅度也比较大，颗粒物平均粒径比宋元地层粗，砂含量增加。宋元地层(70~5 cm)粒度曲线早期波动较大，后期趋于稳定。从图 3中可以看出，有人类活动的地层沉积环境相对不稳定，颗粒物粒径变化十分明显；生土层和接近地表的层位颗粒物组成相对稳定，变化幅度不大，说明受到外来干扰相对较少。唯一不同的是未有人类活动痕迹的第7层，其颗粒物粒径变化十分明显，而且是整个剖面中粒径变化幅度最大的层位。
1) 商周、汉代、宋元是同一剖面中其他层位的年代，详见图 3时代和层位的剖面示意图
第8层(汉)顶部样品粒径在105~160 μm之间的砂含量占7 %，而第7层(文化间歇层)砂质颗粒物明显减少，粉砂质颗粒物增加，表现出明显的分选性。对重庆涪碛口遗址疑似洪水层沉积物的粒度分析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粉砂含量大[19]。张秀芝等[20]对河北平原土壤质地与沉积环境的关系研究认为，分布于山前平原及泛滥平原区的冲积-洪积相以沉积各种粒级的砂、砂砾、细粒的粉砂、粉土、亚砂土为主。而汉东城遗址第7层沉积物正是以粉砂为主，符合冲积-洪积相土壤特征；同时我们对遗址区域附近地层进行了调查并结合考古发掘，发现该层粉砂质沉积分布于靠江的遗址区域。因此，从粒度特征参数及粉砂质沉积的分布范围可以初步判断第7层的沉积可能与洪水有关。
2.2 地球化学元素遗址T0104南壁剖面常量元素数据见表 2，选取不同深度不同时段的部分样品常量元素数据进行UCC(上陆地壳平均化学成分)标准化后绘制成图 4，UCC数据来自Taylo和Mclennan[21~22]。遗址剖面的常量元素以SiO2(平均61.29 %)、Al2O3(平均14.47 %)、Fe2O3(平均4.92 %)为主。与UCC相比(图 4)，本地区土壤SiO2、Al2O3、K2O等元素含量相对稳定，但是Na2O明显偏低，P2O5明显偏高。尤其是编号为5的样品(图 4中的编号均为样品距地表深度，单位为厘米)，其来源于宋元时期地层，在该地层中不仅发现有宋元时期遗存，同时在浮选过程中也发现了大量的炭屑。因此，P的大量富集可能与人类活动有关，而现代河砂中P的稳定状态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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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汉东城遗址T0104剖面样品常量元素数据表(单位wt. %) Table 2 Major element concentrations(wt. %)of eolian deposits from T0104 profile of Hanongcheng s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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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汉东城遗址地层土壤主量元素UCC分配图 Fig. 4 UCC-normalized pattern of major element from the soil of Handongcheng site |
地层中常量元素含量百分比在第7层(316~907 A. D.)上下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和减少过程(图 5)。从图 5可以看出，常量元素中，CaO、Fe2O3和MgO变化趋势较为明显，先增加后减少，之后趋于相对稳定状态，说明在第7层所代表的某个时段内，该区域常量元素有一个明显的搬运沉积和流失过程；与UCC相比，第7层样品的CaO明显偏高，因此地层中的该元素很可能是含有大量该物质的外来物源经过搬运并在此沉积所致。由此推测该区域可能存在一次水体扩张过程，水域漫上一级阶地，各种矿物质沉积；之后水体萎缩，一部分容易流失的矿物被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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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汉东城遗址地层土壤主量元素含量及变化图 Fig. 5 Element contents and changes of soils from Handongcheng site |
另外，对遗址地层沉积物的酸碱度测试结果发现，地层中第4层至第7层的pH值约为7.0~7.5，土壤呈弱碱性；第8层至第11层的pH值约为6，土壤呈中性偏弱酸；生土层的pH值约为5，土壤呈弱酸性。含有大量粉砂沉积的第7层是土壤酸碱度发生改变的关键层位，土壤酸碱度的变化可能与地层中酸性物质的减少和碱性物质的增加有关，从表 2和图 5也可以看出Ca、Mg等碱性元素的富集。
2.3 地层中的铷锶含量变化在雨水淋溶过程中，Rb(铷)容易被粘土矿物吸附而保留在原地，而Sr(锶)则主要以游离态的形式被水体带走，故Rb是一种在湿润气候时富集较多的元素，而Sr是干旱环境时易于在地层中富集的元素，因此Rb/Sr比值的大小实际上指示了降水量的变化[23]。一般而言，Rb/Sr值高，反映风化作用程度强，指示降水量较多，气候湿润[24]。CIA(CIA=Al2O3/(Al2O3+Na2O+CaO+K2O)×100)常用作化学风化程度强弱变化的环境指标[25]。根据CIA值进行化学风化阶段的划分，CIA值小于50为未受化学风化作用阶段，介于50~65之间为初等化学风化作用阶段，气候偏冷；65~85之间为中等化学风化作用阶段，气候偏暖；大于85为强烈化学风化作用阶段，气候炎热[26~27]。
对地层样品的CIA值和Rb/Sr值分析发现(图 6)，在汉代及以前，CIA值约在65~75之间，Rb/Sr值在65~80之间，说明土壤处于中等化学风化作用阶段，降水量整体比较稳定，气候相对温湿；在汉宋之间，CIA值和Rb/Sr值均有一个明显降低及逐渐回升的过程，尤其是Sr表现出突然流失之后又大量增加。Sr的突然减少又大量增加，其幅度是整个剖面中最大的，说明该时段极有可能发生较大的降水及较强的干旱；大量的降水及突然的干旱容易引起灾害事件的发生[28]，比如洪灾和旱灾。宋元地层CIA值和Rb/Sr值均在60左右徘徊，说明土壤样品处于初等化学风化阶段，气温和降水在降温变干之后虽有所回升，但整体比前期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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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汉东城遗址地层剖面铷锶含量及风化程度变化曲线 Fig. 6 Content of Rb, Sr and the changes of Rb/Sr in the profile of Handongcheng site |
关于长江上游川江段阶地形成的时代，沈玉昌[29]认为第一级阶地形成于更新世晚期，而在最新阶地形成过程中，长江仍在不断下切，其间还有两次间歇，第一次造成了相对高度100 m的基座阶地，第二次造成了面积广大的冲积平原，为沿江城镇的主要分布地；李吉均等[30]认为第一级阶地形成于1万年前。在川江段的尾部重庆广阳坝大旗寺附近一级阶地年龄(高程194 m)在17420 a B. P.左右，总体而言长江上游川江段的阶地形成基本在全新世以前[31]。全新世以来受构造隆升的影响长江上游河段的下切速率有逐渐加快的趋势，但是目前并没有发现新的阶地形成，故汉东城遗址汉宋之间的粉砂质间歇层的出现，应该与河流下切及阶地形成等因素无关。
3.1 遗址地层记录的洪水事件及规模从地层样品的粒度、地球化学元素、酸碱度等的分析，汉宋之间该区域确实发生过较大的环境变化事件，该事件导致地层中大量物质流失与沉积、导致地层中颗粒物粗细也发生较大的改变；地层中铷锶含量及其比值的变化显示，该时段内发生强降水的可能性非常大。根据地貌学和水文学的观点，河流洪水的发生是由于强降水或快速积雪融化等导致河流流量急速增加；与正常河水相比，洪水会增加对河道、河漫滩和峡谷边缘地带物质的侵蚀、搬运和再沉积作用[32]。因此，导致物质大量流失与沉积的环境事件极有可能是洪水。从可能指示洪水事件的第7层沉积物分布范围和规律来看，此次事件与长江水体变化有关。汉东城遗址位于长江西岸的一级阶地上，不容易受到一般性水体变化影响，如季节性洪水等，因此第7层沉积反映的现象可能不是一般性的水体泛滥事件。
汉东城遗址所在地海拔高度约为223 m，附近江面现代海拔约在200 m，那么在汉宋之间的某个时间段内，汉东城遗址地层所在的位置，水位到达该地区并在地层中留下痕迹，说明当时的洪水水位在川江段至少达到了223 m的高度。1998年特大洪水时，位于朱沱上游的宜宾屏山水位在299.5 m(历史最高水位303.1 m)、寸滩水位183.2 m(历史最高水位191.4 m)，万州水位134.7 m(历史最高水位191.4 m)，当时汉东城遗址所在区域洪水并没有漫上一级阶地；在2018年7月23日，洪峰过永川朱沱时的水位为217.04 m(从1954年建站以来的最大洪峰)，虽然接近洪积层的高度，但最终没有漫上阶地。因此从现代洪水事件规模来看，汉东城遗址地层中记录的洪水事件应该比1998年和2018年洪水还要大。
3.2 洪水事件发生的气候背景川江地区水量丰富，水体的变化受气候及区域降水量变化影响明显。前文已提到，根据测年和遗址层位出土遗物综合判断，第7层的形成时代不早于西晋、不晚于五代。地层中铷锶的表现则指示出该时段极有可能发生过一次较大的降水及较强的干旱事件。
竺可桢[33]根据相关物候资料研究认为，100~600 A. D.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寒冷期，这种寒冷气候一直持续到3世纪后期(西晋)，特别是公元280~289年达到极点，但是这个时期的前半期比较湿润，降水波动频繁，后半期相对比较干旱；600~1000 A. D.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温暖期，气候湿润多雨。石笋的研究表明在600 A. D.前后东亚夏季风加强，中国气候整体温暖湿润[34]；大九湖泥炭沉积记录显示，在1000 A. D.左右，气候较为凉湿[35]。满志敏[36]通过极端霜雪事件发生频率、沿海海水和长江流域河湖结冰情况、冬季大寒事件等的统计分析认为，唐代气候温暖期应该在8世纪中叶已经结束，之后气候转向干冷。Yancheva等[37]根据雷州半岛湖光岩湖、江苏葫芦洞、贵州董哥洞沉积指示的冬季风强度变化认为，约在750 A. D.左右，中国气候发生较大改变，出现大范围干旱，唐朝的衰败由此开始。吴宏岐等[38]根据物候、动物分布、孢粉、雪线和海平面等相关资料分析认为，550~1050 A. D.期间中国气候经历了一个温暖-寒冷-温暖的气候波动变化，800 A. D.左右刚好是温暖向寒冷变化的分界线，950 A. D.是气候由寒冷向温暖转变的分界线。
综上，100~1000 A. D.期间，中国气候有两个明显的转变期，第一次是在3世纪后期，第二次是在8世纪中叶，这两次的气候都表现出前期降水多后期干旱的特点，这与汉东城遗址T0104剖面Rb/Sr和CIA值反映的气候变化趋势相一致，即前期出现较强降水后期干旱。气候干旱化，淋滤作用变小，也容易使Ca、Mg等碱性元素富集，碱性元素的富集势必会改变土壤的酸碱度特性，地层中土壤酸碱度的变化趋势也表现出一致性。气候环境条件是水文系统最主要的驱动力，区域或全球气候突变时期通常伴随着大洪水的发生[39]。在气候相对稳定的时期，洪水灾害发生的几率小，而在气候的转型期、异常波动突变期，大洪水出现的频率会高很多。在3世纪后期和8世纪中叶中国气候进入转型期，这一时期气候波动大，气候的波动可能导致降水量年际和年内分配不均匀，异常的降水事件是大规模古洪水频发的主要原因。故从气候变化的时间推测，洪水事件可能发生在西晋或者唐朝中后期。
尚彦军等[40]将南水北调中线划分为唐白河、淮河、黄河北、滏阳河、海河5个区段并对区段内沿线遗址数量及其相关地貌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该沿线先人多聚居在缓坡地、岗地、冲洪积扇和微倾斜平地，这既满足了先人对水资源的依赖，同时也避免了一般性洪水泛滥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5个区段内的遗址数量在隋至五代时期均处于低谷，是整个历史时期遗址数量最少的，唐白河区段内在隋至五代时期遗址出现缺失现象。这种隋至五代遗存缺失或遗址低谷现象及其所处的地貌部位与汉东城遗址存在的问题是一致的。
3.3 洪水事件发生时间推测汉东城遗址所在的朱沱镇，秦属巴郡江州县地，西汉属犍为郡，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分江津地，置万春县，为县治，属渝州；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改名万寿县，而汉东城遗址附近则可能是县城所在地。作为可能是县城所在地的遗址，其地层中却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遗存，显然是不正常的。如果洪水事件发生在西晋时期，则唐朝遗存应该会留存在地层中；故从气候及地层中发现的遗存分析，本次遗址地层中记录的洪水事件极有可能发生在唐代。
根据《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41]搜集的历史及文献资料，发生在唐代的洪水有10次，其中明确与川江段有关的洪水事件至少有4次。第一次为644 A. D. (贞观十八年)“秋，谷、襄、豫、荆、徐、梓、忠、绵、宋、亳十州大水”；第二次为648 A. D. (贞观二十二年)“夏，泸、越、徐、交、渝等州水”；第三次为653 A. D. (永徽四年)“杭、夔、果、忠等州水”[42]；第四次为843 A. D. “唐德宗时，韦皋开都督府于三江口，创筑土城。会昌三年，马湖水荡圮，徙筑江北，今旧州城址犹存。”[43]
前文已提到，我们对洪水沉积之后形成的地层中的有机碳进行测试，其年代范围为776~971 A. D.，与这个年代范围比较接近的洪水事件，则为会昌三年(843 A. D.)。在长江下游沿江地区，如安庆等也发现在840 A. D.左右发生过严重的洪灾事件[44]。因此，从气候变化背景、文献记载及沉积记录等综合分析，汉东城遗址地层中的古洪水事件极有可能是公元843年发生的大洪水事件留存在遗址地层中的沉积，当然这次洪水事件记录也可能再次印证了唐朝中后期中国气候出现大的波动。
4 结论古文献中的水灾史料对我们认识长江流域的水体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揭示区域水体灾害风险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目前关于长江水体变化尤其是洪水的详细记录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有记录的洪水事件多发生在唐宋以后，对于汉唐时期及其以前发生过的洪水规模、时间、地点等文献记录并不明确，这为获取更多早期的长江水体变化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而考古遗址地层中的事件地层和沉积记录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考古遗址地层中的古洪水沉积记录为研究古水体的变化提供了新视野。古洪水事件是水文过程对极端性气候突变事件的即时响应，从地层记录中识别古洪水信息有助于重建流域洪水发生的序列，分析洪水发生的周期，对防洪减灾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古气候演变的历史，还可为预测气候环境变化提供佐证。
朱沱镇附近是赤水河、习水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水量丰富，水体的变化受气候变化、区域降水量和地质灾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位于朱沱镇汉东村的汉东城遗址，东邻长江，极易受到长江水体变化的影响。本文对汉东城遗址地层样品进行了粒度、地球化学元素、酸碱度等的测试与分析，得出以下初步认识：
(1) 遗址T0104剖面土壤以粉砂质壤土为主，但是与同剖面其他层位的样品相比，第7层样品粉砂含量明显偏高；地层中的地球化学元素含量，以SiO2、Al2O3、Fe2O3为主；与UCC值相比，本地区土壤SiO2、Al2O3、K2O等元素含量相对正常，但是Na2O明显偏低，P2O5明显偏高，这可能与人类活动有关；同时地层中土壤酸碱度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过程也与酸性物质的减少和碱性物质的增加有关。地层中的粒度和常量元素的变化可能与遗址附近长江水体的变化有关。
(2) 地层中土壤的CIA值和Rb/Sr值指示，在汉代及以前，该区域处于中等化学风化作用阶段，气候相对温湿；在唐中后期，该区域极有可能发生较大的降水及较强的干旱；宋元时期该区域处于初等化学风化阶段，气温和降水在降温变干之后虽有所回升，但整体比前期干冷。
(3) 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分析，汉东城遗址所在区域，在唐中后期可能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洪水泛滥事件，该事件对于生活在长江岸边的汉东城遗址先民而言有较大影响，而这也可能是至今我们仍未在该区域发现唐代遗存的原因之一。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的认真阅读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编辑部杨美芳老师花大量时间为本文润色!感谢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本研究提供的经费和资料支持!感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康炜同学和成都博物馆朱寒冰先生在资料查询、图形绘制等方面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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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ongqing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qing 410013)
Abstract
The flood record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are relatively sketchy, which poses a large degree of uncertainty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river's water body of the Yangtze River, but the event strata in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have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water and climate change.The Handongcheng site is located in Handong Village, Zhutuo Town, Yongchuan District, Chongqing City, on the first terrace of the west bank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29°00'27.6"N, 105°50'57.1"E) at an elevation of 223 meters. It is also a main waterway connecting southern Sichuan, northern Guizhou and western Chongqing. The particle size, geochemical elements and PH value of the stratum samples are measured and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particle siz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oil in the site's strata is mainly silt, while the content of sand and clay is relatively low, especially in the seventh layer, which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ilt. The geo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strata is mainly SiO2 (61.29% on average), Al2O3 (14.47% on average)and Fe2O3 (4.92% on average); compared with UCC values, the content of Na2O in the soil is markedly low, while the figures for P2O5 are slightly higher.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nd before, the CIA value in the strata was between 65~75 and the Rb/Sr value was between 65~80, indicating that these strata were in the middle stage of chemical weathering, and the climate at that time was relatively warm and humid. Between the Han and Song dynasties, there was both an observable decrease and a gradual increase in CIA and Rb/Sr values. After that, the two values hovered around 60, showing that although temperatures and precipitation recovered after a period of cooling and drying, the weather was generally drier and colder than previously. Also, from the content and ratio variation of Rb/Sr in the strata, it can be seen that there was a high likelihood of heavy precipitation in this area in a certain period between Han Dynasty and Song Dynasty.The particle size and geochemical elements of the site soil was analyzed on the basis of excavated remnants and radiocarbon dating. Furthermore, coupled wit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background data on climate chang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1)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there was indeed a large-scale flood event in the area where the Handongcheng site is located; 2)this flood event may be related to heavy precipitation; 3)according to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modern flood records, the flood event recorded in the site strata should be larger in scale than those in 1998 and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