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Vol.40
表 1(Table 1)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及其动力探讨
崔一付,
杨谊时,
张山佳,
李国林,
李冀源,
陈国科
doi:10.11928/j.issn.1001-7410.2020.02.22 
文章编号：1001-7410(2020)02-538-09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及其动力探讨
(1 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50;
3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 西宁 810007)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50;
3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马家窑文化是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类型，其以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对于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交流传播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X-荧光光谱分析法对甘青地区5个典型马家窑文化早期阶段遗址出土的92件彩陶陶片样品和各遗址附近采集的42份红粘土及黄土样品进行化学元素组成分析，追溯彩陶的产源地及贸易。同时基于陶器的起源传播理论，收集整理马家窑文化区遗址出土的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农作物以及动物骨骼遗存鉴定资料，探讨马家窑彩陶贸易的动力。Ti/Al-Na/K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宗日文化区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元素组成特征和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的彩陶一致，表明宗日遗址马家窑类型彩陶是从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贸易而来；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传播和该地区粟黍农作物的交流传播具有时空一致性，粟黍农业人群沿黄河上游谷地向共和盆地的扩散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宗日文化区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生业模式的差异带来了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动力，这也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的动力。
关键词：马家窑文化 彩陶 元素组成 贸易 宗日文化 粟黍农业 动力
中图分类号
P92;K872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2.2 方法
2.2.1 样品前处理
3.2 Ti/Al-K/Al分析结果
3.3 主成分分析结果
4 讨论
马家窑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地方类型，是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类型[1]。其分布以洮河流域为中心，西至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北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西北可达河西走廊中西部酒泉地区，东达渭河流域上游地区[2]。马家窑文化以精美的陶器闻名于世，其先民采纳了以粟黍农业为主狩猎为辅的生业模式[3~4]。受马家窑文化的影响，在青海省共和-贵德盆地，出现了一种马家窑文化的地方类型——宗日文化[5]。宗日文化出土的陶器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橙红色泥质彩陶为主的典型马家窑文化彩陶，另一种是乳白色夹砂陶器，称为宗日式陶器，还有一种是当地仿造的马家窑文化陶器[6]。典型马家窑文化陶器主要出土于宗日文化遗址的早期地层，而到了宗日文化晚期，已经见不到马家窑文化的陶器，只有宗日式陶器[2, 6]。
洪玲玉等[7]、侯光良等[8]先后通过陶器的元素组成探讨了宗日文化遗址中典型马家窑文化陶器的来源，认为其是从河湟谷地马家窑文化区贸易而来。Cui等[9]通过对比分析青海省东北部马家窑文化陶器和甘肃省东部仰韶文化晚期陶器的化学组成认为，该时期的陶器主要是用本地的红粘土烧制的，青海省东北部马家窑文化早期和甘肃省东部仰韶文化晚期陶器很少存在交换的现象。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时期出现的这种马家窑文化与宗日文化共存和交流的局面使得该地区成为研究史前陶器交流传播的理想区域。
关于陶器起源和传播的理论包括“建筑假设”[10]、“烹饪假说”[11]和“强化理论”[12]等几种，前人对于“烹饪假说”和“强化理论”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性，即相较于陶器出现之前的器具，陶器在起源和传播过程中，由于其能提高食物的烹饪效率、增加谷物及豆类食材的保存量和保质期以及扩大了可利用食物的来源等益处，使得陶器在史前人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于陶器的起源传播和食物的生产储存之间的联系尚无明确的结论，但根据陶器的起源和传播理论，对于陶器的起源传播和食物的生产储存问题的研究是无法分开的[13]。马家窑文化区内大量的动植物考古研究为重建该时期食物资源的传播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14~20]，基于陶器在食物储存和烹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不同生业模式导致的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需求，研究马家窑文化区内食物资源的传播过程有利于更好地理解马家窑文化陶器传播的动力。
1 研究区概况研究区(34°~38°N，100°~106°E，见图 1)包括青海省东北部和甘肃省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地势自东向西逐渐抬升，东部的陇东盆地海拔在1500 m以下，西部的共和盆地海拔已达到3000 m左右。区域内地貌多样，包括山地(东祁连山地)、盆地(共和-贵德盆地、西宁盆地、陇东盆地)、谷地(河湟谷地)。黄河及其主要支流渭河、洮河和湟水流经该区域，河流阶地广泛出露第三纪红色粘土，且阶地上堆积有第四纪黄土。研究区内广泛存在的第三纪红粘土和第四纪黄土为先民提供了充足的制陶原料[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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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及采样点 Fig. 1 Study area and sampling sites |
根据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结果，研究区内分布有马家窑文化(特指马家窑文化早期马家窑类型)的遗址共计706处，宗日文化遗址39处[21~22]，根据14C测年结果，马家窑文化的年代范围为5300~4800 a B. P.[23]，宗日文化的年代范围是5200~4100 a B. P.[24]。
2 材料和方法 2.1 样品采集研究样品采集自甘青地区山那树扎遗址、马家窑遗址、李家坪遗址、大崖头遗址和宗日遗址等5个典型马家窑文化遗址，样品种类分为陶片、红粘土和黄土三类。共采集陶片(见表 1)样品92份(山那树扎遗址14片，马家窑遗址32片，李家坪遗址8片，大崖头遗址26片，宗日遗址12片)，第三纪红粘土样品21份，第四纪黄土样品21份，红粘土和黄土样品均采集自除李家坪遗址外其他4个遗址周边出露的土壤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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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品统计 Table 1 Sample statistics |
图 2选取了采集自马家窑遗址、山那树扎遗址、李家坪遗址、大崖头遗址和宗日遗址的典型马家窑文化的陶片。正如前文所说，宗日文化遗址存在仿制的马家窑文化陶器，所以本文采集的12件陶片样品均经过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国林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谊时的鉴定，确系马家窑文化陶片。图 2a、2c和2d分别为带状网纹橙黄陶(依次采集自马家窑遗址、大崖头遗址和宗日遗址)，图 2b为采集自山那树扎遗址的勾叶圆点纹橙黄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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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采集的马家窑文化陶片 Fig. 2 Collected Majiayao cultural potsherds |
从已选取的陶片样品上割取10 g左右陶片样本，首先将彩陶片表面的颜料刮去，将样品放入超声波清洗机中用去离子水清洗30 min并重复该步骤3遍，然后将清洗干净的样品放入烘箱在105 ℃的条件下干燥24 h，然后用震动研磨机将陶片研磨至可以经过200目筛的粉末，然后在30 t压力下将粉末状样品压成直径4 cm，厚0.5~0.7 cm的样品圆片样，压样过程中使用硼酸制作圆片样的外衣，以备X-射线荧光光谱仪分析。
2.2.2 样品测试本文研究对样品采用的测试方法为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RF)，所有样品的测试都在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X-射线荧光光谱实验室进行(仪器型号为Magix PW2403)，标样选用国家一级土壤标样。X-射线荧光光谱仪对于常见元素的检出范围为0.1 ppm至100 %，当元素含量大于仪器检出限时，相对标准偏差小于5 %，具有较高的精度。测定结果包括Cl、S、P、As、Ba、Bi、Ce、Co、Cr、Cu、Ga、Hf、La、Mn、Nb、Nd、Ni、Pb、Rb、Sr、Th、Ti、Tl、V、W、Y、Zn、Zr、Fe、Si、Al、Mg、Ca、Na、K等35种元素。
3 实验结果 3.1 元素测试结果受限于仪器的检出限，部分微量元素的含量较小或测不出，故本文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仅选取含量接近或大于100 ppm的13种元素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包括铁(Fe)、硅(Si)、铝(Al)、镁(Mg)、钾(K)、钙(Ca)等6种主量元素，钠(Na)和钛(Ti)两种次量元素以及铬(Cr)、铷(Rb)、锶(Sr)、锌(Zn)、镐(Zr)等5种微量元素。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样品的元素含量，本文将13种元素的含量用统计箱式图进行展示(图 3)。所有样品中元素含量最高的为主量元素Si，陶片、红粘土和黄土的Si含量平均值分别为57.25 %、57.54 %和52.25 %，所选元素中含量最低的为微量元素Zn，陶片、红粘土和黄土的Zn含量平均值分别为101.01 ppm、81.56 ppm和58.05 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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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陶片、红粘土和黄土元素组成 Fig. 3 Elemental compositions of potsherd, red clay and loess samples |
Ti/Al比值在沉积物的物源识别中非常有效[25]，因为即使在Al含量保持相对恒定的情况下，不同类型岩石的Ti含量也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26]。在所有主要元素中，Al和Ti在天然水中的溶解度最低[27~28]。沉积物中的K/Al比值也可以用作化学风化早期沉积物原始成分的指标，因为不同的长石、云母和粘土矿物中的K/Al比值明显不同[29]。钾长石耐化学风化，在含钾硅酸盐的风化过程中，其在风化剖面上的迁移性较小[26]。
为了使分析结果更为全面，我们还收集整理了已发表的青海省东北部马家窑文化陶器的数据[9]，Ti/Al-K/Al分析结果展示在图 4中。首先根据图 4a结果显示，红粘土和黄土的K/Al比值差异明显，从宗日遗址附近采集的红粘土和其他3个遗址附近的红粘土的Ti/Al-K/Al比值也有明显差异。综合图 4a和4b结果，本文采集的92个马家窑陶片的Ti/Al-K/Al比值更接近于红粘土，所以马家窑文化陶片的原料主要为红粘土，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7~9]。宗日遗址的马家窑陶器的Ti/Al与K/Al比值和遗址附近的红粘土有明显差异，而与大崖头遗址、马家窑遗址以及青海省东北部部分陶器相似[7~8]，说明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陶器可能来源于青海省东北部以及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的大崖头、马家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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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陶片、红粘土和黄土的Ti/Al-K/Al分析结果 (a)红粘土与黄土；(b)陶片 Fig. 4 Ti/Al-K/Al ratio results of potsherds(b), red clay and loess samples(a) |
前人研究表明，陶片主、次量元素的差异主要受制陶原料的影响，微量元素的差异主要由产源地决定[30~31]。所以我们将选取的6种微量元素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如图 5所示。主要结果和Ti/Al-K/Al分析结果一致，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陶片与大崖头遗址、马家窑遗址以及青海省东北部部分[7~8]马家窑文化遗址的陶片较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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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陶片、红粘土和黄土微量元素的主成分分析结果 |
在明确了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原料为红粘土以及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陶器可能来源于青海省东北部部分马家窑文化遗址或者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的大崖头、马家窑遗址之后，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宗日遗址马家窑文化彩陶从外地输入的动力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前文所提到的陶器的起源和传播理论方面着手。所以本文试图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时期人类生业模式角度探讨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粟黍在大约距今10000年前在中国北方被驯化[32~33]，仰韶文化期间粟黍农业为主的生业模式在中国北方的陕西和河南地区首先确立[34]，然后在黄土高原扩散[35~36]。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早中期粟黍农业首先在甘肃省东部确立起来[37]，然后在距今5900年前后快速向西传播到六盘山以西地区[38~39]，之后约在距今5200年扩散到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低于2500 m的地区[14~15]。
我们统计整理了已发表的出土了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遗存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图 6a)，以及粟黍遗存直接测年数据(图 6b)。结果显示，目前青藏高原东北部最早的粟黍遗存发现于民和-化隆地区的胡热热遗址(5208±234 cal.a B. P.)和罗哇林场遗址(5141±164 cal.a B. P.)[14~15]，之后粟黍农业快速向西扩散，于距今5000年左右到达贵德地区[34](图 6a)。宗日文化区宗日遗址出土了超过4000粒粟黍种子遗存，目前最早的粟黍直接测年数据为4494±74 cal.a B. P.[16]，因为该工作仅对宗日文化二期晚段至三期的文化层进行了系统的浮选，所以对于宗日遗址一期的植物遗存尚不清晰。人骨稳定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宗日遗址人骨C同位素显示C4信号，表明粟黍是宗日先民的主要食物[17]，这也印证了植物考古的结论。综合出土粟黍的遗址点位置和测年数据可知，粟黍农业自距今5200年在青海省东北部民和-化隆地区确立后，沿着黄河和湟水两岸的阶地快速向西传播，并于距今约5000年左右到达贵德地区，受限于宗日文化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开展的局限性，现在可以确认的是至晚到距今4500年左右粟黍传播到海拔超过3000 m的共和盆地。基因研究显示，起源于新石器早中期黄河流域的粟黍人群大约于距今5200~4000年扩散至青藏高原东北部[40]，结合前文总结的植物考古研究表，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人群带着新鲜的粟黍种植技术在马家窑文化期间向青藏高原东北部扩散，此结论和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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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马家窑文化出土粟黍遗存的遗址(a)及粟黍直接测年年代中值(b) Fig. 6 Location (a) of millet unearthed sites and direct median radiocarbon dates (b) of millet remains from Majiayao cultural site |
关于马家窑文化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研究受限于动物考古工作开展得局限，目前已发表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动物考古研究仅局限于师赵村遗址、西山坪遗址、宗日遗址、羊曲十二档遗址以及香让沟遗址[18~19]，且西山坪遗址发表的动物骨骼研究未对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精确的统计。我们统计了这几处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的百分比(图 7)，师赵村遗址马家窑文化家养动物骨骼数量达到了80 % [18]，而3处宗日文化遗址的家养动物比例分别为8 %、0和2 % [19]，这表明了马家窑文化遗址和宗日文化遗址先民对动物资源利用模式的不同，即马家窑文化遗址先民主要利用猪(Sus scrofa domestica)、狗(Canis familiarts)和牛(Bos domestica)等家养动物，而宗日文化遗址先民主要利用野生动物资源。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家猪的饲养是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符号[42]，而宗日文化遗址中均不见家猪，说明农业在宗日先民的生业模式中占据的比重应该较低，且随着宗日文化的发展，农业在生业模式中的的比重越来约低，而狩猎比重越来越高[19, 24]。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何宗日遗址出土了如此多的粟黍遗存？且粟黍遗存的比例在所有出土植物遗存中占比高达97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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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马家窑文化和宗日文化遗址动物骨骼遗存百分比 统计数据来源于文献[18~19] Fig. 7 Percentage of animal skeleton remains in Majiayao and Zongri cultural sites. The statistical data are from references [18~19] |
农作物在植物遗存中的占比可以反映农业的田间管理水平，而在宗日遗址这样一个农业比重如此低的遗址有着高超的田间管理水平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宗日遗址出土的247件石器中，有数十件石刀、石锛和石斧等可用于农业耕作的工具[6]，说明宗日遗址生业模式中存在一定的农业比重，但高比例的野生动物资源利用也从侧面说明农业在宗日遗址生业模式中的比例较低，这与高超的田间管理水平相互矛盾。据此推测，宗日遗址出土的部分粟黍农作物有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贸易而来[16]。回到前文提到的马家窑文化区粟黍农业发展历程以及基因研究结果可以推测，宗日文化区可能存在两种人群，一种是起源于高藏高原的土著，另一种为来源于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的粟黍农业人群，宗日遗址出土的3种不同类型的陶器亦可佐证此结论[6]。图 6中马家窑文化区粟黍出土点以及和宗日遗址马家窑文化陶器化学组成相似的遗址几乎完全一致，即宗日遗址马家窑文化陶器和粟黍农作物的传播之间关系密切，且具有同步性。同时，由于宗日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生业模式的差异，给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动力，所以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的粟黍农业人群沿黄河上游谷地向共和盆地的扩散，同时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这就包括了粟黍种植技术(或者直接交换粟黍农作物)和精美的马家窑文化彩陶，这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彩陶传播的动力。陶器可以作为食物资源的容器随着食物资源的贸易而流通，亦可以作为贸易的主体。作为贸易的另一方，马家窑文化区的一些马家窑遗址亦发现了宗日文化的遗存或受到了宗日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大通孙家寨遗址就发现了宗日文化陶器[8]，贵德盆地的部分马家窑文化遗址受到了宗日文化的影响[43]。另外，在马家窑文化遗址和宗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海贝[43~44]，这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区和宗日文化区之间发生贸易的佐证。
5 结论本文通过对比分析马家窑文化区山那树札、马家窑、李家坪、大崖头和宗日等5处典型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和采集自遗址附近的红粘土及黄土的化学组成成分，追溯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原料、产源地及贸易过程，同时结合研究区内粟黍农业的传播扩散过程以及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策略，基于陶器的起源及传播理论，探讨马家窑彩陶贸易的动力，结果如下：
(1) Ti/Al-K/Al和主成分分析结果均显示马家窑文化陶器的主要原料是第三纪红粘土，且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化学组成成分和遗址附近的红粘土差异明显，而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的红粘土化学组成成分类似。
(2) 通过对比宗日遗址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的马家窑文化彩陶的化学组成成分异同，宗日遗址马家窑文化彩陶非本地制作，而是从马家窑文化核心区贸易而来，且其传播路线大致是沿着黄河和湟水两岸阶地向宗日文化区传播，传播路线和研究区内粟黍农业的传播扩散具有一致性。
(3) 基于陶器的起源和扩散理论，同时对比宗日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先民生业模式差异，不同的生业模式带来了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动力，这也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的动力。
致谢: 感谢兰州大学西部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王锦芳老师在实验过程中提供的指导和帮助，同时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杨美芳老师宝贵的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
严文明. 马家窑文化[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1-20. Yan Wenming. Majiayao Culture[M]. Beijing: China Encyclopedia Press, 1986: 1-20. |
| [2] |
王辉.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格局[M]//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考古学研究(九).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210-243. Wang Hui. Genealogy and pattern of Neolithic Bronze Ag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in Gan-Qing region[M]//School of Archaeology, Culture and Museum,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Peking University. Archaeological Research(Ⅸ).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210-243. |
| [3] |
尚民杰. 青海原始农业考古概述[J]. 农业考古, 1987(1): 62-70. Shang Minjie. An overview of archeology of primitive agriculture in Qinghai[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1987(1): 62-70. |
| [4] |
Dong G H, Wang L, Cui Y F, 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the Majiayao cultural evolu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variety of subsistence strategy during late Neolithic period in Gansu and Qinghai provinces, Northwest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3, 316(459): 155-161. |
| [5] |
陈洪海, 格桑本, 李国林. 试论宗日遗址的文化性质[J]. 考古, 1998(5): 23-27. Chen Honghai, Ge Sangben, Li Guolin. Discussion culture character of Zongri site[J]. Archaeology, 1998(5): 23-27. |
| [6] |
陈洪海, 王国顺, 梅端智, 等. 青海同德县宗日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98(5): 1-35. Chen Honghai, Wang Guoshun, Mei Duanzhi, et al. The bulletin of Zongri site, Tongde County, Qinghai Province[J]. Archaeology, 1998(5): 1-35. |
| [7] |
Hong Lingyu, Cui Jianfeng, Chen Honghai. Immigrant,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The analysis of pottery of Zongri site during late Neolithic Age[M]. .
|
| [8] |
侯光良, 鄂崇毅, 杨阳, 等. 共存与交流-青藏高原东北部史前陶器来源地分析[J]. 地球环境学报, 2016, 7(6): 556-569. Hou Guangliang, E Chongyi, Yang Yang, et al. Codependent and exchange:The source analysis of prehistoric pottery in the northeast Tibetan Plateau[J]. Journal of Earth Environment, 2016, 7(6): 556-569. |
| [9] |
Cui Y F, Dong G H, Li H M, et al. Early ceramic trade in Gansu and Qinghai regions, Northwest China:A comparative elemental analysis on sherds of Majiayao culture, Yangshao culture and Qijia culture[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Reports, 2015(3): 65-72. |
| [10] |
Vandiver P. Sequential slab construction; A conservative southwest Asiatic ceramic tradition, ca. 7000-3000 BC[J]. Paléorient, 1987, 13(2): 9-35. DOI:10.3406/paleo.1987.4426 |
| [11] |
Crown P L, Wills W H. The origins of southwestern ceramic containers:Women's time allocation and economic intensification[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1995, 51(2): 173-186. DOI:10.1086/jar.51.2.3630253 |
| [12] |
Hayden B. Nimrods, piscators, pluckers, and planters:The emergence of food production[J].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90, 9(1): 31-69. |
| [13] |
普鲁登斯·莱斯, 陈继玲.陶器的起源[J].南方文物, 2017, (3): 241-261. Prudence Rice, Chen Jiling. The origin of pottery[J].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17, (3): 241-261. |
| [14] |
Chen F H, Dong G H, Zhang D J, et al. Agriculture facilitated permanen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after 3600 BP[J]. Science, 2015, 347(6219): 248-250. DOI:10.1126/science.1259172 |
| [15] |
Jia X, Dong G H, Li H,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ts impact on cultural expansion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in the western Loess Plateau, China[J]. The Holocene, 2013, 23(1): 85-92. DOI:10.1177/0959683612450203 |
| [16] |
Ren L L, Dong G H, Liu F W, et al. Archaeobotanical and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rade and exchange between foragers and farmers on the Tibetan Plateau[J]. Antiquity, 2020, unpublished.
|
| [17] |
崔亚平, 胡耀武, 陈洪海, 等. 宗日遗址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J]. 第四纪研究, 2006, 26(4): 604-611. Cui Yaping, Hu Yaowu, Chen Honghai, et al. Stable isotopic analysis on human bones from Zongri sit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6, 26(4): 604-611. DOI:10.3321/j.issn:1001-7410.2006.04.016 |
| [18]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师赵村与西山坪[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335-339.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zhaocun and Xishanping[M]. Beijing: China Encyclopedia Press, 1999: 335-339. |
| [19] |
安家瑗, 陈洪海.宗日文化遗址动物骨骼的研究[C]//2007年中国郑州动物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7. An Jiayuan, Chen Honghai. Study on Animal Skeleton of Zongri Cultural Sites[C]//200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nimal Archaeology in Zhengzhou, China, 2007. |
| [20] |
陈亭亭, 贾鑫, 黎海明, 等. 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第四纪研究, 2019, 39(1): 132-143. Chen Tingting, Jia Xin, Li Haiming, et al. The analysis of spatiotemporal transformat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during Qijia culture period in Gansu-Qinghai region[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9, 39(1): 132-143. |
| [21] |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6. Bureau of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Atlas of Chinese Cultural Relics-Fascicule of Qinghai Province[M]. Beijing: China Cartograghic Publishing House, 1996. |
| [22] |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M]. 北京: 测绘出版社, 1996. Bureau of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Atlas of Chinese Cultural Relics-Fascicule of Gansu Province[M]. Beij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Press, 1996. |
| [23] |
张强禄. 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J]. 考古, 2002(1): 47-60. Zhang Qiangl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iayao and Yangshao cultures[J]. Archeaology, 2002(1): 47-60. |
| [24] |
陈洪海.宗日遗存研究[D].北京: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 64-67, 104-106. Chen Honghai. A Study of Zongri Remains[D]. Beijing: The Doctoral Thesis of Peking University, 2002: 64-67, 104-106. |
| [25] |
Sheldon N, Tabor N. Quantitative paleoenvironmental and paleoclimatic reconstruction using paleosoils[J]. Earth-Science Reviews, 2009(95): 1-52. |
| [26] |
Hao Q Z, Guo Z T, Qiao Y S, et al. Geochemical evidence for the provenance of Middle Pleistocene loess deposits in Southern China[J].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10, 29(23-24): 3317-3326. DOI:10.1016/j.quascirev.2010.08.004 |
| [27] |
Broecker W, Peng T. Tracer in the Sea[M]. New York: Eldigio Press, 1982: 167-169.
|
| [28] |
Sugitani K, Horiuchi Y, Adachi M, et al. Anomalously low Al2O3/TiO2 values for Archean cherts from the Pilbara Block, Western Australia-Possible evidence for extensive chemical weathering on the early earth[J]. Precambrian Research, 1996, 80: 49-76. DOI:10.1016/s0301-9268(96)00005-8 |
| [29] |
Cox R, Lowe D, Cullers R. The influence of sediment recycling and basement composition on evolution of mudrock chemistry in the Southwestern United States[J].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1995, 59(14): 2919-2940. DOI:10.1016/0016-7037(95)00185-9 |
| [30] |
李士, 秦广雍. 现代实验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1: 233-238. Li Shi, Qin Guangyong.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in Archaeology[M].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1: 233-238. |
| [31] |
刘爽, 金海燕. 内蒙古大山前遗址陶片化学成分测定和分析[J]. 边疆考古研究, 2005(1): 330-338. Liu Shuang, Jin Haiyan. Deter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pottery from Dashanqian site, Inner Mongolia[J]. Frontie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2005(1): 330-338. |
| [32] |
Lu H Y, Zhang J P, Liu K B, et al. Earliest domestication of common millet (Panicumm miliaceum) in East Asia extended to 10, 000 years ago[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9, 106(18): 7367-7372. DOI:10.1073/pnas.0900158106 |
| [33] |
Zhao Z J. New archaeobotanic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China[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1, 52(S4): 295-306. DOI:10.1086/659308 |
| [34] |
巴家云. 略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社会经济生活[J]. 中原文物, 1996(1): 49-55. Ba Jiayun. The consideration about social economic activity of Banpo type of Yangshao culture[J].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1996(1): 49-55. |
| [35] |
巩启明. 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J]. 中原文物, 2001(5): 29-37. Gong Qiming.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 of Yangshao culture from archaeological data[J]. Cultural Relics in Central China, 2001(5): 29-37. DOI:10.3969/j.issn.1003-1731.2001.05.004 |
| [36] |
张健平, 吕厚远, 吴乃琴, 等. 关中盆地6000-2100 cal.a B. P.期间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J]. 第四纪研究, 2010, 30(2): 287-297. Zhang Jianping, Lü Houyuan, Wu Naiqin, et al. Phytolith evidence of millet agriculture during about 6000-2100 a B. P. in the Guanzhong Basin, China[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0, 30(2): 287-297. |
| [37] |
Zhou X Y, Li X Q, Zhao K L, et al. Earl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in the Neolithic Longdong Basin(eastern Gansu)[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1, 56(8): 762-771. DOI:10.1007/s11434-010-4286-x |
| [38] |
An C B, Ji D X, Chen F H, et al. Evolution of prehistoric agriculture in central Gansu Province, China:A case study in Qin'an and Li County[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0, 55(18): 1925-1930. DOI:10.1007/s11434-010-3208-2 |
| [39] |
Barton L, Newsome S, Chen F H, et al. Agricultural origins and the isotopic identity of domestication in Northern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9, 106(14): 5523-5528. DOI:10.1073/pnas.0809960106 |
| [40] |
Li Y C, Tian J Y, Liu F W, et al. Neolithic millet farmers contributed to the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by adopting barley agriculture[J]. National Science Reviews, 2019, 6(5): 1005-1013. DOI:10.1093/nsr/nwz080 |
| [41] |
侯光良, 许长军, 曹广超, 等. 青藏高原末次冰消期-全新世中期人类扩张的时空模拟[J]. 第四纪研究, 2017, 37(4): 709-720. Hou Guangliang, Xu Changjun, Cao Guangchao, et al. The spatial-temporal simulation of mankind's expansion on the Tibetan Plateau during Last Deglaciation-Middle Holocen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7, 37(4): 709-720. |
| [42] |
袁靖. 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J]. 考古学报, 1999(1): 1-22. Yuan Jing. On the way for Chinese people to obtain meat resources in the Neolithic Age[J].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1999(1): 1-22. |
| [43] |
陈洪海, 格桑本, 王国顺.青海省海南州宗日文化遗址的调查[M]//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西部考古(第二辑).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7: 16-40. Chen Honghai, Ge Sangben, Wang Guoshun. The survey of Zongri sites in Hainan state, Qinghai Province[M]//MOE Key Laboratory for Research and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 Research Center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Western Archaeology (Ⅱ). Xi'an: Sanqin Publishing House. 2007: 16-40. |
| [44] |
谢端琚. 甘青地区史前考古[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66-86. Xie Duanju. The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in Gansu-Qinghai Region[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2: 66-86. |
Discuss on the trade and motive force of Majiayao cultural painted pottery in Gansu-Qinghai region
(1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System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2 Gan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Lanzhou 730050, Gansu;
3 Qingha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Xining 810007, Qinghai)
2 Gansu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Lanzhou 730050, Gansu;
3 Qingha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Xining 810007, Qinghai)
Abstract
Majiayao culture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exquisite painted pottery is an important type of cultural relics in late Yangshao culture period in Gansu-Qinghai region. The research on the spread of Majiayao cultural painted pottery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In this paper, X-ray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elemental composition of 92 pieces of potsherds unearthed from 5 typical Majiayao cultural sites(Shannashuzha:34.491°N, 104.077°E; Majiayao:35.201°N, 104.228°E; Lijiaping:35.838°N, 104.417°E; Dayatou:35.486°N, 103.859°E; Zongri:35.335°N, 100.249°E) and 42 red clay and loess samples collected near each site in order to trace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he pottery. Meanwhile, based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theory of pottery, we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the millet crops and animal skeleton data unearthed from sites of Majiayao cultural area to explore the motive force of pottery trade. The results of Ti/Al-Na/K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how that the elemental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ajiayao type cultural potsherds in the Zongri site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in the core area of Majiayao culture, it indicats that Majiayao type painted potsherds in Zongri site were trade from core area of Majiayao culture regional distribution. The spatiotemporal spread of Majiayao cultural pottery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millet crops in this area. The spread of millet farmers along the valley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to Gonghe basin has brought new cultural elements. The difference of subsistence strategy may be the motive force of Maijiayao cultural painted pottery trade.Key words:
Majiayao culture painted pottery elemental composition trade Zongri culture millet-based agriculture motive 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