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Vol.40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3 西北大学科技考古学研究中心, 陕西 西安 710069;
4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5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扣岑考古研究所, 美国 洛杉矶 90095;
6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89;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8 陕西历史博物馆, 陕西 西安 710061;
9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陕西关中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植物考古工作比较丰富，研究对象虽然以炭化植物遗存为主，但也包括植硅体、孢粉、淀粉粒等微体遗存；发现的植物遗存以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水稻(Oryza sativa)、小麦(Triticum aestivum)、大豆(Glycine max)等农作物遗存为主，但也包括黍亚科(Subfam. Panicoideae)、豆科(Leguminosae)、藜科(Chenopodiaceae)、唇形科(Labiatae)等非农作物[1]。案板[2]、新街[3]、鱼化寨[4]、泉护村[5]、南山头[6]、睦王河[6]、下河[7]、兴乐坊[8]和王家嘴[9]遗址都进行过炭化植物遗存浮选。这些遗址的年代跨越半坡文化时期至龙山时期，合计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数以万计，其中以粟、黍这两种小米遗存最为丰富[1]。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处具有庙底沟时期完整环壕的大型中心聚落(图 1)，这显示出杨官寨遗址在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群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遗址距“泾渭之汇”不远，考虑到河流在古代交通和人群流动中的作用，推测这一庙底沟文化聚落可能是一较大的区域内的中心聚落[10]；另外，西门址两侧环壕内成层分布的陶器种类比较特殊，比如镂空人面纹覆盆、成组出现的鼓形器(器座)等[11]；其他常见的器类如盆、钵之上均有精美的黑色彩绘，彩绘题材除庙底沟文化流行的圆点、弧线三角纹之外，还有蜥蜴纹等特殊题材[11]。这些现象均表明杨官寨庙底沟文化内涵的特殊性[10]。因此，杨官寨遗址植物遗存资料是分析当时人们生活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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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杨官寨遗址H85和T0684G8-1的位置示意图 Fig. 1 The location of pit H85 and ditch T0684G8-1 in Yangguanzhai site |
一直以来，植物考古通过对一片区域(或一处遗址)的大量浮选重点研究古代农业的发展状况，比如，半坡文化时期稻米在中原的普及情况[12]、龙山时代山西高原农业活动[13]、龙山至二里头时期环嵩山地区农业演变[14]以及商末气候变化对稻作农业的影响[15]等。它的优势是一片区域(或一处遗址)往往由数量不等、并且类别多样的遗迹组成，这使得浮选样品背景往往具有广泛性和多样化，对系统分析植物遗存在先民生活中的利用程度、分布状态等比较有利。
此次分析的对象是杨官寨遗址中的一处灰坑，研究目的与上述情形是有所差别的。由于一个独立单元出土植物遗存的来源集中，研究设计及取样方法以遗迹本身的功能及功能变化为主，以弥补了前者对单个遗迹功能认知的不足。
鉴于此，杨官寨遗址H85植物考古旨在开辟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单个遗迹植物遗存的组合和量化分析，来讨论它的使用功能、使用过程以及可能的特殊性质、非农作物植物的可食用性、饲用植物和原始医药植物的利用等问题，这些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细致地了解杨官寨先民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习惯。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背景和采样情况H85是庙底沟文化中晚期灰坑，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美国际田野考古学校联合发掘，位置在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遗址环壕东北角[16](图 1)。该灰坑为一座竖穴土坑建筑，四壁基本竖直，口部形状圆角长方形，但不甚规则，边长2.3~4.0m；坑底边长3.85m、宽约2.0m；深约3.2m；灰坑西南角有一处直接挖在生土上的斜坡阶梯，坑的底部有两个东西相对的生土台，土台之间的坑穴东西宽1.6m，南北长度与坑底的宽度相当；东土台上靠北处又有一块高0.1m疑似台阶的生土台[16]。H85坑内的堆积复杂，共分为14层(图 2)，层厚10~50cm不等，比较厚的堆积包括第①层、②层、③层、⑤层、⑧层、B11层、B12层和B14层(表 1)；该灰坑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数量可观的陶环、陶钵，一定数量的陶罐、尖底瓶、平底瓶、瓮、盆、釜、盘、器盖、纺轮、刀、小球、簪子，以及石器、骨器和动物骨骼等；另外H85出土的动物骨骼可鉴定种属的共18种，其中野生动物占95 %，驯养动物仅有家猪一种，占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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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H85浮选样品背景信息(按堆积层位排列，表中空白表示无此项记录) Table 1 The background of floatation samples of pit H85 (In the sequence of accumulation layers, and empty space means no information) |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中美国际田野考古学校将H85的14C测年标本送交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测年结果表明[16]，树轮校正后(2σ)的最早数据为5655~5585cal.a B.P.(95.4 %)，树轮校正后的最晚一组数据为4810~4520cal.a B.P.(22.1 %)，4710~4670cal.a B.P.(7.9 %)，4660~4520 cal.a B.P. (65.￣4 %)。所测得年代区间与该灰坑出土器物的时代基本一致，即庙底沟文化中晚期。
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综合研究仍在进行，因此整体的植物考古研究尚未完成。目前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包括H85第B12层以上的植物遗存分析[17]和西门址北部的T0684G8-1(以下简称G8-1)(图 1)的浮选结果[12]。尽管本文也是关于H85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已有研究具有一定相同之处，但也有新资料支持的新观点和新认识，可与前人工作形成对比和补充。
H85按层位采集浮选土样，包含3个发掘年度的样品，其中2015年样品2份、2013年样品7份和2014年样品38份(2014年度样品基本来自每层堆积的east bulk部位，east bulk为解剖发掘时的H85的东部边缘部分，表 1和2记为“东部边缘”)；合并相同单位后共计21份(表 1和2)。浮选采用小水桶浮选法[18]，使用的分样筛规格为80目(筛网孔径0.2mm)，浮选土量约140 L，其中2013年和2015年土升数多不详(表 1)。浮选结果在工地阴干后送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植物考古实验室进行植物种属鉴定与分析。
1.2 量化分析方法本文所采用的量化分析方法除了绝对数量统计法以外，还包括出土密度统计法和出土概率统计法。
出土密度表达的是单位体积土样出土植物遗存的多少，其表示方法主要有两种，并不统一，有的学者用“g/L”为基础单位，再乘以一定数量的土升数，反映的是单位体积出土植物遗存的重量；有的学者用“数量/L”为单位，反映的是单位体积出土植物遗存的数量。但无论哪种表示方法，由于在量化过程中引入了两个变量(体积和重量，或体积和数量)，比绝对数量一个变量更能够客观反映出土植物遗存的丰富程度[19]。
出土概率是遗址中发现某种植物种类的可能性，是根据出土该植物种类的样品在采集样品的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计算得出的，这种统计方法的特点是不考虑每份浮选样品中所出土的各种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在客观上能减弱各种误差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比如可尽量避免植物遗存受结实率、利用率、埋藏机制和背景、发掘情况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20]。
2 浮选结果杨官寨遗址H85浮选样品共清理出了3180粒(组/枚)炭化植物遗存(成组出现的按1粒计算，如夏至草(Lagopsis supina))，除炭化木之外，大部分为植物种子或果实，并可以准确地鉴定到种(species)或属(genus)；极少部分为植物的花、茎等器官，部分仅能鉴定到科(family)；还有极少数的植物种子由于形态特征不明显未能被鉴定(unknown)，或由于炭化过甚而失去了特征部位(broken)，这些碎种子无法进行种属鉴定(鉴定结果详见表 2)。由于炭化木切面具有独特的形态[21]，已送交专家另行树种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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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杨官寨遗址H85出土植物遗存详表（按发掘年度排） Table 2 The details of floatation results of Pit H85(In the sequence of the year of excavation) |
鉴定出的农作物遗存包括小米类作物粟、黍和大豆籽粒，共计1031粒(粟黍结块和碎大豆均按1粒计算)，占全部出土植物种子遗存的32.4 %。
H85共发现了631粒炭化粟，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61.3 %。这些炭化粟粒均呈圆球状，经测量，平均粒长1.43mm，平均粒宽1.09mm，平均粒厚1.13mm。粟粒的表面较光滑，胚部因烧烤而爆裂呈深沟状(图 3-1)，部分炭化粟带稃壳，密集的疣状凸起非常明显(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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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杨官寨遗址H85出土炭化植物遗存(Ⅰ) 1.粟—Setaria italica(FX172)；2.粟谷—Setaria italica with husk(具壳)(FX172)；3.黍—Panicum miliaceum(FX172)；4.粟黍结块—caked mess of millets(FX170)；5.大豆—Glycine max(FX181)；6.狗尾草—Setaria viridis(FX172)；7.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无浮选号样本，H85 B14)；8.白茅—Imperata cylindrica(FX5)；9.雀稗—Paspalum thunbergii(无浮选号样本，H85 B14)；10.虉草—Phalaris arundinacea(FX170)；11.硬质早熟禾—Poa sphondylodes(FX175)；12.草木樨属—Melilotus sp.(FX5)；13.胡枝子属—Lespedeza sp.(FX5)；14.草木樨状黄耆—Astragalus melilotoides(FX175)；15.野大豆—Glycine soja(FX106)；16.米口袋—Gueldenstaedtia verna(FX5)；17.藜属—Chenopodium sp.(FX5)；18.猪毛菜—Salsola collina(FX172) Fig. 3 The photos of charred plant remains of pit H85 in Yangguanzhai site(Ⅰ) |
相对粟而言，炭化黍粒数量偏少，共计379粒，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36.8 %。这些炭化黍粒的形状也是圆球状，但个体较大，经测量，平均粒长1.96mm，平均粒宽1.65mm。黍粒表面较粗糙，胚部爆裂呈张开的凹口状(图 3-3)。
除炭化粟粒和炭化黍粒之外，H85还出土了6枚炭化粟黍结块，仅能观察出这些结块由粟粒或黍粒粘结在一起，呈烧煮状(图 3-4)。
H85出土15粒炭化大豆，占农作物总数的1.5 %。完整的炭化大豆4粒，其形态呈长椭圆形，有的豆脐较明显，有的不明显，但因其含油量较大，炭化后的蜂窝状特征较明显(图 3-5)，测量了2粒相对完整的炭化大豆，粒长分别为2.70mm和2.97mm，粒宽分别为2.05mm和2.08mm。
2.2 非农作物H85出土的非农作物种子数量较多，占所有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67.6 %，种类多达20余个种属，包括狗尾草[22](Setaria viridis)(图 3-6)、马唐[22](Digitaria sanguinalis)(图 3-7)、白茅[23](Imperata cylindrica)(图 3-8)、雀稗[22](Paspalum thunbergii) (图 3-9)、虉草[24](Phalaris arundinacea)(图 3-10)、硬质早熟禾[25](Poa sphondylodes)(图 3-11)、草木樨属[26](Melilotus sp.)(图 3-12)、胡枝子属[27](Lespedeza sp.)(图 3-13)、草木樨状黄耆[28](Astragalus melilotoides)(图 3-14)、野大豆[27](Glycine soja)(图 3-15)、米口袋[26](Gueldenstaedtia verna)(图 3-16)、藜属[29](Chenopodium sp.)(图 3-17)、猪毛菜[29](Salsola collina)(图 3-18)、莎草属[30](Cyperus sp.)(图 4-1)、薹草属[31](Carex sp.)(图 4-2)、地丁草[32](Corydalis bungeana)(图 4-3)、秃疮花[32](Dicranostigma leptopodum)(图 4-4)、夏至草[33](Lagopsis supina)(图 4-5)、紫苏[34](Perilla frutescens)(图 4-6)、泥胡菜[35](Hemistepta lyrata)(图 4-7)、黄花龙牙[36](Patrinia scabiosaefolia)(图 4-9)、酸枣[37](Ziziphus jujuba var. spinosa)(图 4-10)、牻牛儿苗[38](Erodium stephanianum)(图 4-11)植物的种子或果实，以及相关植物的花托(菊科)(Asteraceae)(图 4-8)、倒刺(thorn)(图 4-12)和鳞茎(bulb)(图 4-13~18)等器官或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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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杨官寨遗址H85出土炭化植物遗存(Ⅱ) 1.莎草属—Cyperus sp.(FX106)；2.薹草属—Carex sp.(FX171)；3.地丁草—Corydalis bungeana(无浮选号样本，H85 B14)；4.秃疮花—Dicranostigma leptopodum(无浮选号样本，H85 B14)；5.夏至草—Lagopsis supina(无浮选号样本，H85 B14)；6.紫苏—Perilla frutescens(无浮选号样本，H85 B14)；7.泥胡菜—Hemistepta lyrata(无浮选号样本，H85 B14)；8.菊科花托—receptacle of Asteraceae(无浮选号样本，H85 B14)；9.黄花龙牙—Patrinia scabiosaefolia(FX5)；10.酸枣—Ziziphus jujuba var. spinosa(FX3)；11.牻牛儿苗—Erodium stephanianum(FX181)；12.倒刺—throns(FX11)；13~15.鳞茎—bulb(无浮选号样本，H85 B14，同一份样本，红色圈示意为同一部位，放大倍数分别为X6.3，X25，X30)；16.鳞茎—bulb(无浮选号样本，H85 B14)；17.鳞茎—bulbs(无浮选号样本，H85 B14)；18.鳞茎—bulb(FX175) Fig. 4 The photos of charred plant remains of pit H85 in Yangguanzhai site(Ⅱ) |
上述植物遗存种类较多，多为草本，少为灌木或半灌木(酸枣、胡枝子属植物、具鳞茎植物)，它们的现生种属在陕西境内均有分布，具体生长周期和生境可参考《中国植物志》[39]和《西安植物志》[31]的相关记载。这中间一半以上的植物遗存出土数量极少(1~5粒)，因此进行数量和出土概率的统计没有意义。但从植物的生长环境观察[39]，雀稗、虉草、莎草属、薹草属、夏至草植物喜爱的生境或为潮湿草地、或为水湿处(水边、渠边、沼泽地等)，这表示当时的杨官寨遗址及其周边应该是具备一定范围的水湿环境的。
3 分析讨论 3.1 植物利用与遗迹功能发掘者认为坑底东西两侧对称分布的生土台可能与房屋建筑的“土床”或上下台阶有关，坑下部贴近壁面处经火烧烤的草拌泥应该是人为特殊加工处理的痕迹，这些迹象显示H85应为一处史前先民居住的地穴式房屋[16]。
此前H85的植物考古研究在肯定了该遗迹居住功能的前体下，主要从出土植物遗存种类的丰富程度和出土密度考量了H85的功能变化，并将堆积分为了3个等级，⑧~ B12层之间植物遗存种类最丰富、出土密度最高，④~⑧层炭化物质的种类和密度下降，④层以上主要是杂草类植物，据此认为⑧~ B12层与人类居住生活最为密切[17]。本文在这个基础上，主要通过对底层植物功效的分析来讨论H85居住功能的特殊性。
此次H85发现的植物遗存种类众多，尤以粟、黍、狗尾草、草木樨属、胡枝子属植物出土概率最突出(图 5)。灰坑最底部第B14层的土样分布于坑底两侧生土台之间的坑穴内，与其他层位的堆积相比，第B14层浮选结果十分特别，主要表现了2个特点(图 6)：第一，第B14层植物遗存的出土密度极高，异乎寻常地高出了其他堆积层位的出土密度值百余倍；第二，粮食作物粟、黍，禾本科狗尾草、马唐等杂草以及秃疮花、夏至草、泥胡菜主要集中发现于第B14层。像秃疮花、夏至草、泥胡菜、植物鳞茎这样的植物遗存种类和组合，在关中乃至陕西地区的其他遗址中未见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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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杨官寨遗址H85之2013~2015年度浮选结果量化分析 Fig. 5 Quantification of the floatation results of pit H85 in Yangguanzhai site from 2013 to 2015. Red: ubiquity, blue: percentage of absolute quant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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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杨官寨遗址H85(本文)植物遗存出土密度 (a)H85各层堆积内植物遗存出土密度；(b)H85各类植物遗存出土密度 Fig. 6 Charred seeds density of pit H85 in Yangguanzhai site(this paper). Horizontal axes are layer numbers in Fig. 8 (a) and taxa in Fig. 8(b) of H85, vertical axes of Fig. 8 (a)and Fig. 8 (b)are density(seeds quantity per liter)of H85 |
植物除了作为果腹的食物之外，古代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了其“药”理上的作用，“神农尝百草”[40]虽是传说，但暗含了觅食过程中对药性植物的生理反应。夏至草、秃疮花和泥胡菜这种较为罕见的组合，体现的是它们的药用功效。夏至草药用功效与益母草(Leonurus artemisia)相当[41]，益母草有效成分为益母草素(Leonurin)[33]，它广泛用于治疗妇女闭经、痛经、月经不调、产后出血过多、恶露不尽、产后子宫收缩不全、胎动不安、子宫脱垂及赤白带下等症[33]，说明夏至草主要用作妇科中草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夏至草含有半日花烷型二萜、黄酮、苯乙醇苷等类型的化合物，这些都是有效的抗炎成分[42]；秃疮花属于罂粟科植物，这种科的植物富含异喹啉类生物碱(isoquinolinetype alkaloids)[32, 43]，有清热解毒、消肿镇痛、杀虫等功效，治风火牙痛、咽喉痛、扁桃体炎、淋巴结核、秃疮、疮疖疥癣、痈疽等证[32]；菊科是被子植物的大科，也具有很重要的药用价值[44]，泥胡菜可治各种疮疡、疔疮、乳痈、刀伤出血等[35]。
植物的用途广泛，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衣、食、住、行、家畜饲养、医疗等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植物。夏至草、秃疮花、泥湖菜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H85的最底层，使得考量它们的具体医药用途成为可能。在梳理出这3种植物的药用功效后，我们推测杨官寨居民应该已经认识到它们的医用价值，将其视为当时的“妇科草药”不无合理。
当今社会种类浩繁的中草药中，人们对于益母草和罂粟科植物的药用价值认知相对普及[45~46]，其他的如“柴胡退热”、“麻黄平喘”、“黄连治痢”等[47]，也是生活中常见的“对症下药”的实例。
甲骨文中虽然未见“药”字，但已开始尝试用“鱼”治腹疾，用枣治疟疾[48]，先秦之后不断有医学典籍问世[49]。从考古发现来看，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古代医药简帛实物资料，如《五十二病方》、《养生方》、《疗射工毒方》等[50]。目前，学术界有一些间接研究古代医药的案例，通过对墓葬器物内的残留物进行检测，发现其大麻酚(CBN)，即四氢大麻酚(THC)的降解产物居多，暗示原始植株是精神活性成分含量较高的大麻品种，因具有较强的致幻效力而被用于某些仪式活动之中，进而间接探讨了大麻的医疗价值[51]。
杨官寨H85最底层出土的“特殊”植物组合意义重大，它使我们将考古遗址出土植物遗存作为研究实物，从医药考古的角度探讨古代植物可能存在的药用价值及其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并拓展了关于中国古代医药历史的认知，即H85作为房屋使用时很大程度上具有特殊功能，并与妇女关系非常密切，所出植物遗存可能用于调节妇女月经不调、产后出血、胎动不安、乳痈等。尽管其确切功能仍需日后结合其他技术资料进一步探讨，但这一发现拓展了原始医药利用的历史。
3.2 生业方式无论是H85还是G8-1，粟和黍的出现概率是最高的，这反映粟、黍应该是杨官寨居民赖以为食的主要粮食。除此之外，可能还采集猪毛菜和一些鳞茎植物食用。有学者指出，距今6500年前后，中国北方地区已经完成了由采集狩猎向旱作农业的转化[52]。那么，杨官寨先民重要的生业手段之一应该是种植粟、黍农作物。
从动物遗存的角度考量，H85出土的动物遗存以多种野生动物为主[16]，而西门址壕沟(包括G8-1)及其附近出土的动物遗存以大量饲养动物，即猪、狗的出现为其特点，发现的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均较少[53]。以上结果显示H85和G8-1的动物遗存种类并不一致，尚不能客观反映杨官寨遗址获取肉食资源的模式。但是根据相关研究，距今7000~5000年黄河中、上游地区，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从早期的初级开发型(已经出现家畜饲养，但狩猎或捕捞野生动物仍然占有地位)向初级开发型与开发型(以饲养家畜为主)兼而有之的模式转变[54]。
所有杨官寨遗址浮选结果表现出了一个突出的共性，小型豆科植物与遗址居民的关系十分密切[12, 17]。整个杨官寨遗址中出土的草木樨属和胡枝子属植物遗存不仅绝对数量较多，出土概率也较高。这类植物幼嫩柔软的茎叶，牲畜喜食，很可能被采集作为饲料，尽管牛、羊最喜食之，但猪亦可食之[55~56]，因此小型豆科植物很有可能在当时被当作重要的猪饲料。从营养成分看，草木樨属和胡枝子属植物蛋白质含量较高，是良好的饲料来源[55]。这与该时期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的肉食资源类型相呼应。
大豆的驯化过程是复杂而漫长的[57]，关中地区出土大豆的遗址还不多，尽管杨官寨遗址出土的大豆数量较少，但有研究认为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开始出现大豆，西王村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大豆遗存已经相当普遍，到了龙山时期，大豆在中原及周边地区都普及起来，豆粒尺寸也越发多元化[12]。
4 结语此次H85浮选样品按照堆积层位分层采集，合并相同单位后共计21份，分别属于H85的第①~ B12层和B14层。此次浮选发现了包括粟、黍、大豆、狗尾草、马唐、胡枝子属、草木樨属、猪毛菜、夏至草、泥胡菜，以及植物鳞茎部分等20余个种属的植物遗存。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此次浮选分析认为，H85第B14层属于房屋使用期堆积。夏至草、秃疮花、泥胡菜这3种植物遗存集中被发现，它们突出的药用价值主要表现在调节妇女生理机能上，体现了杨官寨先民拥有的原始医药学知识。此外粟、黍是重要的口粮，可食用的资源可能还包括植物鳞茎；草木樨属和胡枝子属小型豆科植物可能是猪饲料；禾本科杂草可能被用来铺垫和处理地面。
杨官寨遗址植物考古意在开辟一些有意义的研究视角。本文通过单个遗迹植物遗存的组合和量化分析，对单个遗迹功能的特殊性、非农作物植物的食用性、饲用植物和原始医药植物的利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丰富了我们对杨官寨先民生活的认识。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编辑部杨美芳老师和赵淑君老师的宝贵意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金刚老师在植物遗存鉴定上悉心的指导，感谢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人类学系Mitchell Ma在H85功能分析与研究上中肯的建议，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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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haanxi Academy of Archaeology, Xi'an 710054, Shaanxi;
3 Scientific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4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5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ea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90095, USA;
6 Xi'an Aeronautical Polytechnic Institute, Xi'an 710089, Shaanxi;
7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8 Shaanxi History Museum, Xi'an 710061, Shaanxi;
9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Abstract
Pit H85, a subterranean dwelling of Yangguanzhai Neolithic site, is located in the northeast corner of the settlement on the first terrace of the Jing River, in today's Gaoling district, Xi'an City, Shaanxi Province. The AMS 14C chronometry(2 sigma)shows that the earliest date is 5655~5585 cal.a B.P.(95.4%) and the latest dates are 4810~4520 cal.a B.P.(22.1%), 4710~4670 cal.a B.P.(7.9%), 4660~4520 cal.a B.P.(65.4%). These dates correspond to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Miaodigou culture based on pottery typology.In the 2013, 2014, and 2015 seasons, stud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Archaeological Field School of the Institute for Field Research and the staff members of the Shaanxi Academy of Archaeology extracted 21 soil samples from layers 1~12 and layer 14. Of those samples, 3180 charred seeds/fruits/nutlets of more than 20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The results of the floatation included Setaria italica, Panicum miliaceum, Glycine Max, Setaria viridis, Digitaria sanguinalis, Melilotus sp., Lespedeza sp., Salsola collina and Lagopsis Supina, Dicranostigma leptopodum, Hemistepta lyrata, and bulbous plants.In most case studies, paleobotanical analysis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origin of plant domestication, the diet of ancient peoples, the evolution of sustainable econom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Case studies rarely focus on the functions of a particular archaeological feature.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of H85 by Mitchell Ma, which emphasize H85's changing function,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s newly discovered paleobotany remains to understand the special function of the pit in its initial stage. As part of a multifaceted study of the pit, including pottery analysis, zooarchaeological study, micromorphology, and analysis of its site formation, new data from the bottom deposit of the pit reveal densely deposited charred seeds of herbs that are us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 treat women's ailments. Such herbs include Lagopsis supina, Dicranostigma leptopodum and Hemistepta lyrate, indicating the Yangguanzhai residents' early knowledge of the use of these medicinal her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