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纪研究  2020, Vol.40 Issue (2): 407-417   PDF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1号巨型坑祭祀遗迹出土动物的饲养方式
陈相龙, 李志鹏, 赵海涛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高度互动性的宗教祭祀与仪式性活动是早期复杂社会维持与强化社会治理常用的手段,通过对仪式性活动使用消耗性祭品(如动物牺牲)的考察则可为探讨精英阶层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提供参考。鉴于此,本文从动物饲养方式入手,采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二里头宫殿区东北部1号巨型坑内祭祀遗迹出土的35例动物骨骼、1例人骨碎块以及年代相近的其他单位出土的骨骼遗存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资料探讨仪式性动物的饲养方式及来源,为认识二里头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参考。研究发现,祭祀遗迹出土猪的δ13C值与δ15N值变化范围均比较大,暗示二里头猪群的饲养方式个体间差异较大,且还存在个别野猪。与此同时,狗与牛的食物结构基本以C4类食物为食,羊则C3与C4植物兼食。对比发现,祭祀遗迹猪、狗与羊的食物结构与灰坑、地层等其他单位出土的同类家畜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类遗迹的牛均呈现出对粟作农业的高度依赖,但巨型坑牛骨的δ15N值却显著低于其他单位的牛骨。结合二里头遗址对周边较大地理范围内同时期聚落的控制力,我们认为以巨型坑猪为代表的家畜的食物结构的多样性,暗示了它们有着多元化的来源。与此同时,仪式性用牛是否被特殊饲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的研究支持二里头遗址存在高度互动的宗教祭祀等仪式性活动,即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祭祀活动所用动物牺牲的来源可能与动物资源由周边地区向二里头遗址的输入有关,这对于我们认识王权在二里头遗址资源流通与宗教活动等方面的控制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    祭祀用牲    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    饲养方式    
中图分类号     K872;Q915.2+3;P597+.2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礼记·祭统》所载: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是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本质上是将人与人求索酬报的关系推至人与神之间而产生的活动[1]。就社会功能而言,祭祀还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精英阶层籍此强化公共管理、巩固社会规范,从而达到对特定社会群体的精神统治和政治管控[2]。因此,祭祀活动及与之相关的区域互动对于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是理解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模式的关键要素之一[3~4]

《说文》: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诗经·大雅·云汉》: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可见,进献牺牲是祭祀等仪式性活动的关键环节之一。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考古遗址发现的祭祀遗存中常伴有动物遗骸的出土,用牲数量的多少与社会等级分化的相关性逐渐明显[5~7]。进入夏纪年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广域王权国家诞生,以专门祭祀活动区为标志的国家级祭祀最终出现,祭祀用牲呈现出规模化的特点,并成为商周时期祭祀用牲制度的直接源头[8~9]。最近对祭祀用牲习俗的研究多集中在动物牺牲的种类、数量、使用方式、使用对象、祭祀场所等几个角度,而忽视了对祭祀牺牲与仪式性动物遗存所反映的区域互动关系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应用的不断深入,该方法在探讨祭祀用牲的饲养、管理及征集方面的潜力逐渐呈现,这为我们从动物遗存入手,考察祭祀消耗品所反映的社会交流网络和区域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我们对单个墓葬随葬动物的研究,分别揭示了湖北郧县青龙泉遗址石家河文化墓葬[10]、新疆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早期铁器时代墓葬[11]中随葬动物饲养方式所反映的社交交流与复杂化状况。鉴于此,有必要对诸如二里头等早期广域王权国家都邑遗址祭祀等仪式性活动中使用的动物开展食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文明早期发展阶段王权控制下的高等级祭祀与仪式性活动所用动物的饲养方式及其背后的征集网络与区域互动关系。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在位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东北角发现了与早期高等级祭祀活动有关的1号巨型坑,坑内的祭祀遗迹中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动物骨骼,为研究早期高等级祭祀活动使用动物的饲养与征集提供了极好的素材[12]。对二里头[13~14]以及王圪垱[15]、新砦[16~18]、望京楼[19]等同时期考古遗址家畜饲养方式的研究表明,中原地区龙山晚期至早商时期的猪和狗基本以粟类食物为生,黄牛和绵羊则分别以粟类食物和野生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这些认识为我们了解二里头文化时期不同区域家畜饲养方式提供了可资比对的资料。因此,本文以二里头遗址1号巨型坑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主要对象,利用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重建动物生前的食物结构,在比较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饲养方式,并据此讨论仪式性动物的征集网络,为探索区域互动关系、王权对资源流通乃至宗教活动的控制力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遗址简介与样品选取

二里头遗址(34°41′N,112°42′E),现位于河南省偃师市西南,地处伊河和洛河交汇处西,现存面积约3.0×106m2。自1959年发现之后,历经60年的发掘和研究,认定该遗址是东亚地区青铜时代最早的大型都邑。遗址的主体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主要由宫殿区、贵族聚居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构成的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部分构成,其绝对年代约为1750~1530cal. BC,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20]。1号巨型坑位于宫殿区的东北角,发掘部分的探方编号为2010YLVT4729-4731。该巨型坑北临宫城北墙,东临宫城东墙,坑内发现有道路、房址及灶、踩踏面,以及包含大量动物骨骼的坑状祭祀遗迹。发掘人员结合勘探和发掘情况认为,1号巨型坑所在区域是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内设置的专门祭祀区,相关祭祀遗存形成的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一期至四期,其中以二里头文化二期为主[12]

本研究选取的样品共计64例,包括人骨(Homo sapiens)4例、猪(Sus scrofa)18例、狗(Canis lupus familiaris)5例、牛(Bos sp.)16例、羊(Ovis aries/Capra hircus)17例、鹿(Cervidae)4例。其中,属于位于1号巨型坑内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灰坑2010YLVT4729-4731JPH36、2010YLVT4729-4731JPH43、2010YLVT4729-4731JPH47、2010YLVT4729-4731JPH54、2010YLVT4729-4731JPH62的样品包括人骨2例、猪18例、狗1例、牛5例、羊7例、鹿4例,其余骨骼样品则出土于宫殿区东部建筑群5号基址附近的灰坑或墓葬(见表 1)。

表 1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人与动物骨骼样品出土信息及骨胶原测试数据结果* Table 1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 values of human and animal bones from Erlitou site in Yanshi, Henan Province
1.2 实验方法

每例样品取约1g,机械去除样品表面的污染物后,加入0.5mol/L盐酸于5℃下浸泡,每隔2天换新鲜酸液,直至样品酥软无气泡为止。去离子水清洗至中性,置入pH=3的溶液中,70℃下明胶化48 h,浓缩并热滤,离心收集>30 kd的胶原蛋白分子,冷冻干燥后即得胶原蛋白。最后称重,计算胶原蛋白得率(骨胶原重量/骨样重量),列于表 1

样品胶原蛋白中C、N元素含量和稳定同位素的测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同位素实验室完成。测试仪器为ElementarVario元素分析仪串联Isoprime100稳定同位素质谱仪。元素含量的测定,采用磺胺(Sulfanilamide)作为标准。C、N稳定同位素比值的测试,采用IEAE-600、IEAE-N-2、IEAE-CH-4、USGS-40和USGS-41以及实验室自制骨胶原标样(δ13C=-14.7‰,δ15N=7.0‰)作为标准。其中,USGS-40和USGS-41进行C、N稳定同位素比值校正,其他标样用作进程监测。C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州(Caroline)白垩系皮迪组箭石C同位素丰度比(PDB)的δ13C表示,N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氮气(N2,气态(AIR))的δ15N表示。样品的C、N含量以及C、N稳定同位素比值皆列于表 1

2 结果

本研究所选样品骨胶原的C、N含量范围分别为10.0 % ~45.8 %和4.0 % ~16.6 %,以及C/N摩尔比值介于2.9~3.4之间。根据未污染骨胶原的C、N含量与C/N摩尔比值范围[21~23],所有样品均可以用于食谱重建(见表 1图 1)。

图 1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人与动物骨胶原δ13C值与δ15N值散点图 Fig. 1 Plots of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 values of human and animal bones from Erlitou site in Yanshi, Henan Province

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自1984年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以来[24],已有多位学者做过综述[25~27]。我们最近对洛阳盆地的稳定同位素背景值进行了梳理[15],认为该地区自然环境中基本是C3植物,而农作物中虽然有少量的水稻和小麦出土,但以粟黍这类C4植物为主;分别食用100 %的C4和C3类食物的个体其骨胶原δ13C应约为-6.0‰和-20.0‰。因此,通过对人骨和动物δ13C值进行分析即可讨论粟作农业在先民和家畜食物结构中的贡献。

2.1 人的食物结构

4例人(ELT01~04)的δ13C均值和分布区间分别为-9.4±2.6‰和-12.1‰ ~-5.9‰,说明总体上粟和黍等C4类食物是其食物的主要来源,但C3类食物(如水稻)在除ELT03外的其他个体的食谱中也占一定比例。二里头遗址人的δ15N值的分布区间为7.6‰ ~10.9‰,均值为9.5±1.5‰,整体上比杂食性动物猪和狗分别高1.7‰、1.3‰,却比食草动物牛和羊高3.9‰、3.2‰。考虑到家猪一直是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及二里冈文化时期人们获取肉食资源的主要来源[13],我们认为动物性食物在所选样品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

2.2 巨型坑内动物的食物结构

本研究的鹿骨均出土于1号巨型坑。鹿(n=4)的δ13C分布范围为-21.2‰ ~-18.8‰、均值为-20.2±1.1‰,δ15N值分布范围是3.4‰ ~4.6‰、均值为4.1±0.5‰,表明鹿主要以C3植物为食。

牛骨共16例,其中5例出自1号巨型坑。所有牛(n=16)的δ13C值(-12.4‰~-6.8‰,均值-9.1±1.3‰)与δ15N值(3.2‰ ~8.9‰,均值5.6±1.3‰)均高于鹿,意味着牛食物中包括秸秆、谷糠之类的粟作农业副产品较多[28]。1号巨型坑(n=5)与其他单位(n=11)出土牛骨的δ13C均值分别为-8.9±0.9‰、-9.2±1.5‰,δ15N均值分别4.5±0.7‰、6.1±1.2‰,非参数检验(Nonparametric Tests)分析显示,两类遗迹单位出土牛的δ13C值不存在差异(p=0.66),而δ15N值却差异显著(p=0.01 < 0.05)。也就是说,与1号巨型坑相比,其他单位的牛所食饲料的δ15N值略高。ELT41表现出较高的δ15N值(8.9‰),由于此样品系下颌骨碎片,年龄鉴定所需要的形态特征已缺失,无法判断δ15N值较高是否与幼年个体吃母乳有关。除此之外,食用大量的高δ15N值的食物(如施肥的农作物、盐碱地地区的植物等),以及疾病等生理压力也可能引起δ15N值的异常[29~30]。由于方法和材料的限制,暂时无法深入分析该个体δ15N值较高的原因。

17例羊骨中7例出自1号巨型坑。羊(n=17)的δ13C值分布范围和均值分别是-20.3‰ ~-11.8‰、-15.0±2.0‰,整体上高于鹿而与牛接近,这意味着大多数羊也摄入了较多的粟作农业产品,但整体上看粟作农业对羊的影响较牛小。其中,ELT50的羊δ13C值与δ15N值与鹿科动物相近(-20.3‰、4.0‰)。同是食草动物的牛、羊的δ15N值高于野生的鹿科动物,结合前二者较高的δ13C值我们认为这暗示牛羊可能经常食用施肥的粟/黍的秸秆[29]。1号巨型坑(n=7)与其他单位(n=10)出土羊骨的δ13C均值分别为-16.0±2.5‰、-14.4±1.2‰,δ15N均值分别5.6±1.2‰、6.8±1.0‰,非参数检验分析显示,两类遗迹单位出土羊的δ13C值不存在差异(p=0.19),而δ15N值却差异显著(p=0.04 < 0.05)。这一现象与牛类似,但是否与样品量有关还需要结合已发表的数据进行综合比较。根据我们现场进行的牙齿萌出及磨耗情况可知,ELT44是成年个体,但δ15N值(9.2‰)却高于其他羊,暗示该个体生前摄入了较多δ15N值较高的食物,或因疾病等生理压力导致氮代谢异常[30]

本文中的猪骨均出土于1号巨型坑。猪(n=18)的δ13C值与δ15N值的分布范围分别是-20.0‰~-6.9‰和3.5‰ ~9.8‰,说明猪群中不同个体食物结构差异巨大。结合图 2并检视数据可知,本研究中猪的同位素比值可以分为3组:A组包括12例个体,具有最高的δ13C值(分布范围为-9.8‰~-6.9‰,均值为-8.6±0.9‰)和居中的δ15N值(分布范围为6.9‰ ~8.7‰,均值为7.5±0.9‰),它们基本以C4类食物为食,其食物中可能有一些包含有动物性蛋白的食物残余等生活垃圾;B组包括5例个体,具有居中的δ13C值(分布范围为-17.2‰ ~-12.5‰,均值为-15.0±1.8‰)和最高的δ15N值(分布范围为9.2‰ ~9.8‰,均值为9.5±0.2‰),它们同时食用了C3和C4类食物,较高的δ15N值出现的原因可能是植物性食物本身的δ15N值较高,也可能是摄入了较多包含有动物性蛋白的食物残余等生活垃圾;C组仅1例个体,具有最低的δ13C值和δ15N值,分别为-20.0‰与3.5‰,与鹿科动物相近,暗示其食物基本来自自然环境。根据以往的认识,该个体可能为野猪[31]

图 2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祭祀坑出土动物与其他同时期单位动物骨骼[12~13]δ13C值与δ15N值对比散点图 Fig. 2 δ13C与δ15N values of animal bones from sacrificial pits and other context of the same period at Erlitou site in Yanshi, Henan Province

1号巨型坑出土的1例狗的δ13C值与δ15N值分别为-13.7‰、9.0‰,与猪群的B组相近,其食谱以C4食物为主兼有C3食物,其中包含较多的动物性蛋白;其余狗(n=4)的δ13C值与δ15N值分布范围分别是-12.3‰ ~-7.9‰、6.4‰ ~9.2‰,表明狗的食物结构差异比较明显。

3 讨论 3.1 二里头遗址家养动物的饲养

方式已有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农业社会中家养动物饲养方式与谷物生产之间关系十分密切[15, 27, 32]。植物考古研究可知,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以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兼有少量稻米、小麦和大豆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体系[33]。二里头遗址2000~2006年度出土的炭化农作物中粟与稻米出土概率位居首位,粟的绝对数量多于稻米,黍、大豆发现较少,小麦仅出土了8粒(二里头文化3粒、二里冈文化5粒),另有数量可观的稻谷基盘/小穗轴,以及狗尾草、马唐属、黍属等旱地禾本科杂草[13]。值得注意的是,稻米遗存的大量出土在中原地区龙山时代至商周时期十分罕见,研究者认为二里头的稻米可能是二里头的精英阶层从外埠征集的谷物,但也不排除伊洛河谷当时存在大面积稻米种植的可能性[13]。龙山晚期,中原地区的肉食资源获取策略以家养动物为主、以渔猎为辅,并已形成猪、狗、黄牛和羊共同饲养的家畜饲养业[34]。二里头遗址居民的肉食资源来源以猪、黄牛、羊和野生动物梅花鹿这4种动物为主[13]。本文的数据及前人发表的食性分析[14]与陶器残留物[35]的研究同样表明,粟类食物是二里头遗址先民主食,同时水稻、家畜等动物性资源也被经常性食用。可见,二里头遗址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农业与家畜饲养业。下文将结合二里头遗址以往发表的数据(表 2)[13~14],综合分析遗址家畜的饲养方式及其对谷物生产的依赖程度。

表 2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人与动物骨骼δ13C与δ15N值统计结果* Table 2 δ13C与δ15N of human and animal bones from Erlitou site in Yanshi, Henan Province

鹿的食物结构基本以C3植物为食。非参数检验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和二里冈文化时期鹿的δ13C值(p=1.00)与δ15N值(p=0.35)均没有显著性差异,表明二里头遗址的环境变化不大,或环境变化程度并不足以导致鹿科动物栖息环境和采食习性的改变。这一认识与环境考古研究结果相符[20]。至于家养动物,两个文化时期猪、狗和牛的饲养对C4类食物的依赖非常严重,其食物主要来自与粟作农业有关的秸秆、谷糠、剩余谷物等,作为杂食动物的猪和狗又摄入了较多包含动物性蛋白的厨房垃圾等。与这三类动物不同的是,羊的食物中兼有C3和C4类食物,说明羊的饲养采用了放养与舍饲结合的饲养方式。非参数检验分析显示,二里头文化时期与二里冈文化时期3种家畜的δ13C值与δ15N值均没有显著性差异,意味着猪(p=0.74,0.11)、狗(p=0.50,1.00)、牛(p=0.88,0.54)和羊(p=0.35,0.06)的饲养在二里头遗址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情形表明,二里头遗址延续着龙山晚期以来的陶寺[36]、瓦店[37]、王圪垱[15]、新砦[17]等遗址形成的牛和羊的饲养传统,并一直持续至二里冈文化时期。

与狗、牛和羊相比,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时期猪的δ13C值均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标准差分别为3.1、3.2),说明二里头遗址家猪的饲养方式更加多样化,个体间的差异较大。考虑到遗址出土的较多稻米类遗存[13],我们不排除二里头遗址存在用水稻的稻草及米粒类食物饲养家猪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形成的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控制整个洛阳盆地并强力向辐射四周的资源流通,在此背景下二里头遗址家猪饲养方式的多元化也可能是周边地区的物资向二里头遗址流转汇聚在动物资源方面的呈现。

3.2 二里头遗址祭祀坑出土动物的饲养及相关问题

作为早期王权国家的都邑,二里头遗址掌握权力的精英阶层曾频繁的开展过祭祀活动,并在宫城北面与宫殿区内东北部形成了延续时间数百年的祭祀遗存[8, 38]。位于宫殿区的1号巨型坑与偃师商城宫城内的祭祀区具有相似之处,是一处专门的祭祀场所,其存续时间大约始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终于二里头文化四期[12]。因此,1号巨型坑出土的动物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宫殿区高等级仪式性活动中牺牲选择的偏好。据初步统计,坑内相关单位出土的骨骼类遗存除了零星人骨外,发现了大量猪、狗、牛、羊等动物遗骸。其中,种类上以猪为主,并发现多具完整的猪骨架[39]。这与二里头遗址以家猪为主,兼有狗、牛和羊等多品种家畜共同饲养的情况一致。

综合已发表的数据[13]我们对比了祭祀用牲和其他动物的稳定同位素数据比值(见图 2表 3)。非参数检验可知,1号巨型坑相关单位出土的猪、羊与其他单位出土猪(p=0.58、0.50)、羊(p=0.39、0.24)的δ13C值与δ15N值均没有显著性差异,祭祀遗迹与其他单位牛的δ13C值亦没有明显差异(p=0.28),但δ15N值(p=0.01)前者显著低于后者约1.8‰。这种情况意味着,虽然祭祀活动中选用的猪、羊与遗址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家畜在食物结构乃至饲养方式上可能没有差别,祭祀用牛在饲养方面则可能与其他牛有所不同。也便是说,二里头遗址牛的饲养基本以粟、黍等C4植物性食物为主,但相比其他牛而言,祭祀用牛的饲料显然具有更低的δ15N值。

表 3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祭祀坑出土动物与同时期其他单位出土动物δ13C与δ15N值统计结果* Table 3 Statistical results of δ13C and δ15N values of animal bones from sacrificial pits and other context of the same period at Erlitou site in Yanshi, Henan Province

已有研究认为,二里头文化已经完成了以洛阳盆地为中心,涵盖河南大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和湖北北部等周边较大地理范围内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整合,二里头遗址所需的包括绿松石、铜、锡、铅在内重要资源的来源范围涵盖鄂西北、中条山等周边地区[40]。锶同位素研究发现,二里头遗址存在较高比例外来的牛和羊[41]。H、O同位素的结果也表明,二里头遗址部分猪、牛、羊可能都存在外来个体[42]。因此,除了金属、玉石、陶器以外,当时还存在动物资源向二里头遗址的汇集。也便是说,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已经展现出与周围较大空间范围内聚落和人群密切的区域互动关系,而且从物质文化方面来看,二里头遗址精英阶层在区域互动中显然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这也是维护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二里头文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如此,以猪为代表的家畜(包括祭祀用牲)食物结构反映出的饲养方式的多样化可能与它们来源地的多元化有关。

研究表明,植物δ15N值一方面受其生理代谢过程的控制,另一方面还直接受温度、降水等环境因素的影,且与温度呈显著正相关、与降雨量和土壤含水量呈负相关[43~44]。因此,1号巨型坑相关祭祀坑出土牛与其他单位牛的食物来源可能略有不同,比如食用了较多δ15N值较低的豆科植物或其他植物。这种差异是否意味着其来源上的不同或者祭祀用牛在饲养方面的精细化、特殊化,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根据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古文字学家将“牢”、“宀羊”释读为系养牲畜的圈,并认为殷墟时期商王室曾专门饲养动物用于祭祀、丧葬等仪式活动[45]。那么,晚商时期的这种习俗的源头可追溯至何时?如何追寻?二里头遗址祭祀用牛食物结构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当时已经存在对祭祀用牲的特殊饲养,仍需要今后从不同的角度,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究。综上所述,我们认为1号巨型坑相关祭祀坑出土牛生前的食物结构与其他牛略有不同,但这种差异暗示了宫殿区祭祀用的牛牲有着特殊来源还是饲养方式的精细化、特殊化仍需要综合考虑。

4 结论

史前时代,祭祀等仪式性活动不仅是宗教行为,更是维持及强化早期社群关系、巩固社会规范、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因此,针对祭祀等仪式性活动,尤其是诸如二里头之类早期都邑出土的高等级祭祀遗存的系统研究对于认识社会复杂化与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近年来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可知,统治者曾在宫殿区长期频繁的开展过祭祀等仪式性活动,并使用了大量的动物牺牲。为了深入认识这类动物遗存生前的饲养管理情况及其所反映的区域互动关系,我们对位于宫殿区1号巨型坑的祭祀坑内出土的动物骨骼和少量人骨开展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并与同时期其他单位出土的骨骼遗存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

研究发现,4例人骨(δ13C=-9.4±2.5‰,δ15N=9.5±1.5‰)呈现出以粟类食物为食、并摄入了少量动物蛋白的食物结构。猪(n=18)的δ13C值(-20.0‰ ~-6.9‰)与δ15N值(3.5‰ ~9.8‰)变化范围较大,反映出猪的食物结构个体间差异较大:虽然多数以包含少量动物蛋白和残羹冷炙的C4类食物为主食(δ13C=-8.6±0.9‰,δ15N=7.5±0.9‰,n=12),仍有部分个体食用了较多的C3类食物(δ13C=-15.0±1.8‰,δ15N=9.5±0.2‰,n=5),且还存在个别野猪(δ13C=-20.0‰,δ15N=3.5‰,n=1)。狗(δ13C=-11.0±2.5‰,δ15N=8.2±1.3‰,n=5)的食物结构基本以C4类食物为食,呈现出粟作农业生产方式对家犬饲养的影响。我们认为,粟作农业生产对二里头遗址先民和家畜饲养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粟和黍以及源于粟作农业的食物是遗址先民和大部分的猪、狗主要的食物来源。牛和羊同为反刍动物,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食物结构,牛(δ13C-9.1±1.3‰,δ15N=5.6±1.3‰,n=16)的饲养对粟作农业的依赖非常明显,羊(δ13C=-15.0±2.0‰,δ15N=6.3±1.2‰,n=17)则C3与C4植物兼食。可以看出,二里头遗址牛和羊的饲养仍然延续着龙山晚期以来的传统,即牛主要依赖包括秸秆、谷糠在内的粟作农业的副产品为食,羊的食物中同时兼有粟类食物和野草等C3植物。这种情形可能意味着人们更加重视对牛的饲养。

通过比较发现,1号巨型坑祭祀遗存出土的猪、狗、羊与其他单位同类动物在食物结构上并无差别,而牛的δ15N值却显著低于灰坑、地层等单位的牛。考虑到二里头文化对以洛阳盆地为核心的周边地区具有强大的政治文化影响力和经济控制力,而且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量来自其他地区的金属、玉石、陶器等物质遗存,以及猪、狗、牛、羊等家养动物,我们推测1号巨型坑内祭祀坑出土猪的食物结构的多样性可能与其多元化的来源有关。与此同时,巨型坑出土牛与其他单位的牛在食物结构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当时已经存在对祭祀用牲的特殊饲养,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我们推测,通过对仪式性动物的征集等宗教祭祀活动的掌控,二里头的精英阶层在二里头本地居民乃至较大地理范围内的社群共同体中的政治权威和宗教威望得到不断强化,从而在一定能够程度上保障了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与二里头文化这一广域王权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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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ing practices of animals from sacrificial pits in the No.1 huge pit of Erlitou site, Yanshi, Henan Province
Chen Xianglong, Li Zhipeng, Zhao Haitao     
(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Several lines of evidence suggest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mplexity and regional ritual practice, especially during the formation period of early state-level societies. Previous studies focusing on high-level sacrificial remains have added knowledge on the sacrificial forms, offerings of ritual practices,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feeding practices, management, mobilization of animal offerings,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human co-operation of early societies behind. Recent field work focusing on palace zone at Erlitou site(34°41'N, 112°42'E) in Yanshi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disclosed a huge pit covering 2200 m2. The pit contains several sacrificial pits with lots of animal bones which were thought to be animal offerings of ritual practices. Here we carried out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isotope analysis of 35 animal bones, 1 human bone fragment from the sacrificial pits, with several bones from other contexts for comparison,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feeding practices as well as collecting network of animal offerings.It is disclosed that 4 human bones(δ13C=-9.4±2.5‰, δ15N=9.5±1.5‰)showed a diet focusing on millet foods with a small amount of animal protein. The big range of pigs'(n=18)δ13C(-20.0‰~-6.9‰)and δ15N(3.5‰~9.8‰)reflected the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individuals in the pig's food structure:although most of the C4 foods containing small amounts of human leftovers comprised the diet of 12 pigs(δ13C=-8.6±0.9‰, δ15N=7.5±0.9‰), there were some individuals which ingested more C3 foods(δ13C=-15.0±1.8‰, δ15N=9.5±0.2‰, n=5)and one wild boar(δ13C=-20.0‰, δ15N=3.5‰, n=1). The diet of dogs(δ13C=-11.0±2.5‰, δ15N=8.2±1.3‰, n=5) basically derived from C4 food, showing the effect of millet farming on domestic dog rearing. The herbivorous cattle and sheep displayed distinguished feeding practices; while cattle(δ13C-9.1±1.3‰, δ15N=5.6±1.3‰, n=16) relied on millet byproducts generally, sheep(δ13C=-15.1±2.0‰, δ15N=6.3±1.2‰, n=17) ingested both C3 and C4 plants. This situation is likely a continuation of raising tradition of cattle and sheep since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in the Central Plains.After comparison, diets of pigs, sheep and dogs unearthed from sacrificial pits in the No.1 huge pit showed no big difference from those of the same species from other contexts, but the δ15N values of cattle from the huge pits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rom cattle of other contexts(n=5, 8, p=0.01 < 0.05). Considering the socioeconomic effect of Erlitou site over other contemporary sites around the Luoyang Basin, we suggested that differences in the diet of pigs from sacrificial pits indicating flow of livestock resource from surrounding regions to the Erlitou site. At the same time, whether the slightly lower δ15N values of cattle in sacrificial pits than other contexts of the same period resulted from dedicated feeding and management for high-level ritual practice controlled by elites of Erlitou site is unclear before further exploration. Therefore,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elites of Erlitou site polity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mobilized animal surpluses on a larger regional scale to support ritual practices in the palace zone, from which their ideological power crosscut Erlitou residents to extend over broader social groups in surrounding regions and sacred validation for their political position was gained.
Key words: Erlitou site    animal offerings    stable carbon and nitrogen analysis    feeding pract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