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Vol.40
2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 郑州 450000)
中国动物考古学者近年来在动物考古研究方面开展的工作逐渐增多, 如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至夏商时期(2200~1046 BC)已经开展登封王城岗[1]、临汝煤山[2]、新密新砦[3~4]、偃师二里头[5~7]、荥阳关帝庙[8]、偃师商城[9]和安阳殷墟[10~11]等近20处遗址和区域[12]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取得丰硕成果。然而两周时期河南地区只有新郑郑韩故城祭祀遗址[13]、新郑双楼墓地[14]、博爱西金城[15]、淅川下王岗[16]、登封王城岗[1]和登封南洼[17]共6处遗址开展研究, 而且后4处遗址的主体文化遗存并非两周时期。这些研究中属于两周时期的动物骨骼标本数量有限, 如南洼遗址两周时期的可鉴定标本数仅为184、西金城遗址东周至汉代的可鉴定标本数为321。尽管郑韩故城祭祀遗址发掘获得3056件两周时期的动物骨骼, 双楼墓地发现随葬器皿内置约227件动物骨骼, 但是祭祀遗存和墓葬无法全面揭示当时人类社会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行为和规律, 因此两周时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特别是生活居址方面的研究亟待进一步开展。
两周时期社会经济较前有了很大发展, 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繁荣, 而东周时期更是在社会发生动荡的态势下前进[18]。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得不考虑两周时期动物资源怎样参与到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方式较夏商时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例如, 商代晚期, 家马传入以殷墟遗址为代表的都城或大型聚落中并主要参与贵族活动, 发展至两周时期, 家马是否会在普通聚落中出现并参与当地普通人群的生产生活？本文以河南省淅川县单岗遗址西周晚期至战国早期出土的动物遗存为研究材料, 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1 遗址和材料概述河南省淅川县位于南阳盆地西缘, 北部和西北部属于秦岭东段延伸部分的伏牛山南侧, 西部和西南部有秦岭和大巴山, 南部有丹江口水库, 属亚热带大陆性季风半湿润气候, 境内雨量充沛, 多年年平均降水量817.3 mm[19]。单岗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盛湾镇单岗村北的丹江南岸的二级阶地上, 属丘陵地形, 地势南高北低, 面积约2×104 m2, 地理坐标为32°57′50″N, 111°22′30″E; 海拔约162 m。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于2011年7月至2012年1月、2013年3月至6月分两次对该遗址进行发掘, 实际发掘面积共计9000 m2。遗址文化层厚1~2 m, 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分属近现代、宋元[20]、汉代、两周[21~22]和屈家岭文化[23]时期。发掘期间采用手选法收集动物骨骼。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遗存分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 考古地层和灰坑等单位出土动物骨骼共计1196件。其中西周晚期2个灰坑出土20件, 春秋早期6个灰坑出土112件、地层出土10件, 春秋中期9个灰坑出土320件, 春秋晚期23个灰坑出土157件、地层出土41件, 战国早期23个灰坑和2个灰沟出土151件、地层出土122件动物骨骼标本, 东周时期1)31个灰坑和2个灰沟出土201件、地层出土62件。出自灰坑或灰沟的标本占80.35 % (961/1196), 出自地层的标本占19.65 % (235/1196)。出土单位具体信息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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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动物遗存出土单位及数量表 Table 1 Taxa and qualities of animal remains in Shangang's archaeological units |
1) 这部分骨骼标本的出土单位无法细分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 统称为东周时期, 具体单位见表 1; 文章中凡是涉及“东周时期”以此解译为准
2 研究方法这批动物骨骼的鉴定工作由第一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中心动物考古实验室完成, 鉴定时参考了实验室收藏的现生标本和相关动物骨骼图谱[24~25]。猪下颌牙齿的磨蚀程度主要参考格兰特(Grant)的记录方法[26]; 狗和猪的骨骼愈合情况主要参考西尔弗(Silver)的研究[27]; 猪牙齿萌出和磨蚀程度判断死亡年龄主要参考李志鹏[11]的研究。鉴定时记录了骨骼的部位、左右、保存状况、牙齿萌出和磨蚀程度、骨骺愈合程度、性别、表面痕迹(啃咬、风化、人工切割、病理等)和重量等信息, 对可以测量的项目进行测量, 测量项目及方法参考《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测量指南》[28]。这些信息最终输入Excel表格, 用于计算和分析。
观察马右P2表面磨蚀痕迹时, 我们使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实验室莱卡S9i体式显微镜进行观察和拍照。
3 动物种类及数量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出土动物遗存代表种属13种, 有中华圆田螺(Cipangopaludina cathayensis)、龟(Testudinata)、稚(Phasianus colchicus)、狗(Canis familiaris)、熊(Ursidae)、马(Equus ferus caballus)、猪(Sus scrofa domestrica)、野猪(sus scrofa)、梅花鹿(Cervus nippon)、狍(Capreolus capreolus)、黄牛(Bos taurus)、绵羊(Ovis aries)和山羊(Capra aegagrus hircus)。还发现大型鹿科动物、中型鹿科动物和小型鹿科动物。因为破碎, 骨骼种属区分特征不明显, 无法区分山羊或绵羊的羊骨归为羊(Ovicaprid), 无法区分黄牛或水牛的牛骨归为牛(Bovinae)。考古发掘时没有采用网筛法收集可能是这次鉴定中没有发现啮齿动物、鱼类等动物骨骼的原因。
这批动物骨骼标本共1196件, 其中可鉴定标本数2)(下文表中以NISP表示)为633, 最小个体数(下文表中以MNI表示)为89。非哺乳动物中, 中华圆田螺的可鉴定标本数为12, 最小个体数为12, 时代属春秋晚期; 龟的可鉴定标本数为1, 最小个体数为1, 时代属东周时期; 雉的可鉴定标本数为3, 最小个体数为1, 时代属战国早期。哺乳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为617, 最小个体数为75, 各时期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及比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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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各期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NISP)及比例表 Table 2 NISP and ratios of NISP of mammals at the Shangang site from the late Western Zhou to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
2) 本文统计可鉴定标本数时计入大型鹿科动物、中型鹿科动物和小型鹿科动物中可以鉴别部位的标本数量, 并在4.1节“家养动物的数量”和5.1节“食用与肉量贡献率”的分析中使用这些数据, 评估两周时期人类对鹿科动物的开发和利用
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各时期哺乳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分别为15、53、179、88和148, 各时期的可鉴定标本数多寡不均, 限制了我们按时期比较演变趋势的可能性, 下文将以两周时期(含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战国早期和东周时期)为整体探讨古代人类与动物资源的关系。
4 家养动物及家畜饲养业的发展中原地区商末周初已经具备完整的“六畜”, 如狗[29]、猪[29]、黄牛[29~30]、绵羊[12, 29]、马[31]和鸡[32]。位于中原地区偏南的单岗遗址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发现的家养动物有猪和狗[33]。两周时期单岗遗址所处地区已经纳入周王朝的版图范围, 陶器类型学研究表明该区域自西周中期以来的遗存不乏周文化的共性[21]。因此我们认为中原地区的猪、狗、马、黄牛和绵羊等主要家养动物也已经传播到这一地区并被当地人类所接受, 最后出现在单岗遗址两周时期的动物遗存中。
家养山羊最早出现于河南省二里头遗址, 时代为距今约3700年[29]; 湖北省秭归卜庄河遗址商代动物遗存出现山羊骨骼及山羊卜骨, 结合三峡地区商代以前未见羊亚科动物这一现象, 研究者判断这些山羊是家养动物[34]。鉴于以上这两个地点出土的山羊都早于两周时期、单岗遗址存在从这些地区输入山羊的可能性, 我们暂将单岗遗址发现的山羊归为家养动物。
较屈家岭文化时期, 黄牛、绵羊、山羊和马是当地新出现的家养动物。
4.1 家养动物的数量计算家养动物的数量时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 我们在鉴定时将遗址出土的牛骨与实验室收藏的水牛骨骼比对, 没有发现可以明确鉴定为水牛的标本。而且《淅川县志》[19]显示即使在近代遗址当地饲养的水牛数量也很少, 所以将“牛”归入到“黄牛”。第二, 正文已述将山羊归为家养动物, 鉴定时无法区分山羊还是绵羊的“羊”与绵羊、山羊均归入“绵羊和山羊”。这样便于与下文中其他遗址的同类家养动物的数量比例作比较。
通过计算, 猪、狗、马、黄牛、绵羊和山羊等家养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别占全部可鉴定的哺乳动物数量的91.73 % (表 3)和70.67 % (表 4), 野生动物占8.26 % (表 3)和29.34 % (表 4), 可见家养动物的数量占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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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及比例表 Table 3 NISP and ratios of NISP of mammals at the Shangang site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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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哺乳动物最小个体数及比例表 Table 4 MNI and ratios of MNI of mammals at the Shangang site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哺乳动物数量比例与屈家岭文化时期相比有较大变化。在屈家岭文化时期, 猪的可鉴定标本数比例为41.52 %, 鹿科动物比例为22.22 % [33]。两周时期猪的数量比例上升为69.04 %, 鹿科动物(狍、梅花鹿、大型鹿科动物、中型鹿科动物和小型鹿科动物)的数量比例下降为7.13 % (图 1a); 最小个体数也显示出相同趋势(图 1b), 说明两周时期单岗的家畜饲养业已经在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 野生动物所占比例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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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单岗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和两周时期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数量比例(a)和最小个体数数量比例(b) Fig. 1 Ratios of NISP (a) and MNI (b) of mammals at the Shangang site in the Qujiangling Culture Period and Zhou Dynasty |
在家养动物中, 猪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最多。马和黄牛的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也相对较多, 它们分别是9.40 %和7.30 %、6.67 %和14.67 % (见表 3和图 1)。两周时期的其他遗址, 如郑韩故城祭祀遗址[13]、王城岗[1]和南洼遗址[17]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报告公布有各类家养动物及野生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计算各遗址中每种动物占遗址发现的哺乳动物总数的比例后, 我们发现王城岗遗址、南洼遗址和单岗遗址都以猪的数量为最多, 均超过或达到60.00 %, 狗、黄牛、绵羊和山羊以及马等家养动物和鹿科动物等野生动物的数量比例不等, 均远远少于猪的数量(图 2)。郑韩故城祭祀遗址中牛的数量最多, 其次为猪, 这与遗址的祭祀性质有关。单岗遗址马的可鉴定标本数比例为9.40 %, 甚至超过郑韩故城祭祀遗址的6.89 %, 远高于王城岗遗址(0.08 %)和南洼遗址(无), 可能暗示了马在单岗当地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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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两周时期中原地区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比例图 Fig. 2 Ratios of NISP of mammal animals in the Central Plain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
牙齿萌出和磨蚀程度方面, 21件猪下颌骨的年龄信息为: 0~4月1件、5~8月2件、9~14月2件、14~18月3件、18~24月6件、2~3岁5件、3岁以上2件(表 5)。此年龄结构复原的存活率曲线显示66.66 %的个体在2岁以前死亡, 33.34 %的个体在2岁之后死亡(图 3)。骨骺愈合方面, 猪肱骨远端关节说明60.00 % (9件标本未愈合、6件标本愈合)的个体在1岁前死亡, 股骨远端关节说明71.43 % (5件标本未愈合、2件标本愈合)的个体在3.5岁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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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猪下颌死亡年龄信息表 Table 5 Death Age of pigs at the Shangang site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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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猪存活率 Fig. 3 Pig survivorship at the Shangang site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
南洼遗址两周时期猪的存活率为75.00 %的个体在2岁以前死亡、25.00 %的个体在2岁以后死亡, 表现出与单岗遗址一致的特点, 即约有25.00 % ~33.34 %个体超过2岁。这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超过85.00 %的猪在2岁之前死亡的现象[2, 35]不同, 两种不同的现象可能反映了古代人类养猪策略和消费猪肉的变化。河南省关帝庙晚商遗址中猪2岁以前的死亡率约为55.00 %、超过2.5岁的死亡率为38.30 %, 可辨性别的猪下颌骨中97.00 %属于雌性个体, 研究者认为关帝庙遗址的养猪策略除了本地消费外还包括向其他城市供给, 猪肉可能是商品交换的一部分[36]。关帝庙遗址的案例也许可以启示我们, 在两周时期城市和商品经济更为发展的大背景下, 单岗遗址这类普通聚落中33.34 %猪活过2岁的现象可能也暗示遗址先民本地消费之余向其他城市供应猪肉。这还需要以后积累两周时期更多的材料进行验证。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狗和黄牛都只发现2件骨骺未愈合的标本, 其他多数骨骼的骨骺已经愈合, 说明狗和黄牛多数为成年个体。马骨的骨骺均愈合, 说明都为成年个体, 其中1件右侧上颌游离齿(H333:3, 图 4a, 属于P3-M2中的一颗)表面齿质(Dentine)被磨掉后暴露高约2 mm釉质, 根据以往对马牙磨蚀程度的观察结果, 保守推断其死亡年龄在10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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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动物骨骼 (a)马右侧上游离齿(H333:3)(upper tooth, horse(H333:3)); (b)猪右侧桡骨(H72)近端切痕(cut marks on proximal, right radius, pig(H72)); (c)梅花鹿右侧肱骨(T2931③)剔痕(scrape marks on distal, right humerus, deer(T2931③)); (d)马第Ⅲ掌/跖骨(H220:3)远端关节面切痕(cut marks on distal, the third metacarpal/metatarsal, horse(H220:3)) Fig. 4 Animal bones at the Shangang site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
遗址先民对家养动物开发利用目的主要有食用和役用。黄牛贡献的肉量最多, 其次为猪和马。黄牛和马的骨骼上发现极有可能与劳作相关的证据。遗址先民对马的利用有扩大化趋势, 马的功能从晚商时期贵族“御用”转向世俗化。
5.1 食用与肉量贡献率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发现的多数动物骨骼与人类的饮食活动相关。例如, 猪右侧桡骨(H72)近端前面横向切痕多条(图 4b); 梅花鹿右侧肱骨(T2931③)骨干发现10条左右的横向剔痕(图 4c); 马第Ⅲ掌/跖骨(H220:3)远端发现右侧滑车关节面上2条横向切痕(图 4d)。这些痕迹是肢解关节或剔肉等人类活动留下的, 是人类进行肉食消费的直接证据。
罗运兵[37]通过查阅动物志等文献, 对我国考古遗址常见哺乳动物的平均体重与肉量进行归纳, 以此为基础、结合遗址各种哺乳动物的最小个体数, 可以复原各种哺乳动物在古代人类肉食资源中的比重。如果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哺乳动物骨骼都是人类肉食消费留下的遗存, 那么依据罗运兵的统计方法可知家养动物提供的肉量占总肉量的83.64 %, 其中黄牛的肉量贡献率最多(36.41 %), 其次为猪(27.58 %)和马(16.55 %)(图 5)。野生动物仅占16.36 %, 其中野猪占0.26 %、大型鹿科动物占3.53 %、中型鹿科动物占7.94 %、小型鹿科动物占0.66 %、熊占3.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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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肉量贡献率比例图 Fig. 5 Ratios of meat provided by mammals at the Shangang site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
马的肉量贡献率为16.55 %, 虽然低于黄牛和猪, 但是超过所有野生哺乳动物之和, 这是家马传入中原地区后古代人类、特别是普通人群开发利用家马的一个重要转变。商代晚期, 马传入以殷墟遗址为代表的都城或大型聚落中, 考古材料显示马与车一同被埋入晚商贵族的墓葬或祭祀坑中[31], 普通聚落遗址零星出现的马骨也与占卜祭祀有关[36]。西周时期, 山东前掌大遗址的西周地层中发现马骨, 袁靖和杨梦菲[38]认为这一时期对马的利用有扩大化趋势, 将其作为肉食对象。单岗遗址作为一处普通聚落, 发现食用马肉的直接证据, 如马第Ⅲ掌/跖骨远端有横向切痕, 而且马的肉量贡献率占16.55 %, 这些现象进一步印证袁靖等学者的观点。
5.2 役用单岗遗址两周时期1件马牙暗示这匹马长时间佩戴了马衔, 1件马和1件黄牛肢骨的病理现象暗示这些大型家畜可能被役用。
(1) 马牙
马右侧下颌游离齿P2(T2932③)的咀嚼面显示出非正常磨损现象。它的咀嚼面最前部从平面(图 6a中如红色虚线所示)被磨蚀为斜面(图 6a中如红色实线所示, 图 6b)。P2是马牙下颌骨前臼齿的第一颗牙, 马衔在马嘴中向后移动最先接触到这颗牙齿。美国安东尼(Anthony)等[39]认为P2最前端的咀嚼面的倾斜角度与马佩戴有机质或金属的马衔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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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单岗遗址两周时期动物骨骼表面痕迹 (a)马右P2(T2932③)舌侧照(莱卡, 50倍)(Right P2, lingual, horse, (T2932③), Leica, 50×); (b)马右P2(T2932③)前侧照(莱卡, 50倍)(Right P2, anterior, horse, (T2932③), Leica, 50×); (c)马第1节趾骨(H333:3)掌侧(Posterior, the first phalange, horse(H333:3); (d)黄牛右侧掌骨(H153:3)近端(Proximal, posterior, right metacarpal, cattle(H153:3)) Fig. 6 Modifications on animal bones at the Shangang site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
(2) 马和黄牛的肢骨
马第1节趾骨(H333:3)掌侧的外侧和内侧发现严重骨赘(图 6c, 红箭头指向骨赘)。这件标本与图 4a所示游离齿出自同一考古单位, 有可能属于同一个体。
黄牛右侧掌骨(H153:3)的近端背侧可见第5掌骨愈合在第2、3掌骨上(图 6d, 红箭头指向第5掌骨)。
掌骨和第3节趾骨位于动物肢体的末端、需要承担身体全部重量。长时间或超强度的劳作会使这部分的骨骼和肌肉承受更大的压力, 容易诱发软组织炎症, 长期的炎症会导致骨骼表面发生变化, 如骨赘增生(马第1节趾骨)或邻近的骨骼粘连(黄牛第2、3掌骨与第5掌骨)。特别是马蹄骨表面的骨赘与役用的关联性很大[40]。另一方面, 关节炎属于退行性疾病, 单岗遗址发现的马和黄牛多为成年个体, 其中1匹马的年龄超过10岁, 年龄因素可能也是这些骨骼发生病理现象的诱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单岗遗址被马衔磨蚀的马牙和第1节趾骨的病理现象暗示马在当时被人类役用, 并承担相当的工作量。特别是马第1节趾骨的骨赘可能引起疼痛进而影响其运动和劳作, 可能是人类宰杀的原因。黄牛掌骨的病理现象与人类役用活动也可能存在一定相关性。
6 结论单岗遗址在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家养动物只有猪和狗, 两周时期已经发展为猪、狗、马、黄牛、绵羊和山羊。遗址先民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特点有:
(1) 家养动物在历时性方面经历了数量逐渐占绝对优势的过程。屈家岭文化时期, 猪的可鉴定标本数比例为41.52 %、鹿科动物的数量比例为22.22 %; 两周时期, 猪的数量比例为69.04 %、鹿科动物的数量比例降为7.13 %, 家养动物的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占全部可鉴定的哺乳动物数量的91.73 %和70.67 %。
(2) 66.66 %家猪在2岁以前死亡、33.34 %活过2岁, 遗址先民养猪的主要目的在于本地消费。是否存在向外供给还需更多材料论证。
(3) 遗址先民开发利用家养动物的方式有食用, 家养动物向人类提供了83.64 %的肉量。其中黄牛的肉量贡献率最高, 占36.41 %。而且黄牛的可鉴定标本数居第三、最小个体数居第二, 说明黄牛在遗址先民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4) 遗址先民开发利用家养动物的方式还有役用。马右P2被马衔磨蚀的痕迹和第1节趾骨的骨赘说明马被役用, 而且承担相当的工作量。
(5) 较晚商时期, 遗址先民对马的利用有扩大化趋势。马在普通聚落中出现并占9.40 %的数量比例、肉量贡献率达16.55 %和畜力开发等现象, 反映马的功能从晚商时期贵族“御用”转向世俗化, 进入到普通人群的生产生活中。
致谢: 动物骨骼鉴定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老师、吕鹏老师和杨梦菲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匿名审稿专家给予文章极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 王一如博士对英文摘要提出修改意见,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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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Henan;
3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 Zhengzhou 450000, Henan)
Abstract
Chinese zooarchaeologists have paid much attention on the origins,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domestic animals and the utilizations of animal resources in Neolithic and early Bronze Age in the Central Plain. However, zooarchaeological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late Bronze and early Iron Age have not been addressed intensively and detaill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s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zooarchaeological analysis of a small settlement in southern Henan province.The Shangang site(32°57'50"N, 111°22'30"E; 162 m a.s.l.)is located on the terrace in south of Dan River, Xichuan County, Henan Province. Xichuan County is in sub-humid climate zone, with an average annual precipitation of 817.3 mm. The site was excavated by School of History, Zhengzhou University during 2011 for the first time and 2013 for the second time with a 9000 square meters of excavating area in total. The cultural layers were 1 to 2 meters in depth including Song and Yuan Dynasty, Han Dynasty, lat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Dynasty and Qujialing Culture Period.The Shanggang animal bone assemblage was identified in the zooarchaeology lab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using comparative collections and several bone catalogs. Taxonomy, standard measurements, age, gender, pathologies and bone surface modifications were recorded.Thirteen taxa were identified at Shangang, including domestic animals such as pigs(Sus scrofa domestrica), dogs(Canis familiaris), horses(Equus ferus caballus), cattle(Bos taurus), sheep(Ovis aries)and goats(Capra aegagrus hircus)during the Zhou Dynasty. The ratios of NISP and MNI of domestic animals in the total were 91.73% and 70.67%, respectively. Pigs are the largest group among the domestic animals, accounting for a NISP of 69.04% and a MNI of 33.33%. The ratios of other domestic animals are between 1.78% to 14.67%. Comparing 41.52% of pigs and 22.22% of deer in NISP during the Qujialing Culture Period, it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that the NISP ratio of pig raised to 69.04% while that of deer decreased to 7.13% in the later period, indicating herding industry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Zhou. The survivorship that 25.00%~33.34% of pigs lived more than 2-year-old suggests it was consumed locally, and were probably provided to other regions through exchange systems. The main utilizations of animal resources were for food and labor. The meat provided by domestic animals account for 83.64% in the total while wild animals contributed 16.36%, suggesting a more developed breeding industry in Zhou. Cattle provided the largest amount of meats with a ratio of 36.41%. Combining its NISP(7.30%)and MNI(14.67%)ratio, it is concluded that cattle was an important herd in people's daily life. As for labor, a bevel on the right P2(the lower second premolar)of horse was a sign of wearing organic or mental bits. Additionally, serious osteophytosis developed on both sides of the first phalange of horse were an extra evidence of labor exploi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studies, horses were only used by the elite and found in ritual contexts for sacrifice during the late Shang Dynasty. In our study, we infer that the horses were also consumed by ordinary people as a food resource, and this occurred in the small settlement, Shangang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which may suggest versatile usages of horses and the changes of their role to quotidian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