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Vol.40
2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1;
3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广西 南宁 530022)
广西处于云贵高原东南边缘, 北回归线横贯中部, 气候温热, 地貌多样, 河流纵横交错, 动植物资源丰富。特别是境内分布有大面积的喀斯特地形, 岩溶洞穴众多, 这些洞穴大多保存有第四纪堆积, 其中不少含有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存和动物化石。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考古资源使得广西在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的古人类学、史前考古学以及动物考古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建国以来, 广西地区发现了一系列属于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早期的洞穴遗址, 包括柳州白莲洞、柳江通天岩、田东定模洞、桂林宝积岩、都安九楞山、扶绥南山洞、来宾麒麟山、隆林那来洞、崇左智人洞、田东陆那洞、平乐鸡母岩、桂林甑皮岩和庙岩等[1~17]。智人洞人化石年代早到距今11万年, 它的发现对早期现代人起源“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8~9]; 发现于通天岩的柳江人是迄今在我国乃至整个东亚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晚期智人阶段的代表性化石, 在研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晚期智人的扩散以及人群的交流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白莲洞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大量富有特色的石制品及丰富的动物化石, 对于了解岭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与中石器时代的石器技术和文化特点, 复原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1]。此外, 广西洞穴发现的晚更新世动物群如与柳江人伴生的哺乳动物群、陆那洞动物群等属于中国南方晚更新世典型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10~11, 15], 对于探讨晚期智人的生存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娅怀洞遗址是近年来广西地区又一重要考古成果, 它的发掘进一步完善了广西史前文化序列, 对于研究更新世晚期的早期现代人群的多样性、人群的迁徙与交流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埋葬习俗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遗址发现的距今16000年的稻属植物植硅体为研究古代人类利用野生稻的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也为探索栽培稻的驯化过程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18]。遗址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遗存, 对这些遗存的鉴定与分析, 能够帮助我们全面复原古代先民动物性食物的饮食结构及其相关的动物资源获取方式。
从动物考古研究角度而言, 截至目前, 广西洞穴遗址中仅有白莲洞遗址、甑皮岩遗址和中山遗址洞外岩厦[19]这3处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经过系统的动物考古研究, 其他遗址则更偏重于动物种属信息的介绍。本文将要探讨的隆安娅怀洞遗址将会为广西地区洞穴遗址动物考古研究增加新的材料。
1 遗址简介娅怀洞遗址(23°06′25″N, 107°45′35″E)位于广西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 距隆安县城13 km。东南1 km是右江, 附近有天然水塘, 前面是平坦开阔地, 自然环境优越(图 1)。该遗址是一处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总面积约110 m2, 由前洞厅和内洞两部分组成。前洞厅为一高大的岩厦, 长和宽均约10 m, 洞口朝西。内洞长约8 m、宽约3 m[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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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娅怀洞遗址远景图[18] Fig. 1 The distal view of Yahuaidong site |
2015年5月至2017年9月,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考古发掘, 同时对被扰乱部分的堆积进行了清理, 发现旧石器时代墓葬和人骨, 出土数以万件的遗物。
发掘分为A、B、C、D区, 揭露面积约50 m2。本次整理的动物遗存主要出自B区(图 2), 该区发掘面积16 m2, 深4.2 m(未挖到基岩), 堆积共24层, 可归为4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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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娅怀洞遗址发掘区分布图 Fig. 2 Distribution map of excavated area of Yahuaidong site |
第一单元包括第2层至第4层, 主要为黑褐色亚粘土, 土质较软, 无胶结;
第二单元包括第5层至第9层, 主要为灰黄色土, 轻度胶结土;
第三单元包括第10层至第18层, 主要为棕色土, 胶结程度较高;
第四单元包括第19层至第24层, 主要为深棕色土, 轻度胶结。
其中第一单元属于新石器时代, 第二单元及其以下为旧石器时代。本区发现墓葬和用火遗迹, 出土大量打制石制品, 少量磨制石器、骨器、陶片以及大量动植物遗存[18]。
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4000~4000年(表 1)。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 出土遗物特征以及现有的测年结果, 文化遗存大致可以分为4期:第一期年代距今44000~30000年, 第二期年代距今25000~20000年, 第三期年代距今16000年左右, 第四期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前三期均属旧石器时代, 第四期属于新石器时代[18]。本文将按照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晚期两个大的时期, 对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相关的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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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娅怀洞遗址部分地层碳十四测年数据 Table 1 AMS 14C dates and information on the measured materials from selected layers of Yahuaidong site |
本次整理的动物遗存全部来自遗址B区, 数量共60770件(包括少数人工制品)。发掘过程中, 按照遗迹单位和地层分层情况, 分别收集动物遗存。动物遗存的收集方法包括筛选法和浮选法, 使用筛选法获得肉眼可见的大部分遗存, 使用浮选法获取微小动物遗存(如鱼类遗存和小型哺乳动物遗存等)。
鉴定过程中, 我们主要参考山东大学动物考古实验室所藏的现代动物比较标本和历年积累的古代典型动物标本, 同时也参考《中国脊椎动物化石手册》[20]、《中国经济动物志—淡水软体动物》[21]等相关文献。尽量确定其具体的属种(不能确定属种的按照其特征分别鉴定到纲、目和科)、所在部位、死亡年龄和性别特征等, 记录骨骼保存状况, 观察骨骼表面痕迹, 并对全部标本进行了重量的记录。
测量主要参考安格拉·冯登德里施(Angela Von den Driesh)《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测量指南》[22]确定的测量方法与标准。
在鉴定的基础上, 我们结合遗存所在层位对其进行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和骨骼发现率的统计, 并依据统计结果进行自然环境的复原、人类行为和生业经济的阐释。出土的大部分遗存, 表面胶结非常严重, 在鉴定之前, 我们尝试多种方法(包括配置不同浓度的酸性溶液浸泡)去除其表面的胶结物, 效果并不理想。同时, 出土遗存的破碎程度也普遍较高, 因此给鉴定和表面痕迹观察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最终我们能够鉴定到属种的标本数量并不多。因此在下文中, 我们将以科1)这一级的鉴定结果为依据, 结合遗址分层信息来进行可鉴定标本数及最小个体数的统计和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 分别探讨本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个大的时期先民对动物的利用模式, 并对其进行比较研究。
1) 受鉴定水平所限, 少量只能鉴定到目的遗存, 如翼手目和蛇亚目也将统计在内
3 鉴定结果从动物遗存分布层位看, 既有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12504件), 如来自该区第㉔层至第⑤层的遗存; 也有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7518件), 如来自该区第③和④层的遗存; 此外还包括数量众多的扰乱层中出土的遗存, 这部分遗存层位关系不够明确, 在下文的讨论中将不再涉及。
从鉴定结果看, 遗址出土动物包括软体动物(瓣鳃纲和腹足纲)和脊椎动物(鱼纲、爬行动物纲、鸟纲和哺乳动物纲), 计27科19种(属)。
3.1 旧石器时代晚期共12504件, 其中可鉴定到科的有1425件。
巴蜗牛科(Bradybaenidae), 2件; 扁蜷螺科(Planorbidae), 48件; 田螺科(Viviparidae), 461件, 可鉴定出有方形环棱螺(Bellamya quadrata)、斜口环棱螺(Bellamya mutica)和梨形环棱螺(Bellamya purificata)(图 3a); 坚齿螺科(Camaenidae), 2件; 觿螺科(Hydrobiidae), 1件; 环口螺科(Cyclophoridae), 203件, 全部为高大环口螺(Cyclophorus exaltatus); 肋蜷科(Pleuroceridae), 28件, 可鉴定出塔锥短沟蜷(Semisucospira henriettae); 蚌科(Unionidae), 213件, 可鉴定出有佛耳丽蚌(Lamprotula mansuyi)、刻纹丽蚌(Lamprotula scripta)、三型矛蚌(Lanceolaria triformis)和圆顶珠蚌(Unio douglasiae); 蚬科(Corbiculidae), 13件, 全部为河蚬(Corbicula fluminea)(图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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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娅怀洞遗址出土部分代表性动物遗存 (a)梨形环棱螺(Bellamya purificata); (b)鲤鱼咽齿(Cyprinus carpi); (c)河蚬右壳(Corbicula fluminea); (d)猪獾下颌带P4-M1(Arctonyx collaris, mandible with P4-M1); (e)猪肱骨右远端(Sus scrofa, right distal end of humerus); (f)牛中央跗骨(Bovinae, central tarsal bone); (g)中型鹿肩胛骨(Medium-sized Cervidae, scapula); (h)大型鹿桡骨近端(Large-sized Cervidae, proximal end of radial); (i)犀牛跖骨远端(Rhinocerotidae, distal end of metatarsal); (j)猕猴桡骨远端(Macaca mulatta, distal end of radial) Fig. 3 Representative faunal remains from Yahuaidong site |
鲤科(Cyprinidae), 5件, 包括鲤鱼(Cyprinus carpio)(图 3b)和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 鳖科(Trionychidae), 13件; 龟科(Emydidae), 143件; 钝吻鳄科(Alligatoridae), 4件; 鸭科(Anatidae), 1件; 雉科(Phasianidae), 2件; 猴科(Cercopithecidae), 15件, 可鉴定为猕猴(Macaca mulatta); 松鼠科(Sciuridae), 1件; 鼠科(Muridae), 7件, 为褐家鼠(Rattus norvegicus); 兔科(Leporidae), 2件; 猫科(Felidae), 1件; 犬科(Canidae), 1件; 鼬科(Mustelidae), 8件, 可鉴定出猪獾(Arctonyx collaris)(图 3d)和狗獾(Meles meles); 猪科(Suidae), 61件, 全部为野猪(Sus scrofa)(图 3e); 牛科(Bovidae), 25件, 包括牛亚科(Bovinae)(图 3f)和羊亚科(Caprinae); 鹿科(Cervidae)(图 3g和3h), 165件, 可鉴定出獐属(Hydropotes)的存在, 部分遗存按照尺寸可分为大型鹿、中型鹿和小型鹿。
3.2 新石器时代晚期共7518件, 其中可鉴定到科的有556件。
巴蜗牛科(Bradybaenidae), 2件; 扁蜷螺科(Planorbidae), 1件; 田螺科(Viviparidae), 16件, 可鉴定出方形环棱螺((Bellamya quadrata)); 环口螺科(Cyclophoridae), 6件, 全部为高大环口螺(Cyclophorus exaltatus); 蚌科(Unionidae), 57件, 可鉴定出佛耳丽蚌(Lamprotula mansuyi)、三型矛蚌(Lanceolaria triformis)、圆顶珠蚌(Unio douglasiae)和无齿蚌(Anodonta); 蚬科(Corbiculidae), 1件, 为河蚬(Corbicula fluminea)。
鲤科(Cyprinidae), 4件, 包括鲤鱼(Cyprinus carpio)和青鱼(Mylopharyngodon piceus); 鳖科(Trionychidae), 12件; 龟科(Emydidae), 77件; 钝吻鳄科(Alligatoridae), 2件; 蛇亚目(Serpentes), 1件; 雉科(Phasianidae), 1件; 猴科(Cercopithecidae), 13件, 全部为猕猴(Macaca mulatta)(图 3j); 翼手目(Chiroptera), 1件; 豪猪科(Hystricidae), 13件; 鼠科(Muridae), 15件; 犬科(Canidae), 3件; 鼬科(Mustelidae), 4件, 全部为猪獾(Arctonyx collaris); 犀科(Rhinocerotidae)(图 3i), 2件; 猪科(Suidae), 49件, 全部为野猪(Sus scrofa); 牛科(Bovidae), 33件, 包括牛亚科(Bovinae)和羊亚科(Caprinae); 鹿科(Cervidae), 243件, 根据尺寸可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鹿。
此外, 娅怀洞的大部分小型哺乳动物由Miriam Belmaker 1)鉴定, 初步鉴定结果包括:至少5种鼯鼠、7种鼠科动物、两种地鼠、蝙蝠和食虫动物。
1) 资料尚未发表, 承蒙Miriam Belmaker告知
4 讨论 4.1 古环境复原不同动物对生存条件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我们可以通过对遗址出土野生动物生态习性的认识来推断其所处的自然环境。
猕猴栖息在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竹林及石山峭壁; 豪猪喜栖于山坡、草地或密林中; 狗獾喜栖于山麓、灌丛、荒野, 及湖边、溪旁等处, 猪獾生活习性与狗獾相似[23]; 猪獾穴居, 多挖洞于荒丘或栖居岩石裂缝和树洞之中, 或侵占其他兽穴[24]; 獐喜栖于沿江湖两岸的湿地、苔草地、芒丛、芦苇地以及邻近低山、丘陵的坡地[25]; 犀牛为喜热动物, 一般栖息于热带密林中, 栖息地附近常有水塘和泥塘[26]。这些动物的出现, 说明遗址附近分布有茂密的森林(树林), 且靠近水域, 野生的植物和动物资源都非常丰富。
鲤鱼、青鱼、龟、鳖、鳄及田螺科、扁蜷螺科等淡水水生动物的存在, 表明遗址附近有一定面积的淡水水域; 鸭科动物这类水禽的存在也同样说明遗址附近有一定面积的淡水水域。
遗址出土的主要动物种属, 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表明遗址附近的自然条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一直都存在有茂密的森林和相对广阔的水域, 各种动植物资源都非常丰富。
时至今日, 我们仍可观察到, 该洞穴遗址位于一座喀斯特独山的半山腰上, 山的四周非常开阔, 山脚种植有大面积的香蕉林, 山间各种野生植物资源和小动物资源都非常丰富(图 1)。
4.2 人类行为分析 4.2.1 主要哺乳动物的骨骼发现率娅怀洞遗址中出土的哺乳动物遗存散乱分布在不同的地层中, 保存状况普遍较差, 破碎程度非常高, 我们可以通过对骨骼部位发现率的分析, 来探讨不同动物种属间骨骼保存部位的差异, 进而探讨先民对不同动物的利用模式。
骨骼部位的发现率就是用动物每个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数(NISP)除以根据该动物的最小个体数(MNI)得出的骨骼期望值, 然后用百分比表示[27]。
旧石器时代晚期, 鹿科和猪科分别占哺乳动物总可鉴定标本总数的57.69 %和21.33 %; 新石器时代晚期, 鹿科和猪科分别占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总数的64.03 %和13.03 %。可见,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还是新石器时代晚期, 出土哺乳动物都是以鹿科和猪科这两大类为主的。
我们根据这两类动物的最小个体数, 对其不同部位骨骼发现率进行计算, 其结果如表 2~5所示。无论是猪科还是鹿科, 都存在着部分骨骼完全缺失的现象(骨骼发现率为0), 这些骨骼既包括发掘中容易遗漏的关节短骨, 也包括一定数量的长骨。猪科和鹿科长骨骨骼缺失的现象说明先民对这些动物的宰杀和肢解地点并非洞穴内部, 而是另有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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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娅怀洞遗址旧石器时代猪科不同骨骼发现率(9个个体) Table 2 List of different bone discovery rates of Suidae in the Paleolithic age at Yahuaidong site(9 individu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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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娅怀洞遗址旧石器时代鹿科不同骨骼发现率(21个个体) Table 3 List of different bone discovery rates of Cervidae in the Paleolithic age at Yahuaidong site(21 individu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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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娅怀洞遗址新石器时代猪科不同骨骼发现率(4个个体) Table 4 List of different bone discovery rates of Suidae in the Neolithic age at Yahuaidong site(4 individu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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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娅怀洞遗址新石器时代鹿科不同骨骼发现率(11个个体) Table 5 List of different bone discovery rates of Cervidae in the Neolithic age at Yahuaidong site(11 individuals) |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 还是新石器时代晚期, 猪科的骨骼发现率都以上下颌骨最高, 肱骨、肩胛骨和掌/跖骨等部分长骨次之, 其余都比较低; 鹿科的下颌骨发现率也比较高, 四肢骨中的肩胛骨、肱骨、桡骨、股骨、掌/跖骨、胫骨、跟骨和距骨的发现率也都比较高。这两类动物下颌骨发现率普遍较高, 这应该与下颌及牙齿的动物属种鉴定特征较为明显更易鉴定有关。四肢骨方面, 这两类动物的骨骼发现率存在一定的差异:鹿科动物不仅掌/跖骨的骨骼发现率高, 与之相连接的跟骨、距骨和腕跗骨等关节短骨骨骼的发现率也都普遍较高; 猪科动物虽然掌/跖骨的发现率也相对较高, 但与之相连接的跟骨、距骨和腕跗骨等关节短骨的骨骼发现率普遍较低(不论是旧石器时代还是新石器时代, 猪科动物这些骨骼部位的发现率要远低于同时期的鹿科动物)。我们认为, 这应该与先民对猪和鹿这两大类动物的骨骼利用模式存在差异有关, 先民有可能更为频繁的使用鹿科动物较为长直的掌/跖骨部位来制作骨器, 这些关节短骨可能是先民取料时一起带入遗址的。
4.2.2 软体动物的利用旧石器时代晚期, 腹足纲的螺类遗存数量占软体动物总数的89.76 %; 新石器时代晚期, 腹足纲数量占软体动物总数的89.02 %。说明相比蚌类而言, 螺类始终是娅怀洞先民优先选择的软体类动物资源。
我们对出土的螺类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测量, 发现大量的螺类存在壳顶缺失的现象, 这应该与先民对螺肉的取食有关, 即敲尾取食螺肉。与娅怀洞遗址的年代相当的柳州白莲洞遗址也存在类似的现象[5], 说明先民对螺类主要的利用方式为食用。
出土的蚌类遗存, 能够进一步鉴定属种的并不多, 大量的因破碎程度较高只能鉴定到科。不能进一步鉴定属种的残破遗存, 包括有明显残损的蚌器(79件蚌刀), 我们认为这些蚌科的遗存应为残存的蚌器或制作蚌器的原料或蚌器半成品的遗留, 显示出先民对蚌这类动物的利用模式以加工工具为主。
4.2.3 鱼类的骨骼保存部位鱼类动物骨骼本身较为细小破碎, 娅怀洞遗址经过全面浮选, 在两个时期都获得一定数量的鱼类遗存。从保存部位来看,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还是新石器时代晚期, 都是以脊椎骨为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占总数的96.89 %, 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总数的91.16 %), 其他部位的骨骼数量都比较少。我们认为这一特征可能与先民对鱼类动物的加工和食用方式有关, 先民在加工鱼类时可能会提前将头部处理掉后带回驻地, 或者对头部采取特殊的加工方式从而导致骨骼遗存并未保留下来。
从数量统计结果来看,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先民对鱼类食物的利用大大降低, 总的数量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的1478件降低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181件, 在所有动物中的数量比例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的11.82 %降低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2.41 %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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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娅怀洞遗址旧石器(a)和新石器(b)时代各纲动物数量比例分布示意图 Fig. 4 Schematic diagrams of the proportion distribution of each class in Paleolithic (a) and Neolithic (b) ages of Yahuaidong site |
我们对出土的所有遗存表面痕迹进行详细的观察和记录, 除蚌器(制品)上的磨痕外, 发现的其他痕迹主要包括切割痕、切锯痕、砍痕、烧痕等典型的人工痕迹。从痕迹的分布情况来看,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还是新石器时代晚期, 都是以烧痕为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烧痕占总痕迹数的99.18 %, 新石器时代晚期烧痕占总痕迹数的91.16 %), 其余痕迹数量都比较少; 新石器时代相对旧石器时代而言, 开始出现穿孔的现象。
砍痕主要为肢解动物时留下的痕迹, 遗址发现的带有砍痕的标本数量不多, 结合上文对于主要哺乳动物(猪科和鹿科)骨骼发现率的计算结果, 我们认为这一现象有可能表明遗址并非先民主要肢解动物的场所, 换言之, 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应为先民宰杀肢解后带来的。
切锯取料痕迹和磨痕多为取料和加工骨角蚌牙制品时留下的痕迹, 遗址中发现有一定数量的骨器(制品)和蚌器(制品), 这些遗存我们并未将其纳入此处切锯取料痕迹的统计中。遗址中带有切锯取料痕迹和磨痕的遗存数量也不多, 说明先民对于骨角蚌牙这些材质的原料利用程度比较高, 大多已经加工成器物(工具)或半成品。新石器时代发现几件遗存上的穿孔, 应该也属先民制作工具或装饰品留下的痕迹。
切割痕主要为先民在剥皮剔肉的过程中不小心留在遗存表面的浅浅痕迹, 遗址中能够观察到的切割痕迹数量较少。主要原因在于遗存保存状态较差, 表面胶结严重, 难以观察到这种比较细微的痕迹。尽管我们尝试过配置不同浓度的酸性溶液去除表面胶结的钙结核, 但仍然难以看清遗存表面是否存在这样的切割痕迹。
烧痕发现的数量较多, 其表现特征存在差异。多数烧痕遍布遗存全身, 且大部分呈现通体烧黑的特征, 少量呈现烧成灰白色的特征, 这些特征显示出这些骨骼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火烧, 可能是先民用作燃料或取食后直接扔进火堆里的结果; 另有少量烧痕, 只存在于遗存的局部表面, 其他部分则未见烧痕, 这些遗存有可能是先民烧烤食物后留下的垃圾。
4.3 肉食来源与生业经济分析我们对出土的动物遗存按照鉴定级别的不同, 分别进行了数量比例的统计, 统计结果如表 6所示。无论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还是新石器时代晚期, 发现数量最多的都是哺乳动物纲, 其次是腹足纲和鱼纲, 瓣鳃纲、爬行动物纲和鸟纲的数量都比较少, 尤其是鸟纲的数量, 一直都是最少的。而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纵向演变来看, 先民对哺乳动物的利用程度是在逐渐增加的(从68.95 %到87.46 %), 对鱼的利用程度是大幅度减少的(从11.82 %到2.41 %), 对腹足动物的利用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从15.83 %到7.77 %)。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鱼类资源的减少以及生业方式转变的结果。娅怀洞遗址新石器时代的动物遗存年代很晚, 距今大约4000年, 已到新石器时代晚期[18]。这个时期的人们已过上定居的生活, 这种定居生活对居住地附近资源的长期利用会导致食物资源的减少, 尤其是对生活在河湖中流动性小的鱼类影响最大。另外, 娅怀洞遗址所在的隆安县发现大量的与农耕有关的大石铲文化遗址[28~29], 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有了农耕, 对渔猎的依赖有所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可能导致了这个时期先民对鱼类等肉食资源获取量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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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娅怀洞遗址出土不同时期动物群百分比构成 Table 6 List of fauna of different periods unearthed at Yahuaidong site |
从哺乳动物内部构成来看, 两个时期都是以中等体型的哺乳动物(包括鹿科、猪科、犬科等)为主的, 均占每一时期总数量的93.00 %; 大型哺乳动物所占比例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的3.00 %降低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2.00 %; 小型哺乳动物所占比例则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的4.00 %上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5.00 %。说明中等体型的哺乳动物始终是遗址先民主要的狩猎对象,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先民对小型哺乳动物的利用程度有所增加。
从哺乳动物各科的可鉴定标本数分布来看, 鹿科和猪科在两个时期都是数量最多的, 尤其是鹿科, 在两个时期均超过总可鉴定标本数的50.00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鹿科和猪科的可鉴定标本数占总可鉴定标本的79.02 %;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鹿科和猪科的可鉴定标本数占总可鉴定标本的77.06 %, 基本保持稳定。
从哺乳动物各科的最小个体数分布来看, 与可鉴定标本数显示的特征一致, 也是以鹿科数量最多, 猪科次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鹿科和猪科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51.00 %;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鹿科和猪科的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48.00 %, 也基本保持稳定。
哺乳动物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的构成情况表明, 娅怀洞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两个大的时期内, 主要狩猎的哺乳动物都为鹿科和猪科为代表的中型偶蹄目动物, 这些动物成为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 其余动物数量都比较少, 可能为先民偶然所获。
在植物考古方面, 娅怀洞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不多。大植物的研究结果尚未出来, 微体植物研究则有了初步结果。据报道, 在遗址的地层中发现距今16000年的野生稻(Oryza)植桂体; 对娅怀洞微体植物分析发现, 在遗址的多个地层发现有野生稻(Oryza)植桂体[30]。除了野生稻外, 还发现比较丰富的竹类、棕榈、榆树等植物的植桂体。这些发现表明当时人们可能已利用了这些植物, 采集在娅怀洞人的生业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总的来说, 遗址先民应过着采集野生植物、狩猎大量野生哺乳动物、少量鸟类和渔猎捕捞多种水生动物的生活。
5 结语娅怀洞遗址出土动物包括巴蜗牛科、扁蜷螺科、田螺科、环口螺科、坚齿螺科、觿螺科、肋蜷科、蚌科、蚬科、鲤科、鳖科、龟科、钝吻鳄科、蛇亚目、鸭科、雉科、翼手目、猴科、豪猪科、松鼠科、鼠科、兔科、猫科、犬科、鼬科、犀科、猪科、牛科和鹿科等; 可鉴定属种包括方形环棱螺、斜口环棱螺、梨形环棱螺、高大环口螺、塔锥短沟蜷、佛耳丽蚌、刻纹丽蚌、三型矛蚌、圆顶珠蚌、无齿蚌和蚬等软体动物, 鲤鱼、青鱼、猕猴、褐家鼠、猪獾、狗獾、野猪和獐等脊椎动物。大多数动物在遗址所处的两个阶段都有发现, 说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遗址动物群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进而说明遗址周边的自然环境在几万年的时间内也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一直都存在有茂密的森林和相对宽广的水域, 野生动植物资源都比较丰富。
遗址出土的软体动物以腹足纲的螺类为主, 且大量螺类具有壳顶缺失的现象, 这应该与先民对螺类动物的取食方式(敲尾取食)有关, 说明先民对腹足纲动物的主要利用方式为食用; 瓣鳃纲遗存破碎程度较高, 且发现有明显的蚌器, 说明先民对瓣鳃纲动物的主要利用方式可能为制作蚌器。
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中,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鹿科和猪科动物数量都是最多的(这两个阶段分别占哺乳动物总可鉴定标本数的79.02 %和77.06 %), 说明这两类动物是先民主要的肉食来源; 除狩猎野生哺乳动物外, 先民还采集野生植物、捕捞螺类、鱼类和爬行动物等来补充所需的食物资源。出土动物骨骼表面胶结严重, 对遗存表面的痕迹观察比较困难, 目前所见痕迹中数量最多的为烧痕, 多数烧痕遍布遗存全身, 且呈现通体烧黑甚至灰白色的特征, 可能是先民用作燃料或取食后直接扔进火堆里的结果; 少量烧痕, 只存在于遗存的局部表面, 可能是先民烧烤食物后留下的垃圾。
从出土数量最多的鹿科和猪科动物骨骼发现率来看,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都存在一些长骨骨骼完全缺失的现象, 说明遗址并非宰杀肢解这些动物的主要场所, 遗址中的动物应为先民宰杀肢解后带来的。鹿科和猪科动物四肢骨的骨骼发现率存在一定的差异, 主要表现为与掌/跖骨相连的腕跗骨、跟骨和距骨这些关节短骨的发现率差异较大, 鹿科动物这些骨骼的发现率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的猪科动物, 可能与先民有意识的选取鹿科动物较为长直的掌/跖骨及相连的短骨部位带来遗址制作骨器的行为有关。
尽管先民在遗址所属的两个阶段利用的主要动物种属差别不大, 但是从动物群构成比例来看,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先民对哺乳动物的利用程度比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所上升, 对其他动物尤其是鱼类资源的利用却有所减少, 这可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的生活方式与生业方式的变化(定居与农业)有关。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部杨美芳老师对文章的修改意见！感谢董豫教授对英文摘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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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1, Guangxi;
3 Guangxi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and Archaeology, Nanning 530022, Guangxi)
Abstract
Guangxi is a critical region for the field of paleoanthropology,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nd zooarchaeology in Souther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Yahuai Cave site(23°06'25"N, 107°45'35"E) is located on an isolated hill at Bolang Village, Qiaojian Town, Longan County, Guangxi, Southern China. The surrounding area is generally flat and open, and the hill lies one-kilometer northwest of Youjiang River. The site consists of a rockshelter and an inner cave, covering an area of more than 100 m2. Over ten thousand cultural artifacts including stone artifacts and bones were uncovered from these layers. The site is estimated to be occupied 44000~4000 years ago. Based on the stratigraph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earthed relics, and the existing dating results, the deposit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The first three phases belong to the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and the fourth phase corresponds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animal remains excavated from Yahuaidong site, identified their species, body parts, age of death, and sex, recorded their preservation status and surface traces, and measured their size. We also calculated the number of identifiable specimens(NISP), the 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MNI), and the rate of bone discovery of each phases. With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we restore the paleoenvironment, analyze human behavior and infer the subsistence strategy of ancient people at this site.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assemblage includes a high diversity of species. A total of 12504 pieces of animal remains dated to late Paleolithic period(44000~16000 a B.P.)were recovered, which include:Bradybaenidae, Hydrobiidae, Planorbidae, Bellamya quadrata, Bellamya mutica, Bellamya purificata, Semisucospira henriettae, Cyclophorus exaltatus, Lamprotula mansuyi, Lamprotula scripta, Lanceolaria triformis, Unio douglasiae, Corbicula fluminea, Cyprinus carpio, Mylopha-ryngodon piceus, Trionychidae, Emydidae, Alligatoridae, Anatidae, Phasianidae, Sciuridae, Lepor-idae, Felidae, Macaca mulatta, Rattus norvegicus, Canidae, Arctonyx collaris, Meles meles, Sus scrofa, Bovinae, Caprinae, Cervidae, Hydropotes. 7518 pieces of animal remains dated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4000 years ago)were found, which include:Bradybaenidae, Planorbidae, Bellamya quadrata, Cyclophorus exaltatus, Lamprotula mansuyi, Lanceolaria triformis, Unio douglasiae, Corbicula fluminea, Cyprinus carpio, Mylopharyngodon piceus, Trionychidae, Emydidae, Alligatoridae, Phasianidae, Serpentes, Macaca mulatta, Chiroptera, Hystricidae, Muridae, Canidae, Arctonyx collaris, Rhinocerotidae, Sus scrofa, Bovinae, Caprinae, Cervidae. The major animal species persisted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indicating tha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near the site did not changed much. There have always been dense forests and vast waters, with various animal and plant resources.The NISP construction shows that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Mammalia always dominate the assemblage followed by Gastropoda and Osteichthyes, and the Cervidae and Suidae are most abundant among the Mammalia. Combining the results of archaeobotany and archaeozoology, we believe that the wild animals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deers and wild boars were always the ancestors' mainly meat resource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and the ancestors also made good use of the surrounding natural environment to collect wild plants, to catch freshwater snails, fish and reptiles as supplementaries.Cervidae and Suidae have the largest number of preserved bones, however, there is an obviously lack of long bon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cave site is not the main locale for the ancestors to kill and dismember animals. The discovery rate of Cervidae's metacarpal/metatarsal and the joint bones(carpal and tarsal)is generally higher, and it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uidae in the same phase,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behavior of ancestors consciously choosing the Cervidae's metacarpal/metatarsal to make bone implements.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snails with the shell top missing in this site, which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ancestors' eating of snails, and similar phenomena are found at the contemporary site, Bailiandong site in Liuzhou.Over all, the utilization of mammals by ancestors was gradually increasing(from 68.95% to 87.46%), the utilization of fishes has greatly reduced(from 11.82% to 2.41%), and the utilization of snails also reduced(from 15.83% to 7.77%)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late Neolithic. The ancient environment didn't changed much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Period to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the change of animal composition of this site largely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he ancestors' subsistence strategies, likely the results of sedentism and agriculture in the Neolithic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