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鲟是中国特有大型溯河洄游性鱼类，也是鱼类中最原始的种属之一，生物学界称之为“水中大熊猫”。长江三峡地区是中华鲟洄游产卵的通道，三峡地区历史时期形成有捕捞中华鲟的渔业经济^[1]。清人陈诗所纂《湖北旧闻录》中，记载三峡古居民每年农历8~9月间，有集中捕捞鲟鱼的时令风俗。捕捞时用巨网固定于水底，待中华鲟入网后久而疲困，遂起网捕获。中华鲟肉质及体内骨骼鲜美(中华鲟体内骨骼为软骨，可食)，沿江居民自古视为鲜食珍品，并且还加工为鱼鲊进行交易贩卖，还长期把捕捞的中华鲟作为贡品上贡给朝廷^[1]。三峡地区考古资料中，很多地点出土有中华鲟骨鳞板。如湖北秭归县卜庄河遗址夏代遗存、何光嘴遗址商代遗存等，均出土有中华鲟骨鳞板^[2]。三峡地区考古工作中，很多地点出土的中华鲟骨鳞板，由于其在地层中难以完整保存，出土后的标本都比较破碎。中华鲟体内骨骼主要属于软骨，这些体内软骨也是古居民喜爱的美食。所以长期以来，三峡地区所发现的中华鲟骨骼，主要是保存较为破碎的体表骨质鳞板，尚没有发现能够准确鉴定到具体生长体位的其他骨质标本。巫山蓝家寨遗址发现的中华鲟骨质标本，是三峡地区动物考古材料中的重要发现。

蓝家寨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兴胜村，地理坐标为31°15′95″N，109°48′23″E。其自然地貌特征为长江三峡北岸大昌盆地(大宁河中游一级阶地)(图 1)。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考古调查时发现该遗址；同年，该单位对蓝家寨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1999年至2001年，重庆市博物馆、湖南省益阳市文物工作队、中山大学等单位，对该地点连续进行了3次发掘。蓝家寨遗址海拔高程132~152 m，面积约8千多平方米。2010年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75 m后，蓝家寨遗址被淹没于水下数十米。三峡水库运行期间，每年汛前(夏初)人为将水位下降(开闸泄水)，汛后(秋初)再将库水蓄至最高库容水位。利用海拔145~175 m之间的水位落差，人为调控进行库区排浑蓄清和发挥防洪功能。三峡水库每年30余米的水位高差速变，使库区沿岸水土侵蚀较为严重。对库区地貌造成一定变化，并使库区近年新暴露了一些原先未发掘完或新出现的文物点。2012年，“后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启动。在三峡水库水位降至海拔145 m时，重庆市文物管理部门统一部署，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师范大学对蓝家寨遗址新暴露出来的区域进行抢救性发掘，该次发掘新出土了一些重要遗迹和文物标本。其中较为重要的标本，是在三峡地区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了可以鉴定到具体生长体位的中华鲟骨骼。该遗址大部分动物遗骸研究资料已整理发布，考古发掘简报也已完成整理，待三峡同期考古工作结束后结集出版^[3]。

图 1(Fig. 1)

图 1 蓝家寨遗址地理位置图 Fig. 1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Lanjiazhai Site

蓝家寨遗址2012年抢救性发掘工作，主要是在该遗址核心区进行。在2012LT2探方发掘中，清理出一个保存完好的春秋时期的灰坑(编号2012LH1)(图 2a)。灰坑发掘按照从上向下逐层下掘的考古方法，对出土物进行逐层清理和提取标本。并且使用筛选法、水洗法等，进行了小哺乳动物遗骸标本提取及专项研究^[3~4]。灰坑中出土有春秋时期的陶片、石制品以及众多动物骨骼；其中，陶器器型有束颈联裆高足鬲、折沿束颈凹圜底盆、高柄浅盘豆等。所发现的陶器器物群特征，与此前所认识的该遗址属于春秋时期(距今2489多年前)的楚文化性质相符^[5]。

图 2(Fig. 2)

图 2 蓝家寨遗址中华鲟骨骼标本出土现场 (a)出土中华鲟背骨板的灰坑(2012LH1)；(b)中华鲟背骨板出土地层及现场 Fig. 2 The site of the Chinese sturgeon bone in the Lanjiazhai Site. (a)The ash pit of the Chinese sturgeon bone unearthed(2012LH1); (b)The cultural layer and site of the Chinese sturgeon bone

灰坑中出土的动物骨骼数量较多，动物种类丰富。其中较珍贵的动物骨骼标本中，有1件中华鲟骨鳞板的发现。该标本发现于2012LH1堆积层中部(图 2b)，距地表深度约0.32 m。出土层位以红色粘土为主，土质较硬。同层包含物中有褐红色陶片、碎炭屑和红烧土颗粒，以及其他鱼类和哺乳动物骨骼等。

  鲟形目 (Acipenseriformes Berg，1940)

    鲟科 (Acipenseridae Bonaparte，1831)

      鲟属 (Acipenser Linnaeus，1758)

        中华鲟 (Acipenser sinensis Gray，1834)

材料：2012LH1：19，背部骨鳞板1件。标本后部右侧缘有一点破损，但整体形态基本完整(图 3-1)。2012LH1：S60，骨板碎渣3件。

图 3(Fig. 3)

图 3 中华鲟及背骨板形态 1.出土中华鲟背骨板(2012LH1：19)；2.中华鲟及骨板生长形态示意图 Fig. 3 Acipenser sinensis and its dorsal plate. 1. Sample dorsal plate; 2. The dorsal plate configuration of Acipenser sinensis

描述与鉴定：背部骨鳞板(Dorsalossis plate)平面形状呈较长的菱形。前端宽平，表面有叠压于前块骨板之下的凹平面(栉接面)；后端窄而翘起，底面有覆压于背鳍根部的凹槽。骨鳞板上表面，分布有不规则的凹坑；凹坑以长条形为主，大多数凹坑长轴与骨板长轴同向。该枚骨鳞板的菱形外形特征，骨鳞板前后的特征性栉接面，骨鳞板表面突起的纵棱脊及长条形凹坑等，显示该标本属于中华鲟背骨板^[6]。中华鲟骨骼大部分为软骨，但其体表披有5行骨板(硬鳞：Ganoid Scale)^[7]。中华鲟背骨板总数一般为10~16块，分为背前骨板(背鳍前)和背后骨板(背鳍后，隐于皮肤之下)。其中背前骨板数在9~14枚之间，背后骨板数在1~2枚之间。其左、右胸侧分别有26~42块骨板；左、右腹侧分别有8~16块骨鳞板^[8]。由于中华鲟骨板位于多个体位(背侧；左、右胸侧；左、右腹侧)，数量比较多，并且生长数目还有一定差异性。所以，考古中零散发现的中华鲟骨板，一般情况下要进行准确的具体定位，是非常困难的。蓝家寨遗址出土的2012LH1：19号骨板，其菱形生长特征(图 3-1)，前端上表面覆压于其他(前位)背板之下的栉接面，后端叠压于背鳍鳍根之上的标志性凹槽等，为该枚标本生长体位的准确鉴定提供了重要特征性标志。我们可以确定其是叠压于背鳍之上的背前(背鳍前)末位背骨板(图 3-2)。该枚背前末位背骨板，长64 mm，宽35 mm；骨板平面最大厚度5 mm，骨板后端翘起高度为16 mm。

长江三峡地区在我国历史上，是内陆区域捕获中华鲟的主要地区^[9]。除三峡地区之外，国内目前还没有在其他地区发现中华鲟考古材料。三峡考古发掘工作中，曾在湖北巴东楠木园新石器时代遗址^[10]、巴东店子头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1]、秭归东门头遗址商代周代汉代遗存^[12]、秭归卜庄河遗址夏代商代周代遗存^[13]、秭归何光嘴商代遗址^[14]、万县麻柳沱东周文化遗址^[15]等均发现有中华鲟骨板。但这些地点所发现的中华鲟骨板，由于其特征性不够清楚，加之中华鲟骨鳞板鉴定本身所存在的复杂性(鲟体骨鳞板数目多、零散标本生长位置不易确定)，因此，此前考古中均未能对骨鳞板具体生长部位进行确定。蓝家寨遗址这次发现的中华鲟骨鳞板，是我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能够准确肯定其具体生长体位的中华鲟骨骼标本。

中华鲟体内骨骼是软骨，一方面在自然状态下很难在土壤中长期保存，另一方面其体内软骨可加工食用，口味鲜美、营养丰富，自古是筵席名馔珍肴，民间俗称“脆金”^[16]。所以，至今为止，考古发掘中尚没有发现确定的中华鲟体内骨骼。中华鲟躯干外表，从前向后有5列纵向排列的骨鳞板，背脊中线1列(骨鳞板数10~16块)，左、右体侧各1列(骨鳞板数26~42块)，左、右腹侧各1列(骨鳞板数8~16块)。在同一列生长的骨鳞板，形态相类，前后相邻骨鳞板大小近似，前面1块骨板后端覆压后一骨鳞板前端。所以，在未获得中华鲟完整体躯材料情况下，根据保存形态不够完整的单件骨鳞板，是很难准确判断骨鳞板具体生长体位。如此前发现的巴东楠木园遗址新石器时代中华鲟骨鳞板(图 4-6)^[10]、秭归何光嘴遗址商代中华鲟骨鳞板(图 4-4)^[14]、秭归土地湾遗址汉代中华鲟骨鳞板(图 4-2)^[11]，我们分别可以判断出它们分属于中华鲟左体侧、背脊、右体侧的生长体位，但却不能确定它们属于所在骨鳞板体列的第几块骨鳞板，也就是其最具体的生长部位仍是不能确定的。与三峡地区以前发现的中华鲟骨鳞板相比，本文记述的巫山蓝家寨遗址所出土骨鳞板，由于其保存形态更为完整，并且具有标志性长菱形特征、后端有叠压于背鳍鳍根之上的标志性凹槽，其特殊的生长体位特征和较完整的保存形态，为我们判断其具体生长体位提供了有利条件。

图 4(Fig. 4)

图 4 三峡地区其他遗址出土中华鲟骨骼及相关渔具 1.宜昌大坪遗址东周时期拖网网坠[20]；2.秭归土地湾遗址汉代中华鲟右体侧骨鳞板[11]；3.秭归何光嘴遗址商代拖网网坠[20]；4.秭归何光嘴遗址商代中华鲟背脊骨鳞板[14]；5.秭归卜庄河遗址出土汉代鱼叉[13]；6.巴东楠木园遗址新石器时代中华鲟左体侧骨鳞板[10]；7.秭归卜庄河遗址西周时期拖网网坠[20] Fig. 4 Chinese sturgeon skeleton and related fishing gear unearthed from other sites in the Three Gorges area. 1. The Yichang Daping Site trawl net weights in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2. Zigui Tudiwan Site unearthed Chinese sturgeon bone; 3. Zigui Heguangzui Site Shang trawl net weights; 4. Zigui Heguangzui Site Shang Chinese sturgeon bone; 5. Zigui Buhezhuang Site unearthed Han fish spear; 6. Badong Nanmuyuan Site Neolithic Chinese sturgeon bone; 7. Zigui Buhezhuang Site Western Zhou trawl net weights

三峡地区山高峡陡，历史时期与外界交通非常不便。但本土古居民熟悉和适应本地生存环境，对本地各类特色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很早就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三峡地区生活资料交流圈。如重庆市奉节县穿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在海拔1400多米的穿洞里，出土有海拔80多米的长江干流大型贝类遗骸。反映旧石器时代晚期三峡地区古人类，已经适应本地垂直高差非常显著的陡峡环境，开始进行生活资料的远距离交流活动^[17]。再譬如，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证实，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明清，三峡地区均盛产食盐。三峡食盐不仅供给本土居民生活所需，而且从先秦时期开始，向北循秦巴古盐道流通至陕西，向东顺长江交易至湖北，向南沿乌江通道向云贵高原扩散，形成以三峡为中心向我国西北内陆、长江中上游、西南山区等地广泛交流的古代盐业经济圈^[18]。从文化交流上考察，三峡地区在史前时期发源有我国最早的太阳崇拜文化，从史前到先秦、秦汉等历史时期，三峡太阳崇拜文化向我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等地不断渗透，并形成影响广泛的文化交流圈^[19]。

三峡工程建设以来，三峡地区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为我们揭示三峡地区其他资源的古代经济交流情况，也提供了很多新资料。三峡地区古代渔业经济发达，曾出土有多种网坠、鱼叉(图 4-5)等渔具遗存^[13]。三峡渔业生产及其经济交流，是三峡地区古代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据此前掌握的考古资料，先秦时期，三峡地区西陵峡区域已经存在使用大型拖网捕捞中华鲟的大规模渔业生产，如秭归何光嘴遗址商代拖网网坠(图 4-3)、秭归卜庄河遗址西周时期拖网网坠(图 4-7)、宜昌大坪遗址东周时期拖网网坠(图 4-1)等，均是当时人类以中华鲟为主要捕捞对象的大型渔具遗存^[20]。本文报道的蓝家寨遗址中华鲟骨板的发现，反映出春秋时期，三峡地区巫峡区域也存在有捕捞中华鲟的规模性渔业生产。蓝家寨遗址发现的中华鲟标本，应该是巫峡古居民捕捞中华鲟的历史遗存。这为我们探讨下起西陵峡、上至巫峡，三峡地区古代渔业经济的整体规模和生产技术等提供了重要证据。历史时期(1981年葛洲坝长江干流截流前)，中华鲟产卵场主要分布在金沙江下游(今四川省宜宾、泸州等地)，每年9~11月中华鲟洄游至产卵场产卵^[21]。产卵场江面宽1~2 km，河道弯曲，有12~25 m的水下深槽，复杂的地形使江水不断上下翻滚，刺激产卵鲟鱼性成熟和活跃度^[22]。三峡河道是中华鲟洄游上溯的通道，但并不是中华鲟的产卵场^[23]。三峡江段的支流，均为水面狭窄、溯源迅速变浅的山溪类型。位于长江北岸的大宁河，虽然是长江三峡江段的主要支流，但其在历史时期冬天水位很浅(历史文献中记载为“冬令水涸”^[24])。中华鲟洄游至三峡江段时，每年均是大宁河冬季枯水期。中华鲟在三峡江段洄游活动时，没有游入两岸支流的生态规律。即便是误游进入支流，对于中华鲟这类大型鱼类来说，也是不具备条件的。因为历史时期冬季枯水期，大宁河水道很浅甚至“水涸”。巫山县大昌盆地蓝家寨遗址所在地，是位于大宁河上游，距长江干流河道的陆上直线距离为35 km，水道距离约61 km。在枯水期因水涸，长江干流鱼类根本没有条件溯游至大昌盆地。所以，蓝家寨遗址所发现的中华鲟标本，是长江干流岸边古居民的渔获物。该中华鲟应是被临江而居的古渔民渔获后，与周围深山地区古居民进行物质交流时，被流传、携带至周围山区的。我们知道，渔获物在未经晒干、腌制等加工时，极易腐败变质。所以对鲜质渔获物进行物质交流，必须是在较短时间内、保证其新鲜的情况下进行。鲜质渔获物物质交流，需要有成熟的交易圈(交通路线与交易网络)。因此，蓝家寨遗址中华鲟标本的发现，从考古材料上反映出，春秋时期在三峡沿江两岸，至少在35 km的直线范围内(蓝家寨遗址距长江直线距离35 km)，沿江古居民与周围山地古居民之间存在有成熟的经济、文化交流圈。

中华鲟曾经是和恐龙并存的古生物种，沧海桑田的地质变迁中恐龙灭绝了，中华鲟却适应了环境变化，演化出以海域为主要生活区、以淡水江河为产卵繁殖区的洄游性鱼类(主要以长江上游为产卵区)，以强大生命力延续下来^[25]。全球现存27种鲟鱼，其中中华鲟成鱼体长可达5 m，体重达千斤，是淡水鱼类中个体最大、生长最快、寿命最长的鱼类。中华鲟体质进化及其生态演变，作为研究生物进化的代表性物种，以及科学认识大型江河演变史、海侵、海退等地球环境变迁等有重要意义^[22]。中华鲟一生主要生活于海洋，产卵期(9~11月份)即潜游入长江水底，上溯数千公里至长江上游川江——金沙江下游江段进行产卵繁殖(在葛洲坝截流以前)。历史时期，长江上游沿岸渔民有一年一度捕捞中华鲟的专项渔业生产，特别是湖北、重庆、四川等省市，有部分渔民竟然是专门依靠捕捞中华鲟为生^[26]。蓝家寨遗址中华鲟骨骼标本的发现，从实物材料反映出春秋时期(距今2489多年前)，巫峡江段已经有捕捞中华鲟的渔民。并且，该区域当时中华鲟捕捞是比较大规模的渔业生产。中华鲟肉质资源不仅供给渔民自身享用，而且还作为物质交换对象，在三峡地区方圆数十公里形成较广泛的物质交流圈。三峡地区巫山蓝家寨遗址春秋时期的中华鲟捕捞材料，以及此前巴东店子头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1]、秭归东门头遗址商代周代汉代遗存^[12]、秭归卜庄河遗址夏代商代周代遗存^[13]、秭归何光嘴商代遗址^[14]、万县麻柳沱东周文化遗址^[15]等所发现的中华鲟骨板，反映三峡地区中华鲟捕捞历史已有数千年。但该地区数千年的捕鲟历史并没有给中华鲟带来灭绝的灾难，也没有影响到中华鲟自然繁衍和生态演化。而是在现代，当人类在三峡建造大型截江水利工程时，对中华鲟的自然生长带来严重威胁。1981年，宜昌葛洲坝大江截流改变了中华鲟洄游繁殖环境。截流前，中华鲟在重庆以上江段至金沙江下游，有长达600 km以上的产卵场江段；而在大江截流后，仅在葛洲坝下新形成了15 km长的产卵场江段。其繁殖环境容纳量缩小了40倍^[22]。其次，截流造成中华鲟短时间内高度集中、人类现阶段捕捞能力极大，人类短时间内对中华鲟的剧烈捕捞也造成其种群延续威胁。据统计，1972年至1980年期间，长江全流域中华鲟年捕获量平均约517尾，产量在60~75吨。但大江截流后，因大量中华鲟产卵亲鱼在坝下江段聚集，1981年仅湖北省境内捕捞中华鲟就多达800尾以上，捕捞量相当于建坝前湖北省年平均数量的5.5倍。1982年，湖北省境内中华鲟捕捞量高达1163尾，捕捞量相当于建坝前湖北省年平均量的8倍多^[21]。这种短时间内对中华鲟种群的过度捕捞，造成中华鲟种群繁衍的巨大灾难。不过在人们认识到这一生态灾难之后，我国已开始对中华鲟进行科学增殖和保护。我国现今对中华鲟这一“水中大熊猫”禁止捕捞，并且进行人工繁殖养育和放流，从人力干预方面帮助中华鲟种质资源在自然界长期保存和延续。

三峡地区是我国内陆淡水流域渔业资源丰富和渔业经济发达区。三峡考古中出土动物遗骸可鉴定标本数统计分析显示，该地区重要古文化遗址中鱼类标本占可鉴定标本数70 %以上^[27]。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进行综合研究也发现，三峡地区从史前时期至近代史上，渔业经济一直在当地人们生业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2]。所以，根据考古发现深入研究三峡渔业经济规模、渔业技术、渔业资源变化和生态环境变迁等，是三峡考古工作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研究内容。

中华鲟是鲟形目中在地球上分布最南端的种类，主要生活于亚洲东部沿海大陆架水域和中国长江干流，是起源于白垩纪(恐龙时代)残留至今最为古老的现生鱼种之一。中国长江三峡地区，是世界上唯一发现有中华鲟考古材料的地区。三峡地区考古发现证明，该地区古居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即针对中华鲟进行规模性渔业捕捞生产^[2]。但由于中华鲟体内骨骼以软骨为主，自然状态下很难在土壤中保存，并且其体内软骨自古被人们视为名馔珍肴，所以考古发掘中迄今没有发现中华鲟体内骨骼。中华鲟体表分布有5列骨质鳞板，由于鳞板形态近似，数目较多，并且骨鳞板埋在地层中极易破碎，所以此前考古发现的零散骨鳞板，均未能鉴定出其具体生长体位。本文报道的重庆巫山县蓝家寨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1件骨鳞板。该骨鳞板出土于春秋时期(距今2489多年前)文化层中。其外廓具菱形形态特征，骨鳞板前端上表面，有覆压于其他(前位)骨鳞板之下的栉接面，后端有叠压于背鳍鳍根之上的标志性凹槽。长度64 mm，宽度35 mm。该发现增添了我国历史时期三峡地区中华鲟渔业捕捞生产的重要实证，同时，也是在我国考古中第一次发现可以准确鉴定具体生长体位(具体解剖部位)的中华鲟骨骼标本。

三峡地区是我国二级阶梯向三级阶梯过渡部，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在该地区巨岭交错，长江上游100多万km²流域水汇集于此，水深流急，斗坪线天^[28]。三峡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地貌特征及特色资源，对三峡历史时期人类生业模式有深远影响。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优厚的资源条件等，促使该地区形成富有特色的各种经济文化交流圈。史前时期，该地已形成有盐业经济圈^[18]、太阳崇拜文化圈^[19]等。蓝家寨遗址中华鲟标本的发现，又从其出土地点与产地关系等研究方面，使我们认识到春秋时期(距今2489多年前)，三峡地区存在有规模较大的中华鲟渔业捕捞经济，并且当时在三峡沿江两岸35 km区域范围内，存在着有以中华鲟为经济交换物的经济文化交流圈。该发现对我们深入研究三峡地区古代经济形态、文化交流和生业模式等，增添了多视角、多层次研究资料。

中华鲟产卵亲鱼，每年9~11月在长江上游金沙江及其附件水域产卵后，鲟卵随流孵化，幼鲟在长江下游和河口地区肥育生长，约0.5岁龄左右入海在浅海水域生活，12龄左右性成熟，又重新开始洄游繁殖历程^[6]。中华鲟生存、演化了约1亿5千万年^[25]，但现代长江是在约100多万年前三峡贯通后才形成^[29]。现代长江形成后，中国海岸线海侵及长江河道改变等也曾经历过较大变化^[30~32]。所以，在现代长江形成之前和之后，中华鲟已在中国海域和河流经历过很多生态变化。在中国地貌环境巨大变化过程中，中华鲟始终适应并以较大种群在中国近海和长江流域生存下来。历史时期上，即使从史前时期开始长江三峡地区人类已对中华鲟进行专业性、规模性捕捞，但也一直未威胁到该古老鱼种的种群繁衍。中华鲟演化及其与人类关系史说明，中华鲟具有很强的种群生存能力。但是，现代人们在长江三峡地区的大江截流(1981年葛洲坝截流)，是人类行为在短时间内突然强制性改变了中华鲟繁衍生态，并因筑坝对中华鲟形成集中、过度捕捞。所以，针对此情况，人类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严禁捕捞和增殖放流，帮助中华鲟适应新繁殖栖息环境。重庆巫山县蓝家寨遗址中华鲟标本的发现，以及该发现反映的三峡地区先秦时期中华鲟渔业经济交流圈研究认识，对科学论证长江流域中华鲟资源价值、生态演化，以及深度剖析历史时期三峡古居民生业模式和文化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杨美芳老师对稿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