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人类聚居地与地貌关系研究多集中在史前遗址时空分布特征方面，包括依不同省份划分的各行政区^[1~3]，或不同的水体范围，即河流流域^[4]、湖泊^[5]和水库^[6]等区块统计以及一定时期环境演变分析^[7]。文化类型的不同表明它们有着不同的来源和发展过程，以及产生和发展相应的地理环境^[8]。作为史前和近代文化最为丰富和集中的我国东部地区，跨区、跨流域文物对比分析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原因之一在于古今人类对水的高度依赖。2013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人口增长和发展面临长期缺水环境的适应，同时对生态文明进行保护与修复。中线干渠始于南阳盆地，经伏牛山、外方山和嵩山东麓与黄淮平原接壤处向北延伸；到郑州市西横贯黄河冲积扇，抵太行山南端焦作市；向东北至新乡市，折向太行山东麓与华北平原接壤处北行；至河北徐水县一分为二，一仍沿太行山东麓行抵北京市西，另一跨华北平原抵天津南杨柳青(图 1a)。除南部边缘属北亚热带外，干渠经黄淮海平原西缘山前地带均属暖温带气候。渠道沿线分布的文物时间跨度较大，为包括中原文化等在内不同文化的区域和时间对比提供了条件。本文以南水北调中线为例，探讨从南向北不同区段山前地带为主的地貌上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庙宇、故居、牌坊)和石刻分布所反映的人居环境变化。有关结果既是1996年开展的中线工程与文物关系调查及影响评价工作的延续，同时又参考和吸收近年来沿线文物发掘及环境考古研究做了进一步量化。

1 区段划分

研究区总体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多为东西向。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长1213km(不包括天津支线长153km)，干渠主体位于伏牛山、太行山山前地带，南北水位落差(不是地形高差)不到100m。按东部地形地貌特点及分类^[9]，从山区到平原划分为中山、低山，至湖积平原和阶地等9种地貌类型。沿线分布第三纪红色粘土、第四纪更新世黄土、全新世松散堆积土^[10]；现代人居区浅表土为第四纪河湖相沉积物及上层耕土(图 2)。

第四系包括全新统和更新统。

全新统：亚砂土、亚粘土、粘土、砂、砂砾冲积物，如在博爱县西金城一带；黑色淤泥湖沼沉积，如在南阳市西北至邓州间和徐水县一带；黄土与黄土状土及其埋藏土壤，如在温县城东一带。

更新统：较普遍分布有上更新统马兰黄土; 在南阳盆地西部和禹县颍河以北分布有中更新统的含砾红色粘土；在邢台分布有离石黄土。

第三系主要为上第三系，鹿泉市太行山东麓分布有红色粘土。

为使现场调查反映出人文特点，便于线路设计适用和及时提出对策，以水系作为分区调查的首要条件，以伏牛山麓、黄河、漳河和滹沱河为界将研究区分为唐白河、淮河、黄河北、滏阳河和海河等5个区段(表 1和图 1a)。

沿南水北调中线干渠中心左右各3km，研究调查线路长达1366km(包括天津支线153km)。调查始于南阳市西部丹江口水库，经南阳盆地北部唐河、白河水系向东北穿过伏牛山与桐柏山相连处，该地为著名的南襄隘道，素为南北交通要冲，亦为长江水系与淮河水系分水岭；再经过黄淮海平原西缘山麓地带(沿线分布众多大致向东展布的冲洪积扇、低丘岗地)的叶县、禹县和郑州市，抵达黄河南岸；过黄河后经博爱县、辉县至安阳市，穿越黄河北区段；过漳河进入滏阳河区段，先后经过邯郸市、邢台市；过滹沱河进入海河区段，经过了徐水县、唐县、北京房山区，以及天津支线的容城县、霸县。

2 各区段文物分布

为更好地保护干渠沿线宝贵的文物资源，为渠道规划设计提供依据，在已有文物资料^[11~13]收集分析基础上，对伏牛山、太行山山麓地带共362处文物(包括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和石刻)分布位置、时代和保护情况及其与渠道关系开展工程地质调查和影响评价^[14]。由于沿线5个区段文物时空分布特征不同以及受渠道建设影响程度各异，因而在工程规划阶段，需要提出合理避让、保护性发掘等对策建议^[15]。

2.1 唐白河区段

南阳盆地(又称南襄盆地)总体是周围高山峻岭而中心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征，地势北高南低，海拔200m以下。盆地四周被伏牛山、桐柏山、大洪山和武当山环绕，又称南阳平原，呈椭圆形，东西宽120km，南北长150km，面积2.6×10⁴km²。盆地中有汉水支流唐河、白河穿流，属北亚热带气候。由于遭受长期侵蚀和冲积作用，盆地被第三系与第四系厚层松散沉积物覆盖，有河湖相砂粘土、砂、砂砾、红色粘土和黄土状土等。受构造、岩性、河流等影响，盆地中地貌有分异。受厚坡-半店断裂控制，以厚坡唐王桥与半店一线为界，形成南西与北东两侧高差达30~40m陡坡：西部抬升为阶地，为更新世红色粘土，部分网纹化，溪流侵蚀形成坳沟，阶地面呈波状起伏；东北部沉降，接受第四纪洪积物、冲积物、湖积物和风积物等，成为宽广的沉积平原。各水系间有漫滩与阶地形成，在山与盆地相连区有垅岗与孤山。文物调查主要包括张河遗址、唐王桥、黄山遗址等16处。

南阳市西南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有黑土层，是全新世中期气候湿润、水量丰沛^[16]、积水成湖的湖沼沉积物，此区相对缺乏全新世中期仰韶之前的文化^[17]。南阳盆地仰韶、屈家岭和龙山文化3个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二级和三级阶地上(海拔100~150m、150~200m)^[16]。

黄山遗址位于蒲山镇与辛店乡之间白河沿岸海拔152m、相对高度10多米的二级阶地上，面积约3×10⁵m²，文化层厚1~3m，保存状态较完整。阶地基座为中元古代变质岩(云母石英片岩)，上覆数米黄土状土，其位置和剖面见图 1k和1l。出土文物属仰韶文化遗存，兼有屈家岭文化遗物，尤其是独山玉铲的大量发现，说明黄山先民有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固定化的生活居处^[18]。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先民长期在此聚居，反映了全新世中期白河河水丰盈，洪水季节该台地因地势高而免遭洪害。全新世晚期气候变干旱，白河水量减少、河流下切、支沟发育，导致河湖水排干，人类迁移至盆地中活动，故此才有程庄、朱庄汉墓等分布。河流下切而两岸抬升，形成高出河床2~4m的一级阶地，三国时期著名将领黄忠的故居就在该一级阶地上。北宋时干旱持续，不得不试图开凿漕渠，引白河水济京城开封(襄汉漕渠)^[19]。由于当时技术条件限制，从几百公里外调水终难奏效，但这已是先辈们南水北调的尝试(图 1k)。由于自北宋初期到清末经历长达七八百年(1000~1900A.D.)的第3次寒冷期^[20]，人类活动影响加强，今白河已无水可引，不得不向西从汉水干流上的丹江口水库引水。

2.2 淮河区段

从伏牛山东麓的“方城隘口”开始，干渠从南向北先后穿越了淮河支流洪河、沙河、北汝河、颍河、双洎河和贾鲁河，最终至黄河。作为地上河的黄河河床高出两侧平原，出山口地带水流分布范围有限，而其南岸的贾鲁河水流向东南入淮河。该段沿长295km，调查文物104处，主要分布在淮河二级-三级支流的上游。由于发源于伏牛山、外方山和嵩山的淮河支流众多，水土、气候适当，这里成为中原文化重要发祥地——嵩山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21]。

在方城县独树镇西南阳至郑州公路两侧有绵延数公里黑色砂质粘土，并在扳倒井一带广泛分布，说明南阳盆地与黄淮海平原分水岭伏牛山丘陵地在全新世中期水量丰沛，有较大湖泊分布^{[17, 22]}，成为淮河支流洪河的源头。这一套湖相沉积说明淮河支流源头水源十分丰富，为先民们在淮河各支流源头和上游的早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丰沛的水资源条件，以致在汉朝时搬石即可得泉(扳倒井)，但也说明汉朝之前湖沼已消亡。“方城隘口”^[23]北部的金汤寨遗址、光武庙等文物的发现，进一步说明先人活动、聚居的条件及该区水源的丰富性。

发源于伏牛山脉的漕河为汇入淮河支流沙河的一条小河，在其源头的叶县夏李乡，我们现场调查了十二里庄新石器遗址、刘庵汉墓、向阳汉墓、常村乡文集新石器遗址和摩天岭新石器遗址；另外，在北汝河北岸支流兰河流域的安良乡，分布有水泉寨、山头张、鲁庄新石器遗址。从漕河、兰河等这些小河地区密集分布着的遗址、古墓等文物，我们推测为新石器时期至汉朝，先人多选择淮河三级支流交汇的夹角高台地上生息繁衍。

颍河发源于嵩山，出山流入禹州市境。渠线附近分布有众多且重要的遗址，如瓦店新石器遗址(4250~3900a B. P.)^[24]。野外调查表明这是一处含早、中、晚期龙山文化，面积达4×10⁵m²、文化层厚2~3m的大型遗址(图 1g)。最近，李中轩等^[25]的研究表明，该遗址核心区龙山文化层位于第二级阶地，距地表约80~140cm，与我们的调查结果一致。

对颍河北岸的禹州市董庄新石器、商遗址现场调查，发现含文化层的是全新统，下伏马兰黄土，其下有厚层钙结核层，底部为厚层含钙结核红色粘土；钙结核层下沉积属中更新统(图 1h)。考古与试掘结果显示，董庄遗址文化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而晚期又可分为晚一期与晚二期。晚一期是该遗址主要遗存，所出陶器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所出器相类同^[26]。

发源于嵩山的双洎河流经新郑市，该城市附近发现出土了许多遗址、古墓等文物。新郑市曾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韩国古都，其西北的积粟台商代遗址(当地称望京楼)，依岗地而筑，高出周围地面10m。新郑市的唐户新石器、商、周遗址面积达1.4×10⁶m²，含裴李岗、仰韶、龙山和二里头文化及商、周时期遗存^[27]，文化层厚达4m，并发现两周墓葬和西周车马坑；该遗址位于潩水与九龙河汇流处夹角、高出河床约10m的高台地上。考古研究发现，中原区若干重要大型遗址几乎都出现在这种微地貌类型上^[13]。郭店乡有大范庄龙山文化遗址，还发现有殷商和战国时期文化层^[14]。该遗址位于高岗地上，北高南低，南北长约310m，东西宽约106m，面积约3.5×10⁴m²；耕土层下有清晰的厚达2m文化层，下伏褐红色全新世顶层埋藏土^[14](图 1f)。

溹河是贾鲁河源头河段，源于嵩山北麓，北经荥阳市境东入郑州。该区的渠道沿线一带分布了一系列遗址、古墓等文物^[11]，比如贾鲁河的二级阶地有宋庄新石器遗址，在宋庄的贾鲁河谷道路右侧可见新石器文化灰坑(图 1j)；荥阳县河王龙山文化遗址(图 1i)，位于南北长约300m，东西长约330m的半岛形台地上，高出春季河面5~6m^[28]，溹河在该处形成明显的河曲，其两岸分布有龙山文化遗址(图 1i)。2005年，在对邙山南麓薛村遗址抢救性发掘工作中发现，该大型遗址以二里头文化晚期到早商文化时期堆积为主，期间夹杂汉到清代墓葬，且墓葬区分布范围远大于遗址^[29]。

2.3 黄河北区段

黄河以北、漳河以南为黄河北区段，长约239km，从南向北先后经过温县、博爱县、辉县、淇县及安阳市。干渠主要通过砂砾堆积的冲洪积扇，现场调查的洪水痕迹显示史前古河道泛滥事件对文化产生一定破坏。以冲洪积扇为特征的地貌单元，广泛分布着大量的文物，现场调查遗址、古墓以及其他一些文物达73处。

黄河北岸焦作市位于黄河一级阶地前段和冲积平原古河道，濒临河水且地下水位高，适于人类生活，因而温县北平皋和博爱县西金城等地成为了古今人类的聚居地。自黄河北岸至太行山麓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博爱县西金城村、东金城村和史庄村皆分布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西金城村南有一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遗址，面积原达6500m²，文化层厚达2.3m，现仅残存2小块，不到200m²；2006~2008年考古发掘发现^[30]，西金城遗址最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向上依次为战国-汉时期文化层、唐宋时期文化层和近现代文化层及现代耕土层，但部分探方缺失战国-汉时期和唐宋时期文化层；该遗址中心位置有龙山时期草木灰样品，¹⁴C测年数据为2040 B. C.左右。西金城龙山城墙的兴建与废弃，可能与河水泛滥或山洪暴发有关，其南段有水成细砂堆积，推测是温县与博爱县之间的沁河泛滥所致。张俊娜和夏正楷^[31]研究表明，该地区龙山文化层中有清晰的流水层理，推测这次洪水事件大致在4000a B.P.的龙山晚期，可能是一次区域性的洪水事件。我们现场调查发现该遗址剖面层序如图 3所示，岩性以及文化层从上至下描述如下^[14]：

5.表土层，灰色粘砂土，下含近代瓦片与碎砖，厚0.3~0.4m；

4.锈黄色层状砂砾冲沟沉积，位于剖面的左上方，宽2m，高1m。断面层理清楚地显示出该沟的冲积过程；

3.灰色文化层，含灰陶片，不见层理，厚0.8~1.3m；

2.灰白色层状文化层，流水层理十分清楚，层理间夹有许多陶片，我们采得有方格纹、兰纹和带旋纹的龙山文化陶片，还采得泥质灰陶盆的口缘，在层底采得可能属仰韶文化的褐陶罐口缘。从层中陶片迎向西来看，流水方向是自西向东流。该层中尚含人骨残骸，厚1.0~1.5m；

1.灰黑色砂质粘土，无文物，未见层底，厚0.5m。

由于较小的洪积扇前缘地下水溢出带易形成泉，有利于人居生活，因此在焦作市有赵张弓、隤城寨、李固等大型遗址出现。

辉县及附近地区发现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其一是分布于冀南豫北的磁山文化，其二是分布于豫中和豫北地区的裴李岗文化^[12]，它们大致以豫北的淇县一带为界，距今年代都超过7000年^[32]。在辉县百泉以西发现全新世湖沼，棕褐色泥炭层埋于1m以下，说明该地区水量丰盈，利于人类生活。

在淇县以西有较小洪积扇，其河沟汇流的前缘处，由于与冲洪积带前缘泉水溢出带汇合，形成了砂砾沉积的泉水池，至今这一带有西泉头、东泉头村名。淇县县城及以北太行山前分布长达10多千米的洪积扇，地下水源丰富，泉水较多，在洪积扇上汇集而成淇河。淇河两岸晚商遗址密集，北河头、杨树岭、花窝遗址都属晚商时期文化层，几乎连成一片^[33]。淇县花窝裴李岗时期文化遗址，面积达1.9×10⁴m²，文化层厚达1.2m；裤裆地商遗址面积1.7×10⁴m²，文化层厚0.8~2.5m；北河头仰韶、商遗址面积5×10⁴m²，文化层厚0.3~1.2m；杨树岭龙山、商遗址，面积3.3×10⁴m²，文化层厚1.6~2.0m；后河头龙山、商文化遗址，面积3.4×10⁴m²，文化层厚0.8~2.0m(图 1e)。东部浚县大赉店遗址，含仰韶、龙山和晚商时期文化层，面积达1.2×10⁵m²，高出周围地表 3~4m，文化层堆积厚2~6m。

在汤阴县北的羑河、汤河之间，高5m的土丘发掘了羑里城遗址，含商文化，兼有龙山、东周时期文化遗存^[34~35]。遗址面积1.1×10⁴m²，文化层堆积厚达7m。土丘之上发现有古建筑群，据传殷商时期周文王囚禁于此。在安阳市同乐寨遗址，发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商文化时期的堆积^[36]，该遗址原有面积2×10⁴m²，文化层厚达2~3m。

2.4 滏阳河区段

漳河至滹沱河之间为滏阳河区段，南北长约200km，分布8条较大河流，河流之间的平均间距约为25km，是河网较为发达的地区。在史前和商周时期，该区由于水过丰盈，先民聚居较少且规模不太大^[37]。该区段调查的63处文物，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太行山前丘陵和盆地(海拔100~500m)；西周时期进一步寒冷干旱的气候，使平原区湖沼萎缩、河流流量减少，50m低平原区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场所，遗址数量较多，占该区聚落遗址总数48 %以上^[38]；到战国时期，当其他地区缺水对人类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时，本区却水量适中，因此，战国及其以后时期本区段是人们活动的中心^[39~40]。

本区古文化的特点是具有丰富的史前、商、周遗址，但其数量和规模都不如淮河流域和黄河北岸; 而战国古墓和遗址较多，且规模较大，尤其是战国古城就有好几座^[39]。

洺河流出山地和台岗之间的地带，有一系列遗址和古墓，包括永合会乡张嘴地商遗址、西召庄汉墓群与宋遗址、战国猪山石刻、石北口遗址(仰韶文化)、赵窑遗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文化)、小油村遗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殷文化)、台口新石器遗址(下层文化性质难明确，时间介于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文化之间；其余龙山成分较多)^[41]。另外，我们现场调查了永年县邓底至辛店的仰韶时期遗址、西阳城战国古城和汉墓群，在该地带的黄土台地上发现洺河南岸小油村与北岸邓底村遗址、辛庄遗址，NW-SE向的剖面上可见灰坑嵌入褐红色顶层埋藏土中(图 4)。自上而下地层剖面可分为5层：

全新统

5.黄土状土，厚1.0m；

4.褐红色顶层埋藏土，粘砂土，含商代灰坑，厚1.5m；

3.灰黄色砂粘土，水平层理明显，流水冲积而成，偶含大砾石或巨砾，砾石多为石英砂岩，厚0.5m。

更新统

2.马兰黄土，垂直节理发育，中下部含浅灰色砂质粘土层，厚8.0~9.0m；

1.淡黄与深黄色粘砂土与粉细砂层，厚1.0m，未见底。

永年县石北口遗址分布于洺河南岸台地东北部，范围较大，总面积约2×10⁵m²，文化层一般深1.0~1.5m^[42]；与石北口遗址隔河相望的邓底遗址，位于洺河北岸的台地上，面积约1×10⁴m²，文化层堆积厚0.6~0.9m。南水北调干渠由南向北穿过了这些遗址(图 1d)。

邢台西郊为邢侯墓群，密集分布着先商、商代中晚期和西周时期多个墓葬，截至1999年已发掘大型墓葬6座和中小型墓葬500余座。为避开大范围集中分布的邢侯墓群，我们在干渠线路的设计上向西面山区做了约2.5km的平移调整。在内丘与临城两县的交界带，邢窑遗址密集分布，向北长达20km地带发现17处古窑址群，其中4处属唐窑址^[43]。

2.5 海河区段

滹沱河以北为海河区段，干渠经新乐县、唐县、顺平县至徐水县后，继续向北，经易县、涞水县、至北京房山区达海淀区昆明湖；天津支线经容城县、霸县至天津市杨柳青镇。该区段全长442km，沿线有文物106处。干渠在唐县以南从冲积平原上通过，除沙河北新乐县伏羲台等个别丘岗上有战国文化遗址外，其他遗址较小且时代新。唐县向北至房山渠道基本沿太行山麓通过，因接近河流源头，溪流较多或为大河出山入平原地段(如易水河、拒马河)，遗址、古墓较多且年代久远。

野外调查发现，位于太行山前缘的徐水县遂城镇一带有两片湖沼黑土沉积物暴露地表呈农耕地，据前人的研究^[44]在全新世中期大暖期该区湖沼连片，另有北魏郦道元(故居涿州)记载^[45]有盐台陂和梁门津(陂)(陂即湖)。在徐水县至容城县公路北侧，下河西村砖厂大型取土坑挖深3m多，剖面表层为褐土，其下伏0.5m黑色砂质粘土系湖相沉积层；剖面下部见2.5m厚马兰黄土，未见层底。该剖面反映了全新世中期气候温暖湿润^{[44, 46]}，因此推测地势低下的白洋淀处于扩展期。遂城介于该段西部太行山和东部湖沼之间，所在的4km宽的地带因此成为南北交通必经地带，也自然成为燕、赵，直至宋、辽时期争夺的要地，故燕南长城在此构筑，遂城古要塞因此而建立(图 5)。

容城县至安新县一带是岗地，在全新世中期白洋淀扩展时为湖中岛屿，聚居了史前和商周时期的先民，分布了类似磁山文化的上坡遗址(容安县城南)^[47]以及2006年发掘的新石器时代中早期北城村遗址^[48]等。

容城县上坡遗址原是一座高出地面4~5m土丘，现残高2~3m，面积只剩100km²，是磁山文化到商和战国时期的重要遗址^[14]。上坡一期遗存年代与磁山文化大致相当，尤其是以陶盂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发现，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47]。拒马河西南岸的自然堤高出地面5~6m而呈丘地上有较多的商绳纹灰陶片，发现了晾马台遗址。该遗址文化层厚3~4m，面积近1×10⁴m²。由于依水而居，先民们的生活表现出对水的依赖，捕捞成为生活重要来源，以致生活用具中有大量蚌刀存在^[49]。

霸州市往东，由于常年受几条河流冲积泛滥的影响，褐黄色粘土与粉细砂交互出现，呈沉积韵律结构；至天津杨柳青一带，受6000年前高海面的渤海海侵影响而形成潮滩沉积^[50]，遗址较小，尤其早期遗址少。

涞水县从西村遗址为龙山文化时期，兼有商、春秋、战国遗物，挖掘有铭器鼎、加蚌屑红陶器口沿、篮纹灰陶片等^[14]。该遗址位于北易水河南岸二级阶地上，阶地下部发育了含扁小螺化石的褐黄色砂粘土湖相沉积物，上覆全新世黄土层；黄土层下部含加蚌屑的红陶片、篮纹陶片，顶部有布纹瓦片^[14]。涞水县北面的东赤土遗址距今约5000年^[51]，南临拒马河坡地陶器残片随处可见，是一处介于仰韶文化时期与龙山文化时期之间的遗址(图 1b)。

房山区镇江营遗址位于南北拒马河之间的二级阶地上，下伏基岩为灰岩，上覆马兰黄土。该遗址新石器早期和商周文化层厚2~3m，¹⁴C测年数据在7000a B.P.以上，为太行山东麓区的一支前仰韶时代文化遗存^[52]。

周口店龙骨山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北京人(距今50多万年至20多万年)、新洞人(距今约10万年)和山顶洞人(距今约3万年)聚居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新近DNA比对研究发现40ka B.P.的周口店田园洞人为古东亚人的祖先^[53]。

秦汉时期后由于海河地区气候明显变干冷^[54]，北京地区先民从二级黄土台地迁移到冲积平原，在永定河南岸设首批郡县，包括广阳城(图 1c)，即现丰台区长辛店镇南岗洼村南；之后由于永定河频繁泛滥^[55]，广阳古城被粉细砂埋没于地下4m处。另外，长辛店洪积扇前缘的南岗洼村南还发现一座古石桥，紧邻京石高速公路，系1990年修路削坡时掘出。现场调查可见花岗岩砌成5孔连拱石桥，桥长44.4m，宽9.55m，被埋于粉细砂下2.5m处。据多方考证，该桥曾为永定河支流上一座连接京西南长辛店交通的重要桥梁，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建成，曾称通济桥、广阳河桥。距此不远的洪积扇上有一座建于金代的镇岗塔，或许是当时人们面对永定河泛滥束手无策时，企图建塔镇河。

3 古文物与地貌统计关系

沿南水北调中线条带状范围调查文物362处，从南向北跨过5个区段。在海河区段文物密度相对较小，密度最高的是淮河区段和黄河北区段。在唐白河、淮河、黄河北及滏阳河的4个区段，文物点总数量与调查线路长度大致成正线性相关，文物线分布密度约为0.5处/km(图 6上部虚线)。在海河区段徐水分为北京干渠和天津支线，总长442km，文物相对密度很低。这反映该区东部地势低洼而洪水泛滥面积较大，发育白洋淀等湖泊，河湖范围边界变化较大，岗地仅发育在太行山前与湖泊间的条形地带。相对而言，淮河-黄河北区段文物较集中且新石器遗址分布数量与沿线长度成正线性相关，文物线分布密度约为0.2处/km(图 6下部虚线)。河谷两岸阶地成为新石器时代人类最重要活动场所^[56]。图 6远离下部虚线的2个点显示：战国-南北朝文物在滏阳河区段较多，夏-春秋文物在淮河区段较少。

综上所述，文物的分布位置(尤其是早期)显示先人对水资源的高度依赖，但同时也显示居所均高于洪水泛滥所影响的高度，一般以缓坡地、岗地为主，尤其是河流凸岸拐弯处或河道交叉处便于取水，同时沉积物富含砂及粘土，利于就地取材制作陶器。调查发现很多河道阶地或岗地遗址区分布大片红色砂粘土，成为现代砖厂的主要取土场地。

从图 7a可见先人更多地聚居在缓坡地、岗地、冲洪积扇和微倾斜平地，尤其是战国-南北朝农业发展，倾角小于3°的缓坡地、冲洪积扇和微倾斜平地成为遗址数量丰富、适于农业生产的地貌单元。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我们所统计的南水北调中线渠底从南向北有约100m水位落差(工程上采用了新开渠道的高线方案，表现为不同渠段的削方和填方)，但干渠绝大部分位于山前地带和冲洪积扇中上部，文物分布随沿线地形变化总体规律还是较明显的。

在其他地区的面状调查结果也呈现类似规律。对三峡库区文物分布调查结果也发现从新石器遗址海拔高度140m以上，到清朝的95m，人类聚居高度随时代变新逐步降低^[57]。对三峡地区文物抢救性发掘的旧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677处遗址时空分布研究发现，其总趋势是从西往东、从高往低数量逐渐增加。遗址多沿江河分布，且在河流交汇区域呈聚集状态。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高度明显高于历史时期^[58]。对甘肃和青海早、中新石器时期人类聚居场所研究发现，坡地倾角小于6°的地形因水土和养分流失较少而适用于作为农业用地^[59]。据人类遗址分布特征，新旧石器遗址分布与河流地貌关系表现为西拉沐伦河、伊洛河、薛河、喇家和东方广场等5种模式^[56]。其中位于中原地区的河南伊洛河流域，在黄土台塬之下发育三级阶地：一级阶地形成于新石器中期，阶地面上仅分布新石器中期以后的文化遗址；其他两级阶地和黄土台塬上有不同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

这种人类据自身需求选择合适阶地作为栖息地的模式即为伊洛河模式。南阳盆地仰韶、屈家岭和龙山文化期等3个时期遗址集中分布在二级和三级阶地地貌单元^[17]。从平面位置看，遗址多处于河流二级或三级支流拐弯或交汇地段。大规模人工取河水便捷，有大量砂质粘土可用于制作烧制陶器等生活器具，有渔猎和农耕之便^[12~13]。总体看本区石器遗址分布表现为伊洛河模式。

渠道沿线5个区段内石器时代-近现代的7个不同时代(图 7b)的文物占比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如呈现两个高峰期，即战国-南北朝(时长1062年)、明清(时长543年)；在隋朝到五代(时长389年)呈现低谷，其次是宋元(时长415年)。这也许说明尽管所划分时间段长短不等，战国至南北朝和明清时期比呈现低谷的隋朝到五代时期文物的时代相对分散而数量多，而隋朝到五代文物点数量少但较集中。夏-春秋时长1593年，石器时代长约3万年，这两个时段文物绝对数量也比较多。如从两个占比峰值在不同区段的变化看，战国至南北朝时文物占比最高的两条曲线出现在黄河北区段和滏阳河区段，分别为30 %和41 %，而明清时期文物占比最高的两条曲线分别为海河和唐白河区段，达32 %和44 %。

从南水北调中线沿线地层沉积物与文化层变化剖面(图 2)，同样可发现沉积相变所反映出古气候随时间的概略性变化。以顶部的第一层埋藏土与上覆马兰黄土为界，离石黄土(深黄色)中夹多层褐红色埋藏土壤。马兰黄土之上为全新世适宜期北亚热带环境下形成、厚1~3m的淋溶褐土或棕壤(周原黄土)^[12~13]，常称之为全新世黄土^[60]。渠道沿线不同区段不同时期环境的差异性，影响到文物的分布数量和密度，也成为线路规划设计中合理避让和科学保护与发掘文物的重要依据^[14]。

对山西宁武公海湖14.7ka以来沉积物的花粉研究得出年降水量长期变化，发现战国以后2000多年气候在向干旱化变化，年降水量总体减少120mm；同时在公元约950年(唐后五代)有局部年降水低谷、1150年(南宋末年)出现局部年降水高峰^[61]。对董哥洞石笋氧同位素测年发现全新世7000~9000a B.P.的温湿阶段、持续时间100~500年的3~5次干冷事件与太阳辐射关系密切^[62]。郑州蔡城钻孔资料中孢粉分带^[63]、西山剖面有机碳和孢粉记录^[64]、洛阳皂角树遗址剖面沉积特征^[65]等，一致显示3000a. B.P.以来，气候干旱化趋势明显。2000年来中国气候经历3个寒冷干旱期，长达七、八百年的第3次寒冷期出现在北宋初年到清末(1000~1900A.D.)^[20]。干旱化结果是湖沼消失或变小，冲洪积扇水量变小，人类开始迁居河流下游的微倾斜平地。淮河、黄河北区段新石器时代文物分布较多，滏阳河区段战国-南北朝文物占比较大，海河区段明清建筑较多。战国-南北朝、明清时代文物数量出现历史上两次高峰，反映东部山麓地带人类活动与全新世气候变化关系密切。

4 结论

通过对长达1366km的南水北调中线左右宽各3km沿伏牛山、太行山山麓地带5个不同区段内的362处文物点断面式采样调查，发现这些文物呈现出时代分布与区段相关联的规律，与工程路线所经地貌类型和水系不同有关。干渠沿线先人多聚居在缓坡地和岗地，其次是冲洪积扇和微倾斜平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在河流二级支流拐弯或夹角台地、河流二级阶地上，高出河床10~20m左右。

文物总数与调查线路长度大致成正比，线分布密度约为0.5处/km。淮河-黄河北区段文物较集中且新石器分布数量与沿线距离成正相关，线分布密度约为0.2处/km。海河区段文物相对密度低。东部以中原文化为特色的史前遗址主要集中在淮河与黄河北区段山前地带：河流支流发育、岗地多，多黄土状土。不同时代(7个时期)文物占比表现出一些共性特征，如战国至南北朝文物占比最高的在黄河北和滏阳河区段，分别为30 %和41 %，明清占比最高的为海河区段和唐白河区段，分别为32 %和44 %。

干渠沿线这些文物虽分布在不完全相同的海拔高程和地貌单元上，但基本一致反映出东部地区山麓地带为主的地形条件下湖沼分布和河流变化对人类聚居遗址影响最为明显。

致谢: 南水北调中线的调查工作得到长江水利委员会综合勘测局大力支持。长江水利委员会第七工程勘测处，河北省、河南省水利局勘测设计部门给予了帮助。调查中得到各级地方政府关心支持，尤其是各县、市文物管理干部和专家的大力合作。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原谢飞所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许天申副所长等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便利。同行评审专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王辉博士提出认真细致和宝贵的修改意见，助力长时间尺度调查结果更新的逻辑表述和提升质量。编辑部杨美芳老师为本文的润色修改花费了大量心血。本文在1996年南水北调规划阶段干渠线路与文物、遗址、古墓分布关系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参考补充了近年来考古及相关单位发掘和科研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