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Vol.38
2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新生代地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29;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5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6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北京 100101)
中国北方是以粟(Setaria italica)和黍(Panicum miliaceum)两种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的起源地[1~2]。截至2017年，中国北方60多处考古遗址发现粟类植物(粟、黍及其野生祖本)的大植物遗存或微体植物遗存(植硅体、淀粉)[3]，勾画出北方地区粟类植物利用的版图(图 1)：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在太行山两侧，开始粟类植物采集加工和早期驯化，代表性遗址有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4]、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5]、北京门头沟东胡林[5]和怀柔转年遗址[6]；新石器中期，在华北平原腹地、西部及东北部，粟作农业进入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7]、北京平谷上宅[8]、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9]、山东济南张马屯遗址[10]、山西武乡牛鼻子湾遗址[11]、内蒙赤峰兴隆沟[12]和白音长汗[13]等考古遗址在研究粟作农业起源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同时期华北平原南部区域，则是以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为代表的稻作农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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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华北平原及周边开展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资料参考Wang等[3])及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位置 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遗址(约10000~8000 a B.P.)：1.转年；2.东胡林；3.南庄头；4.坑南；5.柿子滩新石器中期遗址(约8000~5000 a B.P.)：6.上宅；7.磁山；8.石固；9.杨村；10.袁村；11.袁桥；12.石羊关；13.坞罗西坡；14.坞罗水库；15.喂庄西南；16.喂庄西；17.羽林庄；18.天坡村；19.南瓦窑；20.伏羲台；21.刘庄；22.寨根；23.班沟；24.南交口；25.贾湖；26.沟湾；27.莪沟；28.沙窝李；29.岗时；30.裴李岗；31.唐户；32.府店；33.赵城；34.八里岗；35.塔布敖包；36.庙子沟；37.魏家窝铺；38.白音长汗；39.敖汉营子东；40.敖汉营子西；41.北山东；42.北山西；43.头道帐房；44.碱沟；45.罗家营子；46.三间房；47.兴隆沟；48.石虎山第二地点；49.石虎山第一地点；50.王墓山；51.月庄；52.北仟；53.张马屯；54.东盘；55.南屯岭；56.徐家村；57.扁扁洞；58.北桃花坪；59.西河；60.六吉庄子；61.牛鼻子湾；62.顺山集 Fig. 1 Archaeological sites where archaeobotanical research was executed around North China Plain (modified from Wang, et al., 2016[3])and the location of Jiangjialiang site |
至于华北平原北部，即河北省北部及内蒙古中部一带，虽然该区域新、旧石器时代十几处遗址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文化群[15]，但只在内蒙古石虎山遗址(7000~6440 a B.P.)[16]及塔布敖包遗址(6500~6000 a B.P.)[17]发现了粟类植物的淀粉遗存，相对华北平原其他区域，平原北部地区新石器早期、中期粟作农业情况的研究相对匮乏。表 1为华北平原及周边开展植物考古研究的62处遗址信息[4~8, 11, 13~14, 16~41]，与图 1中的遗址序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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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华北平原及周边开展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 Table 1 Archaeological sites where archaeobotanical research was executed around North China Plain |
华北平原北部新石器中期遗址主要为于家沟遗址和姜家梁遗址。目前，两处遗址尚未开展过大植物浮选和微体植物遗存工作的研究资料。姜家梁遗址(40°12′N，114°17′E；见图 1)是该区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之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1995年和1998年曾对该遗址进行过两次发掘，发掘出9座房址和数十座墓葬。根据层位叠压关系，房址的年代早于墓地的年代。房址出土的器物主要有夹砂灰陶、磨盘、磨棒、细石叶、刮削器和蚌饰品等[42]，反映的文化面貌与墓葬出土的以陶器、石器和玉器为主的小河沿文化(5000~4500 a B.P.)[43]面貌截然不同，与于家沟细石器遗址(40°9′N，114°29′E)第二层(7500~2100 cal. a B. P.[44])出土的器物展现的文化面貌类似[42]。北京大学年代学实验室对姜家梁遗址F1房址的木炭样品进行了14 C年代测试，未校正结果为距今6850±80年[42]，我们在http://www.calpal-online.de/对其进行了校正，校正年代为7706±77 cal. a B. P.，表明房址的年代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左右。
遗址内古人类生业经济状况是研究古人类社会复杂化的重点问题之一。已有研究对姜家梁遗址墓葬出土人骨形态、古DNA[45]和碳氮稳定同位素[46]、牙齿磨损情况[47]、人口寿命[48]及人骨微量元素[49]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古人类的食谱是以粟、黍等C4类植物为主。但房址所代表的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植物利用及生业经济状况，由于缺乏人骨等研究材料且发掘时未开展浮选工作获取大植物遗存，一直不甚明了。
淀粉粒分析作为植物考古学重要的分析方法之一，广泛运用于世界各地考古遗址出土器物功能、植物利用历史及农业起源和传播的研究中[5, 50~55]，如利用提取自磨盘磨棒等工具表层残留物中的古代淀粉粒，为古人处理植物的方式及种类提供了实物证据[8, 11, 56]。本文对姜家梁遗址房址出土的磨盘和磨棒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分析，通过分析当时人类植物利用情况，对华北平原北部地区新石器中期旱作农业的发展状况做以初步了解。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在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共发现房址9座，空间上分为3排[42]。本研究从第一排和第三排房址F7和F5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中分别选取3件磨盘和3件磨棒残件(图 2和表 2)，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库房进行了残留物提取。具体样品信息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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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磨盘磨棒(比例尺：5 cm) Fig. 2 Stone grinding tools from the Jiangjialiang site in Hebei Province. (a~c)slab; (d~f)muller. Scale bar:5 cm (a)95JJLF7:14; (b)95JJLF7:44; (c)95JJLF5:7; (d)95JJLF5:16-1; (e)95JJLF5:16-2; (f)95JJLF5: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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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磨盘和磨棒样品 Table 2 Data for the stone grinding tools in Jiangjialiang site |
另外从库房中选取两份尘土样品作为污染控制样品。尘土样品呈黄褐色，松散状。使用干净刷子和小刀聚拢，并用一次性样品袋封装、编号。
1.2 方法本次磨盘和磨棒表层残留物淀粉粒分析实验的流程如下：1)每件磨盘和磨棒使用面和非使用面分别置于超声波中清洗；2)将混合液转移到离心试管中，离心并丢弃试管上部清液；3)加入6 %双氧水(H2O2)去除有机质，清洗样品到中性；4)加入10 %盐酸(HCl)去除钙质，清洗样品3次，直到溶液变清；5)加入六偏磷酸钠溶液((NaPO3)6)，清洗3次；6)加入1.8 g/cm3 CsCl溶液，浮选并清洗浮选后的溶液；7)加入10 %甘油制片，用指甲油封片，在OLYMPUS BX-51偏光显微镜下观察、测量和统计。
本次两份各0.5 g尘土样品的淀粉粒分析具体提取步骤如下：1)加6 %的双氧水(H2O2)以去除有机质；2)加5 %的六偏磷酸钠溶液((NaPO3)6)分散粘土；3)加入1.8 g/cm3的CsCl溶液进行浮选；4)清洗浮选物并制片，后在OLYMPUS BX-51偏光显微镜下观察、测量和统计。
1.3 鉴定为了识别本次实验提取的古代淀粉粒，我们一方面比对了来自研究区域以及全国其他地区收集的现代禾本科(Poaceae)、豆科(Leguminosae)和壳斗科(Fagaceae)等30多科100多属200多个种的淀粉粒形态数据(中国现代淀粉粒形态数据库见：http://cmsgd.igsnrr.ac.cn/)。另外，本文古代淀粉粒的鉴定工作也参考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工作成果及发表的图版[57~59]。
2 结果经过实验分析，3件磨盘和3件磨棒样品中共提取出128颗淀粉粒；两份尘土样品中未发现淀粉粒。具体情况见表 3和图 3，使用面的淀粉粒共115颗，非使用面的淀粉粒共13颗。除去5颗淀粉粒有待进一步鉴定外，其余123颗可分为A、B、C三类，而已经残损或者不具有鉴定特征而归为D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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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淀粉粒分类统计表* Table 3 Data for the starch grains from stone grinding tools in Jiangjialiang s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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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河北阳原姜家梁遗址石器上提取的淀粉粒(标尺：20 μm) (a)A类驯化型粟类淀粉粒；(b)A类野生型淀粉粒；(c)B类小麦族淀粉粒；(d，e)C类块根块茎类淀粉粒；(f)D类无法鉴定的淀粉粒 Fig. 3 Starch grains retrieved from stone grinding tools at the Jiangjialiang site.(a, b)Group A starches; (c)Group B starches; (d, e)Group C starches; (f)Group D starches. Scale bar:20 μm |
A类：共观察到104颗(图 3a和3b，占81.3 %)。此类淀粉粒的共同特征呈多面体型，脐点居中开放，小部分表面有通过脐点的放射状裂隙，大部分为横向、Y型和星型裂隙。旋转后仍为多面体。长轴在10.0~26.2 μm之间，平均值为17.6±3.2 μm。结合关于薏苡属(Coix)、狗尾草属(Setaria)及黍属(Panicum)等现代淀粉粒的研究，该类淀粉粒符合粟类植物淀粉粒的形态学特征。因此，A类淀粉粒是来自粟类植物，进一步分为3个亚类A1(n=10，野生型粟类淀粉粒)、A2(n=55，粟淀粉粒)和A3(n=39，普通型粟类淀粉粒)。
B类：共提取出13颗(图 3c，占10.2 %)。粒径范围17.5~35.2 μm，均值为24.8±2.8 μm。呈双凸透镜型，部分表面有小凹坑，脐点居中闭合，偏光下淀粉粒的消光臂为Ⅹ型。淀粉粒经旋转后为细长的椭圆形，中间有一明显的纵向凹痕。现代植物样品的淀粉粒分析数据表明，很多小麦族植物如小麦属(Triticum)、大麦属(Hordeum)、山羊草属(Aegilops)等植物的淀粉粒形态与此类基本一致。因此，B类淀粉粒是来自小麦族中的某种或者某几种植物。
C类：共提取出6颗(图 3d和3e，占4.7 %)，呈长椭圆状，脐点偏心，明场下可见略凸起的挤压面。粒径范围19.7~30.5 μm，均值25.1 μm。这些特征与现代块根块茎类贝母属(Fritillaria)植物淀粉粒特征一致。因此，C类淀粉粒应该来自贝母属植物。
D类：共提取出5颗(图 3f，占3.9 %)，由于已经残损或者不具有鉴定特征而归为D类。
3 讨论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获得的磨盘和磨棒，若在废弃之后被周围的文化层沉积物污染，那么磨盘和磨棒的使用面与非使用面受到污染的概率应该是相同的，从使用面与非使用面提取出的淀粉粒种类和数量也应该具有一致性[60]。实验结果表 3中，姜家梁遗址每件磨盘或磨棒表层残留物中使用面提取的淀粉粒数量均多于非使用面，因此大部分淀粉粒是使用过程中留存下来的；另外，存储磨盘和磨棒的库房尘土样品中未发现任何淀粉粒，从而排除了库房尘土这一潜在的污染问题。
农业起源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对野生植物的驯化[61]，即植物野生性状在长期的种植过程中发生改变，驯化性状开始出现。根据对考古遗址出土谷物小穗轴变化规律的研究，发现大麦、小麦和水稻(Oryza sativa)等作物的驯化持续了2000~3000年[62~63]。基于淀粉粒二维特征的变化，研究者发现，中国北方地区粟、黍的驯化过程也相当漫长[5, 34]。从姜家梁遗址周边的微体植物遗存研究结果来看，新石器早中期的河北南庄头[5]和磁山[7, 20]，北京东胡林[5]、转年[6]和上宅[8]，河南裴李岗[9]，西辽河地区敖汉营子东和敖汉营子西遗址[34]出土磨盘和磨棒表层残留物中提取到的淀粉粒以粟类植物、小麦族植物、橡子和块根块茎类植物为主；而大植物遗存的结果显示，东胡林和磁山遗址中分别发现了具备栽培粟特征的炭化种子[2]和灰化的粟、黍遗存[7]。此外，磁山遗址中还发掘出大量用于存储粟、黍的窖穴[7, 64]。姜家梁遗址获取的淀粉粒组合，表明该遗址与同期华北平原其他地区类似，均出现了旱作农业。
炭化植物种子、植硅体和淀粉粒3种分析方法先后建立了区分粟和黍[65~66]，粟及野生祖本青狗尾草(Setaria viridis)[67]，粟、黍及狗尾草属植物[68]的标准。野生和驯化型粟类植物的淀粉粒比例经常被用于研究植物驯化的过程[5, 34]。根据粟、黍及其野生近缘种的淀粉粒特征，发现野生型粟类植物淀粉粒具有褶皱的表面和粗糙的边缘，只有粟存在粒径在14 μm以上的淀粉粒[68]。依据这一鉴定标准，研究者对河北徐水南庄头和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磨盘和磨棒表层残留物中粟类植物淀粉粒进行了区分，显示南庄头遗址(11500~10500 cal. a B. P.；粟类植物淀粉粒数量n＞205)具备野生特征和粟两类淀粉粒占比分别为38.0 %和46.8 % [5]；东胡林遗址早期(11150~10500 cal. a B. P.；n=257)，这两类淀粉粒所占比例分别为32.3 %和36.2 %，晚期(10500~9450 cal. a B. P.；n=268)分别为14.9 %和51.4 % [5]。
但是考古遗址出土的磨盘、磨棒多用于脱壳或研磨植物[69]，而外力加工处理后的淀粉粒粒径和形态会产生变化[4, 70]。因此，相关学者开展了脱壳和研磨的模拟实验[20, 71]，得出两条关键的区分标准：1)野生型粟类植物淀粉粒粒径小，且表面褶皱，边缘粗糙；2)经过磨盘和磨棒加工后，仅粟中含有粒径大于16.8 μm的淀粉粒。结合模拟实验结果[20, 71]，本研究将姜家梁遗址3件磨盘和3件磨棒表层残留物提取出的104颗A类淀粉粒进一步分为3个亚类A1、A2和A3。A1类共10颗，粒径范围12.9±1.9 μm，表面皱褶，边缘粗糙，为野生型粟类淀粉粒；A2类55颗，长轴粒径在16.8 μm以上，该类为粟淀粉粒；A3类有39颗，不具有明显的野生或者驯化特征，归为普通型粟类淀粉粒。即：具有褶皱表面和粗糙边缘的野生型粟类淀粉粒所占比例至少为9.6 %，粒径大于16.8 μm的粟淀粉粒所占比例为52.8 %。
同时，对提取自磨盘和磨棒两种器物表层残留物中粟类植物淀粉粒的开展类似研究的结果发现，北京怀柔转年遗址(约10000 cal. a B. P.；n=43)野生和粟淀粉粒所占比例分别为18.6 %和27.9 % [6, 20]；内蒙古赤峰敖汉营子东和敖汉营子西遗址(8200~7400 a B.P.；n=146)两类淀粉粒所占比例分别为11.6 %和57.5 % [20, 34]，河北武安磁山遗址(8000~7000 a B.P.；n=116)两类淀粉粒所占比例分别为10.3 %和35.3 % [20]。
综上分析，模拟实验中粟类植物与其对应现代种子淀粉粒种属区分标准几乎是一致的，只是在粒径方面存在差异，两者均能反映粟类植物的驯化趋势。对目前华北平原及周边开展粟类植物淀粉粒野生及驯化特征定量分析的全部7个遗址南庄头[5]、东胡林[5]、转年[6]、敖汉营子东[34]、敖汉营子西[34]、磁山[20]和姜家梁遗址具备野生型粟类淀粉粒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从南庄头到姜家梁遗址比例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图 4)。这表明在距今约8000年的姜家梁遗址时期，粟类植物的驯化程度较距今10000年前后的南庄头、东胡林、转年要高，与差不多同期的磁山、敖汉营子东和敖汉营子西接近或者略高。野生型粟类淀粉粒比例不断下降，显示粟类植物在华北平原地区及周边区域在距今10000~8000年间一直不断被古人驯化。至于从粒径大于16.8 μm的粟淀粉粒所占的比例来看，姜家梁遗址仅比敖汉营子东和敖汉营子西遗址要低，比南庄头、东胡林、磁山遗址则要高些；转年遗址的粟淀粉粒比例则是所有遗址中最低的(图 4)。该现象的出现可能存在以下3个方面原因：一是与磨盘和磨棒表层残留物提取粟类植物淀粉粒数量有关。7个遗址中转年遗址粟类淀粉粒数量为46颗，其他6个遗址均高于100颗，样品数量的差异造成统计误差；二是与粟淀粉粒鉴定指标有关。粟与其他粟类植物淀粉粒的粒径存在大面积重合，能明确为粟的特征包括表面光滑、裂隙形式和粒径在大于16.8 μm等方面[20, 71]，这些指标无法将全部粟淀粉粒鉴定出来，因而尚不能全面反映食谱中粟所占粟类植物的真实比例；三是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古人类选择利用的粟类植物的比例存在差异有关。大植物浮选的工作也反映了这一规律，比如位于内蒙古赤峰地区通辽市科左中旗的红山文化(6500~5000 a B.P.)哈民忙哈遗址浮选出的粟类植物主要为黍，粟次之[72]；而同为赤峰地区红山文化魏家窝铺遗址则以粟为主，黍比例偏少[73]。另外，食物加工方式、环境变化导致可利用植物资源种类和分布范围发生变化等原因也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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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华北平原及周边区域新石器早中期各遗址野生及驯化特征粟类植物百分比 下折线：野生型粟类植物比例变化；上折线：驯化特征粟类植物比例变化 Fig. 4 Site assemblage compositions of diagnostic characteristics of wild and domesticated millet starch grains in and besides North China Plain. Line above indicates the proportion of domesticated millet starch grains; Line below indicates the proportion of wild millet starch grains |
姜家梁遗址的房址年代距今约8000年左右，大致与磁山遗址(8000~7000 a B.P.)、裴李岗遗址(8500~7000 a B.P.)[9]及敖汉营子东(8200~7400 a B.P.)和敖汉营子西遗址(8200~7400 a B.P.)同期，其石器表层残留物中的淀粉粒类型与后者几乎相同，主要有粟类、小麦族及块根块茎类，但与敖汉营子东和敖汉营子西遗址类似，姜家梁遗址未提取到橡子淀粉粒。这一现象很可能与当时的环境背景有关。根据华北平原上回村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剖面孢粉结果来看[74]，距今8000年左右盆地植被类型主要蒿属(Artemisia)、松属(Pinus)等，并没有发现橡子所属的栎属(Quercus)植物的花粉。敖汉营子东和敖汉营子西遗址附近赤峰地区的七锅山剖面孢粉分析[75]发现，距今8400~6200年左右草本植物花粉比例达到78.5 % ~88.0 %，占绝对优势，而栎属花粉的含量仅占0~1.1 %。
从姜家梁遗址各种淀粉粒类型所占据的比例来看，粟类淀粉粒比例最高，超过80 %，说明粟类植物可能是当时人类的食物来源之一；少量的小麦族和块根块茎类淀粉粒表明当时的人们也利用了上述植物作为辅助食物。通过与南庄头、东胡林、转年、磁山、裴李岗、敖汉营子东和敖汉营子西遗址提取的淀粉粒相比，姜家梁遗址粟类植物比例很高，其原因可能是姜家梁遗址中粟类植物驯化程度有所提高，从而提高了人类对其利用的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植物淀粉粒含量比较少或不含淀粉；有些浆果类植物不需碾磨可直接食用。比如南庄头遗址发现了野葡萄等大植物遗存[20]，但在磨盘或者磨棒表层残留物中并没有发现野葡萄(Vitis)的淀粉粒。因此，磨盘和磨棒等石器上的淀粉粒遗存只是反映了被人类加工过的淀粉类植物组合，尚不能全面概括古人植物利用的种类。
4 结论通过对华北平原北部距今约8000年姜家梁遗址出土3件石磨盘和3件石磨棒表面残留物分析发现128颗淀粉，主要包括粟类植物(n=104；81.3 %)、小麦族植物(n=13；10.2 %)和块根块茎类(n=6；4.7 %)的淀粉粒。结合现代及模拟实验中淀粉粒区分标准的结论，对姜家梁遗址104颗野生型粟类和粟等植物淀粉粒出现频率的统计分析，并与开展粟类植物定量分析研究的南庄头遗址、东胡林遗址、转年遗址、敖汉营子东遗址、敖汉营子西遗址和磁山遗址比较研究发现，具有野生特征(褶皱表面和粗糙边缘)粟类植物淀粉粒比例从南庄头遗址(38.0 %)到姜家梁遗址(9.6 %)呈逐步下降趋势，粒径在16.8 μm以上粟淀粉粒比例的变化规律则不明显。也就是说距今10000年左右到8000年左右，野生型粟类植物淀粉粒比例的不断下降可能说明粟类植物在华北平原地区及周边不断被古人驯化；粟淀粉粒比例的无序变化可能与统计数量、鉴定指标及古人类主观选择利用等因素有关。淀粉粒分析结果为姜家梁遗址古人类植物利用情况提供了直接证据，也为进一步探讨新石器中期华北平原北部古人类生业经济和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数据支撑。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以及编辑部老师细致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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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y Laboratory of Cenozoic Geology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4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5 School of Historic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Shanxi;
6 Institute of Tibetan Plateau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foxtail millet(Setaria italica) and broomcorn millet(Panicum miliaceum) were domesticated in North China. Currently, based on the evidences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plant remains recovered from more than sixty archaeological sites,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in the Neolithic North China Plain is clear, except the northern part during mid-term Neolithic Period. Here we report the study based on starch residues recovered from three slabs and three mullers excavated from a house foundation(7706±77 cal.a B.P.) at the Jiangjialiang site(40°12'N, 114°17'E) of Yangyuan County, Hebei Province. In total, 128 starch grain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millets(n=104), the tribe Triticeae(n=13), and roots and tubers(n=6) as well. In terms of the classifications of modern millets and simulation experiments, the proportion of millet starch grains with wrinkled surfaces and rough edges, which are diagnostic of wild millet grasses, was 9.6%. Millet starch grains measuring >16.8 μm, a size zone recorded only in domesticated foxtail millet(Setaria italica), was 52.8%.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from the Nanzhuangtou(11500~11000 cal. a B.P.) and Cishan sites(ca. 8000~7000 a B.P.)in Hebei Province, the Donghulin(11150~9450 cal. a B.P.) and Zhuannian(>10000 cal. a B.P.) sites in Beijing, the Aohanyingzidong and Aohanyingzixi sites(8200~7400 a B.P.) in Inner Mongolia. The proportions of wild millet starch grains gradually declined from Nanzhuangtou site(38.0%) to Jiangjialiang site(9.6%), indicating the millets were constantly domesticated in North China. Whereas the proportions of foxtail millet in Jiangjialiang site were only higher that of Aohanyingzidong and Aohanyingzixi sites(57.5%), meanwhile the lowest proportion appeared in Zhuannian site(27.9%), which probably related to the number and identification of foxtail millet starches or the different millet utilization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in North China Plain. These results are signific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plant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millet domestication in Jiangjialiang site and northern North China Pl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