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纪研究  2018, Vol.38 Issue (5): 1068-1082   PDF    
浑善达克沙地新生代以来古气候环境变迁
张岳敏, 周亚利, 黄春长, 庞奖励, 孙晓巍, 炊郁达     
(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在干旱-半干旱区,地表强烈地侵蚀和堆积过程不仅影响着区域人类生产活动,而且还通过粉尘传输影响北半球甚至更大空间尺度的气候和环境,因此干旱-半干旱区气候变化研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浑善达克沙地地处东亚季风的尾闾地带,生态环境脆弱,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是研究我国乃至北半球干旱-半干旱区气候环境变化的理想场所。该区新生代以来发生多期火山活动,广泛发育玄武岩与沙层、泥页岩、砂岩等互层。文章通过野外实地考察,基于前人在浑善达克沙地火山年代学研究,利用该区已有的玄武岩K-Ar年龄,结合古地磁和释光测年数据约束沉积相年代,建立地层年代框架,通过分析沉积相特征和气候替代指标,发现浑善达克沙地地区气候在晚古新世-早始新世温暖湿润,中始新世和晚始新世相对干旱,渐新世相对湿润;在中新世经历早期暖干到中期暖湿转变,后期又逐渐变得干冷,上新世时相对湿润,一直持续到中更新世,晚更新世变得相对干旱;全新世以来频繁冷暖干湿波动。新生代早期和中期浑善达克沙地气候变化主要受全球气候冷暖干湿变化和青藏高原生长的影响,晚新生代以来全球冰量变化叠加青藏高原隆升共同作用于沙区气候演变过程。
关键词浑善达克沙地     新生代     玄武岩K-Ar年龄     古气候环境    
中图分类号     P941.73;P534.6;P532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全球干旱半干旱区占陆地总面积约35 % [1],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脆弱,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十分敏感。在干旱-半干旱区气候变化研究中,沙漠/沙地和黄土因具有相对简单的形成动力条件和比较清晰的古气候替代性指标意义等优点,成为记录古气候变化的典型风成沉积物[2]。中国黄土与古环境的研究取得了国际高水平成果,作为第四纪气候变化的三大载体之一,黄土记录了冰期-间冰期尺度的古气候变化[3]。但是,黄土堆积速率相对较慢,在千年-百年尺度上存在沉积间断[2~3];而沙漠/沙地虽然侵蚀速率快,同时其堆积速率也快,有可能记录了某些时段黄土堆积没有反映的千年时间尺度干旱事件[2~4]。中国北方沙漠/沙地的形成演化[5~7]、物源分析[8~9]、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10~12]、气候变化与环境演变[13~18]一直受到全球普遍关注。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我国北方沙地开展了诸多研究工作,得到了大量有关古气候变化和环境变迁的科研成果,如依据已有的古气候记录文献资料,定量化重建中国北方沙地末次盛冰期与全新世大暖期两个特征时段的古温度与古降雨量空间格局[19];利用光释光(OSL)测年技术,结合地层和气候代用指标重建晚第四纪乌兰布和沙漠、浑善达克沙地等中国北方沙漠/沙地特征时期边界变迁和气候变化过程[7, 20];利用粒度、磁化率和有机质特征,结合地质资料和14C及释光测年技术,建立浑善达克沙地全新世以来千年尺度的气候变化过程[21~26]。然而由于OSL等测年技术定年上界限制以及所研究沉积物类型的不同,目前对我国北方沙地古气候变化系统的研究工作,时间尺度主要集中在20 ka以来,而20 ka之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四大沙地之一,位于东亚季风区边缘地带,强烈的风力侵蚀和快速堆积以及构造运动,塑造了该区的地表变迁过程。浑善达克沙地及其周边地区经历了中生代印支运动和燕山运动时期的整体抬升,及中生代晚期的长期侵蚀[27],在古近纪变为地势低平的准平原[28],新生代以来的沉积平坦分布且面积广阔。该区在新生代发生了多期强烈的板内火山作用[29~30],大面积玄武质岩浆沿古断裂喷溢出地表[31]。熔岩把地表沉积的湖相沙层、粉砂、粘土和风成沙等覆盖,随着火山活动频发,形成了新生代以来的玄武岩与沙层、泥页岩等的沉积互层(图 1)。这些被熔岩覆盖而没有经过后期再次侵蚀搬运的沉积相,能够记录浑善达克沙地新生代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浑善达克沙地地区的新生代火山岩K-Ar年代学、地质地貌及地球化学特征[29~30, 32~38]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一系列的重要成果。鉴于玄武岩可获得较为准确的K-Ar年龄,本文基于众多研究成果,以玄武岩K-Ar年龄为主,结合古地磁和释光年龄,建立沉积地层年代框架,通过分析沉积相特征,来揭示浑善达克沙地新生代以来的气候变化过程,初步探讨该区环境演变机制,补充浑善达克沙地新生代气候变化研究的不足。

图 1 浑善达克沙地新生代沉积互层 玄武岩层、烘烤层与沙层(a);玄武岩与沙层互层(b);玄武岩熔岩台地(c) Fig. 1 Cenozoicdepositions in Otindag sandy land. Basalt, baked sediments by lava, sand (a); the basalt interbedded with sand layer (b); basalt lava platform (c)
1 研究区概况

浑善达克沙地(41°56′~44°24′N,112°22′~117°57′E)沿东西向横亘于内蒙古高原中东部,范围西起苏尼特右旗,向东一直延伸到大兴安岭南部山地西麓克什克腾旗,南至阴山北麓,面积为3.71×104 km2(图 2)。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降低,南部广泛分布固定-半固定沙丘,西北部发育典型温带草原。受东亚季风环流控制,研究区属中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年盛行西北风。该区降水集中在夏季,自东南至西北从400 mm向150 mm递减,年平均气温2~5 ℃[39~40],植被覆盖度自沙地西部至东部增大,呈逐步过渡态势,多年平均植被覆盖度为43 % [41]

图 2 研究区位置图(a)及中国区域图(b)(据Google Earth底图改绘) Fig. 2 The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a), and China regional (b)(image drawn after Google Earth)

浑善达克沙地位于中亚造山带东南部,燕山褶皱带以北[42],华北裂谷系的西侧[29]。该地新生代以来的玄武岩区,以内蒙古褶皱区的西乌珠穆沁旗晚华力西褶皱带为基底[43],地处天山-阴山东西向断裂带、大兴安岭-太行山北北东向断裂带及阿巴嘎赤峰北西向断裂带的复合部位。研究区在新生代由于地壳的差异性升降运动和古断裂的多次复活,发生多期火山活动,伴随着新构造运动的抬升作用[44],形成多级高低错落的玄武岩熔岩台地。

2 新生代沉积地层年代框架的确立

系统的年代学研究是重建沙漠/沙地新生代气候变化过程的前提。近年来,浑善达克沙地的地层年代序列主要建立在OSL测年的基础上,OSL测年矿物长石和石英容易获得,对于缺少有机质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更加实用,是对沉积物的直接定年。但由于测年上限和能够记录沙地气候变化载体物质限制,目前对浑善达克沙地新生代以来的OSL测年数据主要集中在末次间冰期以来,因此文中全新世的地层年代主要依靠沙丘和沙/黄土剖面中,20 ka以来的沙、砂黄土和砂质古土壤的OSL年龄来确定。K-Ar定年技术在玄武岩样品上的应用研究,可有效弥补OSL测年上限的不足,其测年上限可达几亿年。该区广泛发育玄武岩与砂质泥岩、粉砂等沉积的互层,可将各种沉积层上下两层玄武岩的K-Ar年龄结合起来,建立晚古近纪至更新世33.17~0.51 Ma地层年代框架。此外,因在古近纪相关玄武岩K-Ar年龄数据较少,所以结合利用古地磁对古近纪河湖相碎屑岩沉积的测年来确定60~47 Ma的地层年龄数据。综合运用多种测年数据[20~22, 27, 29~30, 35, 44~48],确立浑善达克沙地地区新生代沉积地层年代框架(表 1)。

表 1 浑善达克沙地新生代地层年龄数据 Table 1 The geochronology of Cenozoic stratum from Otindag sandy land
3 浑善达克沙地新生代以来古气候环境变化

浑善达克沙地区域在不同时段气候冷暖干湿环境变换,会形成不同的沉积相;反之,也可从目前保存的不同沉积相推演当时的气候环境状况。其中,山麓戈壁砾石、风成沙、风成黄土、石膏楔等碎屑沉积,以及戈壁类砂砾岩、风成砂岩等岩相沉积是沙丘活化过程的直接或间接标志,反映的是较干冷的气候环境;粉砂质或砂质古土壤、钙质结核或钙质根管、河湖(沼)相等碎屑沉积,泥质砂岩、粉砂岩、泥岩、河流相砂岩等岩相沉积是沙丘不同程度固定过程的直接或间接标志,反映的是较暖湿的气候环境[49]。通过结合不同时期沉积相的特征,并与邻区气候变化的相互对比,揭示浑善达克沙地新生代以来的气候变化过程,按时间先后顺序,将该区域新生代以来气候分为古近纪、新近纪、第四纪来分别进行讨论。

3.1 古近纪(65.0~23.3 Ma B.P.)

古近纪时浑善达克沙地地区地势起伏不大,众多小型湖盆分布其间,区域内广泛发育砂质泥岩和灰绿色粘土层[27~28],植被覆盖度高,说明该区在古近纪气候整体温暖湿润。在浑善达克沙地西北部地层中,依据古地磁测定的发育于60.0~54.8 Ma的泥质砂岩、粉砂岩、泥岩等沉积和分布其中的大量硅化木碎片,发育于54.1~48.2 Ma的粘土层、河流相砂岩、粉砂岩等沉积和大量奇蹄类化石及与小型哺乳动物有关的化石碎片,揭示该地在晚古新世-早始新世气候比较温暖湿润;在浑善达克沙地西北部的呼和勃尔和剖面中发育于48~47 Ma的风成砂质砾岩和砂质泥岩,表明该地区在中始新世较干旱[27, 45]。在浑善达克沙地东部的克什克腾旗发现戈壁砂砾岩上覆于K-Ar年龄为33.17±2.63 Ma[29]玄武岩层,可见浑善达克沙地在晚始新世有一段气候较为干旱的时期,因此中始新世到晚始新世发生过两次干旱气候事件。在浑善达克沙地东部的赤峰玄武岩区,K-Ar年龄为26.10~22.41 Ma[29]的玄武岩与泥岩互层,以及在浑善达克沙地西北部,于渐新世发育的砂质泥岩和粘土层[27],反映了沙地在经历晚始新世的干旱期后,在渐新世气候又变得温暖湿润。

3.2 新近纪(23.3~2.6 Ma B.P.)

浑善达克沙地在新近纪也发生多次火山喷发,喷出的基性岩浆冷却后在区域内形成巨大的玄武岩被[29],覆盖在原生地貌上,火山喷发前形成的沉积相得以保存。对浑善达克沙地新近纪以来形成的玄武岩层进行定年,结合对夹于玄武岩层中间的沉积地层进行气候代用指标分析,能很好地揭示气候变化过程。

3.2.1 中新世(23.3~5.3 Ma B.P.)

对浑善达克沙地东部克旗上覆于戈壁砂砾岩的玄武岩层定年,结果显示砂砾岩层早于21.41±1.56 Ma[29]发育,指示浑善达克沙地地区气候在早中新世较干旱;在克旗另一处剖面发现有4层玄武岩与泥岩互层,玄武岩K-Ar年龄介于11.77~9.65 Ma之间[29],反映浑善达克沙地地区在中中新世气候湿润。对浑善达克沙地中部偏北的贝力克玄武岩台地的研究中,发现在中中新世15.42±0.92 Ma以来昭乌组的玄武岩层里夹1~3层砂砾岩和1~5层粉砂质泥岩[29, 44],反映了在中新世中期以来研究区气候整体湿润,伴有干湿变动。该区北部K-Ar年龄分别为7.11±0.48 Ma和5.93±0.18 Ma[29]的两个玄武岩层,与黄土互层也佐证了这个结论。对浑善达克沙地北部中新世通古尔组湖相沉积研究得出,在垂直方向上,底部为一套灰色含砾砂岩、砂质砾岩夹砂质泥岩;中间主要为中-细砂岩,局部为粗砂岩;顶部主要为粉砂岩、砂质泥岩、泥岩等组合,向上粒度逐渐变细,说明当时水动力环境逐渐减小,后期气候逐渐变干,水体深度变浅[46]。对通古尔组河湖相沉积的孢粉组合进行研究[46~47],发现早期孢粉种类较少,以蒿属、藜科等旱生草本植物孢粉为主,木本植物有栎属和柳属温带阔叶树种,且未发现蕨类植物孢粉;中期孢粉种类较丰富,草本与木本植物孢粉含量相当,蕨类孢粉约占9.8 %,主要是瘤足蕨、单缝孢子亚热带植物群构成分子;晚期孢粉种类稀少,蒿属、藜科等草本植物占优势,木本植物仅有板栗属,未发现蕨类植物孢粉,指示中新世气候从暖干到暖湿的转变,后期又逐渐向干冷变化。

3.2.2 上新世(5.3~2.6 Ma B.P.)

在黄土高原北部芦子沟剖面的研究中,发现发育于6.6~2.8 Ma的地层以红色粘土层为主,且孢粉记录显示,在5.6~3.5 Ma表现为乔木植物的高含量,并有亚热带乔木出现,孢粉组合反映我国北方地区在上新世虽出现较小干湿波动,但总体上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富,夏季风强盛[50]。在浑善达克沙地东部发现含钙质结核古沙丘,位于K-Ar年龄为4.79±0.39 Ma玄武岩之上,古沙丘与红粘土互层[48]。虽然浑善达克沙地东部上新世古沙丘的发现,说明该区域在上新世中晚期具有形成古沙丘的较干旱和强劲风力的条件,但与其互层的坡洪积成因红粘土层反映在此期间气候总体上还是比较温暖湿润,所以认为存在间或能形成古沙丘的时期是上新世暖期波动变干时期,这与从黄土高原北部芦子沟剖面[50]研究中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锡林浩特昌图敖包南XZK4钻孔(图 3)研究中,发现3层玄武岩与黄色粘土互层,玄武岩年龄介于3.24~2.78 Ma之间,并且最底部一层年龄为3.21±0.23 Ma的玄武岩覆盖在粘砂土层上[29]。此外,有研究发现浑善达克沙地北部、西部和中部的上新世玄武岩上覆于砖红色泥岩和红色粘土层[33, 51]。这些上新世沉积层的存在说明浑善达克沙地在上新世气候比较湿润。

图 3 钻孔XZK4剖面图(据文献[29]修改) Fig. 3 Section of borehole XZK4, modified from reference[29]

野外实地考察发现,在浑善达克沙地中部偏北的贝力克熔岩台地,玄武岩层下出露白色湖相沙层(图 1c),根据前人对覆盖在此沙层之上的玄武岩定年,指示古湖泊可能在3 Ma[35]年前就存在于此,从沙层厚度可以间接表明在火山活动之前存在至少40 m深的古湖泊;从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北部吉兰泰-昂刚浩特一带的晚上新世动物群资料来看,该时期河湖中广泛存在湖兰蚬、河兰蚬等瓣鳃类和鱼类[52],表明该时期中国北方干旱区可能存在大湖,气候暖湿。距今3 Ma左右全球气候温暖,中国北方红粘土广泛发育,红粘土序列中游离铁/全铁值和磁化率在该时期明显较高[53~54],说明此时段中国北方气候较温暖湿润;从位于内蒙古和山西榆社盆地等中国北方上新世的植物孢粉资料[55~56]来看,以被子植物花粉为主,其中藜科、菊科等草本植物花粉为孢粉组合优势成分,该时期北方气候总体上较暖湿,表现出向干凉发展趋势。南海北部底栖有孔虫δ18O值在上新世及其之前变化幅度不大[57],说明气温相对稳定;该时期之后全球气候转冷,北极冰盖开始形成,全球进入“两极冰盖”模式[58~59]

3.3 第四纪(距今2.6 Ma以来) 3.3.1 更新世(2.6~0.01 Ma B.P.)

更新世玄武岩年龄数据主要来自对浑善达克沙地北部的锡林浩特-阿巴嘎火山区的研究。浑善达克沙地北部在更新世湖沼沉积广布,中更新世火山喷发形成的基浪堆积物覆盖在河流砂砾石之上,有研究发现更新世玄武岩火山碎屑沉积层不整合于砂质泥岩上[33],锡林浩特-阿巴嘎火山区自上新世到早更新世一直为湖盆环境[60];此外,对阿巴嘎旗及其以北地区新生代玄武岩研究,发现有更新世玄武岩与砂泥质层互层[51]

贝力克玄武岩熔岩台地位于锡林浩特-阿巴嘎火山区中部,从锡林河西岸往南至贝力克牧场平顶山,依次从低到高形成4级熔岩台地。第三级台地平行不整合在湖沼沉积沙层上,第二、三级熔岩台地玄武岩K-Ar年龄分别为早更新世2.41±0.07 Ma和1.34±0.04 Ma[29, 35],与锡林浩特昌图敖包南XZK4钻孔最上部两层玄武岩年龄[29]基本一致,属早更新世阶段,表明XZK4钻孔由上往下第二层玄武岩上覆盖的粘土质粉砂为早更新世早期,反映浑善达克沙地气候在该阶段是比较湿润的。更新世初的湖相沉积[29, 35]说明当时该区有一定广度的水域,水源丰富,气候温湿。对山西临汾盆地湖相和洪冲积相沉积综合分析发现,早更新世粘土矿物中伊利石含量最高,在40 % ~60 %之间,其次为蒙脱石和高岭石;(CaO+MgO)/(Fe2O2+Al2O3)在早更新世早期有一个较大的峰值,对应此时较大的水深;孢粉种属丰富,有喜湿的水龙骨等蕨类孢子存在,得出早更新世早期气候温和湿润,并略有变凉[61];山西闻喜早更新世河流相堆积层,及该地层发现的蚌类和三门马、披毛犀、象类、鹿类等脊椎动物化石也反应了当时气候温湿稍凉爽的特点[62]。早更新世早期阶段与中国北方黄土序列的L32相对应[63~65],此时中国北方气候虽然向干凉趋势发展,但整体来看气候不是很冷,仍以湿润或半湿润为主,浑善达克沙地地区气候与我国北方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从浑善达克沙地东部的赤峰哺乳动物群来看[66],早更新世时该区粗食者和体型较大的奇蹄及偶蹄等开阔地栖息动物的存在,揭示出当时有面积较大的草原和草甸,该动物群喜冷动物稀少,大部分为喜温动物,哺乳动物群组合表明该时期气候温和,植被类型为森林-稀树草原。位于阴山以南的泥河湾盆地马圈沟旧石器遗址哺乳动物化石年龄约在1.55~1.66 Ma[67~69],该遗址第三文化层中的草原猛犸象的存在说明开放性草原环境和大陆性气候在中国北方进一步扩张[70],此外产出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的粉砂质粘土层中发育浅褐色粉砂透镜体,并含淡水螺类化石,指示具有一定水动力条件的沉积环境;猛犸象、秀丽鹿、三趾马、犀类等大型哺乳动物化石和刺猬、复齿拟鼠兔、鼢鼠类、䶄鼠类等小型哺乳动物化石均没有搬运磨损痕迹,以及石核、石片、刮削器旧石器的发现,反映当时人类及动物生活在温带稀树草原环境中[71],这与浑善达克沙地东部同时期气候环境一致。XZK4钻孔最顶层玄武岩K-Ar年龄为1.18±0.20 Ma[29],表明其下的风成中细砂为早于早更新世晚期的沉积层,反映略干的气候环境。

中更新世对应深海氧同位素MIS 15~13期(约0.70~0.46 Ma)[72~73],此时中国黄土地层中成壤作用最强的古土壤S5充分发育[65, 74~75],它代表了温湿的气候[73, 75],这种类型的土壤在近代主要分布在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干性森林地带之间的生物气候带[76]。其中MIS 14是个弱冰期,多个地区在MIS 14期气候偏暖[77~79],相当于间冰期内部的冰阶气候,北半球在MIS 15~13存在整体温暖的超长间冰期[80~82],北京直立人生存在这个时代[83~84]。在位于浑善达克沙地北部,K-Ar年龄为0.61~0.51 Ma[35]的贝力克第一级熔岩台地研究中,发现玄武岩层下伏河湖相沉积物,指示中更新世该区气候相对湿润。对浑善达克沙地东部中更新世大青沟组河湖相地层进行孢粉组合及哺乳动物的研究[85],发现孢粉组合以松科、柏科、榆、桦等木本植物为主,灌木及草本植物中蒿、蓼科、蔷薇科等含量较多;存在梅氏犀等喜湿的中更新世标准化石,该区气候温暖略湿,处于明显的针阔叶混交林草原植被带。通过对浑善达克沙地西部的嘎顺淖尔XK1孔岩芯的湖相沉积物进行综合分析[86],结合古地磁测年,发现该区域中更新世早中期孢粉以松、桦、蒿为主;矿物以石英占优势,其次为斜长石和方解石,粘土矿物主要为坡缕石,基本不含伊利石;各元素的氧化物含量稳定,形成于暖湿条件下的Mn、Fe、Al、Ti等元素含量之和接近20 %,气候温和偏湿,植被属于针叶林或有一定阔叶植物的针阔叶林。通过对浑善达克沙地西南部的呼包盆地河湖相沉积钻孔,进行孢粉组合的研究,结合14C、OSL和ESR测年方法[87],发现中更新世早期存在第三纪亚热带残留植物花粉,以冷杉、松、桦等乔木植物花粉占优势;晚期蒿、藜等灌木及草本植物花粉含量最多,并有水龙骨等蕨类植物孢子,中更新世该区为森林-森林草原植被,气候温凉较湿,河套古湖泊发育。在北半球超长间冰期的大背景下,综合以上浑善达克沙地周边地区多种环境指标资料,表明研究区在中更新世属温带森林草原带,气候温和偏湿。

在浑善达克沙地中部偏北的晚更新世熔岩台地研究中,发现玄武岩表面有钙质层,且玄武岩层下覆的湖相沉积层含白色盐膏[35, 44],这反映浑善达克沙地在晚更新世气候干旱,蒸发量大。

3.3.2 全新世

全新世以来,浑善达克沙地地区气候变化研究的地层年龄数据主要通过释光测年技术获得。在浑善达克沙地中部偏北的鸽子山火山,利用热释光定年的全新世火山碎屑席[30],覆盖在沼泽淤泥之上,反映全新世相对湿润的环境。结合光释光测年,对浑善达克沙地全新世千年和百年时间尺度气候变化研究[20~22],发现浑善达克沙地在距今10.7~8.2 ka气候干旱;在距今8.0~2.7 ka期间,沙地发育有多层浅灰-灰黑色砂质土壤,沙丘总体上处于固定-半固定状态(也含有短时段的沙丘活化的干旱事件),指示气候较之前明显湿润,植被相对茂密,尤其在全新世大暖期(8~5 ka),夏季风强盛,冬季风较弱,气候湿润,植被覆盖度高。浑善达克沙地气候在距今2.7 ka以来为气候波动式干旱期,在总体干旱的气候背景下,存在频繁干湿波动:中世纪暖期时段浑善达克沙地气候温暖湿润,表现在距今1.45~1.10 ka(唐朝暖期)和0.83~0.58 ka(元朝暖期),浑善达克沙地流沙固定,发育砂质土层,气候温暖湿润,形成干草原-疏林草原景观;距今1.10~0.83 ka(宋辽冷期)和0.58~0.20 ka(清朝冷期),浑善达克沙地发育浅黄色沙层,气候干旱寒冷,沙丘活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北方进入一个相对温暖阶段,浑善达克沙地气候向暖干化发展[20~22]

4 影响气候变化的动力机制 4.1 古近纪

浑善达克沙地气候在晚古新世-早始新世与全球气候变化一致,指示了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对海洋钻探中海洋沉积物、底栖有孔虫稳定同位素、南极冰盖等研究发现全球气候在晚古新世-早始新世经历了一次气候大暖期,并伴随多次气候湿热事件,尤以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PETM)时期气候最热[88~93],PETM时期海洋表层温度分别在热带和高纬度上升了5 ℃和9 ℃[90],晚古新世-早始新世全球高温对研究区气候具有重要影响。

研究揭示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碰撞初期作用引起早期青藏高原隆升[94],青藏高原山体的隆升会阻挡印度洋向北暖湿水分的输入。对东昆仑造山带碎屑锆石裂变径迹(ZFT)测年、磷灰石裂变径迹(AFT)测年及热历史模拟分析[95~96],表明该区在早始新世晚期-中始新世发生冷却事件,反映了东昆仑造山带区域性构造抬升作用,这也是早期青藏高原隆升的一部分,是对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碰撞初期作用的远程响应。中始新世-晚始新世印度板块对亚欧板块的进一步挤压加剧了青藏高原北缘隆升,对塔里木盆地磁性地层学研究发现,塔里木盆地在中始新世-晚始新世发生新特提斯海退,晚始新世发生最后一次新特提斯海退[97],海退事件减少了西风带向亚洲内陆输送水汽,强化了亚洲季风系统,对亚洲内陆干旱化有重要作用[98~99],而浑善达克沙地在中始新世-晚始新世相对干旱气候正是对亚洲气候干旱的区域响应。研究区在渐新世以湿润温暖气候为主,与我国东北和西北地区在该时期湿润气候一致[100~101],认为是对全球渐新世大暖期的响应[102]

4.2 新近纪

古特提斯海到渐新世关闭,改变了海陆分布格局,海陆对比产生的东亚季风开始增强,促使亚洲内陆地区气候向温带大陆性气候转变[103~104]。晚渐新世-早中新世转换时期,极地冰盖扩张,全球海平面下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降低,全球气候经历了一次从相对温暖湿润向干冷的极端气候变冷事件[105],赤道大西洋深海钻孔的沉积记录[106]、浮游有孔虫和钙质超微化石事件及氧同位素值大幅度突然偏重事件都是对气候骤然变冷的响应[107]。此外,青藏高原在晚渐新世隆升[108~109],尤其是青藏高原南部的构造抬升[110],阻挡了来自印度洋水汽的输送。青藏高原北部隆升同特提斯海退一样加强了东亚夏季风与冬季风,导致亚洲内陆干旱化程度增加[110]。中中新世大暖期(15~18 Ma)全球变暖事件对浑善达克沙地中中新世气候具有重要作用,该时期南极冰盖退缩,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东亚夏季风强盛,气候温暖湿润[111~112],中国北方出现了大量铲齿象、上猿、河狸、库班猪等喜温喜湿哺乳动物,睡鼠等典型森林动物在全球升温的背景下甚至分布到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113]。晚中新世东亚冬季风增强,夏季风减弱[114],浑善达克沙地地区气候干旱,可能与中中新世青藏高原剧烈隆升[96, 115]引起的大气环流格局变化[116]有关,此外北半球冰量增加和南极冰盖扩张[116~117]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4.3 第四纪

晚上新世-早更新世青藏高原强烈隆升,此次构造运动被称为青藏运动[118],三幕青藏运动造就了喜马拉雅山的上升和中国三大地貌阶梯,显著增强了东亚冬夏季风[118~120];此外,横向山脉的崛起对赤道和北极之间的热量输送有一定阻挡作用。上新世晚期全球冰量急剧增加,北半球冰盖形成,北半球进入第四纪大冰期[58~59,121]。以上原因加上大陆向北移动,使晚第三纪还在浑善达克沙地以北的亚热带北界向南移动并撤出沙地,浑善达克沙地在第四纪完全处于温带季风环流的控制下[104]。中更新世新构造运动强烈,青藏高原加速隆升,高原抬升以及该时期的轨道转型,与全球性降温相耦合,高原面出现了大规模的山地冰川,从而使主高原面进入冰冻圈[118, 122],进一步增强东亚季风环流和减弱西风环流对浑善达克沙地的影响[123~124]。全球晚更新世进入盛冰期,东亚冬季风加强,气候变得干冷。浑善达克沙地晚更新世以来气候冷暖干湿变化主要以全球冰量变化叠加青藏高原生长影响为主[121],东亚夏季风北界在冰期和间冰期分别南北向移动经过沙地,沙丘反复被活化和固定[104, 120],是对全球冰量周期性波动驱动的气候变化的直接响应[21,125~126]

5 结论

基于浑善达克沙地具有生态环境脆弱和对气候环境变化响应敏感的特点,目前在该沙地开展的古气候变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风成沉积揭示的末次间冰期以来的气候环境变化,新生代以来的研究成果较少的现状,区内广泛发育玄武岩与沙层、砂页岩等互层的沉积特征,在分析总结玄武岩K-Ar测年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古地磁和释光测年,确立浑善达克沙地60~47 Ma、33.17~0.51 Ma和全新世以来沉积地层年代框架;依据沉积相和气候替代性指标的分析,初步恢复沙地新生代以来的气候环境变迁历史。主要结果如下:

浑善达克沙地在古近纪气候整体湿润,但存在几次干湿冷暖波动,可分为晚古新世-早始新世暖湿期、中始新世-晚始新世相对干旱期和渐新世暖湿期。中新世浑善达克沙地气候从早期暖干到中期温暖湿润转变,后期又逐渐到寒冷干旱变化。上新世气候温暖湿润,相对湿润气候一直持续到中更新世,晚更新气候变得干旱。全新世以来气候存在频繁干湿波动。

浑善达克沙地新生代以来气候变化和干旱事件,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发生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气候变化成因机制:新生代早期和中期主要受全球气候变化和青藏高原生长的影响;晚新生代气候是在冰量变化、青藏高原隆升及其引起的东亚季风环流加强的共同作用下发生改变的。

致谢: 在此对贾彬彬、陈莹璐、王光朋和刘俊余在论文写作中给予的热情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非常感谢编辑部杨美芳老师和两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钱正安, 宋敏红, 吴统文, 等. 世界干旱气候研究动态及进展综述(Ⅱ):主要研究进展[J]. 高原气象, 2017, 36(6): 1457-1476.
Qian Zheng'an, Song Minhong, Wu Tongwen, et al. Review of advances in world dryland climate research(Ⅱ):Main investigation progress[J]. Plateau Meteorology, 2017, 36(6): 1457-1476.
[2]
鹿化煜, 周亚利, Mason J, 等. 中国北方晚第四纪气候变化的沙漠与黄土记录——以光释光年代为基础的直接对比[J]. 第四纪研究, 2006, 26(6): 888-894.
Lu Huayu, Zhou Yali, Mason J, et al. Late Quaternary climate changes in northern China-New evidences from sand dune and loess records based on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ating[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6, 26(6): 888-894. DOI:10.3321/j.issn:1001-7410.2006.06.002
[3]
Lu H Y, Stevens T, Yi S W, et al. An erosional hiatus in Chinese loess sequences revealed by closely spaced optical dating[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6, 51(18): 2253-2259. DOI:10.1007/s11434-006-2097-x
[4]
鹿化煜, 李郎平, 弋双文, 等. 中国北方沙漠-黄土体系的沉积和侵蚀过程与未来趋向探析[J]. 地学前缘, 2010, 17(5): 336-344.
Lu Huayu, Li Langping, Yi Shuangwen, et al. A perspective on deposition and erosion of the sand-loess system in North China[J]. Earth Science Frontiers, 2010, 17(5): 336-344.
[5]
春喜, 陈发虎, 范育新, 等. 乌兰布和沙漠的形成与环境演化[J]. 中国沙漠, 2007, 27(6): 927-931.
Chun Xi, Chen Fahu, Fan Yuxin, et al. Formation of Ulan Buh Desert and its environmental evolution[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07, 27(6): 927-931.
[6]
李宝锋.钻孔揭示的河套盆地新生代环境与库布齐沙漠形成演化历史[D].兰州: 兰州大学博士论文, 2016: 89-100.
Li Baofeng. Cenozoic Paleoenvironmental Records of the Hetao Basin from Drill Core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Hobq Desert[D]. Lanzhou: The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Lanzhou University, 2016: 89-100.
[7]
赵杰, 李德文, 孙昌斌, 等. 末次冰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北缘的环境变迁[J]. 第四纪研究, 2017, 37(2): 380-392.
Zhao Jie, Li Dewen, Sun Changbin, et al.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the northern border of Ulan Buh Desert since Last Glacition[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7, 37(2): 380-392.
[8]
丁峰, 唐进年, 苏志珠, 等. 库姆塔格沙漠东南缘BL砂黄土剖面的沉积过程与物源分析[J]. 第四纪研究, 2017, 37(1): 36-44.
Ding Feng, Tang Jinnian, Su Zhizhu, et al. Deposited process and provenance analysis of BL sand loess section in southeastern margin of the Kumtagh Desert[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7, 37(1): 36-44.
[9]
杨利荣, 邹宁, 岳乐平, 等. 库布齐沙漠碎屑锆石U-Pb年龄组成及其物源分析[J]. 第四纪研究, 2017, 37(3): 560-569.
Yang Lirong, Zou Ning, Yue Leping, et al. Distribution of U-Pb ages of detrital zircon from the Hobq Deser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rovenanc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7, 37(3): 560-569.
[10]
楚纯洁, 赵景波, 吴楠楠, 等. 毛乌素沙地晚第四纪地层特征与沙漠化研究综述[J]. 地质科技情报, 2017, 36(5): 14-21.
Chu Chunjie, Zhao Jingbo, Wu Nannan, et al. Review of Late Quaternary strata characteristics and desertification on Mu Us dune field in North China[J]. Geolog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2017, 36(5): 14-21.
[11]
赵媛媛, 丁国栋, 高广磊, 等. 毛乌素沙区沙漠化土地防治区划[J]. 中国沙漠, 2017, 37(4): 635-643.
Zhao Yuanyuan, Ding Guodong, Gao Guanglei, et al. Regionalization for aeolian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in the Mu Us land region, China[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17, 37(4): 635-643.
[12]
段翰晨, 薛娴. 基于DEM的科尔沁沙地沙漠化土地时空分布特征[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 32(8): 74-79.
Duan Hanchen, Xue Xian.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eolian desertification in Horqin sandy land based on DEM[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 32(8): 74-79.
[13]
黄世鑫, 春喜, 梁文军, 等. 浑善达克沙地早全新世气候变化[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8, 32(8): 114-121.
Huang Shixin, Chun Xi, Liang Wenjun, et al. Climate change in Otindag sandy land during the Early Holocene[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8, 32(8): 114-121.
[14]
肖生春, 陈小红, 丁爱军. 近现代阿拉善荒漠气候变化与环境演变机制研究进展[J]. 中国沙漠, 2017, 37(6): 1102-1110.
Xiao Shengchun, Chen Xiaohong, Ding Aijun. Study process of climate changes, environment evolu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in the Alxa Desert[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17, 37(6): 1102-1110.
[15]
杨庆江, 温小浩, 李保生, 等. 腾格里沙漠南缘土门剖面末次间冰阶层段的粒度特征及其反映的气候-沉积环境[J]. 中国沙漠, 2017, 37(4): 666-677.
Yang Qingjiang, Wen Xiaohao, Li Baosheng, et al. Grain size characteristics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of the Tumen section in southern Tengger Desert during the interstadial of the last glacial[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17, 37(4): 666-677.
[16]
苏志珠, 吴宇婧, 孔梦圆, 等. 常量元素记录的毛乌素沙地东南缘全新世气候变化[J]. 中国沙漠, 2018, 38(3): 516-523.
Su Zhizhu, Wu Yujing, Kong Mengyuan, et al. Climate change revealed by geochemical major elements during Holocene in the southeastern Mu Us Desert[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18, 38(3): 516-523.
[17]
Dong G R, Wang G Y, Li X Z, et al. Plaeomonsoon vicissitudes in eastern desert region of China since last interglacial period[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1998, 41(2): 215-224. DOI:10.1007/BF02932443
[18]
Lu H Y, Mason J A, Stevens T, et al. Response of surface processes to climatic change in the dune fields and Loess Plateau of North China during the Late Quaternary[J].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2011, 36(12): 1590-1603. DOI:10.1002/esp.v36.12
[19]
俞凯峰, 鹿化煜, Lehmkuhl F, 等. 末次盛冰期和全新世大暖期中国北方沙地古气候定量重建初探[J]. 第四纪研究, 2013, 33(2): 293-302.
Yu Kaifeng, Lu Huayu, Lehmkuhl F, et al. A preliminary quantitative paleoclimate reconstruction of the dune fields of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and Holocene Optimum[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3, 33(2): 293-302. DOI:10.3969/j.issn.1001-7410.2013.02.11
[20]
周亚利, 鹿化煜, 张小艳, 等. 末次盛冰期和全新世大暖期浑善达克沙地边界的变化[J]. 第四纪研究, 2013, 33(2): 228-242.
Zhou Yali, Lu Huayu, Zhang Xiaoyan, et al. Changes of the border of Otindag sand field(Northern China)during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and Holocene Optimum[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3, 33(2): 228-242. DOI:10.3969/j.issn.1001-7410.2013.02.04
[21]
张小艳, 周亚利, 庞奖励, 等. 光释光测年揭示浑善达克沙地中世纪暖期和小冰期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J]. 第四纪研究, 2012, 32(3): 535-546.
Zhang Xiaoyan, Zhou Yali, Pang Jiangli,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human activities during the Medievel Warm Period and the Little Ice age in Otindag sandland by OSL dating[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2, 32(3): 535-546. DOI:10.3969/j.issn.1001-7410.2012.03.20
[22]
Zhou Y L, Lu H Y, Mason J A, et al.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dating of aeolian sand in the Otindag dune field and Holocene climate change[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2008, 51(6): 837-847. DOI:10.1007/s11430-008-0057-9
[23]
李明启, 靳鹤龄, 张洪, 等. 浑善达克沙地磁化率和有机质揭示的全新世气候变化[J]. 沉积学报, 2005, 23(4): 683-689.
Li Mingqi, Jin Heling, Zhang Hong, et al. Climate change revealed by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and organic matter during the Holocene in Hunshandake Desert[J].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 2005, 23(4): 683-689. DOI:10.3969/j.issn.1000-0550.2005.04.018
[24]
靳鹤龄, 苏志珠, 孙忠. 浑善达克沙地全新世中晚期地层化学元素特征及其气候变化[J]. 中国沙漠, 2003, 23(4): 366-371.
Jin Heling, Su Zhizhu, Sun Zhong. Characters of chemical elements in strata of Middle and Late Holocene in Hunshandake Desert and the indicating climatic changes[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03, 23(4): 366-371. DOI:10.3321/j.issn:1000-694X.2003.04.005
[25]
张洪, 靳鹤龄, 苏志珠, 等. 全新世浑善达克沙地粒度旋回及其反映的气候变化[J]. 中国沙漠, 2005, 25(1): 1-7.
Zhang Hong, Jin Heling, Su Zhizhu, et al. Climate changes revealed by grain-size cycles of Holocene in Hunshandake Desert[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2005, 25(1): 1-7. DOI:10.3321/j.issn:1000-694X.2005.01.001
[26]
Jin H L, Su Z Z, Sun L Y, et al. Holocene climatic change in Hunshandake Desert[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4, 49(16): 1730-1735. DOI:10.1007/BF03184307
[27]
孙勃.二连盆地古近系磁性地层学研究[D].西安: 西北大学硕士论文, 2008: 10-11.
Sun Bo. Magnetostratigraphy of Paleogene in Erlian Basin[D]. Xi'an: The Master's Dissertation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2008: 10-11.
[28]
宋青春, 邱维理, 张振春. 地质学基础[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384-386.
Song Qingchun, Qiu Weili, Zhang Zhenchun. Basic Geology[M].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5: 384-386.
[29]
罗修泉, 陈启桐. 内蒙古新生代玄武岩年代学初步研究[J]. 岩石矿物学杂志, 1990, 9(1): 37-46.
Luo Xiuquan, Chen Qitong. Preliminary study on geochronology for Cenozoic basalts from Inner Mongolia[J]. Acta Petrologica et Mineralogica, 1990, 9(1): 37-46.
[30]
杨若昕, 白志达, 谭庆伟, 等. 内蒙古锡林浩特鸽子山火山地质研究[J]. 岩石学报, 2012, 28(4): 1181-1188.
Yang Ruoxin, Bai Zhida, Tan Qingwei, et al. Study on the geology of Gezi Shan volcano in Xinlihot, Inner Mongolia[J]. Acta Petrologica Sinica, 2012, 28(4): 1181-1188.
[31]
李双林, 欧阳自远. 兴蒙造山带及邻区的构造格局与构造演化[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1998, 18(3): 45-54.
Li Shuanglin, Ouyang Ziyuan. Tectonic framework and evolution of Xing'anling-Mongolian Orogenic Belt(XMOB)and its adjacent region[J]. Marine Geology & Quaternary Geology, 1998, 18(3): 45-54.
[32]
林儒耕. 内蒙古火山熔岩地貌[J]. 内蒙古师范学报(自然科学版), 1979, 95-119.
Lin Rugeng. Inner Mongolia volcanic lava landscape[J].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1979, 95-119.
[33]
杨建军. 内蒙古锡盟新生代玄武岩的岩石学研究[J]. 岩石学报, 1988, 4(2): 13-33.
Yang Jianjun. The petrology study of Cenozoic basalt from Xilinguole, Inner Mongolia[J]. Acta Petrologica Sinica, 1988, 4(2): 13-33. DOI:10.3321/j.issn:1000-0569.1988.02.003
[34]
张臣, 刘树文, 韩宝福. 内蒙古阿巴嘎旗新生代玄武岩中超镁铁岩包体的特征[J]. 岩石学报, 2006, 22(11): 2801-2807.
Zhang Chen, Liu Shuwen, Han Baofu. Characteristics of ultramafic xenoliths from Cenozoic basalts in Abagaqi area, Inner Mongolia[J]. Acta Petrologica Sinica, 2006, 22(11): 2801-2807.
[35]
陈生生, 樊祺诚, 赵勇伟, 等. 内蒙古贝力克玄武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地质意义[J]. 岩石学报, 2013, 29(8): 2695-2708.
Chen Shengsheng, Fan Qicheng, Zhao Yongwei, et al.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asalts in Beilike area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Inner Mongolia[J]. Acta Petrologica Sinica, 2013, 29(8): 2695-2708.
[36]
樊祺诚, 赵勇伟, 陈生生. 大兴安岭-太行山重力梯度带以西的第四纪火山活动[J].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2015, 34(4): 674-681.
Fan Qicheng, Zhao Yongwei, Chen Shengsheng. Quaternary volcanic activities in the west of the Daxing'anling-Taihangshan gravity lineament[J]. Bulletin of Mineralogy, Petrology and Geochemistry, 2015, 34(4): 674-681. DOI:10.3969/j.issn.1007-2802.2015.04.001
[37]
Guo P Y, Niu Y L, Sun P, et al. The origin of Cenozoic basalts from central Inner Mongolia, East China:The consequence of recent mantle metasomatism genetically associated with seismically observed paleo-Pacific slab in the mantle transition zone[J]. Lithos, 2016, 240-243(243): 104-118.
[38]
Ho K S, Liu Y, Chen J C, et al. Elemental and Sr-Nd-Pb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Late Cenozoic Abaga basalts, Inner Mongolia[J]. Geochemical Journal, 2008, 42(4): 339-357. DOI:10.2343/geochemj.42.339
[39]
付旭东, 周广胜, 张新时, 等. 浑善达克沙地沙丘剖面颜色变化的古气候意义[J]. 沉积学报, 2016, 34(1): 70-78.
Fu Xudong, Zhou Guangsheng, Zhang Xinshi, et al. Color variations of paleosol-sand profiles across Otindag sandy land and its paleoclimatic implications[J].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 2016, 34(1): 70-78.
[40]
白音·达来, 包额·尔顿嘎, 赛音·巴雅尔. 浑善达克沙地生态系统现状分析及生态恢复对策[J]. 内蒙古农业科技, 2008(5): 71-73.
Baiyin Dalai, Baoer Dunga, Saiyin Bayaer. Ecosystem status of Hunshandake sandy land and its ecological recovery measures[J].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5): 71-73. DOI:10.3969/j.issn.1007-0907.2008.05.040
[41]
朱芳莹, 鹿化煜, 弋双文, 等. 基于NDVI指数的浑善达克沙地植被时空变化规律分析[J]. 中国水土保持, 2017(3): 31-34.
Zhu Fangying, Lu Huayu, Yi Shuangwen, et al.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 law of Hunshandake sandy land vegetation based on NDVI index[J].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in China, 2017(3): 31-34. DOI:10.3969/j.issn.1000-0941.2017.03.012
[42]
葛肖红, 马文璞. 中国区域大地构造学教程[M]. 北京: 地质出版社, 2014: 325-342.
Ge Xiaohong, Ma Wenpu. Regional Geotectonics of China[M]. Beijing: Geological Publishing House, 2014: 325-342.
[43]
谢静, 吴福元, 丁仲礼. 浑善达克沙地的碎屑锆石U-Pb年龄和Hf同位组成及其源区义[J]. 岩石学报, 2007, 23(2): 523-528.
Xie Jing, Wu Fuyuan, Ding Zhongli. Detrital zircon composition of U-Pb ages and Hf isotope of the Hunshandake sandland and implications for its provenance[J]. Acta Petrologica Sinica, 2007, 23(2): 523-528.
[44]
陈生生, 樊祺诚, 赵勇伟, 等. 内蒙古贝力克玄武岩台地火山地质及成因探讨[J]. 地震地质, 2011, 33(2): 430-439.
Chen Shengsheng, Fan Qicheng, Zhao Yongwei, et al.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basalt platform in Beilike, Inner Mongolia[J]. Seismology and Geology, 2011, 33(2): 430-439. DOI:10.3969/j.issn.0253-4967.2011.02.016
[45]
孙勃, 岳乐平, 王元青, 等. 二连盆地地下古近系的磁性地层学研究[J]. 地层学杂志, 2009, 33(1): 62-68.
Sun Bo, Yue Leping, Wang Yuanqing, et al. Magnetostratigraphy of the Early Paleogene in the Erlian Basin[J]. Journal of Stratigraphy, 2009, 33(1): 62-68. DOI:10.3969/j.issn.0253-4959.2009.01.007
[46]
刘博, 胡旋, 高源, 等. 内蒙古阿巴嘎旗那仁宝拉格地区通古尔组特征及时代[J]. 甘肃冶金, 2017, 39(3): 32-36.
Liu Bo, Hu Xuan, Gao Yuan, et al. Characteristic and date of Tongguer formation of Abagaqi area, Abga banner, Inner Mongolia[J]. Gansu Metallurgy, 2017, 39(3): 32-36. DOI:10.3969/j.issn.1672-4461.2017.03.010
[47]
王伟铭. 内蒙古中新统通古尔组孢粉组合及其气候[J]. 植物学报, 1990, 32(11): 901-904.
Wang Weiming. Sporo-pollen assemblage from the Miocene Tongguer fromation of Inner Mongolia and its climate[J]. Acta Botanica Sinica, 1990, 32(11): 901-904.
[48]
鄢犀利, 赵希涛, 郝彬. 内蒙克什克腾旗上新世含圆球形钙质结核古沙丘的发现[J]. 地球学报, 2010, 31(6): 893-896.
Yan Xili, Zhao Xitao, Hao Bin, et al. The discovery of the Pliocene ancient dune with spherical calcareous concretions in Hexigten banner, Inner Mongolia[J]. Acta Geoscientica Sinica, 2010, 31(6): 893-896.
[49]
Chen H Z, Su Z Z, Y P, et al. Preliminary reconstruction of the desert and sandy land distribu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last interglacial period[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2004, 47(z1): 89-100.
[50]
Li X R, Fang X M, Wu F L, et al. Pollen evidence from Baode of the northern Loess Plateau of China and strong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s during the Early Pliocene[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1, 56(1): 64-69. DOI:10.1007/s11434-010-4235-8
[51]
张臣, 韩宝福, 童英, 等. 内蒙古阿巴嘎旗地区新生代玄武岩基本特征及成因[J]. 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 2004, 34(1): 21-26.
Zhang Chen, Han Baofu, Tong Ying, et al.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of Cenozoic basalt from Abagaqi region, Inner Mongolia[J]. Journal of Jilin University(Earth Science Edition), 2004, 34(1): 21-26.
[52]
王培玉, 王伴月. 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第三系及其动物群[J]. 西北地质科学, 1998, 19(2): 1-37.
Wang Peiyu, Wang Banyue. Tertiary system and its fauna of Alxa area, Nei Mongol, China[J]. Northwest Geoscience, 1998, 19(2): 1-37.
[53]
丁仲礼, 孙继敏, 朱日祥, 等. 黄土高原红粘土成因及上新世北方干旱化问题[J]. 第四纪研究, 1997(2): 147-157.
Ding Zhongli, Sun Jimin, Zhu Rixiang, et al. Eolian origin of the red clay deposits in the Loess Plateau and implications for Pliocene climatic changes[J]. Quaternary Sciences, 1997(2): 147-157. DOI:10.3321/j.issn:1001-7410.1997.02.007
[54]
Yang S L, Ding Z L. Seven million-year iron geochemistry record from a thick eolian red clay-loess sequence in Chinese Loess Plateau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aleomonsoon evolution[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1, 46(4): 337-341. DOI:10.1007/BF03187199
[55]
刘耕武. 我国北方晚第三纪孢粉序列[J]. 古生物学报, 1988, 27(1): 75-85.
Liu Gengwu. Late Tertiary sporo-pollen assemblages in the Northern China[J]. Acta Palaeontologica Sinica, 1988, 27(1): 75-85.
[56]
王伟铭, 张大华. 内蒙古商都-化德盆地第三纪孢粉组合——兼论中国草原植被的形成[J]. 微体古生物学报, 1990, 7(3): 239-252.
Wang Weiming, Zhang Dahua. Tertiary sporo-pollen assemblages from the Shangdou-Huade Basin, Inner Mongolia-With dis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of steppe vegetation in China[J]. Acta Micropalaeontologica Sinica, 1990, 7(3): 239-252.
[57]
Jian Z M, Cheng X R, Zhao Q H, et al. Oxygen isotope stratigraphy and events in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last 6 million years[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2001, 44(10): 952-960. DOI:10.1007/BF02907088
[58]
Zhao Q H, Jian Z M, Wang J L, et al. Neogene oxygen isotopic stratigraphy, ODP Site 1148,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2001, 44(10): 934-942. DOI:10.1007/BF02907086
[59]
Wang P X, Zhao Q H, Jian Z M, et al. Thirty million year deep-sea recor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3, 48(23): 2524-2535. DOI:10.1007/BF03037016
[60]
王锡娇, 白志达, 谭琳, 等. 锡林浩特-阿巴嘎火山群内的玛珥式火山[J]. 地震地质, 2012, 34(3): 440-448.
Wang Xijiao, Bai Zhida, Tan Lin, et al. Maars in Xilinhot-Abaga volcanic cluster[J]. Seismology and Geology, 2012, 34(3): 440-448. DOI:10.3969/j.issn.0253-4967.2012.03.005
[61]
莫多闻. 山西临汾盆地晚新生代环境演变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1, 27(6): 738-746.
Mo Duowen. The study on the Late Cenozoic environment change of Linfen Basin, Shanxi Province[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1991, 27(6): 738-746.
[62]
汤英俊. 山西闻喜早更新世地层和哺乳动物化石[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80, 18(1): 33-44.
Tang Yingjun. Early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and mammalian fossils from Wenxi, southwestern Shanxi[J]. Vertebrata PalAsiatica, 1980, 18(1): 33-44.
[63]
Ding Z L, Liu D S, Liu X M, et al. Thirty-seven climatic cycles in the last 2.5 Ma[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1990, 35(8): 667-671.
[64]
Yang S L, Ding Z L. Drastic climatic shift at~2.8 Ma as recorded in eolian deposits of Chin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defining the Pliocene-Pleistocene boundary[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1, 219(1): 37-44.
[65]
Ding Z L, Derbyshire E, Yang S L, et al. Stacked 2.6-Ma grain size record from the Chinese loess based on five sections and correlation with the deep-sea δ18O record[J]. Paleoceanography, 2002, 17(3): 5-1-5-21. DOI:10.1029/2001PA000725
[66]
Dong Wei, Zhang Limin, Liu Wenhui. New material of the Early Pleistocene mammalian fauna from Chutoulang, Chifeng, eastern Nei Mongol, China and binary faunal similarity analyses[J]. Vertebrata PalAsiatica, 2017, 55(3): 257-275.
[67]
Zhu R X, Potts R, Deng C L, et al. New evidence on the earliest human presence at high northern latitudes in Northeast Asia[J]. Nature, 2004, 431(7008): 559-562. DOI:10.1038/nature02829
[68]
蔡保全, 李强, 郑绍华. 泥河湾盆地马圈沟遗址化石哺乳动物及年代讨论[J]. 人类学学报, 2008, 27(2): 129-142.
Cai Baoquan, Li Qiang, Zheng Shaohua. Fossil mammals from Majuangou section of Nihewan Basin, China and their age[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08, 27(2): 129-142. DOI:10.3969/j.issn.1000-3193.2008.02.004
[69]
朱日祥, 邓成龙, 潘永信. 泥河湾盆地磁性地层定年与早期人类演化[J]. 第四纪研究, 2007, 27(6): 922-944.
Zhu Rixiang, Deng Chenglong, Pan Yongxin. Magnetochronology of the fluvio-lacustrine sequences in the Nihewan Basi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arly human colonization of Northeast Asia[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7, 27(6): 922-944. DOI:10.3321/j.issn:1001-7410.2007.06.008
[70]
魏光飚, Lister A M. 马圈沟遗址古地磁测年结果在欧亚大陆猛犸象演化研究上的重要意义[J]. 古脊椎动物学报, 2005, 43(3): 243-244.
Wei Guangbiao, Lister A M. Significance of the dating of the Majuangou site for understanding Eurasian mammoth evolution[J]. Vertebrata Palasiatica, 2005, 43(3): 243-244. DOI:10.3969/j.issn.1000-3118.2005.03.009
[71]
Cai B Q, Li Q. Human remains and the environment of Early Pleistocene in the Nihewan Basin[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2004, 47(5): 437-444. DOI:10.1360/03yd0383
[72]
崔之久, 陈艺鑫, 张威, 等. 中国第四纪冰期历史、特征及成因探讨[J]. 第四纪研究, 2011, 31(5): 749-764.
Cui Zhijiu, Chen Yixin, Zhang Wei, et al. Research history, glacial chronology and origins of Quaternary glaciations in China[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1, 31(5): 749-764. DOI:10.3969/j.issn.1001-7410.2011.05.01
[73]
赵井东, 施雅风, 王杰. 中国第四纪冰川演化序列与MIS对比研究的新进展[J]. 地理学报, 2011, 66(7): 867-884.
Zhao Jingdong, Shi Yafeng, Wang Jie, et al. Comparison between Quaternary glaciations in China and the Marine Oxygen Isotope Stage(MIS):An improved schem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7): 867-884.
[74]
卢玉东, 孙建中, 李佩成. 用洛川黄土中碳同位素重建140万年以来古气候[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8, 22(1): 60-63.
Lu Yudong, Sun Jianzhong, Li Peicheng. Predicting paleo-climate since 140 Ma B.P. by experiment of carbon isotope in loess[J].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8, 22(1): 60-63. DOI:10.3969/j.issn.1003-7578.2008.01.012
[75]
Wu G J, Pan B T, Guan Q Y, et al. Terminations and their correlation with solar insolation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A record from a loess section in Northwest China[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05, 216(3-4): 267-277. DOI:10.1016/j.palaeo.2004.11.004
[76]
安芷生, 魏兰英. 离石黄土中的第五层古土壤及其古气候的意义[J]. 土壤学报, 1980, 17(1): 1-10.
An Zhisheng, Wei Lanying. The fifth layer paleosol in the Lishi loess and their paleoclimatic significance[J]. Acta Pedologica Sinica, 1980, 17(1): 1-10.
[77]
Zanchetta G, Bini M, Giaccio B, et al. Middle Pleistocene(MIS 14)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the central Mediterranean derived from terrestrial molluscs and carbonate stable isotopes from Sulmona Basin(Italy)[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7, 485: 236-246. DOI:10.1016/j.palaeo.2017.06.016
[78]
Billups K, Lindley C, Fisler J, et al. Mid Pleistocene climate instability in the subtropical Northwestern Atlantic[J].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006, 54(3-4): 251-262. DOI:10.1016/j.gloplacha.2006.06.025
[79]
童凯, 汪永进, 程海, 等. 57-48万年前东亚夏季风的神农架石笋记录[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07, 27(4): 111-116.
Tong Kai, Wang Yongjin, Cheng Hai, et al.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record over 571-476 ka BP from a stalagmite in Shengnongjia[J]. Marine Geology & Quaternary Geology, 2007, 27(4): 111-116.
[80]
伍斌, 吴乃琴. 黄土高原S5古土壤形成期的气候环境——陆生蜗牛化石的证据[J]. 第四纪研究, 2008, 28(5): 901-908.
Wu Bin, Wu Naiqin. Paleoenvironmental study of S5 paleosol formation based on mollusk fossil evidenc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8, 28(5): 901-908. DOI:10.3321/j.issn:1001-7410.2008.05.013
[81]
刘光琇, 沈永平, 张平中, 等. 青藏高原若尔盖地区RH孔800-150 ka. B.P.的孢粉记录及古气候意义[J]. 沉积学报, 1994, 12(4): 101-109.
Liu Guangxiu, Shen Yongping, Zhang Pingzhong, et al. Pollen record and its palaeoclimatic significance between 800-150 ka. B.P. from RH-core in Zoigê basin in Qinghai-Xizang(Tibet)Plateau[J]. Acta Sedimentologica Sinica, 1994, 12(4): 101-109.
[82]
Yu P S, Kienast M, Chen M T, et al. Surface hydrographic and water mass variability in the eastern equatorial Pacific during interglacial-like Marine Isotope Stage 14[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7, 436: 45-56. DOI:10.1016/j.quaint.2016.12.021
[83]
刘金陵, 王伟铭. 再论南京直立人和北京直立人的年代与环境[J]. 古生物学报, 2006, 45(3): 410-415.
Liu Jinling, Wang Weiming. Additional remarks on Homo erectus' age and environment from Nanjing and Beijng[J]. Acta Palaeontologica Sinica, 2006, 45(3): 410-415. DOI:10.3969/j.issn.0001-6616.2006.03.011
[84]
周春林, 袁林旺, 刘泽纯, 等. 南京直立人地点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时代与环境辨析[J]. 地层学杂志, 2006, 30(1): 75-80.
Zhou Chunlin, Yuan Linwang, Liu Zechun, et al. Discrimination of age and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site of Nanjing Homo erectus and the Locality 1 at Zhoukoudian, Beijing[J]. Journal of Stratigraphy, 2006, 30(1): 75-80. DOI:10.3969/j.issn.0253-4959.2006.01.011
[85]
张文山, 刘金峰, 张新兴. 内蒙奈曼旗牤石沟中更新世大青石沟及其哺乳动物群[J]. 河北地质学院学报, 1991, 14(2): 167-171.
Zhang Wenshan, Liu Jinfeng, Zhang Xinxing, et al. The Middle Pleistocene Daqinggou formation, Mangshigou, Naiman Banner, Inner Mongolia and its mammalia[J]. Journal of Heibei College of Geology, 1991, 14(2): 167-171.
[86]
迟振卿, 王永, 姚培毅, 等. 内蒙古额济纳旗嘎顺淖尔XK1孔揭示的第四纪晚期沉积特点及古环境[J]. 湖泊科学, 2006, 18(2): 106-113.
Chi Zhenqing, Wang Yong, Yao Peiyi, et al. Sedimentary features of XK1 core and paleaoenvironment in Gaxun Nür of Inner Mongolia since late Quaternary[J]. Journal of Lake Sciences, 2006, 18(2): 106-113. DOI:10.3321/j.issn:1003-5427.2006.02.002
[87]
李建彪, 冉永康, 郭文生, 等. 呼包盆地第四纪地层与环境演化[J]. 第四纪研究, 2007, 27(4): 632-644.
Li Jianbiao, Ran Yongkang, Guo Wensheng, et al. Division of Quaternary beds and environment evolution in Hubao Basin in China[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7, 27(4): 632-644. DOI:10.3321/j.issn:1001-7410.2007.04.020
[88]
Bains S, Corfield R M, Norris R D. Mechanisms of climate warming at the end of the Paleocene[J]. Science, 1999, 285(5428): 724-727. DOI:10.1126/science.285.5428.724
[89]
Zachos J C, Wara M W, Bohaty S, et al. A transient rise in tropical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during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Science, 2003, 302(5650): 1551-1554. DOI:10.1126/science.1090110
[90]
Sexton P F, Wilson P A, Norris R D. Testing the Cenozoic multisite composite δ18O and δ13C curves:New monospecific Eocene records from a single locality, Demerara Rise(Ocean Drilling Program Leg 207)[J]. Paleoceanography, 2006, 21(2): PA2019-1-17.
[91]
Galeotti S, Deconto R, Naish T, et al. Antarctic ice sheet variability across the Eocene-Oligocene boundary climate transition[J]. Science, 2016, 352(6281): 76-80. DOI:10.1126/science.aab0669
[92]
Dutton A, Lohmann K C, Leckie R M. Insights from the Paleogene tropical Pacific:Foraminiferal stable isotope and elemental results from Site 1209, Shatsky Rise[J]. Paleoceanography, 2005, 20(3): PA3004-1-16.
[93]
陈祚伶, 丁仲礼. 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研究进展[J]. 第四纪研究, 2011, 31(6): 937-950.
Chen Zuoling, Ding Zhongli. A review on the Pal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1, 31(6): 937-950. DOI:10.3969/j.issn.1001-7410.2011.06.01
[94]
Tapponnier P, Xu Z Q, Roger F, et al. Oblique stepwis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Tibet Plateau[J]. Science, 2001, 294(5547): 1671-1677. DOI:10.1126/science.105978
[95]
王岸, 王国灿, 张克信. 东昆仑造山带新生代早期构造事件的碎屑裂变径迹年代学证据[J].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10, 35(5): 737-746.
Wang An, Wang Guocan, Zhang Kexin, et al. An Early Cenozoic tectonic event in eastern Kunlun Orogen, evidence from detrital fission track geochronology[J]. Earth Science-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2010, 35(5): 737-746.
[96]
陈宣华, Mcrivette M W, 李丽, 等. 东昆仑造山带多期隆升历史的地质热年代学证据[J]. 地质通报, 2011, 30(11): 1647-1660.
Chen Xuanhua, Mcrivette M W, Li Li, et al. Thermochronological evidence for multi-phase uplifting of the East Kunlun Mountains,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J]. Geological Bulletin of China, 2011, 30(11): 1647-1660. DOI:10.3969/j.issn.1671-2552.2011.11.001
[97]
Bosboom R E, Dupont-Nivet G, Houben A J P, et al. Late Eocene sea retreat from the Tarim Basin(West China)and concomitant Asian paleoenvironmental change[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1, 299(3-4): 385-398. DOI:10.1016/j.palaeo.2010.11.019
[98]
Bosboom R, Dupont-Nivet G, Grothe A, et al. Linking Tarim Basin sea retreat(West China)and Asian aridification in the Late Eocene[J]. Basin Research, 2014, 26(5): 621-640. DOI:10.1111/bre.12054
[99]
祝淑雅, 吴海斌, 李琴, 等. 晚新生代以来中国西北植被演化及反映的干旱化过程[J]. 第四纪研究, 2016, 36(4): 820-831.
Zhu Shuya, Wu Haibin, Li Qin, et al. Aridification in Northwestern China since the Late Cenozoic evidenced by the vegetation chang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6, 36(4): 820-831.
[100]
全成, 周志炎. 黑龙江渐新世银杏大化石及其古气候和植物地理意义[J]. 古生物学报, 2010, 49(4): 439-442.
Quan Cheng, Zhou Zhiyan. Occurrence of Oligocene ginkgo megafossils from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its paleophytogeographic significance[J]. Acta Palaeontologica Sinica, 2010, 49(4): 439-442.
[101]
姚妮妮, 马福军, 闫德飞. 甘肃兰州盆地渐新世古气候参数重建[J]. 甘肃地质, 2010, 19(4): 20-25.
Yao Nini, Ma Fujun, Yan Defei. Reconstruction of palaeoclimatic parameters from the Oligocene in Lanzhou Basin, Gansu Province[J]. Gansu Geology, 2010, 19(4): 21-25.
[102]
Wang C W, Hong H L, Li Z H, et al. Climatic and tectonic evolution in the north Qaidam since the Cenozoic:Evidence from sedimentology and mineralogy[J].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 2013, 24(3): 314-327. DOI:10.1007/s12583-013-0332-3
[103]
Ramstein G, Fluteau F, Besse J, et al. Effect of orogeny, plate motion and land-sea distribution on Eurasian climate change over the past 30 million years[J]. Nature, 1997, 386(6627): 788-795. DOI:10.1038/386788a0
[104]
李孝泽, 董光荣. 浑善达克沙地的形成时代与成因初步研究[J]. 中国沙漠, 1998, 18(1): 16-21.
Li Xiaoze, Dong Guangrong. Preliminary studies on formative age and causes of Otindag sandy land in China[J]. Journal of Desert Research, 1998, 18(1): 16-21. DOI:10.3321/j.issn:1000-694X.1998.01.003
[105]
Dong X X, Ding Z L, Yang S L, et al. Synchronous drying and cooling in central Asia during Late Oligocene[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3, 58(25): 3119-3124. DOI:10.1007/s11434-013-5821-3
[106]
Zou Z Y, Huang C J, Li M S.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to astronomical forcing during the Oligocene-Miocene transition in the equatorial Atlantic(OPD Site 926)[J].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 2016, 59(8): 1665-1673. DOI:10.1007/s11430-016-5311-y
[107]
李前裕, 郑范, 刘传联. 渐新世/中新世分界的地层学事件[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2007, 27(5): 57-64.
Li Qianyu, Zheng Fan, Liu Chuanlian. Stratigraphic events across the Oligocene/Miocene boundary[J]. Marine Geology & Quaternary Geology, 2007, 27(5): 57-64.
[108]
吴珍汉, 吴中海, 胡道功, 等. 青藏高原渐新世晚期隆升的地质证据[J]. 地质学报, 2007, 81(5): 577-587.
Wu Zhenhan, Wu Zhonghai, Hu Daogong. Geological evidences for the Tibetan Plateau uplifted in Late Oligocene[J]. Acta Geologica Sinica, 2007, 81(5): 577-587.
[109]
Tada R, Zheng H B, Clift P D. Evolution and variability of Asian monsoon and its potential linkage with uplift of the Himalayas and Tibetan Plateau[J]. Progress in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2016, 3(1): 4. DOI:10.1186/s40645-016-0080-y
[110]
Harrison T M, Copeland P, Kidd W S, et al. Raising Tibet[J]. Science, 1992, 255(5052): 1663-1670. DOI:10.1126/science.255.5052.1663
[111]
Sun J M, Zhang Z Q. Palyn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Mid-Miocene Climatic Optimum recorded in Cenozoic sediments of the Tian Shan Range, northwestern China[J]. Global and Planetary Change, 2008, 64(1): 53-68.
[112]
赵辉, 强小科, 敖红, 等.中中新世大暖期在黄土高原西部新生代红粘土中的岩石磁学记录[C]//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论文集.北京: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 2011: 192.
Zhao Hui, Qiang Xiaoke, Ao Hong, et al. Mineral-magnetic evidence for the Mid-Miocene Climatic Optimum recorded in Cenozoic red clay sequence on the western Chinese Loess Plateau[C]//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sev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Geophysical Society. Beijing: Chinese Geophysical Society, 2011: 192.
[113]
邓涛. 中国北方哺乳动物群在中中新世气候适宜期的记录和表现[J]. 第四纪研究, 2016, 36(4): 810-819.
Deng Tao. Recor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mmalian faunas of Northern China in the Middle Miocene Climatic Optimum[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6, 36(4): 810-819.
[114]
Miao Y F, Fang X M, Herrmann M. Miocene pollen record of KC-1 core in the Qaidam Basin, NE Tibetan Plateau and implications for evolution of the East Asian monsoon[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1, 299(1-2): 30-38. DOI:10.1016/j.palaeo.2010.10.026
[115]
Lu H Y, Wang X Y, An Z S, et al. Geomorphologic evidence of phased uplift of the nor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since 14 million years ago[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2004, 47(9): 822-833. DOI:10.1360/03yd0315
[116]
Chang H, An Z S, Wu F, et al. A Rb/Sr record of the weathering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westerly winds across the Tarim Basin in the Late Miocene to the Early Pleistocene[J]. 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 2013, 386(6): 364-373.
[117]
Miao Y F, Fang X M, Song Z C, et al. Late Eocene pollen records and palaeo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2008, 51(8): 1089-1098. DOI:10.1007/s11430-008-0091-7
[118]
施雅风, 李吉均, 李炳元, 等. 晚新生代青藏高原的隆升与东亚环境变化[J]. 地理学报, 1999, 54(1): 10-20.
Shi Yafeng, Li Jijun, Li Bingyuan, et al. Uplift of the Qinghai-Xizang(Tibetan)Plateau and East Asia environmental change during Late Cenozoic[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9, 54(1): 10-20. DOI:10.3321/j.issn:0375-5444.1999.01.002
[119]
郑度, 李炳元. 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研究进展[J]. 地理学报, 1990, 45(2): 235-244.
Zheng Du, Li Bingyuan. Recent progress of geographical studies on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0, 45(2): 235-244. DOI:10.3321/j.issn:0375-5444.1990.02.014
[120]
杨怀仁, 徐馨, 李国胜. 第四纪中国自然环境变迁的原因机制[J]. 第四纪研究, 1989(2): 97-111.
Yang Huairen, Xu Xin, Li Guosheng. The causal mechanism of Quaternary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China[J]. Quaternary Sciences, 1989(2): 97-111. DOI:10.3321/j.issn:1001-7410.1989.02.001
[121]
安芷生, 张培震, 王二七, 等. 中新世以来我国季风-干旱环境演化与青藏高原的生长[J]. 第四纪研究, 2006, 26(5): 678-693.
An Zhisheng, Zhang Peizhen, Wang Erqi, et al. Changes of the monsoon-arid environment in China and growth of the Tibetan Plateau since the Miocen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06, 26(5): 678-693. DOI:10.3321/j.issn:1001-7410.2006.05.002
[122]
Sun D H, An Z S, Su R X, et al. Eolian sedimentary records for the evolution of monsoon and westerly circulations of Northern China in the last 2.6 Ma[J]. Science in China(Series D), 2003, 46(10): 1051-1059.
[123]
张冉, 姜大膀, 张仲石. 青藏高原主体与周边区域隆升对亚洲季风气候的影响[J]. 第四纪研究, 2016, 36(4): 945-952.
Zhang Ran, Jiang Dabang, Zhang Zhongshi. The impact of the uplifts of the main part and marginal area of the Tibetan Plateau on the Asian monsoon climate[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6, 36(4): 945-952.
[124]
苏宝煌, 姜大膀. 青藏高原隆升与亚洲内陆干旱化的海气耦合模式模拟研究[J]. 第四纪研究, 2016, 36(4): 935-944.
Su Baohuang, Jiang Dabang. The Tibetan Plateau uplift and Asian inland aridification simulated by a coupled atmosphere ocean model[J]. Quaternary Sciences, 2016, 36(4): 935-944.
[125]
Ding Z L, Liu D S. Forcing mechanisms for East-Asia monsoonal variations during the Late Pleistocene[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1998, 43(18): 1497-1510. DOI:10.1007/BF02883437
[126]
Lu H Y, Guo Z T. Evolution of the monsoon and dry climate in East Asia during late Cenozoic:A review[J].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 2014, 57(1): 70-79.
Palaeoclimate change of Otindag sandy land since Cenozoic
Zhang Yuemin, Zhou Yali, Huang Chunchang, Pang Jiangli, Sun Xiaowei, Cuan Yuda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Shaanxi)

Abstract

The significant dust source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s the result of arid and semiarid climate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 It has already attached increasing atten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it can aff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Otindag sandy land is located in the arid and semiarid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plateau in northern China, where is the boundary of the East Asian monso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is sand land area is fragile and sensitive to climate change. However,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paleoclimate change in this area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period less than 20 ka B.P., and the research before 20 ka B.P. have rarely been reported. The volcanic area of Otindag sandy land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enozoic volcanic region in China. Basalt interbeded with sand layer, mud shale, sandstone and conglomerate formed by multiple volcanic activities is widely developed in this region. In this study, the dating data of K-Ar for basalt, paleomagnetism for clastic rock sediments in fluvial and lacustrine facies and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OSL) for aeolian sediments ar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chronology of predecessors in Otindag sandy land. In addition, the corresponding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of sedimentary strata is established using these age data. Compared with sedimentary facies and climatic proxies, climate in Otindag sandy land was relatively warm and moist from Late Paleocene to Early Eocene. During the Middle Eocene and Late Eocene, climate was relatively arid, and it was warm and humid in the Oligocene. The climate experienced an transition from warm and arid in the Early Miocene to warm and humid in the Middle Miocene, then became dry and cold in the Late Miocene. It was relatively humid during Pliocene and lasted until the Middle Pleistocene. Climate in the study area became relatively arid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The climate has fluctuated frequently in cold, warm, dry and wet after Holocene. The uplif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climatic change since Cenozoic in Otindag sandy land. Climate changes corresponded to the global warm and cold events during the Early and Middle Cenozoic. Climatic variations of Otindag sandy land since the Late Cenozoic are interpreted as the teleconnection to the global ice volume change, and the uplift of the Tibetan Plateau which reinforce the East Asian Monsoon.
Key words: Otindagsandy land     Cenozoic     the K-Ar ages of basalt     palaeoclima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