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Vol.38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61)
淮河中下游地区地处中国东部南北不同气候环境与农业类型的过渡地带，是中国古代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大文化传统冲突、交流和融合的主要区域，在中国古代社会“多元一体”的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为古代社会的不断进步提供了基础的物质保障与前进动力，近年来，淮河中下游地区多个遗址开展了较为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工作，如江苏泗洪顺山集[1]、山东临沭东盘[2]、滕州庄里西[3]、苍山后杨官庄[4]、安徽濉溪石山子[5]、宿州杨堡[6]、芦城孜[7]、蒙城尉迟寺[8]、蚌埠双墩[9]、禹会村[10]、淮南小孙岗[11]等遗址。从现有资料来看，目前学术界对淮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与结构演化等问题已有较为清楚的认识[12]，但对该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农业发展状况仍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
龙山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淮河中下游地区虽然近年来也有少数该时段的遗址开展过植物考古研究工作，从而使学界对该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的农业发展状况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目前仍有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深入研究。首先，在该地区淮河干流以南区域，龙山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系统开展的工作较少，尤其是对龙山时代晚期阶段农业特点的认识尚不清楚。淮河中下游地区现已开展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遗址大多分布在淮河以北的黄淮平原上，淮河干流以南仅有蚌埠禹会村[10]与霍邱郾台[13]两处遗址分布，其中霍邱郾台遗址年代较晚，是一处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聚落遗址，其研究结果为了解淮干以南地区这一时期的农业结构提供了实物资料，而禹会村遗址是一处以龙山时代晚期堆积为主的临时性祭祀遗址[14]，该遗址出土的各类农作物遗存难以确定其是否为本地种植，因此，龙山时代晚期淮河干流以南的农业模式有何特点、与黄淮平原同时期的农业发展状况是否存在差异皆不清楚。其次，龙山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淮河中下游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考古遗址，其农作物组成与结构是否存在纬度差异情况不明。从现有材料看，纬度较高的山东临沭东盘遗址龙山时代的农作物已经包括水稻、粟、黍、小麦和大麦5种，且水稻的出土概率远高于其他4种旱地作物[2]，而纬度较低、地理位置略偏西的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只发现水稻、粟、黍3种农作物，其中水稻遗存的出土概率与粟相等，黍的出土概率很低[8]。因此，对龙山时代晚期到商周时期淮河中下游地区黄淮平原上不同纬度位置考古遗址的农业结构是否存在纬度差异这一问题，需作进一步研究。第三，龙山时代至商周时期小麦在整个淮河中下游地区的传播过程需作进一步研究。目前在研究区淮河以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来自临沭东盘遗址，年代上属龙山时代[2]，其次为宿州杨堡遗址岳石文化的小麦遗存[6]，而淮河以南地区目前最早的小麦遗存发现于霍邱堰台遗址，年代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小麦在淮河中下游地区的传播过程尚不清楚。
钓鱼台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张公湖畔，北距淮河干流4 km(图 1)，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为32°54′N，117°20′E。该遗址系典型的台形遗址，由4个高台组成，面积共约1万多平方米，包含有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春秋时期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2014年6月至2015年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正式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903 m2，清理出灰坑、房址、灰沟等各类遗迹203处，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等文化遗物，对该遗址出土的龙山时代晚期、西周至春秋时期不同阶段炭化植物遗存进行研究，可为我们提供有关淮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及夏商周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信息，对了解研究区淮河干流南北不同纬度位置农业经济的区域差异及小麦在该地区的传播过程等有重要价值。
|
图 1 钓鱼台遗址及相关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 1 Geographic position of Diaoyutai and other related sites |
钓鱼台遗址的浮选土样采自2014~2015年度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取样采用针对性采样法[15]，对遗址4个发掘区内性质明确的遗迹单位及部分地层进行了系统采样，采样对象包括灰坑60处、文化层32个、灰沟7条、房址1座、柱洞9个、灶1处及墙基2处(表 1)，共采集土样112份，合计土样量1416 L，平均每份样品约12.6 L。
|
表 1 钓鱼台遗址不同遗迹单位及地层浮选土样采集数量 Table 1 Soil samples from different units of Diaoyutai site |
本次浮选土样采自遗址龙山时代晚期以及西周至春秋时期两个阶段的遗迹或地层，为获取可靠的年代数据，分别自遗址两个时期代表性炭化遗存中共选取5粒炭化水稻送往美国佐治亚大学Center for Applied Isotope Studies进行AMS 14C测年，测年数据见表 2。从测年结果来看，遗址年代与考古发掘中根据器物特征等对遗址年代所作判定基本一致。
|
|
表 2 蚌埠钓鱼台遗址AMS 14C测年结果* Table 2 AMS 14C dates for charred seeds from the Diaoyutai site |
土样浮选采用小水桶浮选法进行，使用80目(筛网孔径约0.2 mm)和20目分样筛(筛网孔径约1 mm)分别收取轻浮和重浮样品。阴干后的轻浮、重浮样品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进行挑选分类、种属鉴定和统计分析，实验工作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行业标准——田野考古植物遗存浮选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17]，实验中对样品中大于1 mm的炭屑进行了称重记录。本文中植物遗存的种属鉴定主要参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收集的现代植物标本、古代炭化植物标本及已出版的各类植物种子图谱进行[18~22]。
2 浮选结果本次蚌埠钓鱼台遗址获取的炭化植物遗存可以分为炭化木屑、硬果核壳和植物种子三大类。
2.1 炭化木屑本次浮选获取的炭屑大多较为细碎，实验对大于1 mm的炭屑进行了称重统计，1416 L土样共得到312.59 g炭屑，平均每升土样出土炭屑0.221 g，与邻近的安徽霍邱堰台[13]、蒙城尉迟寺[8]及蚌埠禹会村[10]等遗址浮选结果相比，这一数值并不算高。鉴于大多数炭屑较为细碎，本文未对其进行种属鉴定。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浮选中各类遗迹出土炭屑的密度存在显著差异，高者可达3.88 g/L，低的则几乎未发现炭化物。
2.2 硬果核壳钓鱼台遗址浮选结果中共发现有21块可鉴定的硬果核壳(表 3)，这些炭化核壳在灰坑、地层、灰沟和房址等多类遗迹中都有发现，其中包括栎属(Quercus)、桃属(Amygdalus)、枣属(Ziziphus)、梅(Armeniaca mume Sieb.)和菱属(Trapa)等(图 2)。此外，还有部分由于过于破碎，缺乏关键特征而难以进行种属鉴定，对于这些未知核壳类，本文仅做了数量统计，共计97块。
|
图 2 钓鱼台遗址出土部分炭化植物遗存 (a)栎属(Quercus)； (b)桃属(Amygdalus)； (c)梅(Armeniaca mume Sieb.)；(d)柿属(Diospyros)； (e)水稻(Oryza sativa)； (f)水稻穗轴(rachillae of rice)；(g)黍(Panicum miliaceum)； (h)粟(Setaria italica)； (i)小麦(Triticum aestivum)； (j)大豆(Glycine max)； (k)酸模属(Rumex)； (l)苋属(Amaranthus)； (m)萤蔺(Scirpus juncoides)； (n)马唐属(Digitaria)； (o)狗尾草属(Setaria)； (p)豆科(Leguminosae) Fig. 2 Charred plant remains from Diaoyutai site |
|
|
表 3 钓鱼台遗址出土各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统计 Table 3 Charred seeds recovered from Diaoyutai site |
本次浮选共出土1646粒炭化植物种子，平均每升土样约出土1.16粒种子，植物种子的出土密度相对较低。其中1553粒植物种可鉴定出17种不同的植物种类，部分可鉴定到种或属(表 3)，主要包括农作物和非农作物两大类：农作物种子有水稻(Oryza sativa)、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小麦(Triticum aestivum)和大豆(Glycine max)5种，共有859粒，占所有炭化植物种子的52.19 %，非农作物种子包括有大豆属(Glycine)、柿属(Diospyros)、苋属(Amaranthus)、酸模属(Rumex)、眼子菜属(Potamogeton)、禾本科(Gramineae)、马齿苋科(Portulacaceae)、莎草科(Cyperaceae)、茜草科(Rubiaceae)、菊科(Compositae)、藜科(Chenopodiaceae)和豆科(Leguminosae)等(图 2)。此外，还有一些由于炭化过度而失去特征部位或特征不很明显而无法鉴定种属的植物种子，这类植物种子共计93粒，本文在进行量化分析时未对其进行统计。
2.3.1 农作物种子炭化水稻是钓鱼台遗址浮选出土数量最多的农作物遗存，共687粒，占全部可鉴定植物种子的44.24 %。本次发现的炭化水稻均为脱壳的稻米，其中大多数都有残缺，完整者仅有51粒，其表面沿稻米长轴方面可见2~3条纵向凸棱。炭化水稻在钓鱼台遗址两个时期的遗迹单位中皆有出土，其中龙山时代晚期遗存出土71粒，包括5粒完整稻米，西周至春秋时期616粒，完整者46粒。对两个阶段的完整稻米进行测量后得知，龙山时代晚期稻米粒长、粒宽及粒厚的平均值分别为4.746 mm、2.326 mm和1.900 mm；西周及春秋时期稻米粒长、宽、厚的平均值则分别为4.707 mm、2.580 mm和1.882 mm。从测量数据来看，从龙山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钓鱼台遗址炭化水稻的粒型似有变短、变宽的趋势。此外，统计结果还显示，遗址两个时期水稻粒型的长宽比平均值分别为2.064和1.844，都处于粳型稻长宽比的数值范围内[23]。
炭化粟在钓鱼台遗址两个时期遗迹中皆有出土，其数量在各类农作物种子中仅次于水稻，共计84粒，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5.41 %，其整体形态近似圆球形，表面较为光滑，一些粟粒的内容物因炭化过度而爆出，粒径多在1.0~1.5 mm之间，胚区多为窄卵形，约占籽粒长度的1/ 2~2/ 3。
炭化黍在钓鱼台遗址出土五类农作物种子中数量最少，仅9粒，占所有可鉴定植物种子的0.58 %，且仅出土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地层和灰坑中。黍粒呈长圆球形，个体较大，粒长在1.8~2.0 mm之间，宽在1.5~1.8 mm之间，其胚部呈宽卵形，约占粒长的1/ 2。
炭化大豆遗存共有13粒，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0.84 %，出土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迹中，皆为裸露的炭化豆粒，多数保存不是很完整，但种脐较清晰，其中2粒基本完整，粒型大小不一，大者粒长和粒宽分别为6.815 mm和3.724 mm，小者粒长和粒宽分别为4.846 mm和3.100 mm，从粒径大小看，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大豆属遗存应为栽培大豆。
炭化小麦仅出土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迹单位中，共发现66粒，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4.25 %，其中多数都已残破，完整者有14粒，其鉴定特征非常明显，颖果呈卵形或长椭圆形，背部隆起，胚区近圆形，腹部的腹沟深且明显。测量结果显示，这些小麦的粒长、粒宽及粒厚的平均值分别为3.233 mm、2.283 mm和1.970 mm。
2.3.2 非农作物植物种子大豆属遗存共有11粒，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0.71 %，出土于龙山时代晚期的遗迹中，保存情况不好，皆为残粒，未能测量其长宽数据，虽然粒型大小不一，但种脐较清晰，可鉴定为大豆属。
柿属，共2粒，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0.13 %，在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至春秋时期遗迹中各发现1粒，种子较完整，呈近椭圆形，两侧压扁，表面有突起的短皱棱，较粗糙。
禾本科，共计147粒，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9.47 %，以黍亚科种子为大宗，其中多个种类与人类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种子形态多呈梭形，背部略鼓，胚部保存较完整，腹部扁平，通过形态上的细部特征鉴定出有狗尾草属(Setaria)、马唐属(Digitaria)、稗属(Echinochloa)种子，此外，还有很少量的牛筋草(Eleusine indica)和画眉草属(Eragrostis)种子。
豆科，共41粒，占所有可鉴定植物种子的2.64 %，种子腹面的种脐多较清晰，种子个体都非常小，应该是草本类的豆科植物种子。
莎草科，21粒，占所有可鉴定植物种子的1.35 %，鉴定出有莎草(Cyperus rotundus)、萤蔺(Scirpus juncoides)、飘拂草属(Fimbristylis)和苔草属(Carex)的种子，这类植物多生长于湿地或沼泽，是常见的湿地杂草。
酸模属，共401粒，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25.82 %，主要出土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迹中，种子为三棱状倒卵形，三纵棱，棱钝圆，长宽均约为1.0~1.2 mm。
眼子菜属，35粒，占所有可鉴定植物种子的2.25 %，是一类水生的草本植物，种子呈斜卵形，略压扁，背部具龙骨状突起，顶端具喙。
苋属，共22粒，占所有可鉴定植物种子的1.42 %，种子尺寸较小，直径约1 mm，两面凸圆，呈双凸透镜状，周缘较薄，有明显的棱脊，且有一缺口。
此外，还有马齿苋科、藜科、茜草科、菊科等这类在考古遗址中常见的植物种子，其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低，此处不再赘述。值得说明的是，以上这些非农作物类的植物种子在分类时常被纳入杂草类，但是事实上这些植物多可以用来食用，是现在较为常见的野菜，也常具有一些药用价值[24~25]，因此不排除人类利用的可能性。
3 讨论本次浮选的采样对象基本涵盖了钓鱼台遗址发掘区的各类遗迹，其浮选结果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可以较为真实地反映整个遗址内植物遗存的埋藏状况，从而为我们了解该遗址乃至整个淮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及西周春秋时期的农业结构与发展水平等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材料。
3.1 龙山时代晚期的农业特点钓鱼台遗址龙山时代晚期浮选发现的可鉴定植物种子共120粒，其中农作物包括水稻和粟两种，这两种作物的出土数量共88粒，占这一时期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73.33 %，其中水稻的数量最多，有71粒，占该时期农作物种子总数的80.68 %，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59.17 %，出土概率为38.89 %；粟次之，共17粒，占该时期农作物种子总数的19.32 %，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14.17 %，出土概率为22.22 % (图 3)。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还发现11粒大豆属炭化遗存，这些炭化遗存虽然由于残损较为严重而难以鉴定其栽野属性，但根据现有研究，中国北方地区最迟在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时代可能已经开始驯化与栽培野生大豆[26]，同时在淮河上游地区的登封王城岗[27]、禹州瓦店[28]等遗址均发现有栽培大豆的炭化遗存。因此，钓鱼台遗址发现的龙山时代晚期大豆属遗存有较大可能也是栽培大豆。综合以上量化分析结果可见，钓鱼台遗址浮选获取的龙山时代晚期炭化农作物遗存中，水稻的数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均占显著优势，是最主要的农作物，粟的数量和出土概率相对较低，在农作物结构中应当处于从属地位，同时先民可能已经开始种植大豆。
|
图 3 钓鱼台遗址龙山时代晚期各类植物遗存的数量百分比及部分植物遗存的出土概率 Fig. 3 Proportion and ubiquity of part charred plant remains during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
目前，淮河中下游地区开展过系统浮选工作的龙山时代遗址包括安徽蒙城尉迟寺[8]、蚌埠禹会村[10]、宿州杨堡[6]和芦城孜[7]以及山东临沭东盘遗址[2]。其中，杨堡遗址、尉迟寺遗址和芦城孜遗址位于淮河以北的黄淮平原上，距淮河干流相对较远，这3处遗址中除杨堡遗址因龙山时代时期炭化植物遗存数量较少，其农业结构不甚清楚外，另两处遗址均发现了丰富的龙山时代晚期炭化农作物遗存。量化统计结果显示，粟与水稻在尉迟寺遗址的出土概率皆为60 %，两者在遗址农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同等重要，而黍的出土概率明显较低[8]；芦城孜遗址同样发现水稻、粟、黍3种农作物，水稻的出土概率为66.7 %，粟的出土概率为60 %，略低于水稻，黍的出土概率同样较低[7]，从上述两处遗址炭化遗存的统计分析可见，在淮河干流以北的黄淮平原上，龙山时代晚期的农业经济仍是一种稻-旱兼作模式，且水稻与粟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相近。东盘遗址发现的农作物遗存除水稻、粟和黍以外，还有小麦和大麦[2]，该遗址虽然纬度位置较高，但由于其位于鲁南山地以南的山地平原结合部，靠近鲁东南沿海地带，其水热条件更适宜水稻种植[29]，因此其农业结构与位于淮北平原腹地的尉迟寺、芦城孜遗址稻、粟并重的特点不同，水稻在农作物结构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这一特点也与山东东部沿海地区龙山时代农业经济的整体特征相一致[30]。本次蚌埠钓鱼台遗址的浮选在龙山时代晚期仅发现水稻和粟两种农作物，未发现黍，且水稻的出土概率和绝对数量明显高于粟，这一结果表明，龙山时代晚期，淮河干流以南区域的农业经济虽然也是一种稻-旱兼作模式，但明显以水稻为主，旱地作物处于从属地位。综合上述各遗址炭化遗存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淮河中下游地区在龙山时代晚期，整体上是一种稻-旱兼作的农业模式，但淮河干流南北各遗址农业经济结构有明显差异，淮河干流以北的黄淮平原上水稻与粟黍类旱地作物在农作物结构中的比重相近，而淮河干流以南地区则显然是以水稻种植为主、旱地作物为辅。
3.2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农业特点钓鱼台遗址西周至春秋时期炭化植物遗存数量相对丰富，可鉴定植物种子1433粒，其中农作物种子771粒，占这一时期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53.8 %。出土的农作物种类有水稻、粟、黍、小麦和大豆5种，其中，水稻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最高，其数量为616粒，占该时期所有农作物种子的79.9 %，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42.99 %，出土概率为53.19 %；粟出土67粒，占所有农作物种子的8.69 %，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4.68 %，出土概率为21.28 %；小麦的绝对数量与粟相近，为66粒，占所有农作物种子的8.56 %，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4.61 %，但其出土概率高于粟，达到38.3 %，黍和大豆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比较低，其数量分别占该时期出土农作物种子总数的1.17 %和1.69 %，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数的比值分别是0.63 %和0.91 %，出土概率分别为8.51 %和9.57 % (图 4)。从上述分析结果可见，钓鱼台遗址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农业结构一方面延续了龙山时代晚期稻粟兼作的农业传统，同时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出现了小麦、大豆和黍3种农作物，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统计结果同时显示，水稻仍然是遗址中最主要的农作物，但小麦在该阶段的出现及其仅低于水稻的出土概率，显示这种新的作物最迟在西周时期已经成为钓鱼台遗址先民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此外，较低的数量百分比及出土概率则反映了粟、黍及大豆的种植在这种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中的从属地位。
|
图 4 钓鱼台遗址西周至春秋时期各类植物遗存的数量百分比及出土概率 Fig. 4 Proportion and ubiquity of charred plant remains during Western Zhou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
霍邱堰台遗址是淮河以南另一处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聚落遗址，该遗址的炭化植物遗存分析发现了水稻、粟和小麦3种农作物，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3]，水稻在该遗址的农业经济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其绝对数量占所有农作物总数的99.6 %，出土概率则达到了72.2 %，而粟和小麦遗存的出土概率分别仅为28.3 %和10.1 %。结合钓鱼台遗址的浮选结果来看，西周至春秋时期，淮河中下游地区淮河干流以南盛行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且水稻种植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在淮河干流以北地区，芦城孜遗址西周时期的农业遗存中，水稻和粟的出土概率仍然是基本相等，都是遗址的主要农作物[7]，而纬度较高的山东临沭东盘遗址，其西周时期旱地作物小麦的出土概率已经达到57.1 %，超过水稻成为遗址最重要的农作物，粟和黍则处于从属地位[2]。从上述各考古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的统计数据看，淮河中下游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自北向南随着纬度的降低，旱地作物在农业结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水稻的优势地位则不断增强，不同地理位置的考古遗址农业结构存在明显的纬度差异，这一现象的出现应与淮河中下游地区不同纬度区域水热条件的不同有关。
作为一种自国外传入的新的农作物种类，小麦在中国龙山时代及夏商周时期考古遗址中的出现尤为受人关注。目前，淮河中下游地区发现小麦遗存的遗址并不多，年代最早的是临沭东盘遗址[2]龙山时代的小麦遗存，其次是宿州杨堡遗址[6]岳石文化时期的炭化小麦，此外，在东盘遗址[2]、亳州钓鱼台遗址[31]、霍邱堰台遗址[13]及本次浮选的蚌埠钓鱼台遗址都发现了西周及春秋时期的炭化小麦。淮河流域地处中国东部南北气候环境过渡区[32]，了解淮河中下游不同纬度区域考古遗址中小麦的种植状况对探索小麦在我国东部地区的传播过程以及该区域古人类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策略等有重要价值。从现有材料看，胶州赵家庄遗址小麦遗存的测年结果[33]表明小麦可能早至距今4500年前后就已传入中国山东地区，此后，小麦逐渐成为山东地区重要的农作物品种，目前已在山东地区龙山至商周时期多个遗址如日照两城镇[34]、聊城校场铺[35]、烟台照格庄[36]、章丘马安[37]、济南大辛庄[38]和高青陈庄[39]等遗址中发现小麦遗存，周代小麦在某些聚落中甚至逐渐取代水稻在农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40]。东盘遗址小麦遗存的发现表明[2]，在龙山时代晚期，小麦的分布已到达鲁南地区，而宿州杨堡遗址的浮选分析结果显示[6]，最晚到岳石文化阶段，小麦已经传入安徽北部与山东交界地区。从亳州钓鱼台[31]、霍邱堰台[13]、及本次蚌埠钓鱼台遗址皆出土有西周时期的小麦遗存来看，西周时期小麦在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分布已较为广泛，而根据本文2014BYDⅢH2出土水稻的测年结果(该单位同时出土有小麦遗存)，小麦传播至淮河干流以南江淮地区的时间最迟不晚于西周早中期。
3.3 钓鱼台遗址先民对其他植物资源的利用情况农业是周代社会生活的基础[41]，然而本文在对钓鱼台遗址进行浮选分析的过程中，依然发现了不少非农作物植物种子，尤其是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迹或地层中，非农作物种子的数量达到了662粒(表 3)，占可鉴定植物种子总量的46.20 %。在这些非农作物植物种子中，以黍亚科为主的禾本科种子主要来自于当时的田间杂草。酸模属植物种子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在钓鱼台遗址中非常突出，其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迹中共发现了400粒，占非农作物种子总数的60.42 %，出土概率达到了37.23 % (图 4)，《诗经·国风·魏风》中有“彼汾沮洳，言采其莫”的记载，“莫”就是酸模[42]，钓鱼台遗址炭化遗存分析结果表明酸模属植物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很有可能也是先民当时较为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此外，还发现有一些马齿苋科、苋属和藜属的植物种子，这些都是现在常见的野菜[24~25]，且目前已有证据表明藜属在西汉时期已成为一种主要的栽培作物[43]，虽然钓鱼台遗址浮选发现的这些植物的出土概率和出土数量都不是很高，但不排除当时人们采集食用的可能性。
钓鱼台遗址还发现了少量柿属植物种子、菱角的残壳、梅、桃属、枣属的果核残块和橡子果仁残块。这些植物遗存在考古遗址中比较常见，部分种属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一直是人类食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1, 44~47]，至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时期，钓鱼台遗址先民仍在继续利用这些植物。从《诗经》[48]中“园有桃，其实之肴”“园有棘，其实之食”(《国风·魏风》)、“摽有梅，倾筐堲之”(《国风·召南》)等记载来看，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栽培梅、桃属、枣属等植物，因此，本次钓鱼台遗址发现的上述植物遗存数量虽然较少，但不能排除其来源于人工栽培果树的可能性[49]。
综合现有淮河中游地区植物考古研究资料可见，该区域的原始农业自顺山集文化以来，一直以水稻种植为主[1, 5, 9, 11]，直至距今5000年后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稻-旱兼作的农业模式，其中水稻和粟的地位较为接近，黍则处于从属地位[6, 8]，这一农业结构一直持续到龙山时代晚期。西周至春秋时期，在上述稻、粟、黍兼作的基础上，又新出现小麦和大豆种植，至此，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形成。此外，从地理位置角度分析，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至春秋时期，淮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结构特点与邻近的海岱地区亦颇为相似。在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的农作物种类虽然较多，有水稻、粟、黍、小麦、大麦和大豆，但小麦、大麦、大豆的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低[2~3, 30, 33~34, 50~52]。其农作物种植以水稻和粟类为主，这一特点与同时期淮河中游地区的情况基本一致；至西周春秋时期，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在淮河中游地区和海岱地区逐渐形成，且小麦在农业结构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4 结语蚌埠钓鱼台遗址经过系统的浮选工作，获取了较为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炭化木屑、21块可鉴定的硬果核壳及1646粒炭化植物种子。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水稻、粟、黍、小麦、大豆5种农作物，以及一些大豆属、其他禾本科、酸模属、柿属等非农作物种子，硬果核壳有栎属、菱属、枣属等遗存。浮选结果显示，龙山时代晚期水稻和粟这两类农作物数量为88粒，占这一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的73.33 %，水稻的数量和出土概率明显高于粟，还有少量大豆属遗存。西周至春秋时期，5种农作物的数量共771粒，占这一时期炭化植物遗存总数的53.8 %，其中水稻的数量和出土概率仍然占据明显优势，小麦的出土概率高于粟，仅次于水稻，黍和大豆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比较低，同时这一时期的非农作物种子的出土数量也很突出。
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该遗址龙山时代晚期是一种以水稻种植为主、粟种植为辅的稻-粟兼作农业模式，并可能开始种植大豆。到西周至春秋时期，增加了农作物小麦和黍，从而形成了“五谷俱全”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其中，水稻仍是最为重要的农作物，小麦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成为遗址最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除了农业活动，西周至春秋时期，钓鱼台遗址的先民可能还利用酸模属、藜属、苋属等野菜和柿属、桃属、枣属、梅等果类资源作为食物补充。
综合分析淮河中下游其他同时期遗址的植物考古成果，可以发现，该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春秋时期，淮河干流南北的农业结构有明显差异，淮河以北的黄淮平原上水稻与旱地作物在农业结构中的比例相近，而在淮河以南地区，水稻占据明显的优势。同时，不同纬度位置考古遗址的农作物结构变化也存在一定的规律性，表现为水稻的比重自纬度较高的皖北地区到纬度较低的淮河以南不断上升，而粟、黍和小麦的比重则逐渐下降，这一现象应与不同纬度地区水热条件不同直接相关。此外，从该地区目前发现的小麦遗存来看，龙山时代晚期，小麦已在鲁南山地有分布，至岳石文化时期，小麦传播至黄淮平原北部，且最迟不晚于西周早中期，小麦的分布已跨过淮河干流，传播至江淮地区。
致谢: 本文得到两位匿名审稿人及编辑部杨美芳老师的认真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1] |
杨玉璋, 李为亚, 姚凌等. 淀粉粒分析揭示的江苏泗洪顺山集遗址古人类植物性食物来源与石器功能.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6, 46(7): 939-948. Yang Yuzhang, Li Weiya, Yao Ling et al. Plant food sources and stone tools' function at the site of Shunshanji based on starch grain analysis.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 2016, 46(7): 939-948. |
| [2] |
王海玉, 刘延常, 靳桂云. 山东省临沭县东盘遗址2009年度炭化植物遗存分析[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东方考古(第8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357-372. Wang Haiyu, Liu Yanchang, Jin Guiyun. Analysis on the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from the Dongpan site, 2009, Linshu County, Shangdong[C]//Center for East Asia Archaeology Research in Shandong University. East Asia Archaeology, Vol. 8. Beijing:Science Press, 2011:357-372. |
| [3] |
孔昭宸, 刘长江, 何德亮. 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 考古, 1999(7): 59-62. Kong Zhaochen, Liu Changjiang, He Deliang. Discovery of plant remains in Zhuanglixi site, Tengzhou, Shandong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1999(7): 59-62. |
| [4] |
王海玉, 何德亮, 靳桂云, 等. 苍山后杨官庄遗址植物遗存分析报告[J]. 海岱考古, 2013, (1): 133-138. Wang Haiyu, He Deliang, Jin Guiyun, et al. Analysis on the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from the Houyangguanzhuang site, Cangshan County. Haidai Archaeology[J], 2013, (1):133-138. |
| [5] |
董珍, 张居中, 杨玉璋等. 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古人类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情况的淀粉粒分析. 第四纪研究, 2014, 34(1): 114-125. Dong Zhen, Zhang Juzhong, Yang Yuzhang et al. Starch grain analysis reveals the utilization of plant food resources at Shishanzi site, Suixi County, Anhui Province. Quaternary Sciences, 2014, 34(1): 114-125. |
| [6] |
程至杰, 杨玉璋, 袁增箭等. 安徽宿州杨堡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江汉考古, 2016(1): 95-103. Cheng Zhijie, Yang Yuzhang, Yuan Zengjian et al. A study on charred plant remains in Yangpu site of Suzhou, Anhui. Jianghan Archaeology, 2016(1): 95-103. |
| [7] |
王育茜, 陈松涛, 贾庆元等. 安徽宿州芦城孜遗址2013年度浮选结果分析报告. 海岱考古, 2016(3): 365-380. Wang Yuqian, Chen Songtao, Jia Qingyuan et al. Flotation results from the Luchengzi site in Suzhou of Anhui Province. Haidai Archaeology, 2016(3): 365-380. |
| [8] |
赵志军. 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M]//赵志军. 植物考古学: 理论、方法和实践.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109-119. Zhao Zhijun. Flotation results from the Yuchisi site in Mengcheng of Anhui Province[M]//Zhao Zhijun. Paleoethnobotany: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Beijing:Science Press, 2010:109-119. |
| [9] |
董珍. 双墩、石山子遗址石器表面的淀粉粒分析[D].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1-60. Dong Zhen. Analysis of Starch Grains on the Surface of Stone Artifacts from Shuangdun and Shishanzi Sites[D]. Hefei:The Master's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2013:1-60. |
| [10] |
尹达. 禹会村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 蚌埠禹会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3: 250-268. Yin Da. Flotation results from the Yuhuicun site[M]//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ngbu Municipal Museum. Yuihuicun Site in Bengbu. Beijing:Science Press, 2013:250-268. |
| [11] |
程至杰, 杨玉璋, 张居中等. 安徽淮南小孙岗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第四纪研究, 2016, 36(2): 302-311. Cheng Zhijie, Yang Yuzhang, Zhang Juzhong et al. Research on charred plant remains from the Xiaosungang site in Huainan City, Anhui Province. Quaternary Sciences, 2016, 36(2): 302-311. |
| [12] |
杨玉璋, 程至杰, 李为亚等. 淮河上、中游地区史前稻-旱混作农业模式的形成、发展与区域差异.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2016, 46(8): 1037-1050. Yang Yuzhang, Cheng Zhijie, Li Weiya et al. The emergence,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mixed farming of rice and millet in the upper and middle Huai River Valley, China. Science China:Earth Sciences, 2016, 46(8): 1037-1050. |
| [13] |
赵志军. 堰台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M]//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霍邱堰台: 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483-490. Zhao Zhijun. Flotation results from Yantai site[M]//Anhu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Huoqiu Yantai-The Excavation Report of Zhou Settlement in the Huai Valley. Beijing:Science Press, 2010:483-490. |
| [14] |
钱仁发, 王吉怀. 从禹会遗址的考古资料看淮河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 东南文化, 2012(3): 40-46. Qian Renfa, Wang Jihuai.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Huai river:A study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Yuhui heritage site. Southeast Culture, 2012(3): 40-46. |
| [15] |
赵志军. 植物考古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浮选法. 考古, 2004(3): 80-87. Zhao Zhijun. Flotation:A paleobotanic method in field archaeology. Archaeology, 2004(3): 80-87. |
| [16] |
Reimer P J, Bard E, Bayliss A et al. IntCal13 and Marine 13 radiocarbon age calibration curves 0-50, 000 years cal BP. Radiocarbon, 2013, 55(4): 1869-1887. DOI:10.2458/azu_js_rc.55.16947 |
| [1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行业标准——田野考古植物遗存浮选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S].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3-4.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dustry Standard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pecification for the Flotation Work and Laboratory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Plant Remains[S]. Beijing: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2:3-4. |
| [18] |
刘长江, 靳桂云, 孔昭宸. 植物考古——种子和果实的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1-273. Liu Changjiang, Jin Guiyun, Kong Zhaochen. Archaeobotany Research on Seeds and Fruits.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8: 1-273. |
| [19] |
关广清. 杂草种子图鉴.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1-358. Guan Guangqing. Identification of Weed Seeds.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0: 1-358. |
| [20] |
郭琼霞. 杂草种子彩色鉴定图鉴.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1-176. Guo Qiongxia. Identification of Weed Seeds with Colored Pictures.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1998: 1-176. |
| [21] |
印丽萍. 杂草种子图鉴. 北京: 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97: 1-355. Yin Liping. Identification of Weed Seeds with Colored Photos.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7: 1-355. |
| [22] |
郭巧生. 中国药用植物种子原色图鉴.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9: 1-461. Guo Qiaosheng. The Illustrated Seeds of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2009: 1-461. |
| [23] |
张居中, 蓝万里, 陈微微等. 舞阳贾湖炭化稻米粒型再研究. 农业考古, 2009(4): 35-39. Zhang Juzhong, Lan Wanli, Chen Weiwei et al. The restudy of charred rice from Jiahu site, Wuyang.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09(4): 35-39. |
| [24] |
赵金光, 韦旭斌, 郭文场. 中国野菜. 长春: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1-490. Zhao Jinguang, Wei Xubin, Guo Wenchang. Wild Vegetables in China. Changchun: Jil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04: 1-490. |
| [25] |
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中国野菜图谱. 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1989: 1-279.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Medicine in 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Institute of Botany i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dentification of Wild Vegetables in China. Beijing: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ublishing House, 1989: 1-279. |
| [26] |
孙永刚. 栽培大豆起源与植物考古学研究. 农业考古, 2013(6): 11-15. Sun Yonggang. Archaeobotany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ultivated soybean.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13(6): 11-15. |
| [27] |
赵志军, 方燕明. 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 华夏考古, 2007(2): 78-89. Zhao Zhijun, Fang Yanming. Flotation results from the Wangchenggang site in Dengfeng. Huaxia Archaeology, 2007(2): 78-89. |
| [28] |
刘昶, 方燕明. 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南方文物, 2010(4): 55-64. Liu Chang, Fang Yanming. Remaining analysis about unearthed plants of Wadian site in Yuzhou, Henan Province.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10(4): 55-64. |
| [29] |
靳桂云, 栾丰实. 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稻作农业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农业考古, 2006(1): 46-55. Jin Guiyun, Luan Fengshi. The 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rice agriculture research during the Longshan Period in Haidai region.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06(1): 46-55. |
| [30] |
靳桂云. 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研究. 文史哲, 2013(2): 99-111. Jin Guiyun. Study on the diet structure of the Longshan Period.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2013(2): 99-111. |
| [31] |
杨建芳. 安徽钓鱼台出土小麦年代商榷. 考古, 1963(11): 630-631. Yang Jianfang. Rethinking of the date of wheat from Diaoyutai site, Bozhou, Anhui. Archaeology, 1963(11): 630-631. |
| [32] |
秦小光, 张磊, 穆燕. 中国东部南北方过渡带淮河半湿润区全新世气候变化. 第四纪研究, 2015, 35(6): 1509-1524. Qin Xiaoguang, Zhang Lei, Mu Yan. The Holocene climatic changes of the Huaihe River semi-humid region in the North and South transition zone of the Eastern China. Quaternary Sciences, 2015, 35(6): 1509-1524. |
| [33] |
靳桂云, 王海玉, 燕生东, 等. 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龙山文化炭化植物遗存研究[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 科技考古(第三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36-53. Jin Guiyun, Wang Haiyu, Yan Shengdong, et al. A study on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from Zhaojiazhuang site Longshan Culture in Jiaozhou, Shandong[C]//Center for Scientific Archaeology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ol. 3. Beijing:Science Press, 2011:36-53. |
| [34] |
凯利·克劳福德, 赵志军, 栾丰实等. 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 考古, 2004(9): 73-80. Crawford Gary, Zhao Zhijun, Luan Fengshi et al.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carbonized remains from Liangchengzhen site, Rizhao, Shandong. Archaeology, 2004(9): 73-80. |
| [35] |
赵志军. 两城镇与教场铺龙山时代农业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 东方考古(第1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210-224. Zhao Zhijun.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agriculture production in Liangchengzhen and Jiaochangpu sites of Longshan period[C]//Center for East Asia Archaeology Research in Shandong University. East Asia Archaeology, Vol. 1. Beijing:Science Press, 2004:210-224. |
| [36] |
靳桂云, 赵敏, 王传明, 等. 山东烟台照格庄岳石文化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东方考古(第6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331-343. Jin Guiyun, Zhao Min, Wang Chuanming, et al. Study on the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from the Zhaogezhuang site, Yantai, Shandong[C]//Center for East Asia Archaeology Research in Shandong University. East Asia Archaeology, Vol. 6. Beijing:Science Press, 2010:331-343. |
| [37] |
陈雪香, 郭俊峰. 山东章丘马安遗址2008年浮选植物遗存分析[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 东方考古(第5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368-371. Chen Xuexiang, Guo Junfeng. Carbonized seeds and fruit from the Ma'an site, Zhangqiu, Shandong[C]//Center for East Asia Archaeology Research in Shandong University. East Asia Archaeology, Vol. 5. Beijing:Science Press, 2009:368-371. |
| [38] |
陈雪香, 方辉. 从济南大辛庄遗址浮选结果看商代农业经济[C]//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 东方考古(第4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47-68. Chen Xuexiang, Fang Hui. A case stud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hang Dynasty:Macro plant remains from the Daxinzhuang site, Jinan, China[C]//Center for East Asia Archaeology Research in Shandong University. East Asia Archaeology, Vol. 4. Beijing:Science Press, 2008:47-68. |
| [39] |
靳桂云, 王传明, 郑同修等. 山东高青陈庄遗址炭化种子果实研究. 南方文物, 2012(1): 147-155. Jin Guiyun, Wang Chuanming, Zheng Tongxiu et al. Carbonized seeds and fruit from the Chenzhuang site, Gaoqing, Shandong.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12(1): 147-155. |
| [40] |
靳桂云. 山东先秦考古遗址植硅体分析与研究(1997-2003). .
|
| [41] |
Zhang Changshou, Yin Weizhang,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inese Archaeology:Western Zhou and Eastern Zhou.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4: 166.
|
| [42] |
潘富俊. 诗经植物图鉴. 上海: 上海书店, 2003: 152-153. Pan Fujun. Illustrated Handbook of Plant in the Book of Songs(Shijing).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ress, 2003: 152-153. |
| [43] |
杨晓燕, 刘长江, 张健平等. 汉阳陵外藏坑农作物遗存分析及西汉早期农业. 科学通报, 2009, 54(13): 1917-1921. Yang Xiaoyan, Liu Changjiang, Zhang Jianping et al. Plant crop remains from the outer burial pit of the Han Yangling Mausoleum and their significance to Early Western Han agriculture.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09, 54(13): 1917-1921. |
| [44] |
刘长江, 靳桂云, 孔昭宸. 植物考古: 种子和果实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106, 121-122, 138, 146-147. Liu Changjiang, Jin Guiyun, Kong Zhaochen. Archaeobotany:Research on Seeds and Friuts[M]. Beijing:Science Press, 2008:106, 121-122, 138, 146-147. |
| [45] |
杨玉璋, 李为亚, 姚凌等. 淀粉粒分析揭示的河南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古人类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 第四纪研究, 2015, 35(1): 229-239. Yang Yuzhang, Li Weiya, Yao Ling et al. Plant resources utilization at the Tanghu site during the Peiligang culture period based on starch grain analysis, Henan Province. Quaternary Sciences, 2015, 35(1): 229-239. |
| [46] |
杨玉璋, 禤华丽, 袁增箭等. 安徽繁昌缪墩遗址古人类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的淀粉粒分析. 第四纪研究, 2016, 36(6): 1466-1474. Yang Yuzhang, Xuan Huali, Yuan Zengjian et al. Utilization of plant food resources at Miudun site in Anhui Province based on starch grain analysis. Quaternary Sciences, 2016, 36(6): 1466-1474. |
| [47] |
陶大卫, 吴倩, 崔天兴等. 郑州望京楼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植物资源的利用——来自食物残留淀粉粒的证据. 第四纪研究, 2016, 36(2): 294-301. Tao Dawei, Wu Qian, Cui Tianxing et al. Plant resources utilization at Wangjinglou site during the Erlitou Culture period:Ancient starch residue evidence from stone tools. Quaternary Sciences, 2016, 36(2): 294-301. |
| [48] |
程俊英, 蒋见元. 诗经注析.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47. Cheng Junying, Jiang Jianyuan. Anno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Book of Song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1: 47. |
| [49] |
马永超, 吴文婉, 杨晓燕等. 两周时期的植物利用——来自《诗经》与植物考古的证据. 农业考古, 2015(6): 32-41. Ma Yongchao, Wu Wenwan, Yang Xiaoyan et al. Plant utilization during the Zhou Dynasty:Evidence from The Book of Songs and discovery of archaeobotany.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15(6): 32-41. |
| [50] |
宋吉香. 山东桐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D].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7: 25-42. Song Jixiang. Study on the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from the Tonglin Site, Shandong[D]. Beijing:The Master's Thesi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7:25-42. |
| [51] |
赵敏, 陈雪香, 高继习等. 山东省济南市唐冶遗址浮选结果分析. 南方文物, 2008(2): 120-125. Zhao Min, Chen Xuexiang, Gao Jixi et al. Analysis of flotation result of Tangye site, Jinan, Shandong. Cultural Relics in Southern China, 2008(2): 120-125. |
| [52] |
安静平, 董文斌, 郭荣臻等. 山东济南唐冶遗址(2014)西周时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农业考古, 2016(6): 7-21. An Jingping, Dong Wenbin, Guo Rongzhen et al. Study on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of Western Zhou period from Tangye site, Jinan, Shandong(2014).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2016(6): 7-21. |
2 Anhu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Hefei 230061, Anhui)
Abstract
Diaoyutai site(32°54'N, 117°20'E),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Huaihe River, central-Anhui Province, Eastern China, was excavated from June, 2014 to January, 2015. This site consisting of 4 platforms with a total area of more than 10000 m2 contains different cultural remains dated to Late Longshan Period, Western Zhou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112 soil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or flotation work from ash pits, cultural layers, house ruins and so on. Systematic flotation work at Diaoyutai site discovered abundant charred plant remains which included 312.59 g of charred wood pieces, 21 pieces of nut shells, and 1646 plant seeds. Nut shells included Quercus, Trapa, Ziziphus, Armeniaca mume Sieb., Amygdalus, and so on. Plant seeds were dominant findings of the floatation work which included five crops and some weedy seeds like Gramineae, Cyperaceae and Leguminosae. The five crops were rice(Oryza sativa), foxtail millet(Setaria italica), broomcorn millet(Panicum miliaceum), wheat(Triticum aestivum)and soybean(Glycine max). In addition, some plants such as Amaranthus, Rumex, Chenopodiaceae and Portulacaceae might have been used as vegetable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d rice with more quantity and higher ubiquity than foxtail millet was the dominant crop during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foxtail millet was less important at this site, and the ancient people at the Diaoyutai site also might have cultivated soybean at that time. The agricultural pattern of Diaoyutai was a mixed farming of rice and millets during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From the Western Zhou to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absolute number and the ubiquity of rice was still the highest. However, the new crop wheat with the second highest ubiquity developed rapidly and its absolute number was slightly less than foxtail millet. Soybean and millets only occupied a small quantity and their ubiquity was also low.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plant remains from Diaoyutai and other contemporary sites, it can be seen that a new agricultural pattern with many different crops planting had formed in the middle Huaihe River Valley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owever,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roles of rice and dry crops in the subsistence economy were obvious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of the Huaihe River. In general, during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and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rice and millets have equal importance in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of the sites located in the Huanghuai Plain, the north area of the main stream of the Huai River. However, in the south of the Huaihe River, rice was more widely cultivated than dry crop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or the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of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indicates that within the study area, the importance of rice increases while millets and wheat declines along with the latitude decreasing. This phenomenon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different climatic conditions varying with the latitude.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shows that wheat spread to the south side of Mountain Tai-Yi during the Late Longshan Period and then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ern area of the Huanghuai Plain in the period of Yueshi Period, it is also clear that at the latest by the Early and Middle Western Zhou Period, wheat had dispersed into the Jianghuai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