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繁昌县文物管理局, 繁昌 241200)
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世界上早期人类文化发展与文明演进的重要区域,同时也是东亚栽培稻起源、 演化及向外传播的核心地带。近年来,考古学家先后在长江中游的江西万年仙人洞、 吊桶环遗址及长江下游杭州湾以南地区的浙江上山遗址等地发现了距今10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早期水稻驯化的证据[1-3]。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9.0~7.0ka B .P.)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迅速发展,目前已在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 城背溪文化及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 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的多处遗址发现丰富的稻作农业遗存[4-8]。皖南沿江平原位于安徽境内长江沿岸,是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地理位置来看,其西邻长江中游的鄱阳湖平原,东接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是史前时期长江中、 下游地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走廊”[9]。相对于长江中游与太湖流域丰富的植物考古工作,皖南沿江平原地区迄今为止尚未开展过植物考古相关研究,该地区史前阶段人类的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状况目前尚不清楚。
缪墩遗址(5060~4890cal.a BC)位于安徽省繁昌县县城东北3km的冲积盆地上,北距长江18km,是皖南沿江平原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9]( 图 1)1988年,因遗址在当地兴修水利过程中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繁昌县文物局遂对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局部清理,获取了一批陶器、 石器和兽骨等文物标本。其中陶器包括釜、 罐、 豆、 钵和鼎等不同器型,石器主要为石锛和有肩石铲。研究者根据遗址发现的陶、 石器器型特征认为,缪墩遗址与马家浜文化联系密切,其年代与马家浜文化早期接近[10]。本文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缪墩遗址出土部分陶片标本表面残留物进行了提取分析,其结果可为研究皖南沿江平原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及农业发展状况等问题提供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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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缪墩及其他相关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 1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Miudun site and other related archaeological sites |
缪墩遗址淀粉粒分析样品均为陶器残片,由于遗址在清理前曾遭受严重破坏,因此多数陶片样品的原始埋藏地层已不清楚。遗址出土陶器包括夹蚌灰陶、 夹碳黑芯红陶、 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陶片火候较低,质地疏松[10]。本次实验选取了不同器物的口沿和器底样品共20件用于淀粉粒分析( 图 2)。Hart[11]的模拟实验显示,器物埋藏环境中的淀粉粒在器物埋藏过程中难以进入器表孔隙,因此,器物在出土前后由于各种原因附着于器物表面的淀粉粒可以通过表面水洗的方法加以去除,而在植物加工过程中残留于器表孔隙结构中的淀粉粒则能够被长期保存在隔离的环境之中,需通过超声清洗加以提取。本文对缪墩遗址陶片样品表面淀粉粒残留物按如下方法进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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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选取的缪墩遗址陶器残片(scale bar:10cm) 1—2011MDC1; 2—2011MDC2; 3—2011MDC3; 4—2011MDC4; 5—2011MDC5; 6—2011MDC; 7—2011MDC7; 8—2011MDC8; 9—2011MDC9; 10—2011MDC10; 11—2011MDC11; 12—2011MDC12; 13—2011MDC13; 14—2011MDC14; 15—2011MDC15; 16—2011MDC16; 17—2011MDC17; 18—2011MDC18; 19—2011MDC19; 20—2011MDC20 Fig. 2 Pottery fragments from Miudun site examined for starch residues(scale bar=10cm) |
首先,使用反渗透水对陶器表面进行清洗,并对水洗样收集观察,以确保清除器物出土前后可能粘附的污染淀粉粒。制片观察结果显示,经过两次水洗后,第三次水洗样品中已无淀粉粒残留。然后,使用超声牙刷分别对陶器的内壁和外壁进行超声清洗,所获水样使用移液器转移至50ml离心管。最后,在实验室内使用重液离心的方法提取残留淀粉粒。淀粉粒的提取过程参考Saul等[12]的方法,先采用5 % 多偏磷酸钠((NaPO3)n)溶液和10 % 盐酸(HCl)分别进行抗絮凝及去碳酸盐杂质处理,继而通过反渗透水离心清洗。 然后使用比重为1.8的CsCl溶液对样品中的淀粉粒进行重液法分离提取,并通过反渗透水清洗除去重液。 离心后的沉淀物采用25 % 甘油作为盖片剂制片,中性树胶封片。实验过程中所用实验器皿、 超声牙刷头及其他一次性耗材均经过煮沸及超声清洗,且在取样过程中不重复使用避免交叉污染,在实验室提取制样过程中亦设计了空白样品对照,以排除淀粉粒来源于实验室内污染的可能性。本文中的淀粉粒提取与显微观察工作均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完成,显微观察及记录用的显微镜型号为Leica DM4500P。实验中古代淀粉粒的形态描述与种属鉴定工作以本实验室所建立的部分现代植物淀粉粒数据库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目前已发表的植物淀粉粒研究文献进行。
3 实验结果实验结果显示,在第三次水洗样品、 陶器外壁超声清洗样品以及空白对照样品中,皆未观察到明显可判断为淀粉粒的残留物,说明陶器内壁超声清洗样品中提取到的淀粉粒来源于后期污染的可能性很小。根据显微观察结果,本次实验提取到大量以聚集形态存在的复粒淀粉粒,其中包含的单颗淀粉粒粒径很小且相互叠压,其准确数量难以统计。因此,本文只对提取结果中可以分辨的单颗淀粉数量进行了统计,而对聚集态的复粒淀粉粒未作准确统计。结果在20件陶器残片内壁提取到可计数的淀粉粒数量为2972粒,其中292粒淀粉粒因损伤严重,难以作种属来源鉴定。其余2680粒淀粉粒,依据形状、 粒径、 脐点、 层纹以及消光臂等显微形态学特征上的差异,可将其分为7种类型( 表 1)。
| 表 1 陶器样品表面淀粉粒形态学分类及数量统计结果 Table 1 Types and amounts of starches on pottery shards from the Miudun site |
Type Ⅰ : 该类淀粉颗粒均呈多面体结构,脐点居中闭合,表面无层纹,消光臂呈不规则“X”形且末端尖锐,单颗粒淀粉的粒径均分布于5~10μm之间。根据其存在的形式可分为两个亚类,A类为呈聚集态的复粒淀粉体,单颗淀粉粒间排列紧密,且复粒淀粉粒聚集体边缘平滑,少见脱落迹象( 图 3aa′)。 聚集体中的单颗淀粉由于存在叠压关系,无法准确计数; B类淀粉粒为游离分散的单颗淀粉粒,也存在少量由5~6粒单颗淀粉组合而成的聚集形式( 图 3bb′),共915颗。该类淀粉粒复粒聚集体结构与水稻(Oryza sativa)复粒淀粉粒的聚集形态相似[13],根据韦存虚等[14]对水稻复粒淀粉粒的研究,水稻淀粉由于在淀粉体内紧密生长,发育过程中淀粉粒彼此接触面发生变形,部分淀粉粒在被膜降解后仍能驻留在原位,故可观察到大量的复粒聚集体形态( 图 4aa′),同时,也有部分复粒淀粉聚集结构的外层淀粉粒脱离原位而以单颗淀粉粒形式存在( 图 4bb′)。结合万智巍等[15]对社山头遗址和杨晓燕等[6]对跨湖桥遗址单颗水稻淀粉粒的形态描述以及现代水稻淀粉粒的形态特征,鉴定该类淀粉粒来源于稻属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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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缪墩遗址陶器样品内壁提取到的各类型淀粉粒(scale bar:20μm) a,a′:Type ⅠA; b,b′:Type ⅠB; c,c′,d,d′:Type Ⅱ; e,e′:Type ⅢA; f,f′:Type ⅢB; g,g′:Type ⅢC; h,h′,i,i′:Type Ⅳ; j,j′:Type Ⅴ; k,k′:Type Ⅵ; l,l′:Type Ⅶ Fig. 3 Ancient starches recovered from residues on the pottery shards from the Miudun si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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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与本次实验提取到的古代淀粉粒相关的现代植物淀粉粒(scale bar:20μm) a,a′—水稻(Oryza spp.)复粒; b,b′—单颗水稻; c,c′—小麦(Triticum aestivum); d,d′—莲藕(Nelumbo nucifera); e,e′—薏苡(Coic lacryma-jobi); f,f′—麻栎(Quercus acutissima Carruth.); g,g′—红小豆(Vigna angularis); h,h′—芡实(Euryale ferox) Fig. 4 Characteristic starch grains from modern plants related to ancient starches recovered from the Miudun site |
Type Ⅱ: 共发现605粒,粒径范围约7.99~41.62μm,平均粒径约23.63μm。粒形以近圆形( 图 3cc′)和凸透镜形( 图 3dd′)为主,脐点居中,层纹不清晰,消光臂呈“X”形,消光臂弥散,其中部分较大的淀粉粒表面可见有清晰层纹。结合本实验室现代植物淀粉数据库及Yang等[16]对小麦族植物淀粉粒显微形态分析结果,本类型淀粉粒与典型小麦族(Triticeae)植物淀粉粒( 图 4cc′)特征一致,应该来源于小麦族(Triticeae)植物,小麦族淀粉粒中平均粒径大于20μm的淀粉粒可能来源于小麦属(Triticum)、 大麦属(Hordeum)、 山羊草属(Aegilops)、 冰草属(Agropyron)和黑麦属(Secale)等植物,但鉴于小麦族内不同植物种属的淀粉粒在形态、 粒径上具有广泛交叉性,故本文暂不对该类淀粉粒作进一步的种属鉴定。
Type Ⅲ: 共发现744粒,主要由单粒淀粉和二粒或三粒复粒淀粉粒构成,粒径分布范围较大(10.12~76.83μm),脐点开放,可见层纹围绕脐点逐层向边缘分布。依据其粒形及单复粒的差异可分为3个亚类: A类呈近圆形( 图 3ee′),共273粒,长轴在10.12~37.73μm之间,平均粒径为18.93μm。脐点居中,部分淀粉中部存在裂隙,层纹围绕脐点均匀分布,消光臂垂直相交; B类呈长卵圆形( 图 3ff′),共发现231粒。粒径范围约10.53~76.83μm,平均粒径约25.48μm。脐点偏心率较高,层纹清晰,少部分颗粒表面存在裂隙; C类呈钟形( 图 3gg′),共发现240粒。常见二粒或三粒复粒结构,粒径范围为10.74~39.05μm,平均粒径为20.09μm,淀粉粒表面特征与B类淀粉粒相似。根据张晓东[17]对现代莲藕(Nelumbo nucifera)淀粉粒的研究,莲藕淀粉粒在不同生长阶段会产生圆球形,长椭圆形和半复粒淀粉粒( 图 4dd′),这与本次实验提取到的Type Ⅲ型淀粉粒组合相符; 同时,对比万智巍等[18]对中国南方块根块茎类植物的研究中莲藕淀粉粒的描述,Type Ⅲ类淀粉粒的粒形特征与粒径范围与莲藕淀粉粒具有较大的一致性,但鉴于目前尚缺乏莲属其他物种植物淀粉粒的详细数据,故仅鉴定该类淀粉粒可能来源于睡莲科莲属植物。
Type IV: 共发现271粒,粒径范围在9.99~28.64μm之间,平均粒径为17.91μm,形状为多面体结构( 图 3hh′),以圆角多面体为主( 图 3ii′)。脐点居中开放,无层纹,以“一”字形裂隙为主,少量放射形裂隙,在正交偏光下,消光臂垂直交叉,大部分边缘存在弯曲,呈现“Z”字形消光臂。现代植物淀粉粒中,粟(Setaria italica)以及薏苡属(Coix)淀粉粒均主要为多面体形态,且消光垂直。但是粟的淀粉粒径范围较薏苡属小,约2.88~19.40μm,且薏苡属淀粉粒多见“Z”字形消光臂。故认为样品中该类淀粉粒特征与薏苡属植物中薏苡的淀粉粒形态相似性更高( 图 4ee′),另外还发现由两个近半圆形淀粉粒组成的二粒复粒淀粉结构,这也与薏苡属植物的二粒复粒淀粉粒结构一致。因此,鉴定该类淀粉粒来自薏苡属植物。
Type V: 共发现105粒,粒径范围约9.53~23.89μm,平均粒径约15.63μm。圆角三角卵形和水滴形卵圆形为主( 图 3jj′),脐点近中,多数无裂隙,少量淀粉粒存在短裂隙,无层纹,消光臂弯曲。结合本实验室现代栎属(Quercus)植物中麻栎(Quercus acutissima)淀粉粒观察数据( 图 4ff′),以及杨晓燕等[19]对坚果类植物淀粉粒的研究结果来看,本类型淀粉粒应来源于栎属植物(Quercus)。
Type Ⅵ: 共发现29粒,粒径范围约13.11~66.27μm,平均粒径29.2μm。粒形有肾形、 椭圆形( 图 3kk′)和圆角三角形等3种形态,层纹清晰,多数淀粉粒存在贯穿长轴的裂隙,其余淀粉粒有放射形裂隙或无裂隙。消光臂呈“X”形,由于存在贯穿长轴的裂隙,部分淀粉粒脐点不可见,且消光臂不清晰。对比本实验室现代样品数据库与王强等[20]关于现代豆科植物淀粉粒的分析结果,认为该类淀粉粒形态与菜豆族植物中红小豆(Vigna angularis)( 图 4gg′)、 菜豆(Phaseolus vulgaris)、 绿豆(Vigna radiata)的淀粉粒极为相似,本类型淀粉粒来自菜豆族的可能性较大。
Type Ⅶ: 该类淀粉粒为数百粒淀粉粒组合而成的圆形复粒淀粉聚集体( 图 31l′),共11粒。内部淀粉粒颗粒极小,且淀粉粒之间排列非常紧密,无缝隙,正交偏光条件下可观察到近似“+”字形的消光臂。由于单粒淀粉粒粒径太小,无法准确测量粒径,应在1μm左右。该类淀粉聚集体的形态特征较为显著,对比本实验室现代样品数据发现,此类圆形聚集态复粒淀粉粒与水生植物芡实的淀粉粒( 图 4hh′)特征一致,故认为其来源于芡实的可能性较大。
综上分析,通过古、 现代植物淀粉粒的显微形态学比较,本次实验在所有20件陶器内壁表面残留物样品中,共提取到至少来自稻属、 小麦族、 莲属、 薏苡属、 栎属、 菜豆族和芡实等7类植物的残留淀粉粒,其数量和种类皆较为丰富。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实验有16件陶器内壁表面提取到来自稻属植物的淀粉粒,其可统计的绝对数量及出现频率在各类植物淀粉粒中都占有明显的优势。
4 讨论本次实验从缪墩遗址20件陶器内壁提取到了数量丰富、 种属来源广泛的植物淀粉粒,包括稻属、 小麦族、 莲属、 薏苡属、 栎属、 菜豆族和芡实7类植物。各类型淀粉粒的出现频率分析结果如 图 5所示。实验结果体现了长江下游沿江平原地带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古代先民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的多样性特征,为研究该区域史前人类的生业模式与农业发展过程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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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植物种属来源淀粉粒的出现频率 Fig. 5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different types |
缪墩遗址陶片样品表面提取到了丰富的稻属植物淀粉粒,其绝对数量远大于其他植物种属来源淀粉粒的总和,且在20件陶片内壁表面有16件提取到稻属植物淀粉粒,其出现的概率高达80 % ( 图 5)。 这一结果表明,稻属植物很可能已成为缪墩遗址先民植物性食物结构中的主要组成之一。现有考古资料显示,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地区,距今7000年后发展起来的考古学文化分别是马家浜文化和河姆渡文化[21, 22]。目前,考古学者已在上述两大文化多个遗址中发现丰富的炭化水稻遗存以及猪、 狗、 水牛等驯养动物遗骸,同时,还发现了多处较为完善的水稻田遗迹和排水灌溉系统,这些发现表明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和宁绍平原地区,稻作农业体系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渐趋成熟[7, 8]。缪墩遗址位于长江下游皖南沿江平原地带,丰沛的水源和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为稻作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从测年数据上看,缪墩遗址的年代在5060~4890cal.a BC[9],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早期,结合马家浜、 河姆渡文化早期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农业较为发达的状况[7, 8]以及缪墩遗址稻属植物淀粉粒高达80 % 的出现概率来看,稻属植物的种植在缪墩遗址周边可能已有较大的规模,其稻作农业的发展程度应与同时期的太湖流域[23]相当。考古资料显示,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遗址[24]和丁沙地遗址[25]皆分布有马家浜文化时期的遗存,同时,沿长江向西的安徽安庆薛家岗遗址[26]以及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27]也都发现有与马家浜文化器物类型或装饰风格相似的器物,因此,皖南沿江平原地区可能是马家浜文化向西传播的主要通道。鉴于安徽境内长江下游沿江平源地区尚未发现有早于缪墩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因此我们认为,缪墩遗址古人类的稻属植物利用或栽培技术很有可能是伴随着马家浜文化的向西传播而由太湖流域传入的,此后这一农业类型逐渐成为长江下游沿江平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代先民的主要生业形式。
小麦族属禾本科早熟禾亚科,全世界约有20个属,在中国有12个属,其中大部分种属如冰草属、 披碱草属(Elymus)等在近现代主要被当作牧草使用[28]。近年来的研究工作显示,该类植物种子的淀粉粒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多处史前遗址中都有发现[29-33],这些发现表明可能该族植物中的某些种类一直是中国早期先民重要的植物性食物资源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发现的部分圆饼状小麦族淀粉粒存在消光臂弥散、 粒径增大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能与其经历烹煮受热处理有关[34],同时,也导致难以对这些淀粉粒的种属来源作出进一步的准确鉴定,考虑到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约4500a B .P.)[35],推测实验提取到的小麦族淀粉粒来源于采集获取的野生小麦族植物的可能性较大。
薏苡属和栎属植物适宜在暖湿环境下生长,在我国分布广泛,且自新石器早期以来便一直是长江下游史前人类重要的植食性食物组成部分,小黄山遗址[13]、 跨湖桥遗址[6]均发现有薏苡属及栎属植物遗存。7700~6250cal.a B .P. 期间,安徽沿江平原地区气候总体上温暖湿润,植被以落叶栎类为主[36]。本次实验发现的薏苡属和栎属植物淀粉粒虽然绝对数量所占比重较小,但是出现频率却分别达到了65 % 和45 % ( 图 5),表明这两类植物在当时也是缪墩遗址古人类重要的食物资源。此外,在实验结果中还发现了少量的菜豆族淀粉粒,鉴于其绝对数量与出现频率相对栎属和薏苡属植物更低,推测其可能是一种通过采集获取的辅助性食物。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实验还提取到了较为丰富的可能来源于莲属及芡实一类的水生植物的淀粉粒。其中,莲属植物淀粉粒在所有选取的陶器样品表面均有发现,其出现概率是所有7类淀粉粒中最高的,这一结果表明莲属这一水生块茎类植物曾被缪墩遗址古人类所广泛采集与食用。相比而言,芡实的淀粉粒出现频率较低,推测可能与芡实具有坚硬外壳,煮食时淀粉粒不易残留有关。莲属植物和芡实皆为水生植物,适宜在水源充足的地方生长。考古研究资料显示,莲属中的莲藕在中国史前时期已被广泛利用,包括河南舞阳贾湖遗址(9000~7500cal .a B .P.)[37]、 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9000~7700cal .a B .P.)[13]、 新郑唐户遗址(7800~7000cal .a B .P.)[29]、 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距今约7000年)[33]以及广东新村遗址(3350~2470cal .a B .P.)[38]等都发现了古人类食用莲藕的证据,可以看出史前人类对莲藕这类水生植物的利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因此也不排除缪墩遗址中发现的莲属淀粉粒是来源于莲藕的可能性。早期人类大多滨水而居,很多野生水生植物相对容易获取,是一种稳定的植物性食物来源。莲属植物、 芡实等水生植物的食用应与缪墩遗址当地水源丰富的自然环境有关,也反映出长江下游沿江地区生活的早期人类对自然环境良好的适应性特征。
根据上述实验结果,可以认为缪墩遗址古人类植物性食物资源的获取方式包括农业种植和采集两种。不同类型淀粉粒出现概率的分析结果显示,稻属植物资源可能已是当时人类主要的植物性食物来源之一,其农业模式应为长江流域普遍盛行的稻作农业。对比长江中游鄱阳湖地区樊城堆文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工作发现[39],缪墩遗址提取到的植物淀粉粒种类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淀粉粒提取结果极为相似。樊城堆遗址共提取到28颗水稻淀粉粒,出现频次为62 % ,从绝对数量和出现频次来看,虽然其年代晚于缪墩遗址,但该文化对稻属植物的利用程度却低于缪墩。而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早期虽然并未发现水稻田,但与其同时期的田螺山遗址发现了丰富的水稻遗存和水稻田证据[40],说明马家浜文化早期稻作农业在长江下游已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缪墩遗址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可能受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文化影响较大,其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或与马家浜文化相近。
5 结论本文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安徽繁昌缪墩遗址出土20件陶器残片表面残留物进行了分析,在陶片内壁共提取到来自稻属、 小麦族、 莲属、 薏苡、 栎属、 菜豆族、 芡实等7类植物种属的淀粉粒2972粒,其中既有来自应是人类栽培的稻属植物的淀粉粒,也有来自采集获取的多种野生植物的淀粉粒,这一结果表明,长江下游沿江平原地带在距今7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古代先民仍通过采集野生植物和种植水稻两种方式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各类淀粉粒的出现频率统计结果显示,稻属植物可能已成为该遗址先民重要的植物性食物组成,结合考古学文化背景及周边地区植物考古研究结果来看,以缪墩遗址为代表的安徽境内长江下游沿江平原地带在距今7000年前后应已开始了水稻种植,且其稻作农业的栽培技术可能来源于邻近的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其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也与同时期的马家浜文化相当,高于邻近的长江中游的赣江-鄱阳湖地区。此外,莲属植物、 芡实淀粉粒的发现显示了缪墩遗址先民对水生植物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依赖,这可能是长江下游沿江平原地区早期人类生业形式的重要特征之一。
致谢: 本文得到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老师认真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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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Management Bureau of Cultural Relics of Fanchang County, Fanchang 241200)
Abstract
The plain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n southern Anhui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corridor which connects the Poyang Plain in middle Yangtze River and the Taihu Plain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Notably,different from plentiful paleoethnobotanic work conducted in above two regions,we know little about plant foods utilization,particularl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ituations in this plain for the absence of paleoethnobotanic evidence.Miudun site (5060~4890cal.a BC),located in Fanchang County,Anhui Province,is the earliest archaeological site in the plain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n southern Anhui.To investigate human's plant foods utilization in this area,20 pottery shards were selected from Miudun site for starch grain analysis.All pottery shards were sampled and processed in the Bio-archaeology laboratory,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Interior surfaces of pottery shards were rinsed by reverse osmosis water and water samples were remained as background samples.Then ultrasonic toothbrush was used to collect residue samples.More than 2972 starch grains were extracted from residue samples including 292 damaged granules.Based on their shapes,sizes and other surface features,these ancient starch grains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categories.Type I comes from Oryza sp. which contains compound and single (n=915) starch grains.Type II starch grains (n=605) are lenticular or spherical in shape with a wide size range (7.99~41.62μm),the morphologies of these granules are consistent with Triticeae tribe.Type Ⅲ(n=744) are characterized by open and eccentric hilum and predominated in prolate-ovoid form,these granules are possibly from Nelumbo. Type IV (n=271) are polyhedral with centric hilum,Z-shape distinct cross,transverse or T-shaped cracks,these diagnostic features are consistent with Coix.Type V (n=105) are characterized with tri-rounded corners oval and drip-shaped oval,Type VI (n=29) are kidney oval or tri-rounded corners shape with distinctive lamellae,and Type Ⅶ(n=11) are aggregate structure compound starch grains with round shape,these three types of starch grains are possibly from Quercus,tribe Phaseoleae and Euryale ferox,respectively.The result reflects remarkable starchy plant use in Miudun site.The absolute number and occurrence frequency of different types of starches show extensive utilization of Oryza which might be one of the main food resources in this region.Contrasted with paleoethnobotanic work in Poyang Plain and Taihu Lake basin,Miudun people shows a similar starchy plant food composition with Fanchengdui culture (5000~4000a B.P.) distributed in Poyang Plain.Notably,paleoethnobotanic evidence indicated a low-level rice utilization in Fanchengdui culture,while Taihu Lake basin has evolved a developed rice farming culture especially during Majiabang culture.Combined with several typical potteries of Majiabang culture found in Miudun site,we infer that,as a strong culture,Majiabang culture effected Miudun site obviously.Analytical result also shows that gathering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Miudun people's subsistence strategy.Triticeae and Coix were collected commonly,followed by Quercus,tribe Phaseoleae and Euryale ferox.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tarch grains from Nelumbo have been found in all potteries,which means aquatic plants are important collecting objects for Miudun people.The universal use of freshwater plants shows Miudun people's strong dependence on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in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2016, Vol.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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