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评为我国2012年十大考古发现项目的重庆南宋府衙遗址亦名老鼓楼衙署遗址^[1]，原为宋代重庆府衙旧址，地理坐标29°33′13″N，106°34′46″E。 在该遗址发掘中，出土有南宋时期的房址、 城砖、 瓦当、 瓷器、 礌石等文物，还出土有多种动物骨骼，以及一批保存有人类加工痕迹的骨制品、 骨制品加工工具等^[2]。这些骨制品及其加工工具的发现，证明该衙署里曾经也居住有骨器生产者。这一发现不仅对研究当时骨制品生产工艺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讨论该遗址埋藏时间、 埋藏背景及历史价值等也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南宋府衙遗址（老鼓楼衙署遗址）曾是宋、 元战争时期川渝地区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是南宋朝廷与蒙古军队争夺战的焦点^[3]。该遗址2012年考古发掘中，在原衙署院落景观池（编号:H43）灰黑色淤泥层中，出土了大量人类遗弃于其中的动物骨骼。动物骨骼保存较好，骨骼表面未出现风化、 腐蚀等损害状况。骨骼出土现场埋藏现象反映，动物骨骼在堆积层里呈现无序埋藏状态，显示出属于人类遗弃、 废弃行为所造成的埋藏特征^[4]。本文所研究的骨制品，均出土于编号H43的灰坑中。

遗址里出土的骨制品包括有骨器（已加工成型的器具），以及骨器半成品、 骨器生产废料（加工生产中剩余和遗弃的残坯）等，各类骨制品材料总计76件。骨制品材料除了少数马鹿骨骼外，其余均是以现生家畜动物骨骼为主。对马鹿骨骼的观察，参考了马鹿骨骼相关图谱^[5]和马鹿种属鉴定资料^[6]； 对现生家畜类骨骼的观察，参考了家畜骨骼图谱^[7]和相关鉴定成果^[8]。在使用研究资料进行观测与对比的基础上，把相关家畜骨骼与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收藏的马、 山羊、 绵羊、 水牛、 猪等家畜骨骼标本也进行了比较。通过资料分析和实物标本比对，我们完成了骨制品材料所属动物种类、 骨骼解剖部位等鉴定工作，然后分别进行动物最小个体数（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s，简称MNI）及不同种类所占百分比等方面的统计分析。骨制品材料鉴定与统计结果为: 动物最小个体数以马为最多（占28％），其次为山羊和绵羊（分别为22％和17％），另有少量的马鹿、 猪、 黄牛、 水牛等（表1）。在骨料的骨骼解剖部位分类上，包括有肩胛骨、 肱骨、 股骨、 掌骨、 跖骨、 角骨等。其中肩胛骨、 肱骨、 掌骨在骨骼学（Osteology）中属于前肢骨，股骨、 跖骨属于后肢骨，角骨包括有角心（牛、 羊等洞角类的骨质角心）和骨角（骨质角，如鹿角）^[9]。骨制品的骨料选择，从不同骨骼解剖部位所占比例上观察，呈现出一种较明显的选择性使用特征。其中，以肩胛骨数量最多（达42％），其次为掌骨（24％）、 跖骨（12％）、 肱骨（11％）、 股骨（7％）和角骨（5％）。

表1(Table 1)

表1 动物骨骼种类、 解剖部位、 最小个体数及其百分比Table 1 Animal bones species, anatomical site, the 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s and the percentage 动物种类 分类统计 前肢骨 后肢骨 角 小计 MNI/％ 肩胛骨 肱骨 掌骨 股骨 跖骨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左 右 马 5 3 1 3 2 1 2 1 18 5/28 山羊 4 3 1 2 3 2 1 1 1 1 19 4/22 绵羊 3 3 1 2 3 1 1 1 15 3/17 黄牛 1 1 1 1 1 1 6 1/6 水牛 1 1 1 1 1 5 1/6 猪 2 2 4 2/11 马鹿 2 2 1 1 1 1 1 9 2/11 小计 18 14 4 4 10 8 3 2 4 5 3 1 76 18/100 解剖部位总数/百分比 32/42 8/11 18/24 5/7 9/12 4/5 —

表1 动物骨骼种类、 解剖部位、 最小个体数及其百分比 Table 1 Animal bones species, anatomical site, the minimum number of individuals and the percentage

遗址中骨制品制作与加工，按骨骼材料的不同解剖部位，分别从肢骨与角骨两类进行叙述。

包括有马、 山羊、 绵羊、 黄牛、 水牛、 猪、 马鹿计7种动物的肩胛骨材料，总计发现有32件标本。肩胛骨在骨料材料中出现比例最大，约占骨制品材料总量的42％（表1）。这些肩胛骨均被加工为“骨铲”。其加工方法是对耸起的肩胛冈进行削平； 对关节盂旁边的肩胛骨结节进行砍削，对砍削面进行一定程度的刮削和打磨，使窄、 圆的关节盂部位更加便于手握。所出土的“骨铲”标本中，绝大部分肩胛骨喙突（俗称肩胛板）已残损。宽大的喙突面应为骨铲的刃缘区，窄圆的关节盂部位应为手柄区（手握部位）。其典型性标本介绍如下:

骨铲，H43:骨27。其原材料是1件马的右肩胛骨。该标本是衙署遗址出土骨铲中，唯一一件保存有肩胛骨完整长度的标本（其他标本由于使用的原因，骨铲刃缘均有残缺）。肩胛骨喙突前侧缘有一定残损，其余部位保存完好（图1-3）。标本长29.5cm，残宽12.5cm。从肩胛冈砍削残迹上观察，肩胛冈中部高、 上下低； 并且其横断面较直，纵长轴与肩胛骨背侧缘基本平行。肩胛骨关节盂呈椭圆形，关节头侧缘有缺口。这种肩胛骨与关节盂特征，是属于马肩胛骨的特点^[10]。该件骨铲除与其他骨铲一样，具有肩胛冈削平、 肩胛骨结节砍削等共性加工特征外，其特殊之处是在肩胛骨喙突缘与背侧缘的交汇角，有一个从腹侧面向外表面的圆形钻孔，钻孔旁边还用黑色墨汁手写一个“高”字（图1-4）。钻孔形状为圆形，直径约3.8mm。在显微镜下观察，钻孔正面有位置相近的3个起钻点，有2个起钻点初始钻即被停止，第3个起钻点是一次性完成的一个穿孔（钻穿）（图1-1）。钻孔壁面陡直，钻孔起钻点（正面）边缘有轻微的起翘特征（在钻头压击作用下，钻孔边缘骨质有机物受挤压后的变形特征），背面边缘则有较明显的抵压破损性疤痕（图1-2）。从正面有3个起钻点的情况观察，这一钻孔是在慎重考虑、 选定位置后，然后一次性钻穿完成的。从钻孔形态上分析，其孔径规则、 壁面陡直、 正面和背面特征清楚，应该是使用铁质钻头所完成的。我国金属钻具的使用历史，首先是在商代早期（二里岗遗址）出现青铜钻，此后在战国以来已开始较多出现使用铁质钻具^[11]。

图1(Fig.1)

图1 骨铲（H43:骨27）保存形状及表面钻孔、 文字显微图 1. 钻孔正面显微图； 2. 钻孔背面显微图； 3. 骨铲背面视和正面视； 4. 文字显微图 Fig.1 Bone shovel（H43:bone 27）shape and surface drilling，Chinese character micro-graph

图2(Fig.2)

图2 骨哨形态及显微观测图 1. 骨哨形态图； 2. 骨哨骨管截断面打磨现象显微图； 3. 骨哨骨管关节面削制与打磨现象显微图； 4. 骨哨吹孔显微观测图 Fig.2 Bone flute shape and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figure

骨铲，H43:骨28。这是1件用山羊左肩胛骨制作的骨铲。其主要加工痕迹，体现在肩胛冈削平、 关节盂砍削及打磨等方面，加工工艺具有代表性特征。该肩胛骨的生物解剖学特点，包括有关节盂扁圆、 肩胛骨结节小、 肩胛冈倾斜、 肩峰突出等特征。这些生长特点，显示出其是属于山羊肩胛骨^[12]。

肱骨是哺乳动物前肢的上臂骨，具有粗大、 骨质坚硬等特征。发掘出土的肱骨骨骼材料，均是被作为骨料使用的残件，包括有马、 山羊、 绵羊、 水牛、 马鹿等动物的骨骼。其加工痕迹有砍击、 砸击、 锯切等。肱骨骨骼制品发现有8件标本，在骨骼材料中约占11％（表1）。所发现标本主要是骨骼两端的关节部位，应该是被遗弃的废料。

股骨俗称大腿骨，形态长大、 骨质坚硬（图2）。发掘出土有马、 绵羊、 山羊、 黄牛、 马鹿的股骨残料（主要为用剩的关节头部位）。计有5件标本，在骨料中约占7％（表1）。有1件用羊股骨加工制作的骨哨尤为重要。

骨哨，H43:骨36，原料为山羊左股骨（图2-1）。股骨近端关节面被锯切掉，锯切面经过了细致打磨，打磨工作主要集中在边棱区域的骨密质层。其锯切面上留下有多个圆润的打磨面（图2-2）。股骨远端关节面，其凸起的关节部位（髌骨滑车、 外侧髁，等）也经过削平和轻微的打磨。但打磨后的削平面上，仍可见刀削的茬痕，以及铁刀削平工作中的停顿痕迹（图2-3）。由于这些刀削痕留有明显的茬口、 停顿痕迹，所以可以判断出，该件骨哨是在骨骼新鲜状态下（骨质含水分状态下）被加工成型的^[13]。在股骨近端关节面内侧（临近跖面窝部位），用刮削的方法，挖凿出一个椭圆形穿孔，该穿孔与骨管内腔贯通，是为骨哨的吹孔。在显微状态下，可以观察到吹孔周缘的骨密质层下凹，呈现多次、 重复刮挖的状态。但吹孔的壁面（洞壁）陡直，显示出是在该部位刮挖出与髓腔的穿孔后，使用刀具插于穿孔内，由中间向周边进行旋转式刮挖。这种旋转式刮挖进行的非常细致、 谨慎，保持了吹孔壁面的陡直和规整（图2-4）。骨哨标本长12.2cm，穿孔长15mm，宽10mm。

掌骨是哺乳动物前肢掌部的骨骼，跖骨是其后肢足部的骨骼。掌骨、 跖骨远端分别为指骨和趾骨。掌骨、 跖骨形态一般为骨管状，内部有髓腔。围裹髓腔的骨密质层厚而坚硬，常被古居民利用为骨制品加工原料。

（1）掌骨 发现的皆为残损骨料，包括有马、 绵羊、 山羊、 黄牛、 水牛5种动物的骨骼。计有18件标本，在骨料中约占24％（表1）。骨骼表面加工痕迹主要有砸击痕迹和锯切痕迹，均为取料时的初步生产加工痕迹。

骨料，H43:骨54，原料为黄牛左侧掌骨。其生物学特征为骨干横断面呈“D”字形，愈合后的第3、 第4掌骨对称性较好，骨干总体形态比跖骨骨干粗壮^[14]。标本表面保存的骨制品加工特征，主要是在骨干中部（靠近远端部位），使用铁锤从背面向腹面垂直进行一次性重击，产生一个半圆形的凹陷坑和平齐的断裂面（图3-5）。这是一种有经验的技术性取料加工，其工作意图应是裁取和选用备料。标本长13.8cm，近端关节面左右径7.3cm，上下径4.8cm。

骨料，H43:骨55，原料为山羊右侧掌骨。标本为锯切后剩余下来的掌骨远端关节面部位（图3-6）。标本长51mm，远端关节面左右径5.3cm，上下径3.2cm。锯切工作面平齐，系未经停顿的一次性锯切完成。锯切面保存有锯条来回拉切的密集条痕（图3-1）。从锯切面平整、 锯条痕凸起程度微弱、 锯条痕迹密集等特征分析，反映出金属锯条的锯齿低矮、 密集、 尖细，是一种适用于精细加工的锯条。

（2）跖骨 出土有马、 山羊、 绵羊、 黄牛、 水牛、 马鹿6种动物的骨骼材料，计有9件标本，在骨料中约占12％（表1）。主要为被锯切后所遗弃的骨骼两端关节部位，以及被砸击、 剥裂后尚未使用的骨片（该类骨片属于初级加工、 待用的骨料）。

骨片，H43:骨64，原料为马左侧跖骨。标本为被砸击加工后，所保留下来的跖骨近端的一部分（图3-7）。从保存形态上可以观察出骨干横截面近圆形，近端关节面粗大、 对称的特征^[15]。加工痕迹主要是一处从背部外侧面向内侧面进行的重力锤击，打击点宽大，破裂面有放射线。在重力锤击下形成一个宽大的破裂面，受此破裂面影响，剥裂、 产生了该件宽大的骨片。这是在一次重力锤击下，一次性产生的宽大骨片，生产者显然掌握有专业和熟练的骨制品加工技术。标本长189mm，宽48mm，厚29mm。

图3(Fig.3)

图3 骨料及骨制品加工工具 1. 山羊掌骨锯切面显微图； 2. 磨石； 3. 磨石磨砺面显微图； 4. 残锯条； 5. 黄牛左掌骨； 6. 山羊掌骨； 7. 马左跖骨； 8. 木质刀柄 Fig.3 Bone materials and bone artifacts processing tools

该类骨骼材料发现有水牛角心、 山羊角心、 绵羊角心、 马鹿角尖等。计有4件标本，在骨料中约占5％（表1）。

骨料 H43:骨68，标本为水牛左角心。角心与额骨连接的根部，有砍切、 折断痕迹。角心尖端，有整齐的锯切痕迹，锯切面非常平整，锯切面大小为前后径28mm，上下径17mm。角心根部前后径8.5cm，上下径4.8cm。角心弧长32.8cm。角心表面粗糙，内部为骨质隔膜相间隔的空腔。角心上、 下面都比较平，前、 后面略为外凸（前面外凸更为明显）； 横断面呈扁圆形。平齐的锯切面，显示出是使用精细的锯切工具一次性锯切完成。牛是蒙古族人蓄养的大家畜之一，牛角常常是蒙古族人生活中所模仿的器具形态（牛角杯、 牛角刀等），牛角心也是蒙古族人制作骨器的常见原料。如使用牛角心制作刀柄、 镶嵌器具把手等。由于牛角心尖端非常坚硬和尖锐，所以在使用牛角心为骨器原料时，工匠常常把角心尖端锯切掉。

鹿角锥H43:骨69，原料为马鹿左角眉枝（图4-2和4-3）。标本长13.8cm，根部（与主干结合部）有一个平整的锯切面（4-1），面积为18cm×16cm。该角尖尖端有多个磨耗使用面（图4-4），显示出是使用其尖端进行锥刺时所遗留。在接近角尖尖端部位时，可以观察到其光滑的表面，有多条与角尖长轴呈横向细沟纹。这些细沟纹长短不一，横断面都比较浅，沟底部与骨表面一样都比较光滑和具有光泽（图4-5）。这种沟纹特征，与人类用工具进行的切割和刻划痕迹不同。切割和刻划的沟痕肩部有翘茬、 底部有平行的细纹。而这种横断面肩部光滑、 底部平滑并光亮的沟纹，应该是赤鹿对角部的摩擦或其他生活行为所遗留。

图4(Fig.4)

图4 马鹿角锥鉴定显微观测图 1. 角锥锯切面显微观测图； 2. 马鹿角生长形态图； 3. 马鹿角锥标本； 4. 角锥上侧面使用痕显微观测图； 5. 角锥下侧面使用痕显微观测图 Fig.4 Red deer horn awl identify microscopic observation figure

从骨制品表面人类所遗留的各种痕迹现象观察，骨制品加工工具应有铁锤、 铁刀、 金属锯、 金属钻、 磨石等多种。譬如，在多个骨料表面，发现有取料时的铁锤砸击痕迹（H43:骨54、 H43:骨64，等）； 在出土的骨哨表面，可见到有使用铁刀进行的刮削痕迹（H43:骨36）； 在出土骨铲表面，发现有使用金属钻钻孔的痕迹（H43:骨27），等等。除了上述从痕迹现象上可推测出的骨制品加工工具外，发掘中还出土了部分骨制品加工工具实物。包括有木质刀柄（残）、 铁锯条（残）、 磨石，等。

木质刀柄，H43:MQ1，保存基本完整（图3-8）。木质细密，坚硬。与铁刀结合部有明显的铁刀柄环嵌入痕。木柄长12cm，最粗径3.2cm。

铁锯，H43:TQ1，仅保存有一个锈蚀严重的铁锯条，长9.6cm、 宽0.9cm、 厚0. 15cm（图3-4）。锯齿短而细，因锈蚀原因已多损坏。

磨石，H43:S1，标本保存完整（图3-2和3-3）。原料为棕红色细砂岩，原型为采集的自然石块。除工作面保存有完整的磨砺面外，其余部位均为自然面，无加工痕迹。工作面位于标本最宽大的部位。长2.5cm、 宽2.1cm、 厚1.5cm。

衙署，是我国唐宋以来地方行政官府办公和居住的场所。主要为官吏活动区域，与一般居民区、 商业区、 作坊区之间有封闭的高墙完全隔离^[16]。并且衙署建筑在布局和具体使用形式上，还非常讲究风水、 等级观念等^[17]。因此，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地位较低的骨制品生产行业遗存，在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于重庆府衙这样的建筑遗址里的。那么，我们从重庆府衙景观池里发掘出的骨制品及其加工工具，是由于什么原因被埋藏在这里呢？解析这一原因，我们需要对宋元时期重庆府衙使用背景进行详细分析。

南宋末期，四川（长江上游）及长江中、 下游绝大部分地区，已均被蒙（元）军占领。南宋流亡朝廷避至东南沿海落脚（今广东江门等地）。当时重庆作为长江上游重镇，仍然有宋庭地方官吏听从于南宋朝廷号令，先后建筑和加固了重庆府城、 钓鱼城（重庆府合川县，位于嘉陵江与涪江汇合处）等，在重庆建立了屏山滨江的立体防卫型城池建筑，坚持从事抗元斗争^[18]。在元军横扫欧亚大陆的军事锋芒下，重庆地区作为独立的抗元主战场，屡挫元军，甚至于使蒙古帝国大汗孛儿只斤·蒙哥（成吉思汗之孙、 拖雷长子，史称“蒙哥汗”）战死于合川县钓鱼城下（公元1259年，至元三年）^[19]。直至元朝立朝十五年后，公元1278年（至元十五年）春，重庆府主将张珏率兵出城与元将也速得儿大战，珏兵溃，城中粮尽，帐下降将开门投敌，重庆府城才最终被元军占领^[20]。元军占领重庆后，主将探马赤为重庆路达鲁花赤（地方行政长官），率领元军驻扎重庆城，以重庆府衙作为长江上游军政指挥大本营。并以重庆城为根据地，为继续攻打钓鱼城的元军掳掠、 提供战时物质。公元1279年（至元十六年）春，东南沿海元军，与南宋流亡朝廷在广东新会（今广东江门市）崖门海域，展开一场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宋军败绩，南宋王朝覆亡^[21]。在南宋朝彻底不复存在的情况下，钓鱼城守将王立，遂以不可杀城中一人为条件，接受了元军停止抵抗的要求（蒙哥汗在钓鱼城下受伤阵亡前遗言:“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22]）。钓鱼城在重庆府城被攻破后的第二年，在南宋朝彻底覆亡不复存在之后，才以元军战争史上罕见的和平形式归顺元朝（元军之俗对抵抗城市破城后屠城）^[23]。至此，元军才最终结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所以，重庆府城、 钓鱼城抗元战争史，是宋、 元历史转折时期的标志性战争。

唐宋以来，汉人朝廷对土木工匠及其他手工业者实行“匠户”制，官设作坊，一方面便于强征匠户无偿劳动，一方面便于对匠户征收实物税，工匠劳作一般限制在作坊里^[24]。因此，在宋庭控制的重庆府衙里，是不可能出现骨制品生产遗存的。而蒙古族原为漠北游牧部落，生活简朴，工匠匮乏。所以元军早年在征服阿拉伯、 波斯等中亚各国时，便已开始把掳掠各色工匠作为战争主要目标之一。元军在对我国西北、 中原汉人居住区战争中，也同样掳掠大量工匠充入军籍，称为军匠^[25]。如元太宗七年，“签宣德、 西京、 平阳、 太原、 陕西五路匠人充军，军中有回回、 河西、 汉儿匠人”^[26]。元军战争中，对一般居民大行屠杀，对匠人则强掳随军，所以元军中军匠很多。如《元史·张荣传》记载，汉人将领张荣“领军匠，从太祖征西域各国”。《元史·兵志》记“取匠为军，曰匠军”，等等。由于元军组成成分中，普遍存在有军匠。所以在驻扎于重庆府衙中的元军里，其人员除了将帅和作战士兵外，也必定会包括有一定数量的军匠。因此，重庆府衙遗址的骨制品遗存，应该是在元军控制重庆府衙、 以该府衙为攻打钓鱼城后方大本营期间（公元1278-1279年）^[27]，部队中的军匠遗留物。

重庆府衙遗址骨制品属于元军所有的证据，还有来自于骨骼材料和元军制骨生产传统等方面的分析，包括:1）骨骼材料的动物种类面貌。 遗址出土骨制品（包括半成品）材料中，较多出现有马和羊的骨骼（马为28％，山羊、 绵羊合计39％），另有少量牛和猪的骨骼（黄牛、 水牛合计12％，猪11％）。这种骨制品原材料的组成特征，与我国中原和南方地区骨制品材料属性有明显区别。此前，我国中原和南方地区骨制品材料，一般是以牛为主，另有少量猪和其他野生动物骨骼^[28]。马、 羊系北方游牧民族所蓄养的主要家畜，以马和羊骨骼作为骨制品主要原材料，显示出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特征。2）马鹿的出现及其证明作用。骨制品材料中有马鹿的骨骼，还有用马鹿角尖制作的骨锥。马鹿骨料的出现，也为这批遗物属元军所有提供了重要证据。马鹿在史前、 先秦时期是北方草原地区重要狩猎对象，青铜时期蒙古人可能已对其有一定程度驯化^[29]，宋元时期我国北方有马鹿蓄养^[30]。重庆衙署遗址出现马鹿骨制品，这应当是蒙古族（元军）携带至此所遗留。3）元军历史制骨行业的传统。史料记载，元军早期是以骨制品为主要军备材料，“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止用白木为鞍，桥鞔以羊皮。蹬以剜木为之。箭镞则以骨。无从得铁”^[31]。后来，在元军发展为世界强军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元军中也还保持有骨制品生产，习惯用羊角制弓； 马骨为器具； 骆驼和鹿骨骼常用来做箭镞^[32]，等等。

府衙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表面墨书有“高”字的骨铲十分引人关注。该“高”字独立书写于骨铲工作区域（刃缘）醒目位置，显系是属于标志性意义，应该是作为一个姓氏在使用。元军中何以会出“高”姓军匠呢？这是由于元军在我国西北和中原汉人居住区里，曾经掳掠了大批工匠。在征战重庆的元军里，其中包含有很多来自于西北地区或中原地区的汉人^[26]。所以，这件书有“高”字的骨铲，应当是高姓汉人军匠生产和使用的。

重庆府衙遗址骨制品的发现和研究，对该府衙遗址埋藏时间、 元朝初期骨制品加工工艺与使用、 宋元战争史研究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宋元战争时期，元军从公元1278年春驻扎入重庆府衙（距今约738年），至合川县钓鱼城1279年春和平归顺，元军占领、 使用重庆府衙署的时间恰好为1年^[22]。根据骨制品埋藏于重庆府衙的特殊性质，以及骨制品材料的动物种类面貌（以马、 羊骨骼为主）和特殊种类的出现（北方草原动物赤鹿）等，可以确定这些骨制品及其相关遗物，应是元军在重庆府衙驻扎期间所遗留。根据元军曾驻扎于重庆府衙的具体时间，我们也可以确定这批骨制品的具体埋藏时间: 即公元1278年春至1279年春。因为只有在这1年时间之内，重庆府衙是属于在战争状态下被元军占据和使用时间。

根据出土骨制品及相关遗物，我们认为该遗址骨制品加工工艺具有以下工序: 第一步，选料。所出土骨制品的骨骼材料，均属于大型哺乳动物。其骨骼解剖部位主要限定在2个方面: 肢骨和角骨。肢骨包括前肢的肩胛骨、 肱骨、 掌骨，后肢的股骨和跖骨等，其中以肩胛骨为最多。这种骨骼材料特征，显然是经过挑选性使用的结果。第二步，取料。取料方法包括有使用铁锤砸击、 铁刀砍击和铁锯锯切等。第三步，加工成型（粗加工）。成型方法包括砍击、 刮削、 挖凿（如骨笛的吹孔）等。第四步，精加工。精加工中包括使用砺石进行打磨和铁钻钻孔。此外，使用墨书进行标记也可以归属于精加工内容。由于元军在重庆府衙内驻扎时间较短，所遗留骨制品及其加工工具较少。所以，目前从出土物中观察到的骨器种类较少，仅包括有骨铲、 骨锥、 骨哨3种器型。其中骨铲是主要器型，骨锥和骨哨可能是偶为之物。除这3种器型之外，我们从存在有掌骨、 跖骨和牛角心骨料的情况进行分析，当时这里应该还生产有骨质装饰品和器物把手等（骨质致密的掌骨、 跖骨，以及形态较大、 适宜取用的牛角，在骨制品生产中常用于制作装饰品和器物把手^[33]）。骨铲，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人类骨制品中的重要器类。但不同时期、 不同遗址中的出土物，其大小和用途也各有差别。宋兆麟先生根据我国所发现骨铲的使用方式，把骨铲划分为土铲（骨耜）、 饭铲（骨匕）和灰铲（火塘用具）^[34]。对重庆府衙遗址出土的骨铲进行观察，发现其加工特征和使用方式与上述骨铲均有一定区别。譬如，缺少土铲（骨耜）上常见的捆绑痕迹，没有饭铲（骨匕）的精细磨制与加工，无灰铲（火塘用具）表面常见的烧灼痕迹，等。重庆府衙遗址出土的骨铲，有两个方面显著特征值得关注: 一是其数量多，骨铲是该遗址骨制品主要器类。这一现象，与我国西周以来很多制骨作坊的专业化特征相似。如我国以前所发掘的陕西长安县沣西遗址制骨作坊、 扶风县云塘遗址制骨作坊等，均是以制造骨笄为主要器型的专业作坊^[35]。重庆府衙遗址的骨制品生产，可能也存在有骨制品专业生产特征，即把骨铲作为主要生产器型。二是该遗址骨铲的刃端（肩胛骨宽大而薄的喙突端），大部分已因使用造成残损（断缺）。但在保存较好的标本上，未见对刃端进行打磨及其他加工痕迹，也未见刃端有明显的逆向摩擦痕迹（在工作对象密度较高、 重力较大情况下，骨器刃端会留下逆向磨蚀线条及磨圆现象）。由此我们判断，这些骨铲的使用方式，可能不是依靠刃缘进行用力下切或铲刮，而可能是使用刃端进行力度较小的搬运和搅拌（横向使用）。考虑到元军是以骑兵为主，军队中存在有给军马喂食马料的日常军务。所以我们认为，这些骨铲可能是用于给战马分食、 搅拌食物的“料铲”。

重庆衙署遗址骨制品，是研究宋元战争史的重要实物见证。该批材料以实物反映出，宋军、 元军在重庆地区曾经进行的关键性历史战争。对我们认识元军以骑兵为主，元军中裹挟有大量军匠等军制特点也提供了实物见证。骨制品是人类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同石制品、 陶制品、 金属器具一样，是研究人类历史演进的重要实物材料^[36]。重庆衙署遗址骨制品，是元朝初期军匠生产骨制品的首次集中发现。它们的加工工艺、 器物类型以及特殊埋藏背景等，对我们进行宋元历史转折研究、 宋元骨制品加工与使用等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