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要素配置扭曲现象，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为严重。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要素配置扭曲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Hsieh 和 Klenow(2009)、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以及朱喜等(2011)研究发现，无论是单要素还是多要素配置扭曲，都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TFP)。导致要素配置扭曲的原因很多，而制度原因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许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都在经历向市场经济转型，希望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但从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的经验来看，市场化改革对转型国家的要素配置效率具有异质性影响。例如，同样是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许多独联体国家的国民经济并没有像一些中东欧国家那样转型成功，在转型初期，要素配置效率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

以往研究要素配置效率的文献大多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和随机前沿分析(SFA)等方法来分析要素配置扭曲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但这类方法不能说明要素配置扭曲产生的来源，也不能解析制度因素与要素配置扭曲的联系，更不能解释相同制度水平上各国在要素配置效率方面的差异。为此，本文从适宜制度的视角来分析一国的制度偏离对其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适宜制度”的概念来源于Gerschenkron(1962)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该理论指出，后起国家具有向先行国家借用先进技术的优势，因而可以迅速实现高工业增长率，但后起国家要想通过该优势实现向先行国家的收敛，则必须建立适宜的制度。Acemoglu 等(2006)建立了一个适宜制度和非收敛的“制度陷阱”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不同的制度适用于不同的技术创新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适宜制度是指在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上，市场和非市场方式(如政府宏观调控)调节边界的动态变化要与本国的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相适应，并且要根据条件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使制度安排有利于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诺斯提出的“适应性效率”概念注重的是长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的关系，本质上是社会整体制度变迁最优的动态效率；而“适宜制度”强调的是相对性，考察重点是短期内过渡性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从长期来看，适宜制度还应包括制度变迁的次优动态效率。 为了表明适宜制度的内生性，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参数来刻画实际制度与适宜制度的偏离程度，然后在Hsieh和Klenow(2009)以及朱喜等(2011)的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两要素跨部门的完全竞争模型来计算要素配置效率，从而利用实际制度与适宜制度的偏离来解释要素配置扭曲的制度原因，并利用53个国家1995-2012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国的制度偏离显著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但随着要素配置效率的降低，制度偏离的边际效应呈递减趋势。本文还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专门分析，结果表明：在进入21世纪以前，中国较低的制度偏离使得要素配置扭曲指数逐年降低，这说明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要素配置方式实施低市场化水平的制度安排是合适的；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制度偏离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同时造成了要素配置扭曲指数的提升。可以预见，中国未来的制度偏离会进一步加大，从而导致其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增强。为此，中国应加快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使市场化水平与适宜制度相匹配，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1)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适宜制度理论；(2)拓展了Hsieh 和 Klenow(2009) 以及朱喜等(2011)的模型，从理论上说明了制度偏离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3)利用53个国家1995-2012年的数据，估算了制度偏离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程度。

近年来，在国别经济比较的研究中，TFP成为解释各国经济绩效差异的重要因素。既然要素配置扭曲会导致总量TFP损失，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要素配置的扭曲呢？Hopper(1965)、Sahota等(1968) 、John(1971)以及Tobin(1972)等学者认为，制度约束是产生要素配置扭曲的最重要原因，因为制度约束导致要素市场分割，形成要素流动壁垒，要素无法实现自由流动，因而无法实现最优配置。Kornai(1986)从预算软约束角度验证了这一观点，认为政府管制是要素配置扭曲的原因，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存在加剧了要素配置扭曲。国内学者主要针对中国的要素配置扭曲现象进行研究。林毅夫(2002)认为我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导致要素配置扭曲的主要原因；胡和立(1989)以及卢峰和姚洋(2004)认为，我国资本配置扭曲的原因是资本市场存在金融抑制，使资本的实际利率低于市场出清利率，并且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导致严重的信贷歧视；盛仕斌和徐海(1999)发现，我国不同地区间要素市场的扭曲现象存在差异，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要素价格扭曲现象更严重。

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从制度安排上减少政府管制、提高市场化水平可以打破国内要素市场分割的局面，从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然而，许多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李新(2007)发现，俄罗斯在转型初期移植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正式制度遇到本土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使得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失灵，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调整了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方式上确定了“可控的市场经济”制度，反而取得了显著成效。McKinnon(1994)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之所以成功，在于政府对价格的控制，尤其是政府通过金融部门对资本市场的控制，避免了金融部门自由化造成的经济波动。Huang和Wang(2011)还发现，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初期实施金融抑制政策，不仅没有降低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反而起到了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依靠市场方式配置资源对要素配置效率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简单直接的，它还受制于其他因素。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市场发展的不完备、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会放大市场失灵，而非市场方式参与资源配置可以纠正市场失灵，满足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迫切需求，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快速起飞(王永钦，2010)。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非市场方式参与资源配置的成本会加大，而市场机制可以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此时，在要素的配置方式上继续实施低市场化水平的制度安排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在Hsieh和Klenow(2009)以及朱喜等(2011)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两要素跨部门的完全竞争模型来计算要素配置效率，然后构建了一个参数来刻画实际制度与适宜制度的偏离程度，以此来解释要素配置扭曲产生的制度原因，说明制度偏离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

假定一个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制度安排取决于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外部环境等)，我们用如下方程来反映t时期实际制度与适宜制度的偏离程度：

其中，I是实际制度，i用来衡量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λ是与资源禀赋和制度禀赋匹配的最优制度安排系数，λi_t反映t时期一国或地区应该采取的最优市场化水平，即适宜制度。δ_t反映实际制度与适宜制度的偏离程度：δ_t为正说明实际制度超前于当前的适宜制度，δ_t为负说明实际制度落后于当前的适宜制度。

在t时期某种要素市场上，由于实际制度与适宜制度存在偏离，要素价格不能准确反映要素供需双方的信息，因而无法实现市场出清，进而导致要素价格出现扭曲。该扭曲是制度偏离程度δ_t的增函数，用θ(δ_t)表示。要素配置扭曲最直观的表现是各部门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不相等，Temple(2001)和Rogerson(2008)发现，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存在非市场因素差异，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使部门之间要素报酬存在明显差距，造成了要素配置扭曲。假设t时期一国任一企业的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Cobb Douglas生产函数：Y_i=A_iK^α_iL^β_i，α+β=1。其中，Y_i是产量，A_i表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L和K分别表示企业投入的劳动和资本，α和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假设不同国家的要素产出弹性不同，而同一国家的要素产出弹性相同。我们用w和r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价格。简单起见，假定全国共有n个这样的生产企业，所有企业生产相同的产品Y，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产品价格为P。 假设第i个企业面临的劳动和资本价格扭曲分别为θ_Li和θ_Ki，则劳动力的最终价格为w+θ_Li，资本的最终价格为r+θ_Ki。因此，第i个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整理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式(3)与式(4)分别表示资本与劳动的边际产出与该要素的平均产出成正比。资本和劳动在生产中的最优配置为：

通过式(5)可以看出，如果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是完备的，资本与劳动之比应该是一个常数，所有生产部门应该按此最佳配置进行生产。但是，由于每个企业面临的扭曲程度不同，它们的配置也各不相同。资本与劳动的比值越高，说明生产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越多，意味着劳动的扭曲越大；反之亦然。第i个企业按最优配置投入生产要素，整个社会的产品总收入$\sum\limits_{i = 1}^n {{Y_i}P}$ 和总投资K分别为：

其中，$\frac{1}{{1 + \bar \mu KL}} = \sum\limits_{i = 1}^n {\frac{{\left( {1 + {\theta _{{L_i}}}/\omega } \right)}}{{\left( {1 + {\theta _{{L_i}}}/r} \right)}}} \frac{{{L_i}}}{L}$。式(7)反映了社会中总资本与总劳动投入之间的关系。$1/\left( {1 + \bar \mu KL} \right)$可以看作每个企业面临的要素价格扭曲的加权平均，是衡量社会全部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的指标，则社会生产投入的全部劳动力为：

将式(7)与式(8)代入生产函数Y=AK^αL^β中，得到：

由此，得到社会总量TFP为：

其中，$\left( {1 + \bar \mu L} \right) = \sum\limits_{i = 1}^n {\left( {1 + \frac{{{\theta _{{L_i}}}}}{\omega }} \right)} \frac{{{L_i}}}{L}$ ，可以看作是劳动力扭曲的加权平均。 为了方便比较，记不存在要素配置扭曲的社会潜在TFP水平为${\bar A}$，则有：

以式(11)为标准，如果式(10)与式(11)之间存在明显差别，说明要素配置扭曲的存在造成了潜在TFP损失，记这种损失为要素配置扭曲指数DI。DI也反映了消除所有要素配置扭曲后总量TFP可能增加的空间与要素配置效率，计算公式为：

由此可见，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与DI成反比，而DI受到实际制度与适宜制度的偏离程度δ_t的影响。制度偏离程度δ_t越大则要素配置扭曲指数DI越高，要素配置效率也就越低；反之亦然。

(一)变量与数据说明

我们采用1995-2012年的跨国数据来分析制度偏离对要素配置扭曲的影响，包括27个OECD国家和26个转型国家，共53个国家18年的样本数据。 OECD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转型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保加利亚、中国、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摩尔多瓦、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 我们用一国的市场化程度来衡量解释变量，具体数据来自于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华尔街日报测算得到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由50项指标构成，用以反映10个领域的经济自由度。

被解释变量为本文测算得到的要素配置扭曲指数(misallocate)，主要的解释变量为制度偏离程度，用一国当前的市场化水平与其最优的市场化水平之差的绝对值来表示，记为gap_abs。另外，我们还控制了一些其他影响要素配置效率的变量，包括：(1)地理位置，用该国到赤道的距离表示，记为lat，主要是用来控制那些可能影响要素配置效率的地理、气候等因素；(2)经济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记为open；(3)外商直接投资，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流入额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记为FDI；(4)城市化率，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记为urbanratio；(5)人口负担率，用工作年龄人口比重来表示，记为agedepen；(6)通货膨胀率，记为inflation；(7)储蓄率，记为saving；(8)人口密度，用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来表示，记为popdens；(9)政府规模，用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记为govconsum。

(二)各国要素配置扭曲指数的估计

为了估算各国要素配置扭曲指数，需要先计算OECD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要素产出弹性。假设同一类型国家的要素产出弹性相等，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得到这两类国家的要素产出弹性为：

其中，Y为GDP总量，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另外，加入了以年份表示的时间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各国GDP总量数据是以2005年不变价格核算的实际GDP，单位是美元；劳动力数据是每年参与生产的劳动人数。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WDI Online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各国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发布的KILM 8th Edition数据库中的“制造业工人每小时补偿成本”与“人均年实际工作小时数”相乘得到劳动力价格数据，调整为以2005年不变价格为基期的实际价格，单位为美元。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欧盟统计局的Euro STAT数据库获得。

资本价格应为使用资本的机会成本，所以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长期贷款利率表示，其中，亚洲国家数据来自于亚洲银行(ABD)数据库公布的年均贷款利率，剩余数据来自于联合国统计署，单位为百分比。

本文分别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对式(13)进行估计。Hausman检验显示，应当采用固定效应对各地区的要素产出弹性进行估 计，估计结果见表 1。从表 1可以看出，两类 国家的劳动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边际产出，说明经济产出中劳动的贡献要大于资本的贡献。OECD国家的资本边际产出低于转型国家，而劳动的边际产出高于转型国家，因为与转型国家相比，OECD国家拥有更丰富的资本，而且劳动力素质较高。得到要素产出弹性后，根据式(3)、式(4)和式(12)来估计要素配置扭曲指数DI，单位是百分比。^①

①为了节约篇幅，这里未列示要素配置扭曲指数DI的估算结果。

(三)适宜制度的估计

决定适宜制度的因素很多，但OECD国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要素配置扭曲也相对较轻，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要素配置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相对较小，因此，本文在控制了一些国家特征后，假设OECD国家在要素配置方式上接近或达到最适宜的制度安排。Rajan和Zingales(1998)、Sethi和Kumar(2013)以及余静文(2013)同样将OECD国家的制度安排作为最优的制度参照系。我们参考以上学者的研究方法，以OECD国家的市场化水平作为参照系来估计适宜制度。^②

②本文只想估计制度偏离与要素配置扭曲变化的趋势是否一致，并不一定要准确计算适宜制度，所以这样估计的适宜制度并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

控制变量包括：(1)人均GDP的对数值，用lngdppercap表示；(2)人口规模的对数，用lnpop表示；(3)人口密度的对数，用lnpopdens表示；(4)人口年龄结构，包括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少年抚养比为0-14岁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用Youthdep表示)，老年抚养比为65岁及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用Olddep表示)；(5)法律起源，包括英美法系(English)、法国体系(French)、德国体系(German)和北欧体系(Nordic)；(6)距赤道的距离，用纬度表示，记为Lat；(7)时间趋势t，用各年与1995年的差额来表示。

表 2报告了适宜制度的估计结果。如果采用固定效应的估计方法，就无法估计不可观测效应的系数，因而我们采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在表 2中，我们采取了逐步加入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回归。在列(1)中，我们控制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即人均GDP；在列(2)中，我们控制了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列(3)则控制了人口的年龄结构；列(4)控制了一国的法律起源和地理位置，为了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以英美法系为基准组，其他为处理组。从中可以发现，如果各组解释变量单独加入模型中，那么都与被解释变量显著相关，说明我们选取的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列(5)中，我们加入了上述所有的解释变量。根据列(5)的回归结果，结合各国的数据进行拟合，就可以预测一国的适宜制度水平。

从列(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人均GDP与一国经济自由度显著正相关，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更发达，相应的市场机制也会更加健全。而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与经济自由度的相关关系都不显著，这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日本的人口密度较高而加拿大的人口密度较低，但两国的市场经济都是比较发达的。而人口年龄结构(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与经济自由度显著负相关，主要是因为二者都会降低一国的劳动力供给，影响市场规模的扩大。在各种法律起源中，英美法系适宜的经济自由度要显著高于法国体系、德国体系和北欧体系，这与我们的认识也是一致的。而在我们考察的OECD国家中，经济的自由化程度随其与赤道距离的增加而降低，并且各国的经济自由化指数都是随时间增加而提高的。

(四)制度偏离对要素配置扭曲的影响

在预测出各国适宜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之后，我们采用各国实际的与适宜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差额的绝对值来衡量各国的制度偏离程度，用gap-abs表示。我们采用OLS方法检验制度偏离程度对要素配置扭曲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 3的列(1)-列(3)所示。

我们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列(1)中，我们仅放入了主要的解释变量。从中可以发现，制度偏离程度与一国的要素配置扭曲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列(2)中，我们进一步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列(3)则在列(2)的基础上加入了年份虚拟变量，结果显示，制度偏离仍与要素配置扭曲显著正相关。基于列(3)的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后发现，距赤道的距离越远，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越高，典型的例子就是俄罗斯；而对外开放也与要素配置扭曲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有些异常，可能的原因是，如果一国的经济过于依 赖外部市场，则会加大经济运行 的风险，扭曲国内的价格体系；而城市化可以带来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储蓄率的提升可以促进资本的积累，人口负担率的提升意味着工作年龄人口的增加，它们都可以显著提升要素配置效率；通货膨胀导致了相对价格体系的混乱，因而会提高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政府规模则显著提升了要素配置的效率，这说明样本国家的政府规模处于合理水平，在提供公共品等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

接下来，我们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3的列(4)-列(6)所示。从分位数的回归结果来看，制度偏离程度(gap_abs)在25%、50%和75%分位数上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实际制度与适宜制度间偏离程度的提高伴随着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的提高，且较高分位数制度偏离程度(gap_abs)的估计系数低于较低分位数，说明对于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较低的国家来说，制度偏离的负面效应较大，随着要素配置状况的恶化，制度偏离的边际效应递减。

(五)稳健性检验

1. 制度偏离的符号。前文对制度偏离的测算采用了绝对值的方法，显然，这一做法未能考虑制度偏离的符号。由前文分析可知，现有制度安排的市场化水平与适宜制度相比：如果超前，则制度偏离的符号为正；如果滞后，则制度偏离的符号为负。不同方向的制度偏离对要素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为了对此进行验证，我们根据制度偏离的方向将样本分为两个子样本加以检验。值得注意的是，转型国家在大部分时间里制度偏离符号为负(符号为负的样本有511个，符号为正的样本有387个)，说明大部分转型国家的制度安排滞后于适宜制度的要求，这一估计结果与现实情况也较为相符。检验结果如表 4的列(1)与列(2)所示。列(1)仅考虑了制度偏离符号为正，即制度安排的市场化水平超前的国家，估计结果表明，制度偏离对要素配置扭曲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列(2)考虑了制度偏离符号为负，即制度安排的市场化水平滞后的国家，估计结果表明，制度安排越滞后的国家，则要素配置的扭曲程度越高。

2.异常样本的影响。由于要素配置扭曲 指数是经过一系列复杂计算得到的结果，我们担心要素配置扭曲指数会受到异常样本点的影响，因而将异常的样本点剔除后再进行估计。以各国样本期间内的平均要素配置扭曲指数为基础，将要素配置扭曲指数小于各国平均扭曲指数5%分位数或大于95%分位数的样本加以剔除，得到子样本加以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4的列(3)所示。估计结果仍然表明制度偏离与要素配置扭曲显著正相关。

实际制度与适宜制度之间的偏离对要素配置效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而言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中国同其他独联体、中东欧国家一样，都处于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但在制度安排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有明显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其他大部分转型国家都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二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化水平仍然很低，并且近二十年没有显著变化。如图 1所示，1995-2012年中国的实际经济自由度指数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估算得到的2012年中国适宜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应该达到68.7，这与中国的实际指数(51.2)形成了偏离，并且符号为负。

图 1 1995-2012年中国的实际制度与适宜制度比较 Fig.1

图选项

通过图 2可以发现，中国的制度偏离与要素配置扭曲呈现高度的相关关系，在21世纪以前，中国较低的制度偏离使得要素配置扭曲指数逐年降低。这说明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实施低市场化水平的制度安排是合适的，接近适宜制度要求的水平。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制度偏离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同时要素配置扭曲指数上升。这主要反映了以下两点：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完善，中国的制度禀赋发生了变化，要求的适宜制度也发生了变化；第二，中国现在较低的市场化水平的制度安排使制度偏离加大，对要素配置效率有负面影响。

图 2 1995-2012年中国制度偏离与要素配置扭曲变化情况 Fig.2

图选项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速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使得非市场方式配置资源的成本日益增加。尽管中国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但制度偏离还是对要素配置效率造成了双重的负面影响。首先，21世纪以前中国要素配置扭曲指数处于较低水平，进入21世纪后，中国制度的偏离开始提升，其对要素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变得更加严重 ;其次，1995-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这导致适宜制度水平不断提升，如果中国经济未来仍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那么适宜制度水平仍然会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制度偏离会进一步加大，要素配置扭曲指数也会提高。

通过对53个国家1995-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本文验证了制度偏离对要素配置效率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假说：制度偏离水平的绝对值降低一个单位，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可以使TFP平均增长7.5%；对于要素配置扭曲程度较低的国家来说，制度偏离的负面效应会更大；随着要素配置状况的恶化，制度偏离的边际效应递减。

本文对于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并提升经济绩效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是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本文的结论表明，目前中国的要素市场市场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所要求的适宜制度。因此，中国应继续加快要素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正确处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首先，应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约束，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如取消户籍限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减少部门间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壁垒；同时，健全劳动力价格增长机制，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弹性，减小劳动力的价格扭曲。其次，应加快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直接融资等金融改革，避免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产生偏离，积极疏通社会资金在金融体制内外的循环，实现资本市场建设的目标从资金筹集型向资源优化配置型转变，达到资本和劳动资源的最优配置。

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打破资源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构建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改变资本配置低效的局面；减少要素配置的制度障碍和区域分割，统筹东西部要素协调互动，促进生产要素在各区域之间的合理配置。

三是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实施制度创新。从适宜制度的角度来看，各国的经济禀赋和制度禀赋等相差很大，这就决定了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适宜制度可能是不同的；转型国家在借鉴他国关于制度安排的经验时，应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实施制度创新。因此，尽管我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但改革也不应简单追求自由化水平的提升，而应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要求设定改革的阶段性目标。

*感谢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CXJJ 2013 336)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