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工程是人类朝向未来、变革当下以走向可欲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实践活动，因而体现着人的向往和人的智慧。工程实践不仅讲究程序和标准，而且讲求创造性地、巧妙地完成高质量的工作。这实际上可以被看作工程律令，它体现在“工程”这个中文词汇之中，因为该词是“工”与“程”的合成，“工”本指工匠的曲尺，代指匠人的劳动，引申义为“擅长”，而“程”则指过程、规范、标准。如此理解的工程，显然有着很强的人文意蕴。

然后，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工程是工程，人文是人文，两者天差地远，即使有关系，也是外在的、表层的或者说装饰性的关系。这种常识性的理解，实际上有其理论的对应物。例如，哈贝马斯将当代社会划分为两个领域：系统与生活世界^[1]。按照这个划分，工程当归属于系统，而人文当归属于生活世界；前者受制于工具理性，而后者通行着交往理性。在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埃吕尔则提出了很有影响的技术自主论观点^[2]。在他看来，工程活动是典型的技术现象，而现代技术已经获得了自主性，从而压制了人类自由，破坏了民主秩序，而自由民主恰好是人文的基本特质。事实上，这是自雪莱夫人发表科幻小说《弗朗肯斯坦》以来，人文主义者拷问工程技术的一个基本“母题”。基于“主人-奴隶”这种话语体系，众多技术哲学家认为，现代工程技术已经失去控制，人已经成为巨型机器的奴隶，已经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3]。可见，这些哲学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或者帮助建构了工程与人文对立的形象。也正是基于这种形象，各色各样关于工程与人文相互渗透乃至交融的讨论才会不断衍生出来。

本文试图展示一种不同的思路，旨在表明，工程具有很强的人文意蕴，甚至可以说，“工程即是人文”；所有的工程，都植根于人文；所有的人文，都是基于工程的人文或者工程之中的人文。具体论证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工程根植于人的超越性、工程聚合了人类利益关系、工程昭示着人的有限性、工程推动着人类的新进化。结语部分将据此引申出若干理论和实践含义。

二、工程植根于人的超越性

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任何先验地圈定人之本质的努力都注定会失败。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是未定型的、待定之存在，保有向着未来的开放性。这在哲学界基本上属于共识。正如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所言：“人类的本原，其实是一个本原缺失。……他们的存在是他们的生成”^[4]。与此相比，马克思似乎承诺了人具有本质，他在《论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就是说，人的本质并非与生俱来、永恒不变，而是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如此看来，他们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解还是基本一致的。

在最抽象的层次上，如果一定要说人的本质，无非就是超越性。这种超越性意味着求自由，意味着人始终在创造的途中，展开着自己，因此意味着人的“空”性。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人乃是一种生成，与其说是一颗成熟的果实，毋宁说是永远不完备的、有待完成的存在者；人总是有所期待，总是能够谋划未来，总是尝试超越自己，而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已然存在的承继下来的过往^[6-7]。尽管人类受制于过去的经验而处在“被抛”状态，但他仍然能够谋划自己的生存可能性，开启面向未来的新视野，创造与这个世界的能动联系。因此，人的本质就在于，人总是在谋划着自己的更高可能性，并将自己带向某种新的存在样态，尽管这种希望未必总是能够达成。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变革着自己，始终处在寻求和创造可能生活的途中，并为此而感受到生活的意义^[8]。

人们经常用使用工具、语言能力或智慧等来界定人与动物的区别，但这些并不根本。毕竟一些动物也会制造和使用工具，也有自己的语言，因此都有一定的智能。事实上，不是静态的技术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也不是静态的语言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因而不是静态的智慧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是追寻自由的“创造”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正是靠着创造，人类发展出新的技术、新的语言、新的智慧，即创造出技术、语言和智能的新增量“Δ”。这种带来全新可能性的创造从根本上说就是超越，同时也常常意味着僭越乃至破坏。按照圣经故事，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而知善恶，就是对上帝立法的僭越，从此被逐出伊甸园。今天盛行的“后人类主义”，鼓吹人的增强，可以看作“僭越”的当代形式。人类从动物世界脱颖而出，其实质就是告别那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从此不再有生活的宁静和安逸。那些固守既定性的动物，尽管也有自己的技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智能，但没有技术、语言和智能的进化，因而始终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处于熊彼特意义上的“循环流转”之中^[9]，只剩下周期性的种群扩张与收缩。这些动物实际上是环境的奴隶乃至环境变迁的牺牲品。

只有人类，在自由精神和创造精神的驱动下，靠着技术，靠着语言，靠着智能，找到了创造的“算法”，不仅能够适应环境，而且能够变革环境，乃至颠覆环境，以至于即便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也能生存下来甚至生存得更好。这种推陈出新，是任何其他动物难以企及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10]”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心智、语言和技术处在协同进化之中，而所有这些又集中体现在工程实践之中。

作为一种不完备的存在，人必须“善假于物”特别是利用人工物，才能应对自然的挑战，求得生存并实现超越。正如斯蒂格勒所说，“人类是人工性和技术性的，也就是说他们不能在自身找到意义，而是需要在他们制造、发明的义肢之中找”^[4]70。而人工物的创造则必须通过工程实践来实现。工程实践以及通过工程实践所获得的人工物，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同时也体现着人的精神需求。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强调：“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1]”总之，人类总是着眼于未来，试图变革当下的所予，特别是通过工程实践对周遭事物进行变革，创造出可用的各色各样的人工物。因此，工程活动乃是人类命定的选择。“我造物故我在”这句箴言，可以看作对这种命运的经典表达^[12]。

三、工程聚合了人类利益关系

如果说技术是人类存在的根基，那么，工程实践乃是基于相关技术及制度规范，建构人类新的生存可能性的探索旅程，由此调节和更新着人与自然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可以将工程实践看作构建特定人群、自然、技术和制度的“四位一体”的过程，而重大工程创新则意味着打破生活世界的和谐，重建全新的人、自然、制度与技术的四位一体，进而形成全新的生活时空和生存方式^[13]。在这个“四位一体”中，人是中心维度；技术和制度都是属人的、为人的，都需要基于人的维度加以评价；而人正是靠着技术和制度来应对自然的挑战，从而使自然本身也不断发生人化乃至技术化、制度化。既然一切都围绕着人类展开，那么工程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利益相关者的“交易区”(trading zone)乃至利益争夺的“战场”。

从现象学角度看，人以充满关切的态度遭遇世界，并束缚于情景之中，却从这些情景中向前投射自身。由于不同的人遭遇世界的方式和历史不同，因而其投射自身的方式也定然不同。既然如此，面对工程问题，不同行动者的感知和解读通常不会一样，对于客体“不完备性”的感知和解读通常各不相同，对于究竟如何改造现实，也会见仁见智。然而，任何工程活动都要求一定程度的协作乃至步调一致，因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权衡价值冲突和利益之争。面对这种局势，运用利益交换、设计架构乃至强制方式，来平衡这些价值冲突和利益之争，是工程实践的应有之义。因此，工程实践注定是一个化解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各种价值冲突和利益之争的过程^[13]。

只有将价值差异和利益之争消解在具体的工程设计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创新设计来“平衡”各方的不同看法和利益诉求，才能达到满意地解决争执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将各种技术因素和非技术因素加以调和，形成一个稳定状态，各得其所。为此，既可以通过“交易”或“补偿”方式得到解决，例如给三峡移民足够的补偿；也可以通过工程设计得到解决，例如，开发“训导性技术”(moralized technology)，将某种伦理规范置入人工制品或者系统中，引导用户采取特定行为或阻止其采取特定行为(如设计电视“童锁”，父母可据此阻止儿童看成人节目)^[14]。这样的调和与科学所要求的纯粹性迥然有别。科学通常要求系统地清除各类不相干因素特别是人文因素，生成一个“纯粹”的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是不依赖于任何人类行动者的主观要求的。工程则要充分调动众多“异质”要素并充分“调和”其中包含的各种矛盾要求，然后建构出具有特定功能的工程系统。

这种“调和性”是工程实践的一个根本属性。我们可以三峡工程为例加以说明：有人说，要防洪、发电、改善航运，因此要建三峡大坝；另有人说，库区移民量太大，不能建三峡大坝；还有人说，为了保护珍稀鱼类中华鲟，不能建三峡大坝；更有人说，一旦遭敌方攻击，溃坝将不堪设想，因此不能建三峡大坝。这些说法各有各的立场和认知，凸显出三峡工程涉及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及其特定“关切”，就此而言，他们各有自己的“理”，因此都“说得对”。这实际上也是所有工程活动都会面临的局势。当然，承认大家都“说得对”还只是一个开始。为了后续行动或者不行动，就需要尽可能通过谈判、补偿、交易乃至设计变更等，来调和或者消除这些价值冲突、利益之争，而这恰恰是工程最难以处理也是最为本质的方面。

处身于特定工程这个“交易区”，受益者支持，受损者反对，理所当然。工程争议的过程，也是对各种利益诉求进行充分揭示的过程。而工程实践的具体走向--上马疑惑下马、停建抑或续建、坚持原有设计抑或变更设计等等，就取决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和“交易”。当工程建成，一切尘埃落定之时，也就是达成全面利益平衡的时候。这种利益关系，未必只是直接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蛋糕，而且也涉及如何将蛋糕做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面对已成的工程实体，最初看到往往只是物质性实体，只有进一步细看，才能发现这个物质性实体背后的不可见的利益关系乃至权力关系。

由此看来，任何工程都植根于价值之网、利益之网，而任何工程的建构过程也就是重塑价值之网和利益之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是谁的利益、谁的智慧、谁的道德在工程中或者通过工程得到充分反映，当然至关重要。这是因为，特定的利益、智慧、道德一旦物化，就倾向于固化，就会有“溢出”效应，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未来的发展进程。这就是为什么，围绕工程展开的利益争夺有时候会如此激烈，以至于达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天在5G领域的国际纷争。

总之，工程实践就是各个利益相关者介入交易、发生争执并努力解决争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冲撞和实验，相关问题得以建构出来并加以解决，形成一个新的自然、人、技术与制度的“四位一体”，最终构造出新的社会常规和时空区域。当然，一个静态社会只有固化了的“四位一体”，而不会有“四位一体”的“状态改变”。要打破社会的固化状态，一个根本途径就是从事工程创新。这就需要特殊的一类人，即海德格尔所谓的具有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超越了“平均人”的“超人”。他们具有针对世界的非正统取向以及对另类观点的开放性。正是他们，能够引领大家从固化了的传统思维模式中脱身而出，综合考量各种新思路，将人类行动推向新的方向^[15]。

四、工程昭示着人的有限性

工程实践的目标是实现人类期待的可能生活。工程总是关乎未来，而未来尚未到来；工程实践是利益相关者互动乃至争斗的过程；人并非上帝，并非全知全能，没有哪个利益相关者可以对工程实践及其可能后果进行全盘掌控。因此，工程活动绝非完全可以预见的；工程总会超出人类的预想和掌控，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直面新事物乃至新问题的“涌现”。

一项工程活动的成败，通常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衡量：是否达成了预定功能目标，是否确保了工程质量，是否在预算范围之内完成，是否在预定工期之内完成，是否发生了严重事故。如果这五个方面都符合预期，那项工程就是成功的。然而，纵观工程历史，如果照此评判，真正成功的工程便少之又少。可以说，工程失败的威胁几乎是任何工程活动的伴生物，挥之不去。原因何在？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例如认识局限、腐败、玩忽职守、一时疏忽等等；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例如市场环境、政治环境乃至自然环境出其不意的变化。无论何种原因，都说明了人类自身能力的有限性。

人的有限性意味着，人类无法像上帝那样全知全能，因此只能通过摸索、实验来逐步降低不确定性，并在这种不确定性减低到特定程度之后进行决策并实施工程。因此，任何工程都是一段危险的旅程。人正是在工程活动中才强烈地体验着自己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并不都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也有本体论层面的。毋宁说，认识论意义上的有限性只是本体论层面有限性的逻辑结果。毕竟，对于尚未发生的事情，当然就不可能建立完备的认识。也正是这种有限性，成就了人对无限性的向往。人就是在这种无限和有限的对垒中不断前行。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工程创新者传达着一种新的生存可能性，成为僵化之物的毁灭者。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性，摧毁僵化之物，他们就必须经受考验并进入实验过程之中，其中伴随着各种力量的”冲撞”和新事物的生成^[16]。在这个过程中，创新者逐步增进他们的知识，逐步扩大可以掌控的范围，同时逐步调整自己的目标，才能达到较为满意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必然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促逼”，是熊彼特所肯定的“创造性破坏”：一方面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此前的程序、产品、知识体系和社会组织；另一方面则创造出新的程序、产品、知识体系和社会组织。这种破坏既有正面价值，也会有负面后果，而且这些价值和后果都有可能超出创新者的预想范围。特别是那些工程事故，除了人为的故意破坏，大多都是人们不情愿但又没办法杜绝的。乃至到了今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和工程活动的不断深化，人类已然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之上”，进入到了“风险社会”^[17]。无处不在又非清晰可见的风险，缠绕着人类以至于都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之中。

的确，工程带给人类的绝不只是获得感和幸福平安，工程引发的事故、灾难、强制、压抑、暴力等等，几乎无时无处不在。但是，人类如果不愿固守静态生活的话，就只有经受工程带来的“冲撞”和“暴力”。在人与自然的对垒、人与人以及群体与群体的永恒竞争之中，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个群体可以独守一隅，以固守自己想要的那份宁静。

可以说，工程实践者的有限性以及工程招致意外的必然性，对工程实践者提出了挑战。工程实践者不得不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为自己的僭越行动负责，这种挥之不去的责任是工程治理和相关制度安排的决定因素。今天人们呼唤“负责任创新”理念，正是人类有限性的必然要求。实际上，所有的工程规范都把安全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上，都要求工程师必须把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放在首位，保护人们免遭技术带来的有害影响，尤其是当伤害没有征得同意或者没有得到公正分配的时候。的确，很多工程问题的解决都掌控在工程师之手，他们有能力通过设计来满足各种相互冲突的要求。例如，对于使用哪个事关安全风险的安全系数，选择何种事关环境保护的材料，选择何种事关隐私保护的软件架构，等等，他们有责任做出避免风险或使其最小化的抉择。这就要求工程师具有良好的“德性”：他们不仅有高超的技术能力和敏锐的技术判断力，还有对工程风险的敏感性，对技术与社会间关系的清楚理解，对公众健康福祉的承诺以及对自然的看护之心^[18]。只有这类卓越工程师，才能更好地利用自己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主动应对工程风险。这不仅意味着工程师不应干不正当的事情，而且意味着他们应主动想方设法造福社会。

当然，要求工程师乃至一般工程实践者对工程的全部后果担负完全责任，也不近情理。毕竟，人是有限的存在，人对世界的把握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工程总是一种“超出”预想的活动，人类只能在实验和试验过程中，尝试性地驾驭工程。因此，社会还应该营造一定程度的宽容氛围，营造一个宽容僭越、包容失败的创新空间^[19]。事实上，如何让担负责任和宽容失败这两个方面并行不悖，是任何社会都要面对的重大课题，而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毕竟，没有创造的社会，人人平庸的社会既是不值得过的，也是注定要在自然的威力之下走向灭亡的。人类为了避免走向灭绝，就必须不断经受“创造性破坏”的阵痛，也只有凭借这种“破坏”，人类才能够不断创造出新的世界。这实际上意味着，从事工程、甘冒风险并承担责任，就是人类的命运。

五、工程推动着人类新进化

工程活动总是打破人类的存在基础，并不断重构人类的存在基础。这就要求人类同步调整以适应这个新基础，而这始终是一个重大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将自己的某些属性置入工程之中，而工程的建构本身也要求人类形成新的属性。这实际上是人与工程之间的属性交换乃至各自属性的不断创生过程。

在工程实践过程中，人和物是互为塑造的：一方面，人们按着自己的目的创造人工物，从而将人类的某种属性铭刻在人工物之中；另一方面，在人工物的创造和使用过程中，人也会相应发生或多或少的变革，因而成为了拥有某种新属性的“新人”。因此，可以说，工程实践是社会与物质世界相互调节的过程，是物性和人性的交换过程乃至协同创生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20]。这样，主体与客体(对象)的相互塑造和协同演化，就构成了工程实践乃至社会进步的基本环节。

事实上，随着工程实践的展开，特定工程共同体将被率先塑造出来并不断发生变革。在这个工程共同体中，有新的客户、新的供应商、新的工程师、新的工人、新的投资者、新的决策者乃至新的周边居民和公众。正是这些“新人”，将工程实践的潜在威力现实化了。伴随着新的工程实践而来的各种各样新职业的不断涌现，更是工程造就新人的具体体现。一般而言，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每一项工程的发展，都要求从业者乃至普通公众或多或少掌握新的知识、发展新的技能。从历史上看，这种对人的塑造一直在发生转变，而近代以来，这种技能的更新换代速度明显加快。人类属性的这种代谢和增殖，是工程实践的必然要求。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驾驭不断出现的新的“体外器官”。

所谓体外器官，就是工程实践的直接产物以及为了驾驭这些产物所建立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安排。它们尽管位于人类身体之外，但却支撑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是凭借它们，人类才能够从自然界中汲取更多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同时防范自然对人类的可能伤害。正如斯蒂格勒所言，人类是一种“以非生物性的器官求生存的生物”，而那是由人工物构成的体外器官；人类的历史就是“外置化的过程”，正是工程活动带来的器官外置化，重构了人类生存空间，人类也籍此装备了一种“人工记忆”，成就了人类的知识积累和代际传承^66-73。

的确，借助这些体外器官，人类过往的经验、能力和智慧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下来，成为未来人类社会活动和新的工程活动的基础和平台，从而加速了人类的知识积累和新进化。人类器官增生的速度之所以逐步加快，就导源于人工物的“黑箱效应”和“积累效应”。如果从前后相续的历史维度看，工程活动带来的各类人工制品，由于其稳定的结构-功能关系，可以被看作黑箱，使用者不必懂得其内在结构和原理就可以利用，由此降低了对使用者的知识要求，从而使得这些人工制品成为了人类后续活动包括工程活动的新的起点^[21]。这样，凭借黑箱带来的便捷性，工程实践活动得以持续展开，形成人类知识的累积，搭建起人类生存的平台和进步的阶梯，由此推动工程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离散走向系统。

这个工程进化的实质，乃是人的体外进化，也就是人的新进化。正是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人类不断更新自己，更新为拥有新知识、新技能和新的“体外器官”的“新人”。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无非就是一部人类体外器官的进化史。如果从生理角度看，人类的体态和脑容量几百万年来似乎变化不大，但是从知识、技能和体外器官的发展上看，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人类体外器官一直处于增生状态，而这种增生自近代以来发生了陡然加速。正是为了利用不断增生的体外器官，建立人-体外器官之间的良性匹配关系，人类才必须拥有全新的知识和技能，形成一系列新的属性，由此也成就了整个社会范围内的自然-人-技术-制度的关联网络。

六、结论

人文不是外在于工程的副现象，而是内在于工程并规定着工程的本质属性。人类的超越性是工程活动的本源动力。这种超越性的实质就是创造性，正是追求自由的创造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人类从此走上了一条自然、语言、技术、制度与人自身的协同进化之路。这是一条历险之路，人类必须经受这种冒险。为此，创新者需要有责任意识，而社会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包容这种历险。不仅如此，正是借助工程，人方成其为人并不断得到提升，人方能充分运用不断增生的体外器官。而工程活动的开展，总是造就出新的生存可能性，进一步要求新的工程实践以及相应的新人的出现，由此推动着人类的体外进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工程即是人文，工程即是人类的命运。因此，在“主人-奴隶”这种话语体系下，将工程和人文看作两个对立的存在是很成问题的。

康德提过三大问题：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他分别在《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对这三个问题给予了回答。实际上，在工程活动中也有相对应的三大问题：我们希望做什么(想不想的问题)、我们有能力做什么(能不能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应不应的问题)。工程活动就是人类之“想”“能”“应”这三个方面的综合体现。鉴于工程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欲望是无限的且有可能彼此冲突的；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可以改进的；他们的价值判断也很有可能是彼此冲突的，这就带来了工程实践的极端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赫然昭示出工程中以及关于工程的责任问题。

尽管工程就是人文，但工程绝不承诺歌舞升平、太平盛世，工程需要的是责任伦理、社会宽容和社会治理。作为工程的“立法者”，人类要承担责任，负责任地发展技术、改进制度、改变自我、改造自然，以建构新的自然-人-技术-制度的“四位一体”。工程实践者需要知道怎样分辨好的工程，自觉地反思工程并负责任地建构工程。为此，透彻理解工程的人文意蕴就显得至为重要。事实上，无论工程实践者有意无意，他们都在实践着某种人文。如果实践者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实践人文，如果实践者能够有意识地实践好的人文，那么，他所从事的工程实践，就更有可能成为一种好的工程实践、更加负责任的工程实践。这实际上就体现为工程智慧：基于知识碎片构想新的生活可能性的能力，构想从当下事态走向这种可能事态的方案的能力，践行这种方案并达成“工程理想”的能力。要造就拥有实践智慧的工程实践者，一方面需要大学改进人文教育与工程教育，形成一种新的更加贴合工程的人文教育和新的更加贴合人文的工程教育，以提升未来工程师乃至广大公民的工程素养；另一方面还需要有意识地在工程实践的考验中培养人，塑造人，特别是培养和塑造有“德性”的卓越工程师，使他们能够在自己掌控的“自由裁量空间”中，做出更负责任的判断并实际履行责任。从社会层面看，一方面需要创制相关法律法规，促进伦理规范内化于工程实践之中；另一方面还需要营造一定程度的宽容氛围，营造包容僭越和失败的创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