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产生了一类独特的诗歌——理趣诗，这当中尤以理学家群体创作的诗歌自成流派，有“濂洛风雅”之誉。这与两宋理学昌盛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李泽厚先生认为，宋明理学因其对心性的思索与对形而上本体的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者。这种以心性为依托的美学实践延伸至诗歌层面，使得宋诗普遍具备工于言理、以意趣取胜的特点。而理学家群体素来心存道统，观物明志，他们在成为创作主体时，更是自然而然地将自身的生命追求与精神体验相融合，将观照天地的道心与反求诸己的文心合而为一，形成了更加独特的审美特质。

一、文以载道：诗歌审美与道德指归

中国古代传统的美学思想受到道德观念的重要影响，谈“美”离不开“真”和“善”等范畴。所谓“诗言志”，即是指明诗歌创作为情、志、意的统合，在儒学传统中，这三者最终都指向人的道德自觉，而道德自觉源自良好的社会教化。自先秦始，儒家的审美意识一向具备积极的现实意义。如孔子评论《诗经》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178，将对诗歌艺术的欣赏与人的社会性相关联，而“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53，则旨在突出诗教使人得其中和之美、情性之真的教化功能。孟子提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324，同样关注诗歌的时代性与社会性，又言论诗者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1]306，强调的亦是对诗歌内蕴的关注。在这一源远流长的儒学传统下，古代文论多将诗歌旨趣与人的德性、品格相关联，推崇文质彬彬、辉映相成的审美风格，如南朝宫体、晚唐花间、宋初西昆之类辞胜于质的诗风则容易遭到正论的批评。

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代文学早已奠定了重神气、风骨的审美特质，如《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是创作主体内在心性品格的凝练，是文学作品能够具备感染人心之力的根本渊源。《文心雕龙》亦倡导情志合一的文学风格，“辞之待骨，犹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2]555，这既是对西晋至南朝华靡柔媚、奇技炫巧的形式主义文学风气的反对，更是对作品内在生命质量的重视。任何作品予人以美感，必先具备蕴藉于内的情志，方能有发显于外的风神骨相。这一滥觞于儒学传统的审美取向，对创作主体的意志、气质、感情、品格等，皆有极高的要求。

宋代理学家秉承道统，皆反对华而不实的文学风格。石介《怪说》中篇批评宋初西昆派的妍丽诗风，“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3]62，斥之为乱道之辞；周敦颐认为“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饰，亦何为乎”^[4]35。反过来，他们提倡以德性为根基，构建淳厚深远的审美风格。理学家始终据守儒家的立场——明天道之根源，究万物之始终，全人性之本义，行善政以济民。因此，他们作为创作主体时，其诗歌创作必定潜移默化地普及道德自觉，塑造以德性为根基的审美意识。孙复在《答张洞书》中言文学当“终始仁义，不叛不杂”^①，石介的《宋颂》序中直言其作诗之旨在于“报天地而奏宗庙，感昆虫而合夷貊”^[3]2等，均认为诗歌应首先具备道德指归与教化功能。而如“无志于文则已，若有志也，必在潜其心而索其道”^[5]4298，“这文俱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5]4298等论，则明确表达出他们对“文以载道”思想的传承。

理学家抱定儒学宗旨，一天人，体天理，诚敬立身，格物体道，进则以经邦济民、推行教化为职责，退则以勤于学问、传道淑人为本业。因此，在诗歌审美的层面，他们的诗篇大体呈现素朴质直、明道切理的文学风格。他们推崇复古雅正之风，在诗歌创作中抒发创作主体的政治理想与道德情怀，以引发高尚的情感体验，形成淳厚蕴藉的美感。如张载的《短歌行》：

灵旗指，不庭方，大风泱泱天外扬。短箫歌，歌恺康。明廷万年，继明重光。曾孙稼，如茨梁。嘉与万邦，纯嘏有常^[6]6284。

张载作此篇，意在“近观汉魏而下有名正而意调卒卑者，尝革旧辞而追正题意”。按《短歌行》本为乐府古题，曹操原作其一便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名句，其二又言“周西伯昌，怀此圣德”“正而不谲，其德传称”，均显露出心怀天下之德。虽也意识到人生短暂，却致力于奋发进取，以惠天下，其立意十分高明宏远。其后传写如陆机“置酒高堂，悲歌临觞”等，都旨在宣扬人生苦短，当及时行乐，于德性方面便远远不及。张载之作旨在“追正题意”，便是为了匡正后人传写失当之病，着重凸显其道德指归。而他的诗作更仿效《颂》体，故有“明廷万年，继明重光。曾孙稼，如茨梁。嘉与万邦，纯嘏有常”之句，从句法到遣词，都力图依循古雅淳厚的准则，体现出循理重德的审美意识。而如他的《度关山》，“度关山，循九州，省耕宽徭询明幽。人为贵兮，哀我人斯敢予休”^[6]6284，其主旨为“言人君当自勤劳，省方黜陟，省刑薄赋也”^[7]24-25，亦显示出儒者经世济民之夙愿，体贴民情之细微。

程颢的诗句则以更加平易近人的视角书写自身的情志。他有诗言道：“狱讼已闻冤滞雪，田农还喜土膏匀。只应野叟犹相笑，不与溪山作主人。”^[8]476作为一县主事，他所关心的是昭雪冤狱、耕者有田之类分内之事，为使田农欢喜，野老含笑，他甘愿舍弃林泉之乐，忙碌于尘世之中，这种道德自觉令他的诗句具备一种朴素真挚的美感。“襟裾三日绝尘埃，欲上篮舆首重回。不是吾儒本经济，等闲争肯出山来？”^[8]476对溪山风景频频回首，其留恋可见一斑，但心怀天下、经纶世务的儒者明白自身的职责，仍然义无返顾地出山而去。“欲问甘棠旧风化，主人邀客醉春醪”^[8]477，在他不事雕琢、朴质安然的诗句中，自有一方因德育风化而和乐融融的人间生活。

程颐的《谢王佺期寄药》，则体现了理学家于日常细事中仍不忘心系苍生的博大襟怀：

至诚通圣药通神，远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9]8374。

诗篇以寄药济病为喻，而将“至诚通圣”置于“药通神”之前，突出济世安民的道德兴象。“诚”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中庸》即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之论，而二程思想主诚敬之说，更将诚视为修身立德之本，认为“事天地之诚，既明察昭著，则神明自彰”^[8]20，“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8]17。诚敬之道贯穿于行止，彰显于言辞，使他们可止可仕，行取中庸，唯崇德之心与淑世情怀终始不变。

“辞华奔竞至道离，茫茫学者争驱驰”^[9]8373，理学家为诗与为学一样，都是某种对“至道”的追索方式。他们的诗歌反对浮华，将道德指归与审美理想融为一体，用间接的、具象化的，又是清明素朴的艺术性语言来表达创作主体的思想情志。而以诗意的语言阐明道学哲理，也正是文以载道宗旨的最高境界。

二、静观自得：诗歌审美与自然境界

宋代诗人大多爱好游历名胜，借宿林泉，寄情山水，陶冶心性，他们描写山水自然的诗歌，多擅长在触目可见的自然风物和日常熟悉的生活情境中升华诗意。对理学家而言，自然审美与生命自觉更是密切相关，自然宇宙蕴含着无限的道德意蕴，而人的生命也充盈着自然宇宙的无限生机。这种融合了感性超越与理性沉积的心境相融，即李泽厚先生所谓“本体之感性”^[10]425。

静观万物，自得于心，是理学家对外物的共同态度。“一人之心即是天地之心”^[8]13，宋代理学将道德论与宇宙观齐一，便更加崇尚尽心明性以知天的生命节奏。所谓天人合一，不独是一种宇宙观与人生境界，也是一种空明而深邃的心理体验。人置身其中的宇宙是一个浑成自足的整体，而人经由道德层面的自觉与自修之后，便可自然无碍地出入其间，感知到这种浑成与自足，从而通达自然，识得天地之大美。如程颢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11]12712，此语即取《论语》中孔子赞赏曾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志，以喻这种悠然自得、生机盎然的境界。

境界生于心而应于物，人只有沉浸在自然的怀抱中，方能超然物外而反观大千。理学家的诗歌多具备此种特质。如邵雍之诗被魏了翁赞为“春秋冬夏之代谢，阴阳五行之变化，风雷雨露之霁曀，山川草木之荣悴，唯意所驱，周流贯彻”，其人之境界也被比诸曾皙，“若邵子者使犹得从于舞雩之下，浴沂咏归”^[12]575。程颐诗言“龙飞天上时还暖，鱼跃波心气未寒”^[9]8374，融想象与实境为一，无论飞龙在天还是鱼跃波心，都活泼地展露着天地间的沛然生机，其气韵正是秉承《中庸》“‘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1]22而来。朱熹《春日》一诗选择以春日的景象来比喻他的理一分殊之学，“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均表现在格物穷理之途上忽然有所感兴、豁然开朗的境界。这本是阐释学理之诗，然而朱熹以物喻理，营造诗境，使人如坐春风，正表达了他胸次悠然、与天地同流的境界。两宋著名理学家大多臻于此境，于是自然界风雨霜露之教化、草木竹石之性情，莫不可入诗。而他们治学穷理时，多具备出入释老、反求六经的经历，在此过程中也吸纳了禅宗的审美意识，并将之融入诗境。

在理学家眼中，虽自然界琐细寻常之物，亦蕴含至道之美。如程颢“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劝之芟。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意。’”^[12]699周敦颐同样不除窗前之草，程颢言“周茂叔窗前不除，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8]60，也是为了观造物的“生意”与“自得意”。万物的生育长养，都在天地蕴藏流转的生机之中，故程颢有“万物皆有春意”^[8]29之论，所谓春意，便是指天道的生生不息。其《盆荷》诗写庭中荷叶：

庭下竹青青，圆荷水面平。谁言无远趣？自觉有余清。影倒假山翠，波光朝日明。涟漪尤绿净，凉吹夜来生^[8]479。

所涉景物平易，未出庭院方寸之地，然而诗句绘景以青、翠、绿渲染其色调，以清、明、净描摹其神韵，静中寓动，清远悠然中自有盎然生机流转。“谁言无远趣，自觉有余清”之句，既是代所观照的客体荷叶出言，亦为创作主体的自我抒发，恰到好处地显现了作为理学大家的诗人与物浑然同体的心性。

张载《芭蕉》同样是一篇观物喻理之作：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6]6281。

诗篇起笔便描绘春来芭蕉新叶舒卷、层层无已之姿，使人联想到，当春万物生发，正是天地生机德泽流布所致。张载借此生生不息之道，以比喻人如欲真正实践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之理，均当如万物向生一般，与日常新，不舍昼夜。通篇运笔朴素明白，寓天道至理于一株新绿之间，可谓诗意清新而诗境无穷。

除了借物喻理之外，理学家在诗歌中也十分重视自然意象的运用与点缀。古代中国的山水画，因其描摹自然的特质，固有以画境等同于心境的传统，而笪重光阐释画之境界为“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间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②，更是以实景描摹与空间想象、真实物境与作者心境相对举。这一虚实相生、静中寓动的妙处，同样适用于诗人的观物、造境与审美。尤其是理学家诗歌，多以观照自然，复现心境为旨，其遣辞命笔与画境亦十分切近，有异曲同工之妙。暖日熏风，草色花香，流云微雨，山水木石，信手拈来，皆蕴有自然之趣。正因他们对自然万物全无半分隔膜，故而在其诗中自有一方清明如画的天地。如周敦颐“水色云含白，禽声谷应清”^[4]65，以“含”字写清波白云、云水一色之景，以“应”字写鸟声清啭，幽谷回音之境, 动静相合, 气韵自生。程颢“万物已随秋气改，一樽聊为晚凉开。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8]482，写晚来闲饮，万物皆秋，摇落生姿，而饮者独坐于一带水云林泉之幽景，在这样的闲坐静观之中，自然能够臻于内外两忘之境。

所谓“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13]155，王国维此论，正可谓宋代理学家诗歌观照自然，主客齐一，心境相融的写照。

三、涵畅性情：诗歌审美与人格涵育

史书中所载的理学家形象，或浑厚或清明，气象万千，皆令人心生敬慕。如石介“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14]896，周敦颐“胸怀洒落，如风光霁月”^[15]308，邵雍“气质本来清明，又养得纯厚”^[12]573，程颢“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11]12716，张栻“坦荡明白，表里洞然”^[16]952等。甚至朱熹面对周敦颐遗像，仍赞为“风月无边，庭草交翠”^[17]4001。这些对著名理学家精神面貌的描叙，无不令人感受到他们中正博大而又不失超然的人格，而这些人格特质便构成了他们诗歌创作的基石。

中国古代固有“文气”与“志气”之说。文气是指作品本身所表露的思想情感、使用的文辞声韵等所构成的整体的气势风貌，以及文章的骨干与内在生命力；志气则是作者内在的气质才力，创作主体的人格精神，乃至决定文气清浊的根本。人胸中所禀之气不同，则心性气质亦不同，浸淫入文学作品之中，便形成各种不可替代的独特风格。《文心雕龙》言“气以实志，志以定言”^[2]541，志气相类，都是作者内在心志感情的凝聚，对情思的蕴藉，文辞的运用，直至审美特质的形成，都起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典论》言“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创作主体的心性气质，在谋篇布局时会不自觉地流露于文字之中，这是无法强行仿效的人格因素。

孟子言“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231，便有人格涵育的意味。气为情性所铄，陶染所凝，取决于气质品性与人格精神。所谓养气，就是在平时注重作家自身心性品质的修养，努力培育高尚的人格；而在写作过程中清和其心，调畅其气，从容率形，优柔适会，不勉强为辞，不矫揉造作，真正达到“情与气偕”的美学境界。

宋代理学家重视自身的修养，在道德实践中贯彻了传统儒学“文质彬彬”的审美意识。如周敦颐言，“文辞，艺也；道德，实也”^[4]36，文辞必经过质直雅健的情志之锤炼，方能够精当、坚实、畅达、有力。对文质本末关系的认识，促使理学家以道涵养人格。张载言，人当“与天地参，无意、必、固、我，然后范围天地之化，从心而不逾矩”^[18]182。周敦颐更推崇“圣人之蕴”^[4]36，主张“纯其心”^[4]24，将道德之旨趣与自然之观照融而为一，以陶冶心性，铸造人格。周敦颐之学又对二程有莫大的影响。“敦颐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二程之学源流乎此矣。”^[11]12712他们关注《论语》所载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不改其乐”的内心境界，主张“心泰则无不足”^[4]31。而人一旦能够实现道德自觉，观照天地之心，便可以将通往终极意义的道德实践与自身精神生命的内在体验熔铸为一。故而，理学家诗歌中表达的情境，都是自然浑成，略无滞涩的，既不偏离本心，也无须着力把持；由于胸中宁定，心性自成，他们便能够在寄情外物的同时，保持心性的纯一明定，任大千世界流转变化，终不为外物所移。

周敦颐《题门扉》诗云：“有风还自掩，无事昼常关。开阖从方便，乾坤在此间”^[4]61，表明其人之胸怀不系于外物，而在于内心通达，臻于清静空明、渊阔至善之境界。而其《香林别赵清献》诗中有“精舍泉声清，高林云色淡悠悠。谈终道奥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楼”^[4]72之语，与同道中人在离别之际坐而论道，而诗中描绘这一切发生在清明高爽的天地之间，足见其心胸之旷远；赵抃和诗中则言“清极到来无俗语，道通何处有离忧。分携岂用惊南北，水阔风高万木秋”，亦是一派通达洒落。从他们的唱和中不难看出，他们分别之时所谈论的，不仅超出世俗事务，而且超出林泉志趣，是一种对天地人生的终极关怀，这正是其人格养成之功。

程颢《秋日偶成》二首更是全面表达了其意趣、心态乃至志向，充盈着完满自足的生命体验：

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悠游^[8]482。

程颢毕生追求孔颜之乐，认为人之本质自然完足，只需自我修养，涵育人格，即可保持这种平和与安宁。故他提出：“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8]460，“与其非外而事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8]461。以此心观物观世，自然臻于不执著、不留恋，宁静通达的精神境界，其诗境亦气韵流动，空旷高远，不着尘埃。如同下句所道：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8]482。

程颢认为“人心常要活，则周流无穷，而不滞于一隅”^[8]76，而诗中所描写四时流转，生生不息之态，可谓无限意趣存乎一心，一派仁者情怀。而“富贵不淫贫贱乐”，更是一种淳厚通达的生命态度。通过贯穿于日常的人格涵养，程颢令自身的生命节奏与天道至理的流转达到至高的和谐。“男儿到此是豪雄”，正是他可参天地的人格之彰显。

综上所述，理学家的诗歌以浑然物我、不怨不怒的人格蕴藉，以及对内心世界的坚守为根基，通过生命本质的涵育与彰显，将对德性的追求与对自然的体验融而为一，形成自然完足的境界与风格。他们的诗歌是个人德性的艺术化与哲学化，其道德理想与自然思致因创作主体的人格而相互融会，方构成完整的诗歌意境，这也是理学家诗歌作品最重要的特质。

四、结语

中国古代的文学、美学和人学在某些方面是合一的。就理学家诗歌作品而言，在熔铸诗歌质朴圆融之美的过程中，作为创作主体的理学家，其个人性情、生命质量与其作品风格、审美标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缘情若论诗家兴，却恐骚人合厚颜。”^[8]478诗歌由心而生，然而一般的诗人不过缘情感兴，发而为诗，理学家之诗歌却大多情理交融，重视诗篇中内化的道德旨归、自然境界、人格涵育。他们的诗歌，不以俊逸洒脱的风神、刚健峭拔的文辞取胜，而是平易清简，侧重于内在之情志，自内而外地流露出一种清刚质实的生命力量。所谓“骚人合厚颜”，便是理学家们反观自身作品的一点自得之意。

观两宋理学家之诗，多选用优美淡远的自然意象，有道德指归的旧典故实，使得诗境与道心浑然一体，宛若天成，蕴藉浑厚，别有思致。这一以心性人格为根本依托的创作实践，实则是在追求个人精神与文学、美学格调的统一，乃至文质合一的境界，如此，方能使作品保持永久的内在生命力与感发力，历百代而不衰。这种崇尚道德底蕴的诗歌美学，不独与中国传统诗教涵泳情感、化育民情的理念相合，对于我们在今天实践德育与美育，以唤起国人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的生命自觉，引发他们对高尚、自然、优美生活的向往，也有启示之功。

注释：

①  参见：孙复的《孙明复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参见：笪重光的《画筌》，昭代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