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一词源于希腊语，现在用于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状态。^[1]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认识、改造和开发利用大自然的过程中，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2]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民福祉、民族未来密切相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大计，必须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美丽中国，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福祉，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3]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他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也自有其相关联的思想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探究其产生的理论逻辑与现实依据，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当前中国的生态环境现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意义，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原则、方法等内容，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文明兴衰生态决定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论；“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工程论；“生态保护的红线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的生态红线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的生态资源节约论；“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的生态系统修养生息论等重要论断和新观点，这些思想理论相互衔接、密切联系、互为补充，在指导实践和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得到升华，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科学、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即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理论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遵循了一定的客观规律，有其相应的产生机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精华，吸收了可持续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生态理论成果的合理成分，结合了中国现实的国情，是中共几代领导人一脉相承、逐步发扬光大的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论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工程论传承和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反思和吸收了西方生态环境保护理论成果的合理成分；“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论、“生态保护的红线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的生态红线论等思想，丰富和创新了历届中共领导人的生态保护理念；“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的生态资源节约论、“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的生态系统修养生息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文明兴衰生态决定论等思想，理性回应了中国当前的生态环境现状。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中都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为人们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基本思路和路径。他们的生态思想为现代生态理论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更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习近平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反思西方世界生态危机的根源，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当前的生态现状，审时度势地提出了要坚定不移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该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人与自然应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协调发展、良性循环。马克思认为，人的生活源于自然，人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4]“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长的基础。”^[5]正因为如此，人类一切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否则就会遭受大自然的惩罚。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进行物质交换的重要意义，提示了过度交换的危害性。这实质上是在教导人们既要承认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性地位，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利用自然以满足人类自身发展需要，同时还要坚持适度原则，避免过度开发对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恩格斯也曾警告世人，人类不能沉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每取得这样一次胜利，都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人类必须时刻铭记：决不能如同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去主宰、奴役大自然，决不能把人类自己置身于自然界以外，相反地，人类的所有一切，连同血肉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6]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晰地认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这一物质基础也是社会结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作为自然界发展到一定产物的人类，是一个具有双重属性的复合体，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为了自身的延续与发展，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人类在与大自然的信息输送和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中，必须用理性思维来控制自身行为，充分了解和掌握自然规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7]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因而新时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必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传承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从本体论上阐明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也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唯物论、辩证法和实践观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论精华，才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将“生态民生”作为新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将良好生态环境视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创造性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科学执政的基本价值目标，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也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一思想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要理念先行的道理，强调了促进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重要性，这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体现，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生产力划分为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两种类型，从唯物论的角度出发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辨析，认为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影响着自然生产力的发挥。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清晰地认识到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脚步的加速，社会生产力对自然生产力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他认为在追求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必须协调好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二者之间的关系，明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生长的沃土，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源远流长，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更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源泉。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古就为人类的祖先所关注，他们在长期的农耕生产活动中积累了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丰富经验。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都认可人与自然的亲和友善关系，赞同人类要亲近自然、善待自然，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和谐的维度，将人与自然环境视为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而这些思想都体现在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各种学说和理论中。

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自古以来，中国大多数思想家对“天人关系”“人地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普遍认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朴素整体观。^[8]例如：儒家主张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认为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然界的运行遵循了相应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只有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才能实现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孔子认为“天”是自然之天，提出“畏天命”“唯天为大”，主张在处理天地人的关系过程中要按自然规律办事，以积极的态度顺应自然，合理开发大自然，谋求天地人的和谐。《孟子·尽心上》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说明孟子认为人天相通，换言之，人与自然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密切联系的。《吕氏春秋》强调保护自然，反对竭泽而渔、毁林开荒，指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讲道：“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无也。”他的话语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集中表达，阐明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共存共荣的关系。后来，宋代学者张载直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他在《正蒙·乾称》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明代王守仁提出，“于民必仁，于物必爱”，主张一切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以及劳动成果，都必须尽力去爱护。^[9]如上皆说明古人对人和自然关系问题的关注，他们对自然界的辩证认识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思想具有系统、和谐的内在本质，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今的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相同的哲学辨识。

中国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滋养了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和谐的基础上，追求“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理想状态，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这种蕴含了“天人合一”思想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人们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源泉。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目标，坚持用系统工程的思维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因此，对山水林田湖要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不能顾此失彼。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大型社会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习近平的这种“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工程论”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并且他将人与人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矛盾结合起来寻求破解之道，充分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超越了古代朴素的生态和谐理念，体现了对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批判性吸收和创新发展。正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中，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本土文化渊源。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首先是从西方开始的。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发展模式，反省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观和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成果。这些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为习近平“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提供了成果借鉴。

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和传播的新理论，这是人类思维理性回归的必然结果。^[10]1972年，著名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该报告认为社会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而资源是有限的，当自然资源耗尽时，人类将会走向灭亡。《增长的极限》产生了极大反响，引发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大论战，开始寻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点，随后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可持续发展问题被首次提出。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正式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11]提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可持续发展，既承认人类需求的正当性，又强调人类发展需要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保护，以保证后代人的生存不受到威胁。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全球范围内的新型发展战略，获得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背景国家的普遍赞同，可持续发展理论因此得到不断完善，并在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被写入纲领性文件《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自然环境在内的综合性理论，为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可持续发展理论一经提出便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本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并把生态建设作为施政内容，不断探寻符合本国实际的可持续发展策略，积极应对生态危机，坚定不移地走在生态文明的道路上。2015年5月27日在浙江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既是理念又是举措，务必政策到位、落实到位。”

在破解生态危机的过程中除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外，还产生了一种新的思想学说——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它将生态学和系统论原理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以便找到应对之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涉及四个方面：第一，关于生态危机的本质问题。认为生态危机并非单纯的自然问题和技术问题，而是一种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资本主义不合理的生产、消费模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最终造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第二，关于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认为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资本家为了获得最大利润，不断扩大生产，并采用各种方式引诱刺激人们消费，使人们的消费观发生异化，盲目消费、超前消费，而消费又反过来刺激生产，生产的不断扩大加速了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第三，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主张人类的消费需求必须控制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良性循环过程中保持一种和谐状态。第四，关于未来绿色社会的设想。主张建立一个能够满足人类自由存在、符合生态环境与人类和谐发展的美好社会。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生态问题，使马克思主义更贴近现实、更具有实践性。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说都是人类在深化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其合理成分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接受和运用。随着世界各国一系列环保政策的出台，促进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纵深发展，也带动了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等相关理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也吸收了可持续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生态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并且十八大还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指出了前进方向是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由此，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升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确保协调发展、绿色发展，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在生态文明建设被上升为基本国策之前，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视环境保护为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12]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不同时期中国生态环境现状，按照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现实需要，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提出了各时期环境保护的方针，不断完善生态治理的策略，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与时俱进和丰富发展。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绿化祖国”号召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萌芽和积极探索。毛泽东非常重视兴修水利、治理水患，他曾经三次视察黄河，了解治理黄河的情况，还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等重要指示。20世纪70年代，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确立了“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提出“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并重”的辩证统一思想，环境保护工作被上升为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植树造林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在他的推动下全国人大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中国的义务植树节。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对党的生态治理思想进行了提升，他提出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将环境保护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深化。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理论，他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发展的新篇章。^[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战略和全局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方针原则、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建设要求、实施路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架了一个包括“经济发展的生态模式”“生活方式的生态模式”“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三方面内容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14]，提出了“生态保护的红线就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的生态红线论，从时空视角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阐释，通过理念创新有效调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了确保不逾越生态保护的红线，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这一理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得以充分诠释。这些新理论、新举措既是对历届中共领导人生态保护理念的丰富和创新，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生态自觉，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理论认知水平，使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升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为实施该战略提供了科学、系统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是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执政理念的又一次升华，为科学执政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实践路径，美丽中国成为新时期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宏伟目标。^[15]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遵循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也说过：“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16]这就告诉人们，任何科学理论体系都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都要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个时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17]同样如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它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源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不良生态环境状况做出的积极反应，体现了对中国国情的现实思考，它的出发点是为了破解生态难题，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能更好地指导人们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存在着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人口数量过多与自然环境承载过重、生态系统脆弱之间的多层次性矛盾。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脚步的加快，经济建设与资源短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自然环境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总体而言，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生态环境破坏十分严重。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迅速发展，尤其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生态环境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生态红线屡被逾越，生态赤字惊人。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遵循的是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对自然资源、能源消耗大，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大，而经济效益、产出率低下。总而言之，今天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换来的，完全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再加上工业化战略的继续推进，以及部分地区在城镇化建设方面急于求成、盲目冒进，这又加快了资源的开发利用速度和耕地面积的减少，导致中国已经出现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中国所面临的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在世界上是前所未有的。资源匮乏、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噪声污染等一系列在发达国家至少需要上百年才会出现的问题，在中国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便全面爆发，并呈现出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等特点，造成了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危机因素的增加。

“生态良好”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之一。然而，国家环保部门统计的各种数据显示中国的生态状况不容乐观：第一，生态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的速度加快，由于森林、草地等绿色植被遭到破坏，中国水土流失范围已达国土总面积的37%，被流失掉的肥沃土壤达50亿吨。中国土地沙化面积已达174万平方公里，并且这一数据每年还在递增，全国近47个县的耕地受到沙漠化的威胁，造成每年54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第二，环境污染严重。主要表现为大气污染危害加剧、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固体废弃物越来越多、城市噪声污染成为常态。目前虽然中国在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措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2015年上半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1 138.3万吨，氮氧化物排放总量1 002.8万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989.1万吨。^[18]各种工业废气的排放容易形成酸雨，既对建筑物造成腐蚀，也给身体健康带来威胁。中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全国有110个城市严重缺水，然而中国水体污染却很严重，2014年十大流域水质Ⅳ类至劣Ⅴ类累计占比达30%，接近三分之一，许多江河湖泊被严重污染，全国有近一半的城镇人口和农民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中国治理水污染的任务异常艰巨。此外，中国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越来越多，2015年全国共有244个大、中城市向社会发布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数据显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9.2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2 436.7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约为62.2万吨，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6 816.1万吨。除了上述几种典型的污染类型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交通、工厂、建筑工地的兴起，使得噪声污染日益严重。第三，自然资源、能源日渐匮乏。中国基本国情之一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既是资源大国，又是资源人均占有的贫国，资源矛盾突出。中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即144亿亩，其中只有18.26亿亩耕地，比重不到13%；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4亩，不到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0%；并且中国耕地总面积和人均占有面积还在逐年减少，从2001至2008年，二者分别下降了4.21%和6.4%。这将意味着中国耕地在今后会越来越稀少、宝贵。中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仅为0.145公顷，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中国人均淡水资源总量为2132立方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此外，在石油、煤炭、铁矿石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上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加之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节约意识不强，以及受到污染破坏等原因，宝贵的自然资源正在锐减，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敲响了生态安全的警钟。

目前，虽然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已初步得到遏制，局部地区有所改善，但目前中国的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不容乐观，来自于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挑战依然存在。^[19]而环境问题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往往会引发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造成的各种纠纷呈逐年上升态势，各种环境群体性事件日渐多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为人们敲响了警钟，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必须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积极破解众多现实问题。因此，就需要以当前的生态环境状况为现实依据，在发展中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最终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正是基于这一现实需要和目标追求，习近平站在时代高度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从实践中获得真知灼见，提出了“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的生态资源节约论、“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的生态系统修养生息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文明兴衰生态决定论等思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伟大号召，理性回应了中国当前的生态环境现状。

习近平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和新论断，传承和创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共领导人的生态保护理念，拓展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视野，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应对世界性生态危机而发出的政治宣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经验总结，科学地协调了“五个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把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宝库，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无论是对国际社会的发展，还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面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共同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习近平特别强调应当将人类看作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要通过承担国际生态义务，有效加强环境保护工作领域的国际合作，增进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和成果交流，以此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和谐。对此，习近平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21]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中国不能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为了自身发展而向其他国家转移污染，掠夺他国生态自然资源、能源，损害他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更不能像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推行生态霸权主义，以保护自然生态和全球气候为幌子设置各种生态壁垒限制落后国家的发展。面对世界性生态危机，中国将结合自身实际在不损害本国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与世界各国人民彼此携手合作，维护人类生态环境这一共同利益，一同参与到建设美丽世界的事业之中。这就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向落后国家提供生态治理的资金和技术，而不能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禁运和经济封锁，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调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平化、大众化，将世界各国团结起来携手合作，更好地维护全人类的生态利益，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也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之一。为了实现这些宏伟目标，习近平立足于当前中国国情，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把生态文明和生产力、人民幸福、文明兴衰、民族未来等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等新观点，从理论层面为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了具体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与此同时，习近平还从实践层面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整套措施和方法：第一，要加强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教育，在全社会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价值观，为生态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22]第二，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用最严格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尤其是要完善环境追责制度和干部考评制度，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要终身追责，要改变过去那种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标准，把生态环境改善和治理纳入干部考评体系，从而引导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第三，改变传统发展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努力实现循环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23]在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指导下，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战略目标、具体内容、主要措施进行了明确地阐释，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具体的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