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1
美国MIT辐射实验室特征及形成机制
引用本文
柴坚, 郑晓齐. 美国MIT辐射实验室特征及形成机制[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1(1): 107-115. 
CHAI Jian, ZHENG Xiaoqi.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IT Radiation Laboratory[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8, 31(1): 107-115.
美国MIT辐射实验室特征及形成机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北京 100083
摘要：美国MIT辐射实验作为承载第二次世界大战雷达工程核心实验室，对战后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非营利组织理论的视角，对MIT辐射实验室的特征和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辐射实验室具有非营利组织的属性，凸显了非营利组织的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特征。其特征的形成机制是美国独特的市民社会奠定的文化基础、重大历史事件的触发作用、二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衍变形成的政策支撑以及美国民间精英集团兴起提供的智力保证。
关键词：
国家实验室
雷达工程
MIT辐射实验室
非营利组织特征
民间科学精英集团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IT Radiation Laboratory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labora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radar project, the American MIT Radiation Laboratory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post-war scienc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MIT Radiation Laborato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With propert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radiation laboratory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organizational, non-governmental, non-profit, autonomous and voluntary.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ts characteristics includes special civic society as its social basement,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as its trigger mechanism,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s its policy supporter and the rise of the civilian scientists elite 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Ⅱ as its intelligence guarantee.
Key words:
national laboratory
radar project
MIT Radiation Laboratory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civilian scientists elite
一、辐射实验室的成就和影响
(二) 促进战后科学跨越式发展
(四) MIT辐射实验室模式成为二战后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先导
(五) 辐射实验室体现了显著的志愿性
美国林肯实验室的前身——MIT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oratory)被誉为"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合作研究机构"[1], 作为"第一个大规模的跨学科研发组织"，它承担了美国二战期间使用的几乎全部微波雷达的研发和制造工作，研发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Loran。雷达是美国取得胜利的两大法宝之一，人们这样评价雷达的作用："原子弹结束了战争，但雷达赢得了战争。"[2]311辐射实验室对战后电子学、物理学等多学科突破性发展、以及美国联邦科学政策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辐射实验室成立于1940年10月11日，于1945年12月31日关闭，在短短5年中铸就了辉煌的成果。由于存在时间之短，涉及资料保密强，长久以来辐射实验室并不为人熟悉，直到近年来才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一) 雷达技术飞速发展辐射实验室以1.5亿美元的总经费预算产生了价值达14.6亿美元的雷达产品。取得了正常情况下需要20年才可能取得的科学成就。在5年时间中辐射实验室将当代科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25年。[3]辐射实验室开发了战时一半以上的应用雷达。建造了广泛用于空载、陆基、舰载等超过100种的军用雷达系统和附属装置。辐射实验室开发的雷达占二战时期雷达总量的百分比如表 1所示。[4]
|
表 1 MIT辐射实验室开发的雷达占二战时期雷达的比例[5] |
(二) 促进战后科学跨越式发展
作为20世纪人类科学发展史上重大事件，雷达研制的意义不仅仅是它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为一个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浩大工程，雷达工程对美国二战后信息产业的腾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年时间内MIIT辐射实验室把当代科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25年，产生了大量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当代天文学等新兴、交叉学科，使电子工程、物理等一系列的教科书发生了巨变。1947到1953年辐射实验室出版了28卷雷达技术丛书——"辐射实验室系列"，该丛书在陆海军许可的范围内把相关技术详实地记录下来。它对21世纪迅猛发展的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天文学等所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诺贝尔获得者拉比称它为"续旧约圣经之后最伟大的工程"。[2]342
(三) 培养了大量的卓越科学家及工程师等人才辐射实验室成立伊始只有20位核心人员，截至1945年8月1日成员人数高达3 897名，其中30%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约有500名工作者拥有博士学位。当时美国约有一半的一流物理学家为其效力，连曼哈顿工程也在其后。辐射实验室先后产生了9名诺贝尔获得者，如表 2所示。初出茅庐的年轻科学家来最初到辐射实验室工作时对于微波知识知之甚少，很多人随着实验室共同成长并获得极大的进步，为随后的学术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战争结束后很多科研工作者已成为各领域的顶级专家。辐射实验室前成员李·达文波特曾这样描述那段历史:"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实验室的经历都与我们今后的事业紧密相关。它是一段迷人的时光，激动人心，它给了我们机会去承担责任。"[6]在辐射实验室GCA小组工作的查尔斯·伯格·福勒最初进入辐射实验室时只是一个初级工程师，他这样描述辐射实验室："那(辐射实验室的经历)是种成长，我并不是惟一的，我只是一个典型，为什么小小的实验室当时可以完成那样巨大的工程?因为一个人被赋予使命，人们信任他，于是他就认真地去做"[7]。
|
|
表 2 获得诺贝尔奖的MIT辐射实验室成员 |
(四) MIT辐射实验室模式成为二战后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先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国家成立实验室，再将大学教授和民间科学家集中到实验室中进行科学研究。而辐射实验室则体现了二战时期全新的战时科研组织模式：基于对科学发展和战争态势的前瞻性预见，以大学教授为核心民间科研精英自主自发地成立实验室，众多大学教授、大学都积极参与到实验室工作中去。辐射实验室主任杜布里奇这样描述辐射实验室的成立："轰的一声，这个实验室就开始出发，所有人已经从事某项项目的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将会担负起这个安全责任。"[2]31辐射实验室设立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内，并从大学聘任教师和学生从事研究，大学和辐射实验室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此外MIT辐射实验室与联邦政府通过订立合同约束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政府根据需求和实验室签订采购合同。但MIT辐射实验室并不是被动的等待来自政府的合同和需求，而是自主自发地研发雷达产品并积极向军方推销雷达。同时还承担了大量的雷达生产、安装、维修、人员教育培训等工作。辐射实验室不仅仅研发了雷达，在推进雷达应用方面更是功不可没。MIT辐射实验室通过促进雷达在军方作战中的广泛应用，深刻地影响了二战的战略战术。需要强调的是美国联邦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实验室管理，只为其提供强大资金资助和必要的人力支持。MIT辐射实验室在日常工作中较好地遵循"自治"的原则，科学家享有高度的自治和自由，他们自己决定如何工作和工作进度。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副主任斯迪沃特(Stewart)在大战末期写道："合同问题的核心是把科学家对完全自由的需要和政府的经费不被误用两者协调起来。"MIT辐射实验室模式在战后被成功延续下来，成功地开创了战后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模式的先河。美国传记作家罗伯特·布德瑞这样写道"这个有‘老百姓’负责营运的实验室，还有它不直接为军方服务的特点，把美国的作战史，导入新的里程碑。"[2]32
从历史的视角观察，辐射实验室产生于美国联邦科学政策形成期，具有鲜明的过度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特征。美国逐渐从传统的战时科研模式逐步演变为战后全新科研组织模式。辐射实验室成功突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联邦政府和科学之间的制度性障碍，极大地释放了民间科研力量的巨大潜力，美国民间科学家开始正式走到历史舞台，这为战后美国联邦科学政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辐射实验室的特征研究为了研究辐射实验室的特征，笔者采用NVIVO10.0质性研究软件，并根据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历史中心提供的1991年MIT辐射实验室成员大型口述历史项目——约300万字的半结构性访谈资料进行口述史研究。通过研究发现辐射实验室凸显了非营利组织一系列的特征。关于非营利组织的定义有多种定义，联合国认为非营利组织是指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志愿性的公民组织。文章采用较为流行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的莱斯特·萨拉蒙(Lester Salamon)教授提出的五特征法。[9]即把具有以下五特征的组织界定为非营利组织：①组织性，即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②民间性，即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体系之外；③非营利性，即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分红；④自治性，即能够自主决策和自主活动；⑤志愿性，即组织的成员并非受某种外在强制，而是秉持志愿精神自愿组成，其活动经费也来自愿者捐赠或相关机构。该定义是基于萨拉蒙教授主持的对全球42个国家非营利组织开展的国际比较研究项目而来。需要指出的是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和外延的术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概念根据本国国情存在不同的侧重。但总体上都强调类似的属性，即独立于政府或企业的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性，二者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通过研究发现辐射实验室具有以下特征：
(一) 辐射实验室具有鲜明的组织性组织性是指具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毫无疑问MIT辐射实验室成立伊始就拥有自己的制度和组织结构。
1.成立初期辐射实验室组织结构图
辐射实验室的直接上级主管部门是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辐射实验室根据雷达的构成要素分为发射机部门、接收机部门、天线等7个部门。实验室的主任是罗彻斯特大学物理系主任、物理学家杜布里奇(Dubridge)。副主任分别为鲁姆斯(Loomis)和拉比(Rabi)，盖瑟(Gaither)和特朗普(Trump)，如图 1所示。
|
图 1 1940年辐射实验室的组织结构图[2]37 |
2.辐射实验室中后期的组织结构
随着辐射实验室的不断发展，后期实验室已拥有近4 000名员工，组织结构日益繁杂庞大，但仍然分工明确，责任明晰，如图 2所示。
|
图 2 MIT辐射实验室中后期的组织结构图 |
其中管理委员会负责辐射实验室的日常管理，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由MIT麻省理工学院、国防研究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下又设四个委员会。在四个委员会下设有12个部门和其他部门，具体如表 3所示。
|
|
表 3 辐射实验室的12个部门 |
以上12个部门下共设113个小组，在113小组下又设有若干次小组。其他部门具体包括：辐射实验室英国分部、文件办公室、专利办公室、访问者中心、合同结算中心、商务管理办公室、物流和产品中心。随着时间的变迁辐射实验室的组织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均具备鲜明的组织性。
(二) 辐射实验室具有显著的民间性无论是成立阶段还是日常管理，包括和政府的互动，辐射实验室凸显了高度的民间性。
1.辐射实验室成立部门具有显著的民间性
辐射实验室是国防研究委员会下设立的惟一的实验室。国防研究委员会也具有显著的民间性质。该组织是由美国民间顶级科学家推动创立，其目的是把平民科学家和军事科学研究连接起来。对于国防研究委员会的重要意义，美国防卫分析家认为，美国能够超过德国军事技术实力，是因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有一个时期美国有充分的时间动员民间的科学资源。国防研究委员会承担了整合民间科学资源组织的重担，下设五个部门，其中D部负责管理辐射实验室。主席由万·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担任。万·布什时任"华盛顿卡内基协会"主席，并曾经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副院长，被人称为"美国世纪的工程师"。美国投资银行家鲁密斯曾这样评价万·布什美国在二战中的作用："如果说1940年夏天，有谁死亡会造成美国最大损失的话，第一位是总统，而布什博士则排在第二位或第三位。"[2]11万·布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事军事研究中亲身感受了民间科学家和军队缺乏合作关系，在其担任私人研究组织"华盛顿卡内基协会"主席后，便积极主张成立一个科学委员会，以作为民间科学家与军方之间的桥梁。在万·布什和其他民间科学精英的努力下，当布什和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经过短暂面谈后，遂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
国防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来自美国民间一流的大学校长和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康普顿(Compton)、哈佛大学的校长科南特(Canant)、国家科学院院长兼贝尔实验室主任朱威特(Jewett)等。国防研究委员拥有自己的资金，由民间科学家管理并直接向总统报告, 国防研究委员会独立于军事部门和其他政府机构，但与之协调。它为组织动员全国的民间科学资源为美国进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国防研究委员会的成立标志者美国民间科学的力量逐步参与到美国军事研究之中。国防研究委员会保持着很强的自治性，对于军方提出的研究清单和关于应该研究什么和怎么研究始终坚持自己的自治性。国防研究委员会一年以后扩展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科研研究与发展局使得所有当时与战争相关的民间研发工作，从雷达到对抗虐疾、甚至研发原子弹全部归于以万·布什的麾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局采用与科学家主导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管理方式以保护科学家的自治。从事科技史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亨特·杜普(Hunter Dupree)认为："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的基本目的是保持由科学家负责执行科学选择, 这些科学家被认为是能够判断某个特定研究领域的价值。"[10]把科学的选择权放在科学家的手中，由科学家单独地判断研究路线的价值。由于部门的领导人来自大学或其他民间组织，在执行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时被赋予了广泛的自由。每一个主要负责人任命工作人员都是基于"他们是每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并都彼此熟悉"。战争期间形成的一些重要先例或政策遗产对战后科学政策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11]67—68
2.辐射实验室自身也遵循了民间性
辐射实验室成立的初衷是由于国防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对与军方的交涉感到失望，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科学家们在工作中愈发感到，愈接近目标，国防研究委员愈需要摆平来自军方的反对意见，军方仍旧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研究军用雷达的"平民机构"。鉴于军方低效率和官僚作风，布什、鲁密斯、康普顿等民间科学家精英一致认为应以磁控管为基础成立科学家自己的实验室。辐射实验室的创办人包括：美国业余科学家鲁密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华盛顿卡内基协会主席布什、1939年诺贝尔奖得主劳伦斯、科学家路易斯、英国科学家鲍恩、科学家鲍尔斯、贝尔实验室主任朱伊特等民间科学精英。辐射实验室的经费来自于国防研究委员会，第一年预定成本为45.5万美元。后由于辐射实验室出现经费赤字，麻省理工学院校务会投票决议，决定承担50万美元的开销。后经康普顿的私人恳求，资本家洛克菲勒曾答应全额赞助辐射实验室科研人员的薪资。随着美国参战，军方对辐射实验室的雷达需求大幅攀升，辐射实验室的经费由联邦政府承担。这个由"老百姓"科学家负责营运的实验室，还有它不直接为军方服务的特点，把美国的作战史导入新的里程碑。[2]40辐射实验室的民间背景吸引了大批民间科学精英纷沓而至。
(三) 辐射实验室具有显著的非营利性MIT辐射实验室的设立目的是研制雷达，赢得战争，保卫和平。隐含着美国当时一些高瞻远瞩的民间科学家科技兴国的内在追求。辐射实验室的日常管理、运作从来不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以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公益为宗旨。在日常工作中MIT辐射实验室旨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彰显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等信念，很大程度是为了实现公众利益或公共使命。需要指出的是非营利并不等于非盈利，组织所得不得为任何人谋取私利，只能用于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完成社会使命等方面。MIT辐射实验室在实际运作即使中获得了一定收入，也不会分配给实验室成员。
国防研究委员会通过建立与MIT辐射实验室的合同开展工作。它把合同分配给实验室，规定实验室不得从研究中获取利润，国防研究委员会支付合同机构的成本，包括间接成本。MIT辐射实验室经费由国防研究委员会(后扩展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承担。第一年的经费为45.5万美金，1945年经费高达4 320万美元。综上所述，MIT辐射实验室具有显著的非营利性。
(四) 辐射实验室保持了高度的自治性国防研究委员会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的因素是保持了科学家的自治性。战争的经验充分证明了大学科学家(应用科学或基础科学)能够对解决难题提出创新性的思想, 尽管有风险但却是可行的, 如在研制雷达和研制核武器中科学家的表现。在战争期间高效的研究行为也需要尽可能地免于政治力量的干涉。从事研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历史家巴克斯特认为, 如果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在军方的控制下, 无线引信永远不能完成。[12]对于包括原子弹、雷达、青霉素、军用DDT、人造血浆等一系列研究成果, "公正地说, 如果没有科学发展局或者没有与它相当的机构, 上述列举的研究很难或者没有可能以这样的速度彻底进行"[13]。
研究发现自治性是辐射实验室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对口述历史进行质性研究中"自治"一词被多次提及。采用Nvivo软件编码(coding)的过程，创建了自治(automomy)节点，40份口述历史中共计有10人详细谈及实验室的自治。共计29个参考点，并对29个节点在进行轴编码，显示辐射实验室拥有高度的自治性。无论在筹备成立、人事安排、领导遴选、日常管理、工作计划进度等方面辐射实验室军自主完成，政府也很少插手实验室的具体工作。利用Nvivo的导出功能，导出自治节点的汇总统计如图 3所示：其中6号受访人Britton Chance关于自治的描述覆盖率高达7.78%。万·布什这样描述科学家享有的自由自治，"这种自由是相当必要的，可以保持科学家的独立自主，不需受军方意左右，去追求军事将领喜好的武器和和军备，而这正是战争成败的关键"[12]125。
|
图 3 "自治"节点汇总 |
(五) 辐射实验室体现了显著的志愿性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研制雷达的辐射实验室承载着赢得战争、实现和平的伟大使命。在反法西斯的国际浪潮中，科学家们胸怀满腔爱国热情，在捍卫世界和平、保护正义的感召下，从五湖四海走进了辐射实验室。辐射实验室中弥漫着强烈的为国家贡献己力的骄傲感和和正义感。随着实验室的人员不断增加，为国奉献的氛围却不曾改变。当劳伦斯邀请杜布里奇担任辐射实验室主任一职时，杜布里奇对于这个为战争而努力的项目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对于人们积极加入实验室的状况，杜布里奇在写给劳伦斯的信中这样描述"那真实一次充满活力的演说，令在场的人都迫不及待想加入这个阵营"。当时实验室的成员大多为物理学家，其中有许多人是犹太人，或者是曾经留学海外，并与当前陷于危机的欧洲犹太人维持深度联系的人，还有一些人对于与他们血脉相连、遭到围攻的英国人，尤其每夜深受空袭之苦的伦敦人，感到震惊和同情，其中只有少数辐射实验室人员，未曾因德国的暴行而心忧。实验室中元老级人物拉比，这样表达自己强烈的情感："战争在欧洲如火如荼进行，而我非常想尽点力，当我知道这个计划时，就对自己说：我一定加入。"[2]39爱国感、同情心、正义感是促使科学家投身辐射实验室的重要原因。
三、MIT辐射实验室特征形成机制探究 (一) 美国独特的市民社会：MIT辐射实验室特征形成的文化基础从历史的维度审视MIT辐射实验室的历程，其特征和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美国社会特征高度相关。
美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市民社会传统的国家，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不惜笔墨地描述美国的市民社会传统和美国人对结社的喜爱"无论什么年龄、身份、智力水平的美国，都在不断组织社团，不仅大家都参加的工商社团，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社团：宗教的、道德的、严肃的、无聊的、一般化的、很特殊的、规模浩大的、规模极小的、总之，什么样的都有。美国人通过结社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造教堂、传播书籍，向边远地区派出教士。他们也通过来设立医院、监狱和学校。为了宣传真理或以示范的方法来深化一种感情，他们也会组织社团。每当进行一项新事业时，在法国出面领导的是政府，在英国是一个大贵族，而在美国是一个社团"[14]179。托克维尔还指出：美国的居民只要产生了一种意见或观念并向准备向世人宣传，就会四处寻找同道，一旦找到了就会结社。这时候，他们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股人们远远就能瞥见的强大势力。[14]182托克维尔认为市民社会具有民主参与的功能，以志愿性结社为根基的市民社会则是美国民主的基础。以市民社会为特征的美国社会为民间科学家积极参与军事科研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文化支持。柯亨(Cohen)和阿拉托(Arato)于1992年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理论》一书中提出美国社会权利结构为"市民社会-经济-国家"三元并存的模式。其中市民社会则对应着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运行不仅依靠公共领域中人们因为相互体验而达成的理解，还依靠人们能直接参体验和自我学习管理的志愿性结社活动。[15]以市民社会为重要元素的"国家-市场-市民社会"的三元权利结构有力地保障了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为非营利组织和政府良性互动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辐射实验室的历史再现了二战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动员、整合民间科研资源的历程。辐射实验室和联邦政府关系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和发展。最初政府对辐射实验室持消极抵触态度，到逐渐开始主动依托、借力实验室的资源，同时辐射实验室也积极寻求政府的支持和资助，实验室的高层领导曾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改善和加强与政府的关系，为了促进军方采纳先进的雷达产品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辐射实验室还努力维持自身的自治性，最终实验室和政府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衍生出了"共生"模式。需要指出的是双方良性互动的前提乃"三元并存"的美国社会权利结构。
(二) 重大历史事件：MIT辐射实验室特征形成的触发事件在MIT辐射实验室的历史中，珍珠港事件是富有戏剧性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横扫整个欧洲大陆，只有英国凭借着英吉利海峡勉强支撑，英国只有积极寻求和美国的合作，便毅然向美国提供了雷达的核心技术——磁控管。英美双方合作的成果便是MIT辐射实验室。它由美国民间科学家在英国科研界人士的协助下自主创建和运营，最初联邦政府并没有给予这个由"老百姓"运营的实验室足够的重视，MIT辐射实验室还一度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实验室主任度布里奇甚至认为实验室会在1942年彻底关闭。随着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随即宣战，大平洋战争正式爆发。联邦政府高度重视辐射实验室的发展，海军、陆军等纷纷在实验室内设置联络办公室，一时间军方对于雷达的需求大幅度攀升，困扰实验室发展的资金问题也迎刃而解。辐射实验室和政府、工业界的关系也日益密切起来，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根据触发机制理论，珍珠港事件是促进辐射实验室特征形成的触发事件。
(三) 美国外交政策的衍变：辐射实验室特征形成的政策基础二战之前美国奉行的外交政策是传统的孤立主义，主张实施中立政策。3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不愿卷入战争的美国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根据民意测验，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美国96%以上的人反对参与战争，成为左右罗斯福对外政策的主要力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发生变化。罗斯福总统于1940年10月在俄亥俄州发表演说中称："我们前进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将要继续增强防御措施和军备，我们也会继续帮助那些抵御入侵者的国家，支援目前帮助美国挡住侵略者的国家。"[2]28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允许美国以租借或贷款的方式向某些被认为其国防对美国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提供武器、军用物资、粮食和各种方便。1941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发表了大西洋宪章，表明了美英两国对待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正义立场。当日本突袭美国海军基地的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执迷于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美国人正式宣战，笼罩在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平主义以及对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的顾虑一扫而光。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和战略利益美国最终放弃了孤立主义，加入到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罗斯福总统清楚认识到需要依靠科学和科学家去赢得战争，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如果自由国家的科学家无法制造武器去保护他们国家的自由, 那么自由将失去"[16]。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美国上层走出孤立主义的泥沼，加快了动员民间科学力量的速度。
总而言之，二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衍变的影响是深远的，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和民间科学的关系前所未有的密切起来，科学与政府之间的制度性障碍得以突破，进而构建了新型的政府与科学关系。MIT辐射实验室则恰巧处于联邦政府和科学关系的转型期。需要强调的是MIT辐射实验室与战后美国国家实验室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究其原因在于辐射实验室是特殊时期有着过渡形态特征的实验室。辐射实验室作为国防研究委员会创立的惟一的实验室，逐渐消解了传统的政府和科学关系，衍生了全新的二者的关系，为二战后美国建立国家实验室提供了先导作用。
(四) 二战前后美国民间科学精英集团兴起：辐射实验室特征形成的智力支持历史学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比作是一场物理学家或科学家的战争。二战之前大量科研人才汇聚到美国，民间科学精英团体开始发展和兴起。以"科学政策之父"万·布什为代表的民间科学精英影响、主导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战时科研管理。其他著名的民间科学精英包括：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布什的良师卡尔·康普顿、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艾赛亚·鲍曼、国家科学院和贝尔电话实验室主任弗兰克·朱维特等。他们共同代表了二战前后美国民间科学精英的发展和兴起，如表 4所示。
|
|
表 4 20世纪40年代美国民间科学精英的组织交叉关系[11]58 |
万·布什的早期的职业生涯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1928年被授予弗兰克林研究所的莱瓦尔奖章, 1935年被美国电子工程研究协会授予拉米奖章，1932年被任命为工程系主任和麻省理工学院副校长。布什通过担任政府委员会中的角色与联邦科学管理机构建立了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布什已俨然成为美国科学界中受尊重的民间发言人。布什是科学顾问委员会的(SAB)委员, 该委员会旨在为政府机构提供科学建议和提高政府的科学研究资助。布什曾被任命为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NACA)委员, 该委员会旨在监督和协调美国航空研究，随后担任华盛顿担任卡内基研究所所长, 同时兼任美国航空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卡内基研究所在当时是大学之外美国最大的私人研究组织。伴随着战争的临近, 民间科学精英达成了的美国必将卷入战争、赢的战争必须依靠科学的共识。卡内基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使布什顺利进入了制订国家科学研究和开发政策的最高层，表达了来自民间科学精英的真知灼见。同时以布什为代表的民间科学精英逐步和多领域的公司和科学组织建立了密切联系。
民间科学精英把科学研究和技术看作国家安全和社会福利的关键。布什认为:"这是一场高技术战争, 整个未来可能取决于技术和由这个国家的民主的组织部门开发战争科技的彻底性。"[11]59纵观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民间科学家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民间科学精英集团逐渐成为科学政策问题的代言人，科学家获得了空前社会地位和广泛认可，进而获取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成为知识新贵。民间科学精英集团的兴起为MIT辐射实验室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四、结论非营利组织的属性恰是辐射实验室的魅力所在。在非营利组织理论视域下，辐射实验室呈现了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特征。非营利组织的属性和所处的历史时期，使得MIT辐射实验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的过渡形态和特征，其历见证了美国联邦政府和民间科学之间关系的衍变。以市民社会特征为基础的美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衍变、民间科学精英集团的兴起，共同对辐射实验室特征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References
| [1] |
SAAD T A. The story of mit radiation laboratory[J]. IEEE AES Magazine, 1990(10): 47. |
| [2] |
BUDERI R. The invention that change the world[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11-342.
|
| [3] |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ive years at the radiation laboratory[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46, 7.
|
| [4] |
FLOCK W L. The radiation laboratory, fifty years later[J]. IEEE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Magazine, 1991, 33(5): 47. |
| [5] |
GUERLAC H E. RADAR in World WarⅡ[M].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Tomash Publisher, 1985, 692.
|
| [6] |
LEE L D. Interview By John Bryant[M]. IEEE history Center. June12, 1991.
|
| [7] |
Charles B F, Kathryn F. interview by Andrew Go1dstein[M]. IEEE History Center. June14, 1991.
|
| [8] |
Flock W L. The radiation laboratory, fifty years later[J]. IEEE Antennas and Propagation Magazine, 1991, 33(5): 47. |
| [9] |
莱斯特. 萨拉蒙. 第三域的兴起[M]. 李亚平, 于海,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25-27.
|
| [10] |
ANDERSON H D. The great insaturation: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ce research for war[M].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Science, 1972, 454.
|
| [11] |
Daniel L K. Politics on the endless frontier:Postwar research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58-68.
|
| [12] |
BUSH V.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M]. 范岱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14.
|
| [13] |
VANNEVAR B. 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a program for postwar scientific research[M].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90, 54.
|
| [14] |
阿利克西. 德.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M]. 曹冬雪, 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179-182.
|
| [15] |
COHEN J L, ARSTO A.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9, 9.
|
| [16] |
RICHARD R.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M]. NewYork: Simon & Schuster, 1986, 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