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特征之一。中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一直深受关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高等教育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1999年初,党中央国务院按照科教兴国战略部署,做出了高等教育扩招的重大决策,2002年,高等教育的总规模达1 600万人,适龄人口毛入学率达到15%[1],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说”来衡量,中国己经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至2014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7.5%,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成为了新的时代诉求,丰富了新历史时期中国教育发展方针和战略目标的内涵,适应了时代的特点和与时俱进的要求。人类在知识和技术领域所取得的巨大进步表明,科学进步、技术变革和创新是财富创造、竞争优势以及生活质量提高的关键动力和主要源泉,而在加速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进程中,起最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人的创造力,是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大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实现经济科技发展和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
二、现状与做法高等教育通过人才培养对国民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为国家培养了数以亿计的优秀人才,在人才输出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人才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明确地把国家发展所需的人才分层次呈现“金字塔”结构,一部分是与高素质劳动者、专门人才相对应的大众型人才;另一部分处于塔顶尖部分的是拔尖创新型人才。
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型大学担负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担,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随着1999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研究型大学也开始承担了部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教学资源、教师资源、学校建设软硬件资源难以在短时间之内配套形成,使得原有较小规模的“精英教育”受到冲击。为了适应国家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要求,许多研究型大学率先开始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其主要目标就是在普及大众型人才培养的基础上,探索一条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培养途径,在内部开启非全校范围的拔尖创新人才教育模式探索,多以“学院”或者“实验班(试验班)”来命名,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院、清华大学清华学堂等相继崛起。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涉及领域和环节众多,有些因素的影响显而易见,有些因素则是潜移默化。文章针对实践过程中对人才培养影响较为显著的五个关键问题进行研究。
(一) 遴选最优质生源优质生源是培养拔尖人才最基本条件。在生源类型方面,实施多途径、多元化学生选拔,“选才”与“鉴才”相结合。通过自主招生、高考直录、校内二次招生、部分地区与高中衔接等方式选拔;在遴选标准方面,注重考察学生综合能力、学术兴趣和发展潜质,选拔肯投入精力、有志于攀登科学高峰学生;在选拔方式方面,注重综合素质、心理素质等多方面考察,避免应试弊端,科学地看待“偏才”“怪才”。[2]4-8浙江大学采取五轮综合评价法,两轮笔试三轮面试。两轮笔试为心理测试和综合能力考试,三轮面试,包括第一轮8位中国专家的综合群体面试,第二轮5位外国专家的综合群体面试,第三轮由每学科3~5名专家组成的专业单独面试。[3]207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学院采用笔试、综合素质面试、心理测试相结合的方式,也曾采用夏令营方式;在选拔机制方面,以校内拔尖创新人才领导小组制定计划、组织实施,以校内相关领域院士、“长江学者”“杰青”和资深教授组成专家小组,参与面试、研究讨论确定入选学生。
(二) 对标国际化教学 1. 注重通识教育,专业选择自由度高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本科教学培养经验,除部分基础学科外,在低年级淡化专业,打通专业界限,单独开设挑战性数理基础课程,着重强化基础,大力开展通识教育,学校开放校内各学科课程资源,共享各类实验平台,让学生进行渐进式专业认识,同时为做学科交叉研究营造环境。经过两年学习,学生在已具备充分学科理论功底基础上,根据自身禀赋、志向和能力,理性、科学、明确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专业,规划未来发展路径。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在大类基础和专业基础的培养上, 设立了文、理、工三大类平台课程体系[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学院一年级开设高挑战性数理基础课程和通识课程,二年级后学生根据意愿和能力进行专业选择,让学生经过一年对专业的再认识,来选择兴趣与专长相匹配的研究方向,同时,学生专业变更政策宽松,在遵从个人意愿和导师指导的前提下,充分给予学生自主选择和变更权力,符合国际高水平大学成功的教育经验。
2. 实施学分制,保障个性化培养国外大学人才培养实施学分制,中国普遍采用学年制。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塑造,必须以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为基础,任何人格依附或者个性缺失的人都不可能成为精英,通过实施完全学分制,来实现个性化培养,为学生人格独立和个性张扬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与学年制相比,完全学分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柔性的特征,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学科基础和兴趣爱好自主选择专业和课程,凭借潜在智力和生涯规划来安排学习时间和学习进度;可以在学校计划内进行专业方向调整;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参加本校或外校的辅修专业和双学位的学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高等工程学院学生单独开通“特殊选课”权限,开放全校本科课程资源,不限定学期、不设置学科界,学生根据导师指导和个人兴趣、能力多因素进行规划,选适合自己的课程,满足培养方案要求即可获得相应学科学位,多学科课程选择权极大开阔了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视野。
(三) 配备高水平师资 1. 选聘高水平师资授课大学不在于有大楼, 而在于有大师。顶尖级大师关乎大学社会声誉、国际地位,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赞誉,其典范作用能够为学生传递追求卓越的动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依托一支学识渊博、思想活跃、经验丰富、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知名教授组成授课团队,将新观点、新视角、新方法引入课堂, 提高授课质量。“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聘请学术造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际视野的丘成桐、朱邦芬、施一公、姚期智等学术大师担任首席教授;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利用学校优质资源优势, 选聘各学院的学科带头人、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政府基金奖励学者、博士生导师、“教书育人标兵”教师承担教学任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学院引入中关村核心高校区高水平的师资力量作为基础课程教学的保障,结合传统工科优秀教师资源组成授课团队。伴随大师身边耳濡目染,学生不仅融通学问受益匪浅,也能够学习大师严谨治学精神,有助于科学道德的养成。
2. 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在实施完全学分制基础上,建立完善导师制能够促进学生前期基础培养和后期专业及科研能力培养有机结合,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专业认识和选择,是因材施教理念的集中体现;导师通过言传身教向学生传递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将综合素质教育贯穿于培养过程中。“清华大学人才培养计划”,按1:3的师生比例邀请知名学者、优秀教师和社会杰出人士担任学生导师,为学生的基础知识学习、综合能力培养、创新研究训练等提供指导;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生可以得到来自文、理科各院系资深教授组成的学生学习指导委员会的全程指导,每位导师对学生提供选课、选专业、学习内容及方法、思想品德等方面的教育引导;南京大学在二年级按照1:5,三年级按照1:2,四年级按照1:1配套学术造诣深厚、学术品德高尚的院士、“长江学者”及资深教授担任“学术引路人”[3]9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学院在低年级学生中开设导师讲堂,导师借此平台介绍学科前沿和研究方向,三四年级学生1:1配备导师,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后两年专业学习、科研及个人发展规划。
(四) 实施竞争机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中的高端定位,学业难度大、强度高、压力大会导致部分不适合此培养模式的学生,出现学业预警和心理障碍,难以完成学业要求。为此,本着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理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过程引入竞争机制,实行校内学生“准入”“准出”双向流动的动态管理办法。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实行开放式办学和“自主进出入制”,学生在大一年级每学期结束后进行分流和择优递补,部分不适应竺可桢学院教学模式的学生将分流回原录取系学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学院为不适合该模式的学生提供重新选择发展途径的机会,一年级第一学期、第二学期结束后,结合综合量化成绩,30%的学生转入普通教育模式接受常规高等教育。这样既保证了拔尖人才质量,也兼顾了学生自身特点,可使学生尽早选择适合的培养模式。
(五) 拓展国际视野 1. 对标国际化课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注重发挥国内外两种资源优势,教学资源对标国际化标准,聘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予以指导、授课。多数研究型大学积极采用双语或全英文教学模式或选择全英文教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聘请巴黎十一大学特级教授贝黑叶讲授《概率论》、聘请罗斯霍曼理工学院一年期访问学者开设两门专业课、MOOC课程以学分形式进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计划;北京大学共开设英文课程167门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英才班语言实验中心已建设完成,英才班的原版教材库也正在建设过程中。据初步统计,2013年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近150所国际知名高校(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等)的350余名国际知名学者教授,以授课、讲座、研讨等多种形式参与到拔尖学生培养过程中。[2]4-8
2. 海外游历及深造比例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鼓励学生通过参与国外大学课程学习和项目研究,拓展国际视野,体验不同国家教育传统和理念,接触顶尖大学教育模式,提升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勇气。海外游历经历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延伸和有益补充,为学生获得广博的阅历和更高的视野提供平台和机会。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为学生提供众多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和国际化的实践机会,聘请外籍教师、采用外文教材和外语教学,出国深造比例接近25%,总体升学比例为85%;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学院,具有海外游历经历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接近50%,毕业后出国深造比例接近30%,总体升学比例接近90%,在学校各院系之中处于领先。优质的学生“出口”也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重要成果。
三、问题与不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国内的探索过程,形成了一批宝贵的教学改革和实践育人经验,培养出一批具有扎实数理基础和优秀科研潜质的学生,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有一些随伴而来的问题,归纳为如下四方面:
(一) 生源遴选拔尖创新人才生源遴选过程中,学业成绩是最容易量化得出,也是直观反映学生学习能力的指标。虽然通过增加综合面试的方式,补充了非智力因素方面的考察,但这种考察方式,受面试官主观因素影响偏大,被试者受个性、情绪、临场状态波动影响偏大,较短时间内实现对生源的比较和评判难度偏大。近年来,根据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数届毕业生发展情况的跟踪可以看出,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学位后选择高薪工作并定居海外的人数比例相对较高,而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比例相对较少。这与中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宗旨和初衷尚有差距,是否是学术型人才的苗子,是否具有远大的科研志向,是生源遴选面临的一大问题。
(二) 教学管理 1. 课程体系缺乏整体性规划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主张低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注重数理类挑战性课程,单独制订培养方案,学生基础知识得到强化和夯实;随着学习过程推进,依据个人兴趣和能力,在个性化导师指导下,渐进式介入专业教育。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按照四块划分课程体系:通识课程、大类课程、专业课程、个性化课程;北京大学元培学院课程计划包括公共必修、大类平台课、素质教育通选课、专业课、实践实习、毕业论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学院课程体系包括基础课程、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在育人实践过程中发现,在基础教育阶段和专业学习阶段的课程衔接尚存在问题,两者融合过渡处理得不够完善;通识学习过程中,专业基础课为个性化选修,学生因尚未选择专业,表现出对专业基础课的修习方面困惑较多,导致了学生在三年级正式进入专业学习后,开始补修多门专业基础课及部分先修课程,出现了单学期学分过高、学业压力过大的问题,如何做好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和衔接性需要进一步思考。
2. 导师工作缺乏督导落实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利用本科生导师制,实施个性化培养。研究型大学均聘请包括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在内的学术专家担任主讲教师或学术导师,在实际中,大师能够投入在本科生培养方面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师生交流讨论机会较少,导师对本科学生的培养关注度、学生对导师的归属和依赖感等都仍需加强。指导过程中,导师对于专业课程计划安排指导多,对于整体课程体系知识结构搭建指导少;对于“自由选课”和学校“教学计划”之间的平衡不好把握。学生的专业学习主要依靠学术导师来实现个性化培养,这是拔尖人才培养模式中的重要环节和优势所在。如何对导师工作进行科学研讨、监督和评价,将导师制做实、做细,对拔尖人才培养至关重要。
中国高校专业设置原本各成体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通过实施完全学分制和导师制增强学生个性化,打破专业壁垒僵硬的限制,但因为专业热门程度差异、专业院系教学资源承载能力限制、专业课程衔接等问题,学生完全依据兴趣和专长调整方向仍存在一定困难。
(三) 学生管理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宗旨和目标指引下,育人过程中,难免出现对智力因素培养关注较多的情况——对课程体系、学业水平、科研能力有明确要求,对于非智力因素培养、全人教育发展的关注相对薄弱;由于多数实施竞争淘汰机制,使得学生学习出现异化,学生中有诸多“绩点狂人”,学生学习刻苦但不是为了创造性而是为了取得更高绩点。[5]
教育应建立在立德树人理念之上,培育过程不在一朝一夕,然而在作出评价时,能够有呈现度、且成效显著的莫过于学生的学业成就,这就促使学习出现功利化,对分数的重视度高于对创造力的塑造,对学生德育及素质教育的评价关注较少。针对出现的对分数过于关注的情况,尝试多元化评价体系来改变对学生的导向,但效果并不明显。
(四) 管理团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注重大师的学术引领,作为全人教育重要方面——学生思想引领以及成长服务方面,同样需要一批具有优秀素养、广博视野、精干能力的管理工作人员。实践过程中发现,拔尖人才培养的教学管理、学生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工作,虽然性质单一,但由于学生不受专业限制,发展方向百花齐放,管理服务工作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往往是全方位的,这无疑对教育管理人员实质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构建一支熟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规律、拥有丰富的拔尖人才培养实践经验、国际化视野、终身学习和勇于探索精神的高效管理服务队伍,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组织保障。
四、对策与建议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时代的诉求,中国欠缺的最尖端人才,要从大学培养起来,集中尖端师资,实施一系列教学改革,培养杰出人才,使之能够在科研能力上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这是中国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基于中国研究型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要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需要着重考虑如下四个方面:
(一) 创新人才选拔机制生源入口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石和起点,遴选优质生源是一项集公平性、科学性于一体的重要任务,研究型大学在招生时要广泛调研、深入分析、专家论证,创新选拔机制,人才遴选将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全面考虑;在有合理监管保障公平公正的前提下,适当扩大拔尖创新人才招收录取的灵活性和自主权,予以提供特殊政策,特别是可在部分高中尝试招生试点,不拘一格降人才,减少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
要选拔具有高远志向的人才,也要在培养过程中引领和塑造奉献科学的信念。信念和志向决定人才创新发展的欲望和动力。在人才选拔和育人实践中,不可忽视志向和动力所具有的方向指导和理念统领作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必须要从教育设计的前端查原因,而不是在教育过程中找问题。生源的合理遴选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起始条件,高校作为一个充满理性和理想,且高度自适应的组织,应该有自我反省的意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应主动认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所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应深刻认识责任在肩,主动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和人才培养理念顶层设计,以此为基点引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二) 优化教育教学制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肩负培养国家优秀建设者的使命,要全面创新教育理念,积极探索和改革新模式、新途径,在夯实数理基础,加强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科学调整、合理改进课程体系。可以看出,拔尖人才培养注重选配校内外最顶尖师资,而对课程体系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人才成长规律重视程度不足。应该明确人才培养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进一步对教学各环节做精心安排,对具有挑战性的高年级本科课程,做好整体规划和建设研究。把建设好课程体系作为拔尖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下功夫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与设计,避免本末倒置。
要改革教学模式,探索导师制、个性化培养如何与课堂结合。建议推广研讨班等研究性教学模式,在思辨中启发教学;注重学习和思考的过程性培养,改革传统期末一次性考核方式,着重在平时日常考核和阶段考核。
针对从事拔尖人才培养的尖端师资,要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为教师提供相对优越的配套环境和利益保障,特别是注重科研与教学均衡发展,让教师能够有精力投入人才培养,在工作量、薪酬、职称评定、晋升机遇等方面,予以单独考虑,适当政策倾斜,既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也是对教师劳动和付出的肯定和尊重,以此将学术研究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
(三) 完善德育育人体系追求卓越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就是要培养创新型人才、领袖型人才,这是培育创新人才的出发点和归宿,也体现着这一育人实践的生命所在。培育一批基础扎实、视野开阔、能力突出、具备优秀发展潜质的人才,不仅依赖智力因素和教学环节,非智力因素和综合素质对于一个人成长成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德育育人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益补充,使人的成长与发展更加有内涵有灵魂。
营造自由宽松的环境是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要科学规划形成一套完善合理的德育育人体系,扩大学生选择权,努力营造一种自由开放的成长环境,来加强对人的精神培育和人格塑造,使学生在掌握高级专业知识的同时,树立远大理想,形成高尚情怀,提升理解力、洞察力、想象力;在理性竞争中,学会沟通和合作,提升国际视野和开拓精神;部分研究型大学采用学院与书院相结合的方式,来组织教学和德育教育,如清华学堂计划的仁慧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工程学院的汇融书院等,从实践上来,是促进教学培养与德育教育平衡和协调发展的有益模式,值得倡导且具有借鉴意义,有助于实现全人教育。
(四) 构建高效管理团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要加强自身内部团队建设,以团队构建的科学性,来保障创新型人才发展需求的多样性。要选聘熟悉人才成长规律、综合素质突出、国际视野开阔、具有远大志向和科学情怀的教育者来担当,管理团队建设得好,与创新型人才成长规律和特色匹配性强,育人工作开展才会更稳定更高效。
积极参与拔尖人才培养规律研讨研究,做好积累和总结凝练,提升研究力度。组织一线教师、教育专家等,分析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提出应对办法等;组织国内外拔尖人才培养的交流,针对国情学情的难点热点问题提出解决策略。为辐射优秀经验,全面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迈出新的步伐提供借鉴和指导。
加强拔尖人才培养软环境建设,从环境设计、氛围营造、宣传推广等方面着手,提升文化内涵,提升软实力,为与国际精英人才培养机构增进合作和对话提供吸引力,通过打造品牌来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五、结论与展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是上至理念层面,下至运行实践层面的教学改革。大学的基业长青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培养的一代又一代人才质量,在于培养能够为国家科技发展及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突出贡献的创新人才。因此,中国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力实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深入分析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特点和问题,提出应对策略,对提升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 |
冯向东.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J]. 高等教育研究, 2004, 25(3): 30-34. |
[2] |
吴爱华, 侯永峰, 陈精峰, 等. 深入实施"拔尖计划"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J]. 中国大学教学, 2014(3): 4-8. |
[3] |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进展报告[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91-207.
|
[4] |
邹晓东, 李铭霞, 陆国栋, 等. 从混合班到竺可桢学院——浙江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探索之路[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0(1): 65-73. |
[5] |
陈金江. 中国大学本科精英学院运行模式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487-101103604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