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众多研究证明科技人员的流动是实现知识转移和创新的重要方式。科技人员可以作为知识载体(knowledge carrier)，通过流动传播和转移各种显性和隐性知识。^[1]这种流动的知识载体对于拓宽本地知识库的广度和深度有重要帮助，从而进一步推动知识与技术创新。^[2-3]

海归学者是一类典型的流动科技人员。他们先从母国流动至接收国，在那里学习先进的知识与技术，并为提升当地的创新能力贡献自己的力量。^[4-5]而当他们回归母国后，又能够随之把自己的知识、经验、技能、合作网络带回，并通过知识溢出、知识转移等方式，带动周边创新能力的提升。^[6-8]因此，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升级研发活动、改善科学家的工作生活条件、为海归创业提供优质环境等途径，吸引优秀海归人才，以期实现从“人才流失(brain drain)”到“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的转变。^[9-10]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正在经历史上最大的海归潮。2003年，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数量首次突破2万人。2009年，留学人员回国数量首次突破10万人，达到10.83万人。3年之后的2012年，留学归国人员数量达到27.29万人。预计2017年左右，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11]因此，研究海归人员的知识转移效果和知识创新能力，具有很强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文章以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这两个国际顶尖大学的64名海归学者作为对象，分析在美国的教育科研经历对其归国后科研产出的影响机制，从而讨论了海归学者跨国知识创新的问题。同时，文章也考察了学者归国后是否仍然与美国导师保持科研合作，借此探讨跨国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文章的研究结果为分析海归科学家的跨国知识转移和创新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获取

文章以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作为国际顶尖大学的代表，分析这两个大学从事纳米、生物、信息等自然科学研究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后的科研情况。由于没有现成的资料能够找到这两个学校的海归名录，文章通过论文搜索的方法来获取数据样本。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具体方法如下：

第一步：以“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作为机构扩展词，同时以年份为时间关键词，查到该年以麻省理工学院作为研究机构发表的全部论文。剔除经济、金融、管理、天文、地理等非自然科学的论文，获得筛选后的论文数据。以2010年为例，完成这一步后共获得论文3 921篇。

第二步：基于第一步的结果，筛选出以华人(以拼音作为标准)为作者的论文，这些华人作者可能是留学生、访问学者，也可能是海外的华人学者。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可能属于其他大学，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一起合作了论文，这类情况需要删除，因为文章只考察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所发表的论文。

第三步：提取出华人作者列表。对每一个作者，用linkedin、google等社交或搜索引擎，查找这些华人作者的工作轨迹，看他们是否已经回到中国。以2010年为例，通过上述三个步骤，共获得248个华人学者的名字。搜索后确定归国人员32人，其中1人创业，其余31人都在大学或中科院等科研机构工作。

采用相同的方法，笔者查找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学者在2007-2010年间发表的文章，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华人学者在2010年发表的文章，共找到在这两个学校有教育科研经历，并且目前在国内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的学者105人。为了更有效地考察海归的留学及归国情况，文章进一步规定样本里的海归学者需要在美国呆够2年，并且回国的时间也达到2年。据此，最终获得64名海归学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每位学者，检索截止到2015年10月31日其发表的全部论文，并按照去美国前、在美期间、以及回国后进行分类。检索共获得论文2 496篇。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不少研究用论文数作为衡量知识创新能力的依据。^{[12][13]309-333}文章采用归国后论文总量(Num_af)、归国后年均论文数量(Num_af_ave)以及归国后代表论文数(Num_af_re)3个变量，考察海归学者归国后的科研产出。这里代表论文指的是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此外，虚拟变量(col)代表海归学者归国后是否仍然与原来的美国导师进行合作(是取1，否则取0)，用于考察跨国知识转移情况。

2. 解释变量

(1) 海归学者在美期间发表的论文情况，包括论文总数(Num_in)、年均论文数(Num_in_ave)、代表论文数(Num_in_re)、论文质量(Qua_in)以平均每篇论文的年均被引用次数表示；(2)海归学者在美的教育科研经历(Experience)，虚拟变量，若在美期间有多段经历，取1，否则取0；(3)海归学者在美国的导师是否为华裔(Mentor)，虚拟变量，是华裔取1，否则取0。

3. 控制变量

海归学者在美留学的时间(Time)，及他本人的学科领域，很有可能会对其归国后的科研行为产生影响。^{[13]309-333[14]}对样本的64名科学家的学科领域进行分类，发现90%属于纳米和生命科学两大类，少部分属于其他学科。因此，把学科设为虚拟变量(Nano)，是纳米取1，否则取0。变量如表 1所示。

论文数量属于计数型数据，在研究回国论文数量的影响因素时采用计数型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归国后论文数量、年均论文数量、代表论文数量)的方差都远大于均值，采用负二项模型较为合适。而考察合作状态的影响因素时，由于被解释变量是否保持合作(Col)是一个虚拟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来考察变量间的关系。

三、结果与讨论 (一) 归国后论文影响因素

利用负二项模型做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从表 2可以看出，海归学者在美期间发表的论文数量与归国后的论文数量正相关，在美论文总数越多，归国后论文越多；在美年均论文越多，归国后的年均论文也会越多，说明中国海归学者的科研产出具有延续性。同时，海归学者在美国的多段教育科研经历与其归国后的科研产出也有正相关关系。此外，如果在美导师是华裔，却有可能对其归国科研产出有负面影响，说明外国导师也许更能培养学者独立科研的能力。此外，在美国时间太长对归国后的科研产出也会有副作用。

(二) 归国后是否仍然保持合作状态的影响因素

采用Logistic回归来考察变量间的关系。文章使用三组模型做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

三个模型都验证了在美国有多段科研经历的海归学者，归国后更容易和美国导师保持联系与合作。此外，纳米技术领域的学者，归国后的合作意愿也较强，说明通用性强的技术，更容易推动学者的合作。此外，如果海归学者在美国发表的论文质量越高，回国后的合作意愿却会降低。可能的原因是，论文质量越高意味着科研深度更强，其归国后的独立能力会越强。而海归学者在美国的时间，以及导师是否是华裔，对于其归国后的合作倾向没有太大影响。

当前，全球人才流动出现新动向，美国面临人才逆流，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则出现人才回流。海归学者的流动，一方面将自己的思想和个人影响力带到国外，参与到一个新的学术环境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在新的地方获得新的信息和知识，实现个人知识在新领域或者新环境中的再发展与融合。因此，海归人才的迁移是跨国知识传播和再创造的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科研拔尖人才的成长需要有良好的环境，甚至需要代际之间的积累与传承，拔尖人才培养最有效的途径是到精英科学家的门下学习。在现阶段，精英科学家最为集中的地方也就是培养拔尖人才效率最高的地方，中国应该充分抓住这一实现人才队伍建设跨越的捷径。从文章的分析结果来看，海归学者的出国留学或工作的经历，特别是在世界高水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或者是从事博士后工作，对于学者的科研能力和科研产出有明显的提升作用，并且在回国后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延续性。因此，国家应该继续鼓励并加大力度支持高层次创新人才出国留学。

同时，当前中国已经有机会吸引越来越多数量的优秀海归学者，更需要借鉴世界各国吸引人才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完善人才引进和激励政策。文章分析数据中的样本，大部分都是在完成博士学位后的5~10年左右。在这一阶段，科研人才从不独立、半独立，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研究者，并逐渐进入他们科研生涯的黄金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得到恰当的锻炼和激发，营造适合海归学者成长的环境，则可以更好地发挥海归学者的作用，产生更好的人才效益。结合中国的国情以及美国的成功经验，政府应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设立以培养青年科技人员为主旨的资助性经费，以及专门激励青年人才的科技奖项，为包括海归学者在内的青年人才提供必要的社会文化环境，使他们的潜力和贡献能够尽早得到科学家群体的认可，促使海归学者尽快融入国内科学家队伍之中。

四、结论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科技教育发展仍将处于追赶阶段，吸引优秀留学人员归国是解决当前高层次紧缺人才不足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海归人才迁移的研究和规律分析，对中国的人才引进工作以及如何为海归学者的成长营造更好的环境，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文章以64名从国际顶尖大学归来的学者为研究对象，考察在美的教育科研经历对学者归国后科研产出及国际合作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中国海归学者的科研产出具有延续性，在美国高产的学者，归国后通常也会保持高产。因此，用人单位在考察候选者时，过往的科研产出能力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选择指标。此外，如果学者在美国不是一直呆在同一个实验室，而是有多段经历，有助于拓宽学者的眼界和研究思路，并且能帮助其适应不同的研究环境，因而也能提高其归国的科研产出能力。国家应该鼓励中国留学生跟随非华裔的导师进行学习研究，这也有助培养留学生们独立科研的能力。

对国际合作的分析显示，在美国有多段经历，会使得中国学者归国后更愿意和原来的导师和实验室保持联系。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如果中国学者在美国发表的论文质量越高，归国后的合作意愿反而越低。这有可能是因为发表高质量论文的学者，独立科研的能力更强，也有可能是因为美国导师科研能力强，助推了学生发表高质量的论文。而这些能力强的导师，通常都有一个较大规模的学生群体，其无暇或没有很强的动力去和已经毕业，并且离开美国的学生继续合作，除非学生本人有强烈的合作意愿并积极推动。这个结果值得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