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是一位伟大的后现代人道主义作家。正如文学伦理学批评指出的那样，文学是道德的产物，“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冯内古特在小说中以强调宇宙构成成分的内在联系性，主张宇宙整体性的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观，深切地关心后现代、后工业、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人的生存状况与命运，深刻思考科技的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行为，强烈控诉资本主义对人的摧残，为千千万万个被摧残和戕害的灵魂申冤。冯内古特在小说中用解构的手法暴露人类社会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先进机器使大批贫穷工人失业，使他们变得无用、无目的、无尊严，导致了人类的孤独与精神痛苦；科学技术被用来制造杀人武器，成为人类自我毁灭的根源；资本家的钱是通过贪婪、欺骗、贿赂等肮脏手段赚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只保护资本主义的美国，迫害和处死任何持不同政见者；资本主义破坏了环境与文化，使美国社会变成一片精神荒漠。同时，冯内古特在小说中“努力搞清人类存在的意义，更好地理解人类应该如何生活在一个荒诞的致力于自我毁灭的世界里”^[2]341，主张用宇宙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应该承认差异、相互包容、和谐共存的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建立生态社会意识形态，建构拯救人类的大家庭，恢复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强调生活在凝聚性文化中的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精神，重构一种视人与自然为宇宙组成部分的民主、和谐、生命之间相互关爱的生态社会。

按照现代世界观，身体被看成一架生物机器，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现代经济的外壳，地方观念成了世界主义者眼中未开化之物。现代世界观强行造成了人与周围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破坏性断裂。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突破和对新思维寻求的结果。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在地球共同体上，每一个宇宙生命的形式都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到世上的，然而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孤立地到来的。无论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都是我们的亲戚，都在我们周围存在。”^[3]233冯内古特在小说《冠军早餐》(1974) 中从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出发，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建构生态社会意识形态。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差异是真实的，但各式各样的整体和相互联系也是真实的”^[3]9，冯内古特渴望创建一个“每个人都完全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重要”^[2]210的没有阶级、没有等级、人人平等的世界。他希望，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将消灭战争、奴隶制和环境掠夺的恶习。

在小说《冠军早餐》里描绘的现代性统治的后工业时代，人类变成了名曰美国的自动控制中的嵌齿，被彻底非人化、机械化，沦为无情、无家、无根的机器人。他们无法善待自己和邻居，同时也蔑视自然。冯内古特批评他的本国公民们未能敬重和保护地球及其收留的生命。他希望，如果人类还值得叫这个名称，就应该敬重地对待所有生物。对于无生命的东西，人类也应该善于区别什么是有害的，什么是有益的。人、物和地球--这些都是冯内古特的道德和美学世界里结合在一起的建筑材料，甚至是一种家庭的基本成分。面对现代化工业城市及其自动控制所带来的物化的世界，冯内古特主张建构一种芝加哥大学人类学者罗伯特·莱德菲尔德所描述的“亲戚社会”：“在亲戚社会中除人类之外的许多物种也都受到人性地对待。首先由个人内心经验--他的愿望、恐惧、敏感和各种兴趣--建议的行为模式被投射到与他产生联系的各种物体上。因此，自然也受到人性地对待；自然界的成分、风景的特点、动物、特别是环境中的任何以其出现或行为暗示人类品质的东西--人类的品质被归因于所有这些物种”^[4]177-178。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体体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冯内古特在小说中对各种各样的精神和物质弊端进行了后现代讨伐，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热爱“人道的和谐”^[4]5。在小说结尾，冯内古特试图把真正存在的自由赠予人物当中的一个--基尔戈·特劳特。他摹仿表现超自然真实的《圣经》语言说：“特劳特先生，……你什么都不要怕。我给你带来了让你快乐的大好消息……我是你的创造者”^[4]298-299。他递给特劳特一个苹果，这是一个“整体性、和谐和营养的象征”^[4]301，暗示了作者对生态后现代主义重构整体性、联系性生态社会的追求。冯内古特像杰弗逊和托尔斯泰那样，也解放了他的奴隶--基尔戈·特劳特。

《冠军早餐》反驳、批判了后工业社会人是可牺牲的观念。冯内古特用确定的术语，消解了驱使德威恩把除他以外的所有人类都视为机器的致命的机械化白日梦。“在对美国文化的正义讨伐中，冯内古特表明环境的、社会的、个人的问题都源于把人视为机器的现代叙事。”^[2]343这种叙事衍生出现代社会噩梦般的情景，它引导人们走向自我毁灭。这恶魔般的现代性声音一直充斥着美国文化。在《冠军早餐》中，冯内古特希望驱走过去，以极大的努力创造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作者自己的造物--小说中的人物卡拉贝金，使他再次相信人性和在培育精神生活中艺术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卡拉贝金的那幅后现代主义绘画所表现的完全是冯内古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表现的东西：描写生活时不遗漏任何重要事物。卡拉贝金在其鸡尾酒会上的讲演中，描述了《圣安东尼的诱惑》这幅画的内容：“你们这座城市所拥有的这幅画表现了关于生活的一切，这是真正重要的，没有遗漏任何东西。它是一幅关于认识每一个动物的图画。它是每一个动物的非实质的核心，每一个动物即‘我是’，所有的信息都发送给了它。它活在我们任何人身上……。一幅神圣的圣安东尼绘画仅仅是一条垂直的不动摇的光带。如果一只蟑螂在它附近，或者是一个鸡尾酒女侍者在它附近，这幅画就会表现两条这样的光带。我们的认识是，所有那一切都活在我们的身上，或许在我们的身上显得很神圣”^[4]221。这幅画中象征生命的“垂直的不动摇的光带”意味着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身上的神圣性的认识。卡拉贝金的这段话表明：“人类与环境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被嵌入在生态系统的生命循环中；我们干预我们的行为，这反过来也会作用于我们自己。”^[5]

卡拉贝金的绘画提供了表达生态后现代主义意识的另一种叙事。冯内古特知道不存在确定性，不存在事实数据，但断言存在着生命的不动摇的光带。只要人们切实地伸手去触碰它，赞美它的可能性，那种生命的不动摇的光带如书前引语所暗示的那样，就会像金子一样出现。冯内古特的小说建立起一种生态社会意识形态，即人把自身视为家庭、社区、国家、地球、宇宙的一部分，与身边的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人们在为自然环境谋划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更好的生活而谋划。人不再是世界的惟一主体，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必须依靠赖以生存的地球，关爱身边的人和物。

冯内古特的小说揭示，现代人类越来越接近自我毁灭。“现代史的每一个恶梦，其毁灭的层次和严重程度都随着现代技术的进步而水涨船高：毒气、鱼雷、空中轰炸、导弹攻击和原子弹。”^[3]51为了将人类从自我毁灭的状况中拯救出来，正确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所有的存在是在结构上通过宇宙联系之链而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有的存在内在地是由与他人的关系构成的”^[6]20。冯内古特先在《冠军早餐》中提出了一个按后现代主义伦理观重构健康的人类共同体的幻想，然后在小说《滑稽戏》里，将这一人类共同体幻想具体化--努力把社会和环境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家庭”^[6]56。在世界这个大家庭里，人们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存在的本质并不允许人们将痛苦强加于人，反而要求人们支持和帮助那些比其有较少特权的人群。

小说《滑稽戏》(1976) 的重要主题是“给所有的美国人提供人为的大家庭，每个大家庭有一千或更多的成员”^[7]ⅹⅹⅳ，冯内古特想象依靠政府发布的中名来为美国人创建大家庭^[8]。《滑稽戏》以小说的形式，直接地、综合地表现了人类的联系性，表现了对“文化”或“亲戚社会”回归的渴望。小说中建构的大家庭是一种生态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地方--生物区域，一种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场所，从而阻止美国文明的崩溃。小说《滑稽戏》哀叹美国家庭和共同体的丧失。现实生活中，冯内古特在他52岁那年，发现家庭人数因为他的离婚和大多数父母双方亲戚的去世而减少了，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却不得不与孤独斗争的城市。他在《滑稽戏》的序言中，直接对读者讲了小说背后的动机及其最终结果。这种高度的透明表现出冯内古特超越传统小说确定边界的继续努力。“作为一位后现代主义者，他一直意识到他的创作事业的人工本质，但是作为一位希望充当政治实体中一个有用细胞的道德家，他努力把读者包括在虚构时刻的写作中。”^[2]345于是，冯内古特这位后现代人道主义道德家运用元小说形式，把所有人都带进讲故事的游戏中，从而建构各种各样的阅读家庭；毫无疑问这种阅读家庭也是生态后现代主义意义之所在，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使冯内古特倍感振奋。

冯内古特小说中所建构的大家庭是以社区建设为基础的，以各种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是人类真正需要的社会组织。冯内古特主张实施一种按人类学设计的社会计划。他在小说《滑稽戏》创作中提出了一个可以像分发社会安全号码那样容易实施的生态社会重构计划，并将这一计划体现在虚构的威尔伯·斯维恩生活中。这项计划尝试在后工业人类危险的、自我毁灭的境况中由政府建构大家庭，来改善人类的悲惨状况并拯救人类。小说中，威尔伯和伊莱扎是孪生兄妹，他们长得怪诞畸形但才华横溢，在被强迫分开之前，他们一起想象一个没有孤独的世界。小说将他们俩的头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天才。小说告诉读者，他们兄妹二人提出了这个世界迄今所知道的一些最重要的科学和社会进步。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威尔伯竞选总统获得成功。他的竞选口号是“不再孤独”^[7]159，他承诺要给倍受孤独之苦的每一个美国人一个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是通过用一系列像黄水仙花、山莓这样的名字取代每一个公民的中名而任意创建的，那些中名一致的人立刻就成了亲戚。威尔伯和冯内古特希望用亲戚的增殖来解决共同体缺乏的问题。有了在适当位置上建构的大家庭，无论何时人们迁移或发现自己身在旅途的某个陌生地方或需要某种帮助，这种大家庭就在那里，就会有某个亲戚慷慨施助。

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揭示，现代性宏大叙事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美国不再以一个民主国家而存在，大大小小的王国在那块土地上增生扩散；由于科学家的破坏，地球的重力发生波动，损害了所有的人造结构，使飞行变得不可能；绿色死亡和阿尔巴尼亚流感大批地毁灭人口，威尔伯居住的曼哈顿变成了一个废墟孤岛。但在这后启示录的(post-apocalyptic)末日悲惨世界中，大家庭所提供的关系发射出惟一的希望的光亮。最后，爱和同情依然存在。威尔伯周围蜡烛的数字正好等于他亲戚的数字，像他所有的人民一样，他为大家庭建构计划的结果而感到快乐。《滑稽戏》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叙事，它十分幽默地促使人们思考可能改善这个世界的办法。冯内古特的情景喜剧使读者在大笑中认识到：生活中如果没有爱和同情，即如果没有真正的共同体才能提供的爱，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人类社会就不能持续发展。

按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观重构生态社会是冯内古特的崇高追求，这一追求驱使他写出试图通过某种方式改变世界的小说。他在作品中以强烈的生态社会意识激发人们的想象并鼓励大家致力于社会和政治行为，坚持对人性的呼唤，不断强化为世世代代的幸福、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决心。^[2]360冯内古特的小说《欺骗》(1990) 启发人们认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在地球共同体上，每一个宇宙生命的形式都不是孤立地来到世上的。生态社会的人把自身视为家庭、社区、国家、地球、宇宙的一部分，与身边的其他动物、植物、微生物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人们必须爱护赖以生存的地球，关爱身边的人。小说《欺骗》表明恢复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整体性是建构生态社会的关键。

在小说《欺骗》中，冯内古特批判了20世纪美国人在越南的战争行为。主人公尤金通过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努力弄清楚生活的意义，试图减轻自己对自己和国家的不道德行为的内疚。尤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他曾亲身经历的越南战争，那场战争对美国人来说始终是他们20世纪后半叶最感伤痛的事件。冯内古特在尤金的叙事中描写人类在越战期间使用了噩梦般的现代技术，从而实现了最黑暗、最邪恶的愿望--对一部分人类的毁灭。在对20世纪人类的描述中，冯内古特强调：如果人类之间不学会不分肤色、不分接受教育程度、不分宗教信仰地相互尊重，那么人类就将很快生活在犯罪猖獗、地球日子屈指可数的后天启(post-apocalyptic)时代了。^[2]361像尤金所解释的那样，“至少这个世界将要完结，这是一个许多人以极大的快乐所预期的事件。它将很快灭亡”^[9]13。尤金和冯内古特不相信存在一个能应人们期待而至、创造新天国和尘世的神。但他们拥有一种幻想，希望通过人类自己的努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2]361

尤金是一个囚犯，被指控策划了纽约西皮欧监狱黑人囚犯的越狱，犯了叛国罪，等待着对他的审判。他是在湖那边的塔金顿学院被解除教职之后，来到这座监狱当教师的。法官们认为只有尤金这类白人才有能力在一座全是愚昧无知的黑人囚犯监狱里策划这样一种逃跑。从本质上看，对尤金的这一指控是种族主义的。尤金在这座监狱里教学工作的真实情况是，他的确有过一些非常人道的行为，他第一次在没有公开的明确酬金的情况下帮助别人--在他的教导下，几个黑人囚犯学会了读和写，并被授予了高中毕业证，但他确实没有组织黑人囚犯越狱。

像他的创造者冯内古特一样，尤金认为毁灭人类生命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丧失了识别不道德行为的能力，这是非常可怕的，对人类未来表现出最令人震惊的含义。尤金深知语言的不可靠本质，也很清楚如何用它来掩盖人类所能想象的最可怕的行为。欺骗的谎言将进一步破坏人们居住的这颗行星，不道德行为将进一步毁灭这颗行星上的居民。因此，尤金厌恶自己的过去，因为“在越南时，哈特基是政府谎言的代言人”^[10]145。作为越战期间的一名军官，尤金告诉读者他对无数美国人和越南人(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的死负有责任，因为他用蛊惑性的谎言鼓动他的“弟兄们”去杀戮或被杀。冯内古特的小说告诉读者：“我们应该把时间用来建构能结束战争、贫穷和种族主义的建设性的、安慰性的谎言。”^[2]362这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一种指导共同体成员应对并改变荒诞现实，使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谎言。尤金的爷爷认为：“一个人对其自己一生的最大利用就是为其共同体的所有人提高生活质量。”^[9]175-176这就是尤金对和平世界的幻想，而且他以自己的方式尽其所能使这一幻想变为现实。在塔金顿学院，他受聘教授物理，利用学院创始人的永恒运动机器给学生们上了关于人类愚蠢的一课，敲击学校的报时钟使这种金属制品发出了和平的曲调，他在这所特殊需要学生学院里讲了真话；然后在一座全是黑人囚犯的监狱里教学，这些黑人囚犯受到视黑人为吃肉机器嵌齿的制度虐待，以苦行为自己赎罪，他在这里又讲了真话。尤金在塔金顿学院和这座监狱里讲真话是为了启发人们认识当代人类社会的真实状况，从而改变现实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结果，前者将他开除，后者认为他是一个为黑人囚犯暴动出谋划策的人。^[10]145因此，他为改善人们生活质量而作的努力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尤金敢于对学生们说，马克思对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规定是正确的，这一思想曾深深打动过尤金的爷爷，他认为这一思想“听上去就像(基督在)山上的布道”^[9]175-176。尤金生活在同名人美国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领袖尤金·维克多·德布兹的精神世界里，他的话被作者用作小说的开篇引语：“只要有下层社会，我就在其中。只要有一个犯罪分子，我就是。只要监狱里有一个人，我就不是自由的。”^[9]9对尤金来说，山上的布道似乎是送给人们度过一生的最好的谎言。尤金的自传含蓄地问：明知道每天都有人饿死，各国却不断以上帝的名义偷土著人的东西，此时此刻政府正花费上千万美元，制造能破坏人们此刻正站立着的这颗星球的机器，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战争或武装冲突持续不断，人类世界还能继续存在吗？在小说要结束时，尤金悲叹现代世界里人类之间丧失了相互同情和关爱。冯内古特在小说《欺骗》中间接地表明，人们必须认识和恢复人与人、人与这个物质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如果毁灭一个生命或这颗行星的一部分，那么就是在伤害和毁灭自己。

在小说《时震》(1991) 中，冯内古特主张为了促进人类社会向生命继续存在的方向变化或发展，必须坚持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坚持对宇宙的意识、整体性、社会责任、非中心化等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精神。《时震》中，冯内古特站在特劳特的身边，两人一起望着天上的星星。特劳特这样评论浩瀚展开的宇宙和人类居住在宇宙中的意识：“你居住在宇宙中的意识是一种新品质，仅仅因为人类存在它才存在。从现在开始，除了能源、物质和时间之外，思考宇宙秘密的物理学家们必须把某种新的、美好的东西，即人类的意识，包括在他们的研究对象中。”^[11]213-214特劳特的话指出了人们与宇宙的整体性和相关性的深刻现实。特劳特进一步思考后，又纠正了这一术语：“让我们称它精神吧”^[11]214。特劳特和冯内古特提醒人们，人们对宇宙和宇宙所拥有的一切的认识是一种神圣的信任，虽然人们与它斗争，但它值得信任。生态后现代主义意识是冯内古特送给当代人类的一个礼物，他对美国文学的主要贡献就建立在生态后现代主义意识上面，他肯定人类能够建立这种意识。虽然特劳特记录下了当代人类社会中黑暗的混乱，但他将人类居住在宇宙中的意识改名为“精神”，此举意义重大。特劳特所指的“精神”正契合了生态后现代主义定义的“精神”：集中在存在之微妙上面的人类意识，这种意识为人们揭示了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深刻的相互联系，带着对宇宙万物组成整体的整体性深刻认识而生存，就是分享了“上帝的意识”“这种对联系性经验的深刻的非理性意识就是……存在之优雅状态的真正意义”^[12]42。人类不是现代性社会“机器”中的机械嵌齿，不是天生孤独、需要摆脱大自然和传统人类联系模式去寻求“自由”的生物。人类真实的本质不是通过吸收文化的投射，而是通过培养自我意识和自我了解来实现。^[12]45-46整体性和相关性就是深刻的现实^[12]51，就是人类的本质。

尽管有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压制，冯内古特认为建构新的世界仍然有希望，因为人们能够创造自己的叙事，即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所说的小型叙事，可见个人和社会变化的可能性是无穷的。冯内古特在他的多数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构老故事，赋予老故事以新的意义。他使用基督在山上的布道和他曾祖父德国自由思想家克莱门斯·冯内古特的哲学作品等不同原始资料，建构超越西方传统、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新文本。后现代性具有一种新的决心，它要“保护所有故事能够被讲述、被重新讲述、被再次重新讲述的条件”^[13]。但是，在重新讲述中，就不可能存在教条主义，不可能存在重新确立的固定中心。人们带着矛盾的心理生活，这对于一种离开基于一个固定参照中心的理性和客观性的传统叙事的文化来说，是一种可怕的前景。重构性后现代主义作品确实需要钢铁般的勇气才能超越传统、超越现代性。冯内古特似乎正是适合这种旧曲新唱，通过重述老故事来建构新世界的作家。冯内古特在小说创作中，能在讲述后现代人道主义故事的同时暴露本质主义的几乎不加掩饰的伪装，他关心所有人民的痛苦以及他们讲述自己故事的自由和能力，因为他相信人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能够认识到用何种办法将世界变成所有人都喜欢的样子。当然，冯内古特的确认识到现代性叙事的增殖导致生命毁灭的危险。因此，冯内古特引导人们讲述救赎人们的存在、为受压迫者和贫苦的人们建构较好现实的故事。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在建议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同时，迫使读者考查当前世界的状况。^[2]365冯内古特不断地给人们提供如何继续生存的办法，指导人们用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来消解现代性的中心和权威，重构新的生态的社会现实。

冯内古特与其他后现代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拒绝接受完全的解构主义所主张的相对主义，而更多地主张用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重构一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若想解决好与他人的联系、实现永久和平的问题，人们应该遵循“绿色原则：个人所有制和合作经济、非中心化、草根民主、非暴力、社会责任、全球意识--整体性的精神真实。”^[6]65冯内古特强调维护社会成员之间和谐相处的惟一规则就是：“你们要相互尊重。”^[14]159这一规则以稍微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冯内古特的早期小说中。在《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1965) 中，当艾略特·罗斯瓦特复述他将在玛丽·穆迪的孪生子浸礼上要说的话时，他大声叫道“你们一定要善良” ^[15]。在《命运比死亡更糟糕》(1991) 一书中，冯内古特用耶稣的话表达了自己对人类社会的主张：“你们要相互尊重”“为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任何一位通情达理心理健康的人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的所有事情，都一件一件地做吧”^[14]159-160。

贯穿冯内古特小说世界的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明确地昭告世界：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为了保护生命，我们所作的每一个尝试都应该是为了改善地球这颗行星的状况”^[2]365，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能指导人们有效地改善人类世界和居住的地球的当前状况。冯内古特是一位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在一个经常严肃地使用“不人道”和“邪恶”等特有用语来描述人类世界的时代里，他奋不顾身地拯救地球这颗行星及其居民，使其免遭毁灭的厄运。他是一位社会预言家，他带着话语能够以某种方式力挽狂澜，改变当代黑暗现实的希望讲述故事。“在冯内古特对后现代状况的难题所作的反应中，有一个献给未来的礼物，那就是每一个人用善良和共同的庄重去触及他人的生活。”^[2]365冯内古特系统地表现了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伦理主张，即坚持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联系性精神。这种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对于推动人类不断进步，走向一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