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读者群的形成和女性小说家的崛起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化生活中最意义深远的事态之一。

 

                 贝恩和她的追随者

 

　　谈到英国的职业女性写作，每每要追述到十七世纪末的奇女子贝恩(1640--1689)。维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1929）中曾说过：所有的女人都应在阿芙拉•贝恩墓上撒下鲜花，因为是贝恩为她们挣得了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权利。

　　贝恩的代表作《奥鲁诺克，或王奴：一段信史》(1688)有明显的承前启后的特征。它所讲述的奥鲁诺克与妻子悲欢离合的故事属于“英雄传奇”， 继承了罗曼司（romance）叙事传统。对于政治上拥护复辟皇室的贝恩来说，奥鲁诺克最根本的身份是尊贵的王者。然而他并非旧式“王公”或“英雄”。开宗明义，小说标题便采用矛盾修辞法借“王奴”这个词组将他的自相冲突的社会地位亮出来。他的肤色和面貌、出身和教养无不充满矛盾：他肤色漆黑，但鼻子却高高隆起，“不是扁平的，非洲人式的”；他是黑人部族的王位继承人，却得法国老师多年调教，并且常与欧洲商人打交道（包括卖奴隶）。他通晓好几国欧洲语言，博览群书，“像是在某个欧洲宫廷长大成人的”，但作为受害者又常常激烈地批评基督教和白人文明并率领黑人奴隶起义。他既做过贩奴者，又最终成了被贩卖到美洲的奴隶，因此他和其他黑奴的关系也是既有认同，也有深刻的隔膜。与主人公相似，讲故事的“我”也有多重的社会身份和多重的主体立场。她是白人殖民者中的一员，来到美洲殖民地苏里南后住在岛上“最好的房子”里，被奥鲁诺克称为“大女主人”。可是另一方面，她又对奥鲁诺克怀有深切的同情和敬意。比贝恩晚出生十余年的玛丽•查德雷（1656-1710）曾在一首诗中说：妇女无缘接触知识，被分派做最低贱的粗活，“充当奴隶”，为奢侈骄横的男人服务。因此，女性叙述人同情、欣赏受迫害的奥鲁诺克，把他视为理想的英雄人物，并对以副总督为首的白人毒打折磨奥鲁诺克一事表达“我们女人”的不满和愤怒，是有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小说的叙述者和主人公都是在“老”故事框架中出现的新时代的新人物，故事的背景也从传奇的非洲转到写实的美洲。航海殖民活动像是魔棒，把黑人王子奥鲁诺克变成了奴隶，同时却也把在欧洲微不足道的叙述者幻化为显赫的“大女主人”。苏里南复杂的种族关系和政治情势给了女性叙述人“我”介入政治的机会，就像复辟时代的危机曾使贝恩本人得以出任间谍的角色。没有这种参与感带来的自信，就没有这个人物的另一重身份——即女性讲故事人/作家。叙述人常常有意无意地强调最后这个身份。比如，书中有关“我”和奥鲁诺克等人的冒险和狩猎活动的记述所占篇幅超过全书的八分之一。她自称这些是“离题话”， 但是却津津乐道。显然，叙述人有某种“僭越”倾向——她流连于自己的活动和情感，使它们“超重”并几乎构成一个可与主人公的悲剧抗衡的有意味的“故事”。

贝恩的成功使其他一些粗通文墨而又处于经济困境中的妇女敏锐地意识到存在一个乐于购买贝恩式产品的读者群。

　　于是，德•拉•里维埃•曼利（1663-1724）和伊莱莎•海伍德（1693-1756）之流纷纷照猫画虎，开始了兜售散文故事的笔墨生涯。她们的作品就题材而言更多地脱胎于贝恩的熔法国式爱情传奇和“丑闻实录”（chronique  scandaleuse）于一炉的三卷长篇《豪门兄妹的爱情书简》（1684-87）和中篇言情故事。贝恩后继者的共同点是聚焦于越轨的情爱和女性激情。曼利的小说，如讽刺辉格党党魁、挖苦上层社会堕落风气的《新大西洲》（1709）和带有自传色彩的《里维拉历险记》（1714）等，或是接近丑闻纪实和罪犯小说，或是以夸张笔触记述一连串以异域为背景的爱情奇遇。演员出身的海伍德也几乎同出一辙。她的第一部小说《过度之爱》（1719）曾轰动一时，与《鲁滨孙飘流记》及《格列佛游记》一道被列为理查逊（1689-1761）之前的三部最畅销书。她承复辟时代余风用比较直露的笔调写性爱，大肆铺陈、渲染引诱或情爱场面，书中时时出现起伏的酥胸、急促的喘息、激动的颤栗、绵软的身躯、半透明的不整衣衫，等等，有意通过撩逗、激发色情想象而吸引读者。然而，她作品又与色情小说《范妮•希尔》（1748-9）之类有根本的差别。在她们的小说里，纯洁少女被贵族引诱者追逼迫害的道德寓言已经成型。海伍德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模式是：守身如玉、消极等待的贞女得到颂扬、爱怜并终有“善报”；而那些遭恶报的女人，如中篇《放达敏妮》（1725）中的女主人公，则都在社会中比较有地位，又在恋爱中表现得“过度”大胆、主动、热烈。

　　对性爱描写既趋又避，是早期女作家和理查逊的重要共同点之一。这类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也往往面目模糊或前后表现不一。海伍德既复制了复辟时代喜剧中类型化“浪荡子”形象，又驱使他们转变；既想让女性激情和欲望得到充分的表现，又企图界定并神化某种与美德相关的真爱。总之，不论这类小说艺术成就如何，在近时许多文学和文化研究者看来，它们的存在“是极为重要的，使后来世纪中期的经典小说的出现成为可能”。 

 

          《帕梅拉》之后的女性小说

 

　　在工商业增长和殖民扩张进程中，旧的生活模式逐渐被侵蚀。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不同质的发展给中产阶级女性造成新的限制和挤压，也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自我想象。有些妇女问题专家说，18世纪的英国女性被逐步摈斥于公共领域之外云云，恐怕是不符合实情的。实际上，当时中、上阶级女性在退出某些生产领域的同时大步走进了由正在变化的居家、娱乐和社交方式所催生的诸多新公共领域，小说的生产和消费就是其中之一。不仅日渐有闲的中产阶级妇女成了印刷品的忠实消费者，越来越多的下层女性也加入了不断扩张的读者群。专为低收入者服务的流通图书馆随之应运而生。由于女性读者的趣味和好恶对书籍的出版发行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曼利和海伍德们才得以卖文为生。同样，由于存在这样一个热衷于从阅读中获得人生教益的群体，理查逊才会不断地和女性朋友兼读者讨论修改他的作品，帕梅拉才有可能在小说里获得第一主人公及道德权威的中心地位。他的《帕梅拉》（1740）继承了曼利和海伍德的 “引诱小说”的情节框架，使之和兴盛一时的说教文学融合，让代表美德的帕梅拉最终收获了世俗的和精神的双重奖赏，把旧式引诱故事成功地改写成备受欢迎的新灰姑娘神话。

　　需要强调的是，《帕梅拉》等作品发布的操行指南不仅是对女性思想和行为的指导规训或（如某些女权主义者所强调）压制女性的新策略，而且也是整个中产阶级界定自身新身份的努力，是他们自我塑造、自我提升并在全社会范围内革新道德规范的宏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查逊等男性作者自认为有责任与复辟时代罗切斯特伯爵所代表的贵族恶德抗争，不仅认同帕梅拉所演示的虔诚而高洁的自我形象，而且也认同她和其他女主人公所代表的“美德受难”的社会处境。如学者南希•阿姆斯特朗说，“现代个人首先是个女人”。

　　以理查逊最后一部小说《葛兰底森》（1753）的同名男主人公为代表的商业社会新“绅士”大大不同于旧式尚武骑士，而更近似于所谓“淑女”。一些带有女性色彩的特征，比如对文雅和“精美”（refined）的讲求，开始主导全社会的趣味。对精致之美的追捧是十八世纪中期的张扬的“善感文化”（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的一个重要方面。动辄落泪昏厥并喋喋不休谈论内心感受的帕梅拉是集种种敏感多情特征之大成的女性模范。“我知道我写的是真心话，”帕梅拉说。传达着女主人公的“真心”的话语不仅征服了情人，最终还改造了整个《帕梅拉》世界。理查逊的推重人“心”的作品“展示了识字妇女的道德力量以及男人皈依女性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可能性。而这正是新兴的善感文化的主旨。” “情感主义”（Sentimentalism）思潮把妇女及其感受和德行推到了思想文化阵地的前沿。

《帕梅拉》之后，女性“出品”达到了一个峰值并在此后几十年里保持着数量上的优势。据说，1760到1790年间的书信体小说中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出自女人之手。英国不但有了《新淑女杂志》一类刊物，而且它们已经开始刊登题为“女性文学”的文章了。一批人称“蓝袜子”的自学成才的中、上阶级妇女活跃于伦敦的文化沙龙，并且大举介入翻译和写作活动。 在《帕梅拉》引发的热烈争论中，“老”作家海伍德推出了一部《反帕梅拉》（1841），把讥刺的矛头指向帕梅拉所代表的信仰和德行以及她向上爬的社会抱负；稍后又发表了《给女仆的礼物》（1743），立场明显有所转移。她趁热打铁、匆匆炮制不止一部“搭车”作品，说明她充分意识到热门话题的推销潜力，也深知不同的意识形态表态可以从不同类型读者的钱包里挖出硬通货。大约十年之后，海伍德又出版了她最著名的小说《白希•少了思》（Betsy Thoughtless,1751）。“少了思”小姐出身伦敦富裕人家，是个仰慕虚荣、贪图享乐然而心地单纯的女孩子。她一心要充分享受被多人追求的快乐，导致遇人不淑，尝尽苦头，最后才幡然醒悟。该书明显地向理查逊的路数靠拢，说教意味大大加强。不论这是否表明海伍德想“痛改前非”，至少可以说她在情感主义大势将成之际准确地判断了世风，“适应了市场并修正了自己的形象。”此外，在这部小说里，粗制滥造的罗曼司成分大大减少，语言表达、情节布局、人物刻画等也都大有进境。 这恐怕不只是海伍德个人的成熟，也体现了理查逊和菲尔丁对英国小说的锻造。

　　亨利•菲尔丁的妹妹（也是理查逊的好友）萨拉•菲尔丁（1710-1768）的《素朴儿》（1744）和弗•谢立丹（1724-1766，名剧作家谢立丹的母亲）的《比达尔弗小姐回忆录》（1761）则都以十足成色的多情主人公弘扬情感主义哲学，并明确表达了对唯利是图的商业化世界和“个人利益经济学”的抵制和批评。戴维•素朴儿虽为男性，却有鲜明的女性特征，而且他的人生轨迹和诸多女性故事相交。他天真质朴，和他弟弟丹尼尔的虚伪狡诈构成醒目的对比。素朴儿和比达尔弗小姐的人生历程都是一连串的磨难。这种悲剧性处理不只是为了赚取眼泪，更包含了两位女作家对伦理和世态的认真思考和估量。终难见容于世的素朴儿的命运是双刃的诘问：即是对社会的质询，也隐含对情感主义美德本身的怀疑。

　　曾得约翰逊赏识的夏洛特•伦诺克斯（1720-1804）的成名作《女性吉诃德》（1752）讲述的是贵族少女阿拉贝拉的故事。她随父亲隐居田园，把浪漫传奇看作“生活的真实图景”并从中摄取了“她的全部见解和期望”。 由于阅读成为越来越普及的文化消费，女性书迷开始成为文学作品中的刻板人物， 阿拉贝拉就是这样让男人头疼不已的走火入魔者。她以虚构取代实况，见到一略有灵气的园丁就猜想他是隐姓埋名来追求自己的名门青年，发现来做客的表亲格兰维尔有恙，便认定是为自己害了相思病，如此这般地演出了一系列荒唐戏。不过，不论这位贵族小姐如何凌空蹈虚，其实她的幻想本质上与白希姑娘的心愿相似，是渴望在异性的关注中享受快乐和权力,从而从反面揭示出当时女性的“正常”生活是多么局促、空洞和暗淡。

　　步白希和阿拉贝拉们的后尘，弗兰西斯•伯尼（又称范妮•伯尼或达勃莱夫人，1752－1840）的伊芙琳娜小心翼翼、不事张扬地出场了。《伊芙琳娜》（1778）是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也奥斯丁之前最成功的女性作品之一。小说描写来自乡下的身份暧昧的孤女伊芙琳娜•安维尔到伦敦“闯”世界并最终嫁给一位德财兼备的贵族青年的经历。就这个人生轨迹看，她显然是继帕梅拉之后的又一个“灰姑娘”。不过，通过女主人公即主要“写者”写作风格上的改变，这部书信体小说反映了《帕梅拉》所未曾包含的“成长”主题。

　　伊芙琳娜十七岁时得到监护人批准跟随邻居到伦敦访亲会友见世面，她最初从伦敦写信时，口气完全像个兴奋得晕了头的乡下姑娘。但不久后她就在私人晚会上开始了自己的“学习”。她的不少举止被认为不合礼仪。她的那些言行粗鄙的中产阶级亲戚又不时让她蒙羞。她写信给自己敬慕的贵族青年为亲戚们的失礼道歉，不想又触犯了淑女决不能主动与男人通信的忌讳。而她在游乐公园里走失一事则成了小说中的一个重要象征，凸现出女主人公的困惑和惊恐。伊芙琳娜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取决于别人的看法——像她这样没有私产、没有家庭支持的女孩子一旦被开除“淑女”籍，就不但会失去缔结满意婚姻的机会，甚至可能失去安全和温饱。于是，生活不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欢闹喜剧，而是布满了陷阱的险恶迷宫。伊芙琳娜的语调开始发生变化。她说自己“无精打采，忐忑不安，没有精神头儿也没有勇气干任何事……”她开始采取拐弯抹角的说话方式。这说明她开始失去天真，意识到了“应该”和实情的距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渐成熟的伊芙琳娜笔下，“怕”和“爱”两个词在很多时候是可以互换的。对她的监护人，她常常用“爱”的宣言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和自己爱慕的青年男子打交道时她却不时以合法的“怕”来表达浪漫的冀望。伯尼以触目的位置突出“惧怕”的母题，并把它和女性对理想化的男性权威的“爱”扭结在一起。这一叙述选择使她笔下的灰姑娘冒险具有了新的意味，婉转地再现了伊芙琳娜们被压抑扭曲的处境以及她们修正这一处境的尝试。爱与怕的结盟不仅昭示出女性对男性“主人”——不论是父亲、导师还是丈夫——的“爱”背后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压力，同时也透露了女性对于被社会认可的规范的改造和利用。这使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压迫性性别规范的共谋或参与制定者，同时也使规范在生成之际就开始变质。我们或许可以小结说，在伯尼等女作家笔下，体现于帕梅拉等等的那种一脉相传的“女德”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与当时的男权秩序有诸多共谋关系的特殊的女性主义，其特征是多情善感与理性“算计”并重，“柔弱、顺从”的表象与实质上争取、维护女性利益的目标共存。女德的两重性体现的就是情感主义的内在矛盾性。

　　《伊芙琳娜》出版十年之后，夏洛特•史密斯（1748-1806）将她的精神女儿《艾米琳》（1788）送到世间。这时她已经是个阅历丰富的中年妇女，生养过十二个子女，并且饱受不幸婚姻的折磨。书中主人公艾米琳• 毛伯雷和她的女友们都是帕梅拉式的无辜受害者。艾米琳遭到堂哥及其家人的双重侵害。叔父蒙特利尔在她父亲去世后侵吞了她的家产。自私任性的堂哥迪拉米尔纠缠不休要和她私奔。这种种情况使艾米琳的生活成了接连不断的折磨和噩梦。斯塔福太太（像作者本人一样）嫁了个百无一是的男人，把一家人推到走投无路的境地里。而出身贵族的阿黛琳娜•特里劳尼则因厌恶酗酒成性的丈夫爱上了一名放浪的青年公子，结果婚里婚外陷入双重困境。她们都是被环境胁迫的弱者。在描写她们的经历时史密斯像伯尼一样频频使用“惧怕”、“眼泪”和“呜咽”等字眼。不过，柔弱多情不是这些女人的主导特征。尽管艾米琳年纪轻轻，却惊人地成熟冷静。她和女友们联手攻防，最终成功地解除了她自己与堂哥的婚约以及另外两位的既成婚姻。她们设法让按照当时社会通行看法是“堕落女子”的阿黛琳娜重新被家人接纳。她们在男性友人帮助下使艾米琳讨回了自己的名分和财产。斯塔福太太最终也因朋友们处境改善而获益。在《艾米琳》世界里好男人和坏男人的差别不在阶级归属，而在其思想、品行、风度，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书中的模范男士最重要的“功业”就是无条件地信赖女主人公的德行，在她未得父亲承认时就慧眼识珠地认定她为心上人。伯尼以及夏洛特•史密斯对两种男性形象的一褒一贬，宣扬了集旧贵族及新富阶级优秀品质之大成的葛兰底森式的新型绅士。这既是她们与男权秩序的妥协，也是她们对男权秩序的修正。 这些形象所表达的女性希望和选择，最终影响了社会规范。1890年代初斯密斯曾亲赴法国观察革命。她后来的一些小说特别是《德斯蒙德》（1796）常常被视为激进的“雅各宾”派作品——尽管实际上她的写作并不主要着眼于政论或道德说教。她的《老宅》（1793）一书以老到的笔法运用哥特风格，意识形态用意不那么显扬而艺术成就更高，布局适度、语言干净，人物生动，成就逼近玛丽•埃奇沃思（1768-1849）的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杰作《剥削世家》（1800）。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处女作《玛丽》是粗线条的，从很多方面看只是一部小说的雏形，但却具有一些鲜明的思想特征，标志了日后在革命风潮中写出《为人权辩护》（1790）和《为女权一辩》（1792）的女作者的诞生。《玛丽》和后来的（未能完成的）《玛丽亚》（1797）均把女性私人经验政治化，书中法国大革命的气息隐约可感；叙述对女主人公的同情有时带有浓重的自爱自怜意味，玛丽们的思想也毫不掩饰地表现了“以自我为中心” 的特征。在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对“个人”的这种含有激进意味的强调来自女性，颇为耐人寻味。女作家关于妇女地位和命运的思考以及葛德文之流对社会公平的关怀表明，有关个人权利、尊严和自由的观念此时成了弱势群体的武器。不过，应该看到，呈现于沃斯通克拉夫特笔下的个人欲望伸张实际突出的是群体权益，是与信仰、责任感和自我约束共存的。

　　女作家一个世纪来富有成果的写作实践（其中包括本文未能述及的安•拉德克利夫等人风靡一时的“女性哥特小说”）为此后简•奥斯丁们的创作活动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