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美学遗产中，特别在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问题中，一八八八年恩格斯致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信，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以求尽可能对它有一个正确的和全面的理解。

 

围绕着恩格斯的信展开的评论

 

    恩格斯这封信于一九三二年在苏联《文学遗产》第二卷上首次问世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热烈的反响。次年，收入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书。该书主编卢那察尔斯基在序言里谈到这封信的时候，特别要读者注意它所包含的“关于巴尔扎克的非常透彻的和具有原则意义的评论” 。此后，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界一直十分珍视并肯定这封信。在恩格斯的信发表之前，苏联文艺界中的庸俗社会学者如弗里契等人，曾经把巴尔扎克视为“旧商业资产者的思想家”，对于其他一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也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恩格斯这封信发表以后，Ф•席里尔等人即以此为武器对庸俗社会学进行了批评，从而，在苏联三十年代的文艺理论研究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我国，三十年代初瞿秋白根据在苏联刚发表的恩格斯这封信的俄文本，翻译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论巴勒扎克》(即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以及Ф•席里尔为恩格斯的信所作的注解《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文章和材料。这些文章和材料在瞿秋白去世后，由鲁迅整理编辑，于一九三六年收在瞿秋白的《海上述林》里 。它们的发表，帮助了我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

    在西方，研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这类题目的人，也无法回避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例如，英国兰开斯特大学高级讲师戴维•克雷格编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论文选》（英国企鹅丛书出版公司出版)，共收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鲁迅和卢卡契等人的论文以及托洛茨基、乔•汤姆逊、克•考得威尔和戴维•克雷格等人的论文共二十六篇，内有恩格斯的论文三篇，致哈克奈斯的信就是其中之一。

    恩格斯的信是对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送给他的小说《城市姑娘》所作的评论，因此，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不能离开这部作品。

    在恩格斯之前，八十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评论界在报刊上已经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评论，他们几乎是一致持否定态度。有些评论文章写道:“对于小说《城市姑娘》来说，‘现实主义的’这个修饰语，完全是为了混淆视听”；他们“只是非常遗憾，《城市姑娘》的作者，或者说它的出版商，称它为‘现实主义’的小说。这个惹祸的修饰语，使得那些正准备高兴地去阅读它的人，不想阅读了。”他们把它同自然主义和左拉主义相提并论。他们特别不喜欢作者在书中对资产阶级分子阿瑟•格兰特的始乱终弃的反人道主义行为的鞭挞。有个叫华莱士(Wallace)的人认为，阿瑟•格兰特“并不是完全没有心肝的，应该很好地懂得，对于一个‘被榨取血汗的’女工来说，私生子这个事实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否则她是很难养活他的。” 而且从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和他的阶级立场出发，指责小说“现实主义不够充分” ，意即要哈克奈斯回避这一英国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恩格斯对哈克奈斯说，“您的阿瑟•格兰特先生是一个杰作”；“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最使我注意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恩格斯同时从八十年代工人运动的实际情况出发，郑重地批评她的小说“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 。意即没有写出时代的变化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虽然资产阶级评论家和恩格斯都说《城市姑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但是他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当哈克奈斯读到恩格斯的信后，一八八八年四月五日在写给恩格斯的复信中说:“对于您，我一向怀有无限的钦佩和崇敬。我从未想到，竟然有幸收到像您这样的帮助创造世界历史的人的来信……您关于我的小书所讲的话，很多是非常公允的，特别是谈到书中现实主义不够充分。”哈克奈斯的这封复信就附在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翻译出版的《城市姑娘》一书里。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中对《城市姑娘》所作的批评，没有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是“欠准确和公正”的。这无异于说，哈克奈斯也错误地接受了恩格斯的批评。当然，哈克奈斯本人对恩格斯的批评所持的态度，并不能作为判断恩格斯的批评正确与否的尺度。但是，联系到《城市姑娘》问世后受到的资产阶级文艺评论界的指责这种情况来看，哈克奈斯给恩格斯的复信，并非不值一提，尽管这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所谓恩格斯的批评没有从实际出发、欠准确和欠公正，其论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城市姑娘》的主人公耐丽压根儿就不能算作正式的“工人阶级”，而恩格斯却把她看成工人阶级的代表。

    第二，不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消极群众的形象，而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工人阶级中也仍然存在着消极群众的形象，作为现实生活真实反映的文艺作品是可以描写他们的，因为任何个别的环境都是整个社会生活和时代潮流的反映(包括本质的反映)，而恩格斯却认为这种描写是不典型的和不正确的。

    第三，既然文学作品可以描写消极群众的形象，那么恩格斯作出的那个评价一切文学作品的、并被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次革命性的变更的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在实际上，无论是恩格斯的论述本身或是对它的理解和运用，都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第四，要求每个典型人物都要成为正面的、社会力量本质的反映，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只能有一种典型人物的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典型人物=阶级的代表=社会力量的本质=时代的主流这一套公式，以描写消极人物和暴露阴暗面为主的任何文艺作品，几乎失去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里合法存在的权利……所有这些在典型问题上的“主流论”或“本质论”的观点，在我国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究其原因，恐怕不能不说是和恩格斯的观点有关。

    还有一些文章说:恩格斯的信本来就不是以系统地阐述理论的方式来写的，当然更不是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关于典型环境的基本原则；它是一九三二年从恩格斯的遗稿中发现的一份不完全的草稿；等等。

    很多文章，包括上述文章在内，就恩格斯的信谈了许多很好的看法，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受到了不少启发，但是对上面的那些看法，我还不敢苟同，觉得有必要提出来讨论。

    首先，耐丽是不是无产阶级，这是一个涉及到恩格斯的批评的出发点和基础的问题。如果恩格斯连批评的对象都搞错了，当然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哈克奈斯笔下的耐丽不仅不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般’（？）代表来描写的，而且压根儿就不能算作正式的‘工人阶级’——她只是不定期地从一家小裁缝铺的刻毒的老板娘那里领些零活去做的‘外包工’和‘临时工’……她不仅‘对政治一窍不通’，而且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除了再在她身上贴上政治标签以外，还要怎样才算是‘明确地’把她作为一个消极群众的形象来描写呢？”这个看法未必正确。即使说耐丽是个“外包工”和“临时工”，但终究是个工人；即使说她不懂政治，又信教……但终究是个工人；问题恰好在于哈克奈斯把她写得太消极了。要知道，耐丽若不是工人阶级大军的一员，哈克奈斯描写的若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冲突和矛盾，恩格斯有什么必要来谈论工人阶级中的消极群众的形象问题和社会主义文学的使命呢?何况，恩格斯在信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耐丽是“无产阶级姑娘”，她“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了”。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是作过调查研究的，他这样讲，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对的。哈克奈斯本人也是这样写、这样认为的。这似乎从反面说明了，真正脱离小说实际进行评论的，可能不是恩格斯。

   其次，这封信是“一九三二年从恩格斯的遗稿中发现的一份不完全的草稿”，乃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它象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一些不完全的草稿一样，并没有因此失去它的学术价值；至于说恩格斯“不是以系统地阐述理论的方式来写信的”，这就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几乎没有写过一部象这位批评者所认为的那种“方式”的“系统地阐述理论”的美学专著和文艺理论专著，但这决不意味着写信这种方式就不能系统阐述理论。关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方面的手稿和书信，我认为，最近英人希•隆•柏拉威尔在他的《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中的看法是有见地的，值得我们注意。他写道:“由于马克思越来越埋头于经济分析，由于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越来越肯定和复杂，他修改了他不少其他现点，但是即使如此，巴黎手稿中提出的文学现点，是他从来不需要否认的。这种文学观点在他后期的著作中得到了补充，因为他提到了文学的进一步的作用和用途，因为实际需要(例如有人请他就一部具体作品发表意见)迫使他提出美学上的论点。从本书所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这些因素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要对马克思的文学信念和观点作一总结，似乎并不一定是一件完全办不到的事情。”  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就是这里所说的“因为实际需要(例如有人请他就一部具体作品发表意见)迫使他提出美学上的论点”的一个实例。

    第三，关于《城市姑娘》能不能写工人阶级中消极群众的问题，是当前讨论中涉及到恩格斯的评论究竟是否“欠准确和公正”的一个焦点，也是关系到这份“不完全的草稿”和“不是以系统地阐述理论方式”写的信究竟有多大价值和意义的一个主要方面。

    关于能不能写消极群众的形象，在信中恩格斯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不仅不否定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消极群众这一点，而且指出作为《城市姑娘》题材来源的英国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要比其他地方的工人群众更加消极。他在信的末尾写道:“为了替您辩护，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象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这是其一。其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不能描写工人阶级的消极群众，相反，就在这封信中他对哈克奈斯说:“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描写积极面呢？”在一个长时间里，对恩格斯的这些话视而不见或不去研究，是不对的。在过去的一些文章中，以恩格斯对《城市姑娘》的批评为依据，似乎社会主义文学是不能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的；特别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文学里，甚至连现实中的矛盾、困难和阴暗面也不能描写了，这显然是对恩格斯的信的误解，也是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性质和作用的误解。对这种误解提出批评和纠正，是对的，也是必要的。问题是，当我们今天来批评和纠正这种误解的时候，又反过来把这些东西算在恩格斯的账上，说什么“究其原因，恐怕不能不说是和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有关”。这恐怕是对恩格斯的一种新误解。总之，在我看来，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全面地、历史地和辩证地理解恩格斯的本意以及这封信在文学进程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意义和一般意义。

    既然说恩格斯在信中并不反对描写消极群众的形象，那为什么他还要批评《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岂不是恩格斯的观点在同一封信里就自相矛盾了吗?

    不，我不这样看。我们不能脱离恩格斯生活和斗争的那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来考察他对《城市姑娘》的不足之处的批评。当时的无产阶级正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艰苦的阶级斗争，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学正处在崛起之中。另外，当时的资产阶级文学和艺术，对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已经有了不少描写。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怎么不应该首先去表现工人阶级的积极面呢？文学史告诉我们，新的文学总是从表现新人开始的，这几乎是文学发展的规律。我们读一读在批评《城市姑娘》之后五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一八九三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到，恩格斯是以何等殷切的心情期待着社会主义文学新纪元的到来:“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说恩格斯对《城市姑娘》中消极群众形象的批评，是他“发表的个人见解”，这无疑是个真理，但是革命导师的这个“个人见解”，难道不符合历史的要求、不代表时代的呼声吗?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信中评论他的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的一句话来说:“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 。恩格斯对哈克奈斯的作品何尝不是这样！从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这三封信来看，这个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最高的标准”，就是指新型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

从现在对恩格斯关于《城市姑娘》的评论提出的种种意见来看，除上面已经讨论到的几个问题以外，更重要和更多地是牵涉到他信中现实主义的著名提法和社会主义文学的美学观点问题。同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和全面地理解这些问题，也无法分析《城市姑娘》的优劣成败，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现在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究竟恩格斯本人的论述对不对，是否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是论述本身的问题还是过去对它的片面理解和运用的问题，在今天是否存在着以这种片面理解和运用去批评那种片面理解和运用的问题。

 

细节真实和典型环境真实及其辩证关系

 

    从致哈克奈斯的信的实质和全部内容来看，它已远远超出了一部小说，也超出了那个时代，因为恩格斯通过对小说的具体评论，阐发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及其发展的历史必要性和社会主义文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一般地说，写信并不等于写理论文章。但是，从问题的实质看，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提出的现实主义的著名理论即“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决不是偶然地、随便地涉及，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深思熟虑的。可以看得出，这封信是革命导师对自己的现实主义的理论的卓越总结，也是对历史上的现实主义的理论的卓越总结。

    一八五0年，也就是致哈克奈斯的信的三十八年前，恩格斯同马克思合写的一篇书评中就十分强调了文艺作品的“真实地描绘” 的问题。一八五九年，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里，正式提出了现实主义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一八八五年，在致敏•考茨基的信里，提出了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 的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这一思想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称赞巴尔扎克“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 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中对现实主义概念所作的阐明，是他自己在近四十年中关于现实主义的一贯思想的发展，同时是对欧洲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历史经验的概括和发展。

    毫无疑义，恩格斯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是包括细节的真实在内的。“除细节的真实外”，意即细节的真实是现实主义起码的和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

    文学史已经证明，细节的真实是现实主义(特别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所取得的艺术的巨大成就之一。不能设想，一部作品连风俗、肖像、景物等细节的真实都不具备而可以成为现实主义的作品。细节的真实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重要分水岭之一。有人在解释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提法时，只抽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句，而不看它前面的“除细节的真实外”这一句，其结果便成了似乎恩格斯只要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真实，可以不顾及细节的真实或者可以脱离细节的真实。这不符合恩格斯的完整的原意。如果把细节的真实抛在一边，艺术的典型化和艺术的概括将失去自己的特点和色调，而变成古典主义的那种抽象的东西。这样做，倒是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提法归结为那种“本质论”和“主流论”。要知道，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永远是通过它的社会、历史或日常生活和心理的细节描写而得到具体体现的，不可能存在细节的真实之外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真实。细节经常是典型化的一种手段，是为具体地、历史地描写这一目的服务的。生活的深流不可能离开生活的泡沫而存在。这一点，其实恩格斯在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已经指出了:主要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是 “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并且要求“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我们还必须看到，“除细节的真实外”这句话，在当时具有极尖锐的针对性。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法国一些评论家和艺术家在倡导和阐述现实主义的时候，往往只强调细节的真实，所谓“一丝一毫不遗漏”，但他们忽视了艺术的概括和典型化，忽视了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上面提到的英国评论家华莱士就是如此。法国的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也叫左拉主义)更是如此。他写道，“这里不要夸张，也不要强调，只要事实，值得称赞或者值得贬黜的事实” 。因此，恩格斯在信中把左拉同巴尔扎克对比，绝非偶然。他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不能象自然主义那样，事无巨细，有闻必录，局限于细节的真实，不能象有的作家所声言的那样:现实主义“那就是细节的科学”，或者象有的艺术家所宣称的那样:“第一是细节，第二是细节，第三还是细节”。现实主义既不能排斥细节的真实又不能局限于细节的真实，这更是恩格斯对现实主义艺术的细节的真实所作出的辩证理解。

    尽管细节的真实对于现实主义的真实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还不是现实主义的核心。恩格斯同时指出，“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才是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提法的精髓，是现实主义同自然主义的分水岭，也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巨大成就之一。

    马克思曾经多次强调指出，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因此，文艺要描写人就不能不描写人的环境。对于现实主义来说，既要真实地描写人们生活的那个周围环境，又要描写人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而且这两者是不能被割断开来的。一般地说，自然主义虽然注意周围环境的描写，可是它的致命伤在于未能深入到生活的本质中去反映出时代的潮流。在恩格斯看来，如果从《城市姑娘》中耐丽所处的周围环境（“小真实”)来看，小说人物的本身是够典型的，但是从促使他们行动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环境（“大真实”）来看，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也就是说，哈克奈斯割断了它们的内在联系。由此可以看到，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就是指人们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环境，亦即现实的关系和时代的真实。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是对现实主义美学的精辟论述和深刻概括。

    当然，恩格斯的这一见解不是在美学思想的历史真空中形成的。无论是德国的莱辛和法国的狄德罗，还是俄国的别林斯基，都在不同程度上谈到了人物和环境的这种关系，发表了不少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论述。特别是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情境”(Situation)是由当时的“世界情况”决定的；又说，艺术不应该和客观现实事物的“世界割断一切关系” 。这里的“世界情况”和“世界”或者如俄译的“总的局面”，都是指时代而言。黑格尔的这个意思同恩格斯讲的是同样的真理。

    在恩格斯看来，《城市姑娘》虽然真实地描绘了伦敦东头工人群众的贫困与无权地位，可是到此止步了，它未能深入到时代的蓬勃发展的生活的深流中去，因而这种真实是片面的，不充分的；小说里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可是环绕着人物行动的环境就不那么典型了；这已经不是十九世纪初叶圣西门和罗德特•欧文的时代。所谓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时代，也就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所说的，“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可是《城市姑娘》出现时已经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即工人阶级正在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正在从不能自助、不能积极行动，走向反抗和斗争的革命新时代。一八八五年十月八日，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形象地说，好象“马克思还在1844年就已预见到的，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增长，对这个巨人来说，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小的帝国建筑已经过于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宽阔的两肩不断壮大，有朝一日他从自己座位上站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个建筑变为废墟。不仅如此，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壮大到如此地步……” 。一八八七年一月十日，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里又写道，“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十四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 。这些情况足以说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工人阶级已远非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时代的工人阶级。由于哈克奈斯没有看到这一时代的变化，即使她给自己的小说加上“现实主义的小说”这个副标题，但照样还不是 “充分的现实主义”。

    有的文章以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为例，说明鲁迅在小说中并没有把未庄写成当时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的社会生活的主流，但通过这个特定环境揭示出来的社会生活中的消极面——阿Q式的农民的不觉醒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本质。这样讲，一般是对的。可是，不要忘记问题的另一方面——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在鲁迅的笔下，革命的暴风雨是到了未庄的上空的。作家没有切断未庄同“世界情况”和“总局面”的联系，或者说，我们在《阿Q正传》里，是看到了时代的投影的。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就是这样一个阿Q，毕竟也想革命了，尽管他的“革命”使人感到啼笑皆非。鲁迅正是这样地描写出了促使阿Q行动的那个具体的时代环境，这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也是伟大的鲁迅的充分现实主义的表现。处于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无产阶级姑娘耐丽，在哈克奈斯的笔下，却是那样地同英国工人运动隔绝。由此可见，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即使是写消极群众的形象，也不可能离开时代，不可能回避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

    在写消极面的问题上，现在又从理论上提出这么一种见解，认为 “任何个别的环境，‘不论怎样’都是整个社会生活和时代潮流的这样或那样的反映 (包括本质的反映)，所不同的，只是反映的方面和形式不同罢了”；并且引用列宁的话：“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以此来否定恩格斯对《城市姑娘》中消极群众的形象的批评和对典型环境的论述。这种观点未必有道理。我们不能把列宁从哲学意义上提出的个别同文艺作品中反映的个别混为一谈。要知道，艺术中的个别已不再是生活中的个别，它是更高程度上的个别，是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的新个别，那种关于文艺只要反映了生活中的个别，就一定能反映一般、反映本质和反映时代潮流的论断，岂不是说，自然主义的作品也能反映一般、本质和时代潮流了!?这种观点的不妥，在于抹杀了文艺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特点，在于拒绝了艺术的典型化。

    的确，恩格斯是肯定了《城市姑娘》的一些优点，象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敢于冒犯傲慢的体面人物”。哈克奈斯在复信中认为恩格斯所讲的话，“很多是非常公允的”，其中就包含着恩格斯为她所作的辩护和对她所作的肯定。但是，这种辩护和肯定决不意味着象主张“恢复恩格斯论述的本来面目”的文章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城市姑娘》写了“典型环境的真实”的肯定；或者说，“在作者所涉及的题材和主题范围内，《城市姑娘》描写的社会环境，仍然是真实和典型的”。完全相反，恩格斯正好批评这位女作家没有写出典型环境来。有的文章又提出这么一个论据:“试想，没有典型性格和典型环境的真实，还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吗”？似乎恩格斯所肯定的小说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注”，其中就包括“典型环境的真实”在内。通观全信，恩格斯所说的小说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显然是不包括典型环境的真实在内的，主要是指小说的现实主义的细节真实。因为恩格斯之所以批评哈克奈斯，正因为她没有展现出现实主义的典型环境的真实。如果作者在小说中既表现了细节的真实又表现了典型环境的真实，恩格斯就用不着说“除了细节真实以外……”这样的话，用不着向她介绍、要她学习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对她就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哈克奈斯本人也没有什么批评可接受的了。

关于《城市姑娘》的典型环境问题，还有一种现点，认为哈克奈斯 “对伦敦东头和西头的鸿沟描写”，“正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典型环境的揭示”。这种现点也失之片面。就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来看，他们的觉醒、反抗和斗争业已成为现实，所以恩格新才批评小说没有揭示环境的真实，而不是什么“鸿沟描写”本身就具有了典型环境的真实。即使是伦敦东头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处在迅速的变化之中。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八九二年英国版序言》中明确写道:“……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这个 fin de siècle[世纪末]的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很难设想，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可以不用任何方式去触及那个时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就能够揭示出那个时代“英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典型环境的”。看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怎样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  

究竟在恩格斯那里，“典型环境”意味着什么呢？依我看来，所谓“典型环境”，就是指现实关系和时代的真实而言。在别的地方，恩格斯也谈到了这个思想。例如，三年之前即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是一八八七年问世的)，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的信中在谈到“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的时候，曾经以何等激动的心情告诉她:“在这个时期内，古老的欧洲又有些要动起来了，这也逐渐地是时候了。我仅仅希望，让我有时间还把《资本论》第三卷完成，在这以后，就让它开始吧!”在这封信的字里行间，革命导师对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生活和斗争的社会主义文学寄予了期望。恩格斯在指出哈克奈斯的小说“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同时，随信寄去他自己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不是偶然的。这是要她注意社会主义运动的变化和发展，注意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如他在信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恩格斯在这里指出“在1887年”这个年代是很有意义的。因为，鲍狄埃的那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战斗精神的《国际歌》就发表在这一年。生活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可是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仍然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他们不能自助，不能积极行动。不仅如此，我们在小说的结尾中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绝望的图景，年轻女工在自己孩子的墓地上思考的是:“‘说到头，他躺在这儿也很好'，耐丽想。‘如果他活着，恐怕也得和我们一样，吃一辈子苦'”。照她看来，不仅耐丽这一代工人是不幸的，而且她的下一代也将如此。这是何等地远离了生活的实际，时代的气息!在资产阶级文艺的一些优秀作品中，也不乏这样的描写，但是它们已经不能也不可能揭示出新的历史力量和新的历史现实，这是旧现实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正象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在他们那里，对工人的描写，除了怜悯还是怜悯，除了同情还是同情，“他们只能向不幸者和被压迫者祝‘晚安’。谢谢你们，善良的人们!不过你们的钟慢了:黑夜已将过去，‘真正白昼’已经开始到来了……” 。这个“真正白昼”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恩格斯看来，虽然当时的英国的工人大多数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可是工人运动已经逐步地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反抗和斗争已经现实地存在着，历史的明天和人类的希望就寄托在他们身上，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怎么不应该在现实的革命发展和历史的前景中去反映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呢?马克思有一句哲学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来说，它同样既要帮助人民解释世界，更要帮助人民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战斗的、唯物主义的美学。现实主义发展的历史必要性在当时已经变得日益迫切，因此，恩格斯明确地和不失时机地提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很清楚，恩格斯在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不是指旧现实主义或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而是指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亦即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这是恩格斯致哈克奈斯的信的灵魂和目的之所在，也是恩格斯与哈克奈斯在世界观和美学上的分歧之所在。

问题并不象有人所说的那样《城市姑娘》与俄国、西欧的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都没有写出人民的反抗斗争，“岂不是都丧失了典型意义”？这种看法恰恰没有看到它们所处的时代的不同，没有看到两种文学之间的区别。哈克奈斯最终虽然未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作家，在后来写的《失业者》、《洛布队长》和《曼彻斯特的衬衣工人》等小说中，也未能实际地改进自己的缺点，但是她在创作《城市姑娘》的时候，她参加了英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社会主义联盟，是同情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因此，恩格斯批评她，正是殷切地希望她成为一个社会主义作家。在今天看来。哈克奈斯当时能够接受恩格斯的批评意见，表示“主要是因为我没有魄力，缺乏信心”。以及她对恩格斯的“善意所表示的最热诚的谢意”，也属难能可贵的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条件下，一个社会主义作家应不应该首先去写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恩格斯对《城市姑娘》的批评对不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重温一下围绕着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的争论，也许是有教益和启发的。

    《母亲》发表于一九0六年，它写了俄国一九0五年革命前夕无产阶级的斗争。当时俄国的反动势力还十分猖獗，象书中的主人公巴威尔及其母亲尼洛夫娜这样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诚然不很普遍，也不占多数；但高尔基从时代的真实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出发，表现了俄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揭示了俄国的未来和胜利并不属于暂时占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而属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无产阶级，因而使《母亲》成了俄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在当时，对高尔基小说里的中心人物是有争论的，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其实质正好是我们谈到的那个问题:在那样的情况下，能不能和要不要塑造工人阶级的积极形象?普列汉诺夫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指责高尔基“完全不懂马克思的观点”，却要“扮演社会主义宣传家角色” ，在《母亲》中搞的是“革命的炼丹术”，传染上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浪漫主义的乐观主义”，把工人写得理想化和战斗化了，违反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际进程。布尔什维克的老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沃罗夫斯基也指责高尔基描写的工人形象是不典型的，说 “象这样的母亲，一般说来是不存在的。她只能作为个别的现象存在，而不是作为典型现象存在” 。总之，在他们看来，高尔基笔下的工人形象缺乏真实性。与他们相反，列宁则称《母亲》是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许多工人都是不自觉地参加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一九0九年，卢那察尔斯基针对当时的争论情况写道:《母亲》“在无产阶级艺术发展中的意义，总有一天会被注意到的。”我们看到，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的新型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那些原则和任务，正是在高尔基的《母亲》中得到了最早的和完满的体现。围绕着《母亲》所开展的争论，《母亲》在社会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再一次证实了恩格斯对《城市姑娘》的批评和对新型的现实主义的论述，不论从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看，都是高瞻远瞩的，而且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伟大的高尔基就是恩格斯所热情期待着的那个来宣告无产阶级新纪元诞生的“新的但丁”！

    恩格斯在信中花很大篇幅去谈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也决非偶然，其目的就是要哈克奈斯向巴尔扎克学习，学习他是怎样揭示典型环镜中的典型人物的 (我想，在这里不至于发生误会，恩格斯竟把巴尔扎克当作了新型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了！)巴尔扎克不仅在经济细节方面提供了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和统计学家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而且提供了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一八00——一八四八年），他用编年史的方式逐年地描绘了上升的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这一贵族社会在一八一五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绘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绘了他当时唯一能找到的未来的真正的人——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他汇集了一定时期的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从而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与巴尔扎克相反，在恩格斯看来，斐迪南•拉萨尔在历史剧《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由于回避了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社会的真实的现实关系，美化了骑士的叛乱，把他们打扮成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领袖，对革命派农民的力量不仅估计不足，并且竭力贬低，“放到了次要的地位”，而将骑士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封建阶级的内部矛盾提到了首位，“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的悲剧的因素”，因而斐迪南•拉萨尔便远离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未能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申的典型人物。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指出，《弗兰茨•冯•济金根》由于回避了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冲突，歪曲了时代的真实，把“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的济金根加以赞颂，从而未能揭示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又说:“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 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概念，但是，我们认为，他所说的“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的这一美学思想，应该说是包含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意思的。

    把“典型人物=阶级的代表=社会力量的本质=时代的主流”这个公式，同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提法联系起来，恐怕是不怎么符合实际的。在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提法里，“细节的真实”和“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两项不能割裂，更不能任意选取后一项而抛弃前一项，否则就将破坏它的完整性。文艺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是要揭示现实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但是文艺之所以成为文艺，它不同于科学或哲学的地方，在于它是通过特殊和个别来展现一般，在于它自始至终用现实的形象，用生活的图画说话，而不是用公式和定义说话。从文艺反映生活的特点看，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创造也是不可能离开细节的真实去表现赤裸裸的本质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不仅仅是指直接反映出时代的主流和正面的社会力量的本质，前者要比后者丰富和宽广，更不是只能写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只能歌颂不能暴露。我们已经说过，恩格斯是何等地称颂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和“福斯泰夫式的背景”，是何等地赞叹他对人物的出色描绘:“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种“背景”和这些“惊人的独特的形象”的真实描绘，在恩格斯看来，这正是莎士比亚现实主义艺术的伟大成就的奥秘所在。可见，恩格斯所一再赞赏和倡导的“莎士比亚化”，恰恰是对那个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仅仅归结为写正面的社会力量的本质和时代的主流的公式的否定。

    恩格斯在评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深刻性的时候说，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他对法国三十年代的共和党人，却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在恩格斯看来，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所写的典型人物是极为丰富多采的，既描写了形形色色的没落的封建贵族阶级的男男女女，也描写了三十年代代表了法国人民群众的共和党人，他们都是那个时候法国社会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了历史进程的规律和必然性，只不过前者在逐渐走向崩溃和灭亡，是一曲无情的挽歌，后者却处在向上发展之中，是“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凯歌。这两者在巴尔扎克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辩证统一，是生活辩证法的生动反映。可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决不会“导致一个时代、一个阶级、只能有一种典型人物”;也决不是一个只许肯定不许否定、只许写正面人物不许写反面人物和其他人物的间题；反之，也是一样。在这里，还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写了正面人物未必就是揭示了典型环境。恩格斯明确指出，斐迪南•拉萨尔在自己的历史剧中那样地大书特书骑士的代表人物，是不符合于那个时候的德国的社会的典型环境的；写反面人物也是一样。因此，从恩格斯对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创作的具体分析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试图在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提法里，寻找那个“在我国文艺界很有影响的”“本质论”或“主流论”的理论来源，不仅是不对的，而且是徒劳的。

    作为以真实反映现实为特点的现实主义，首先应该反映现实，“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从这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所说的真实地再现现实，并不仅仅是指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或普遍存在的东西，而且包括现实的发展趋势和历史的明天在内。这是典型环境的真实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恩格斯指出，巴尔扎克在三十年代反对法国七月王朝的共和党的英雄们那里，找到了“未来的真王的人”，并把这些在那时“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未来的真正的人”表现在他的许多小说里。对于恩格斯来说，即使是旧现实主义或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也并不是没有预见的，因为现实本身是不会原地踏步的，它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不断地展现出新的历史前景。一个卓越的现实主义作家，且不说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的社会主义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或革命现实主义作家，是可能写出现实的发展趋势的。同恩格斯一样，马克思在评论巴尔扎克的创作的时候，也是看到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这个特点的。据保尔•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经计划在一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之后，就要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的最大著作《人间喜剧》的文章。巴尔扎克不仅是当代的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而且是一个创造者，他预先创造了在路易•菲力浦王朝时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而直到拿破仑第三时代，即巴尔扎克死了以后才发展成熟的典型人物。” 

    我们在研究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那个著名提法时，不要忘记他在信中关于巴尔扎克找到了“未来的真正的人”的论述，这不是游离于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提法之外的一段随便说说的话，而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不是别人，正是恩格斯自己在紧接着这段话之后写道：“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在阐释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提法时，不能把这段话放在视野之外。社会主义文学应该反映现实发展趋势的典型性，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谈到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作品时所指出的那样，塑造“未来的真正的人”和描写“还不过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

     在恩格斯那里，细节的真实和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的两项缺一不可的条件。而且应该说，现实主义的真实就是细节的真实和典型环境的真实 (即时代的真实)在美学上的辩证统一。这种在美学上的辩证统一的现实主义的真实，又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卓越的个性刻画”和“鲜明的个性描写”来直接实现的。典型人物永远是同具体的、鲜明的、个性化的性格相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无疑是艺术家的独特的发现。如恩格斯所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把恩格斯的这一重要的美学思想，同他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提法联系起来，实际上它就是这个著名提法的一个有机部分。如果离开人物的个性化，就不会有真正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所以，恩格斯在自己的论著中一再坚决反对“恶劣的个性化”，认为这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志”。他在给敏•考茨基的信中，在谈到她的小说《旧人和新人》时说:“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他一再强烈要求“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马克思在这方面同样反对把人物抽象化，“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两位革命导师都一致地指出，在人物的描写方面，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要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要向莎士比亚学习，要更加“莎士比亚化”。黑格尔也曾经认为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用巨大幻想所创造的人物，

就是 “个性化的性格”。同时，恩格斯还特别地指出，“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这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变化，生活的发展，人物的性格也在变化和发展。不能设想，艺术上的人物的性格描绘可以一成不变。斐迪南•拉萨尔在自己的历史剧中，一味模仿古代人的性格描绘，而又不注意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戏剧中关于性格描绘所已经达到的艺术成就，就只能使他的性格描绘最后归于失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理查•冯•特利尔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甚至你的济金根……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 。恩格斯关于性格的描绘要随时代的变化、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和发展的思想，是具有永久的、普遍的意义的。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明大道上的艺术家和文学家，毫无疑义地要进一步研究人物性格的发展和探索新的人物性格的描绘，而不能单纯照搬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的性格描绘。我想，这也是恩格斯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今天所要求我们这样做的。

照我看来，下面这样一种论断与实际情祝不符:“如何能够做到既写出细节的真实又能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没有来得及阐明这个问题，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恩格斯也未能阐明这个问题。”从以上的叙述中不难看到，恩格斯通过对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和巴尔扎克的创作的分析与对比，通过对斐迪南•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和莎士比亚的戏剧的分析和对比，通过对人物的个性化的论述，不是“没有来得及阐明这个问题”，而是已经具体地、实际地把这个问题阐明了。

 

现实主义提法的普遍意义

 

    必须指出，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那个著名提法，虽然很精辟，但没有必要把它看成一个定义。事实上，恩格斯在其他地方发表的有关现实主义问题的论述，也未能完全进入这个提法里。不用说，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提法并不能囊括古往今来的人类艺术发展的一切阶段、一切形式和一切类型的现实主义，恐怕今后也很难产生这样一个包括一切的终极的定义。但我们也毋须担心因为说它不是一个定义，似乎就逊色了。不，一点都不逊色。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提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整个文学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所以，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是人类的文艺实践和理论思维的科学概括和进一步发展，在今天是不会过时的，也是不可能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