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M是HIV感染的高风险人群^[1]，一方面MSM作为性少数群体承受较大的污名、歧视和压力，HIV相关服务的可及性较差^[2]，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新媒体的应用提高了MSM交友便捷性和隐匿性^[3]，常规的现场检测方式难以接触到该人群。因此，迫切需要探索HIV检测的新模式^[4]，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开展MSM艾滋病防治工作，提高干预效率和效果^[5]。武汉市CDC与本地MSM社会组织合作，开发了MSM“互联网+”HIV检测平台“爱自检”，在原本“MSM社会组织-CDC-医疗机构”三位一体相互协作的防治模式基础上，通过互联网线上推广，扩大干预检测覆盖面，并将线上检测和线下管理相衔接，探索“互联网+”HIV检测新模式。本研究对该模式的实际应用情况进行分析，为HIV+互联网干预工作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1. 资料来源：“互联网+”HIV检测平台“爱自检”。选取2020年6-12月访问过“互联网+”HIV检测平台≥1次的MSM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男性；②既往发生过男男性行为；③年龄≥16岁；④现住址为武汉市。收集平台运行相关信息：①平台访问情况，包括平台各界面及修改前后变化情况；②试剂申领和结果回传情况（包括每日申领人数、年龄、文化程度、月均收入、本地居住时间等）；③满意度评价。本研究已通过武汉市CDC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WHCDCIRB-K-2021002）。

2. 研究方法：平台定期推送HIV防治宣传和检测干预等信息，有检测意愿的受众在平台提出申请，支付押金后由社会组织工作人员邮寄HIV自检包（包括带编号的自检试剂、安全套、使用指南和宣传材料等）。在申领对象自我检测并按要求回传结果后，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并返还押金，每3个月可申领1次，自愿对平台使用体验进行满意度调查。未回传结果者，平台定期短信提醒；对于自检阳性者，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并陪同做确证检测，提供心理咨询，动员确证阳性者尽快接受抗病毒治疗。见图 1。

3. 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²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结果回传的影响因素应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结果

1. “互联网+”HIV检测平台“爱自检”运行情况：2020年6月1日上线截至12月31日，共有132 267人次访问该平台，3 511人次成功申领HIV自检试剂，3 237人次自检完成后回传了检测结果，结果回传率92.2%（3 237/3 511），其中回传结果合格者3 182人次。对平台首页进行优化后，访问者由主页进入阅读说明界面比例降低且试剂日均申领人数减少。修改平台首页和简化阅读说明界面后，进入调查问卷页面比例和日均自检试剂申领人次显著增加。9月7日申领押金从50元降为18元，支付押金申请HIV自我检测试剂成功的人次从62.7%增长到65.7%。11月16日后，通过对可重复申领者短信提醒、Blued短信推广、世界艾滋病日宣传推广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平台的访问和申领人次。见图 1。

2. HIV检测情况：共2 855人（累计3 182人次）回传合格的检测结果，其中2 540人仅检测1次，303人检测2次，12人检测3次。初筛检出阳性69人，初筛阳性率2.4%（69/2 855），排除既往HIV阳性9人后，初筛新检出阳性60人，初筛HIV阳性接受确证检测比例为86.7%（52/60）；新发HIV阳性41人，新发HIV阳性率1.4%（41/2 855）。

3. 一般特征及回传情况：在3 511人次申领成功的研究对象中，9人未完成基本信息调查，最终获得合格调查问卷3 502份。研究对象主要以年龄≤30岁（88.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88.6%）、在本地居住年限 > 2年（67.3%）和寻找性伴的主要场所为互联网/交友软件（75.8%）为主。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研究对象HIV检测结果回传率较高的因素包括重复申领试剂（OR=3.50，95%CI：2.10~5.83）、申请时押金为50元（OR=2.55，95%CI：1.33~4.89）、月均收入1~3 000元（OR=1.54，95%CI：1.05~2.28）或无收入（OR=1.71，95%CI：1.20~2.42）和寻找性伴的主要场所为互联网/交友软件（OR=1.49，95%CI：1.13~1.95）。见表 1。

4. 使用满意度评价：认为相关的检测指导清晰的占96.3%（210/218），对服务的流程满意的占99.5%（217/218），认为服务流程已经很完善没有建议的占87.2%（190/218），认为应该减少问卷题目数量的占2.3%（5/218），认为应该简化申请流程的占5.0%（11/218），认为应该降低押金金额的占5.5%（12/218）。

讨论

“互联网+”HIV自检作为常规检测模式的有益补充，可以扩大HIV检测覆盖面并增加HIV感染者发现的途径^[6-7]。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武汉市采取了较为严格的交通管制措施^[8]，加上HIV现场检测可能导致人群聚集，武汉市“MSM社会组织-CDC-医疗机构”模式现场MSM检测人数较2019年减少，而前期研究表明，通过社交媒体的行为干预可有效推动MSM的HIV检测工作^[9-10]。

本研究应用“互联网+”HIV检测模式，在半年内有132 267人次访问该平台及其干预工具，3 502人次MSM通过本平台成功申领自检试剂，其中46.9%的研究对象近12个月未进行过HIV检测，且调查对象对平台运行模式整体满意度（99.5%）较高，表明“互联网+”HIV检测模式可以触及检测频次较少的MSM，从而进一步扩大HIV检测覆盖面，在MSM HIV检测工作中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发现，通过公众号、Blued、男同性恋酒吧等宣传推广，半年内平台访问人次和自检申请人次显著高于前期研究^[11-14]，通过多渠道推广，可以进一步扩大“互联网+”HIV检测干预覆盖面。但本研究初筛新发现阳性者中接受确证比例（86.7%）较低，一方面线上检测对象的隐匿性使联系初筛阳性者并使其接受确证的难度增加^[15]，另一方面研究对象自行到线下接受确证检测并拒绝随访可能使该比例被低估。较少有研究报道基于互联网开展HIV自检中初筛阳性者接受确证的比例^[13]，基于互联网进行HIV自检后的确证和治疗服务仍需进一步研究^[16]。

本研究中自检结果的回传率为92.2%，这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相近^[17]，但显著高于国外同类研究^[11]，国内平台申请试剂时需支付押金而国外较少设置押金，可能是导致结果回传率差异的重要原因^[13]。本研究发现，申领试剂时的押金和收入水平会影响自检结果的回传，押金也是影响平台访问和申请自检的重要因素，因此，根据当地经济水平设置合适的押金额度，不仅可以提高平台访问量，也能保持较高的结果回传率。该平台覆盖的人群为≤30岁的青壮年（88.3%）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88.6%），这与前期结果相一致^[18]，根据该人群特征开发和推送针对性的宣传干预材料^[3]，可充分发挥互联网检测干预在青年学生中的作用^[19]。

本研究存在不足。一是互联网平台开展HIV检测服务有一定的技术和硬件要求，难以覆盖所有MSM，尤其是年龄偏大者；二是平台无法统计仅进行平台访问但未申请自检试剂研究对象的特征，不能全面准确分析影响研究对象申请检测的因素；三是平台满意度评价样本量较小，且未纳入未成功申领对象对本平台的评价，对该模式满意度评价的结果有一定偏倚。

综上所述，“互联网+”HIV检测模式在MSM HIV检测干预工作中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构建完善的服务平台是该模式运行的基础，多渠道推广是扩大检测干预覆盖面的重要方式。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胡雪姣：数据整理、统计学分析、结果解释、论文撰写；闵运春：数据整理、统计学分析、论文整理；谢年华：项目设计和数据收集；刘聪、胡荣、张敏、董全林：实施研究、采集数据；王夏：项目设计和方案制定、经费支持

志谢 感谢武汉市武昌区为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协助与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