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1年12月9日，“一带一路”项目官网上显示，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已有145个，以非洲（51个）、亚洲（37个）和欧洲（27个）国家为主，其中欧洲国家多位于中、东欧；非洲国家多位于撒哈拉以南^[1]。“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全球和区域经济发展，其中国际铁路、公路、航空、水路的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国家与国家间人流量及人流速度显著增加^[2]。已有研究表明，区域间人员及商品的频繁流动可能导致HIV/AIDS、耐多药结核病、登革热及疟疾等传染病跨境传播的风险增加^[3]。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染病流行现状可为评估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提供依据。本期重点号文章在简述HIV/AIDS、耐多药结核病、登革热及疟疾4种传染病的全球流行现状及防控难点后，报告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4种传染病的流行现状及变化趋势，为精准制定控制措施、降低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提供流行病学证据。

一、HIV/AIDS、耐多药结核病、登革热及疟疾全球流行现状

1981年美国报告第1例AIDS患者，2年后研究人员分离出HIV^{[4, 5]}。HIV/AIDS目前已成为全球流行的传染病，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2020年全球约有150万新发HIV感染者和3 770万现存活HIV/AIDS，因AIDS相关疾病死亡68万例^[6]，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全球HIV/AIDS的高负担国家^[7]。

耐多药结核病作为呼吸道传染病，近年来的流行情况较为严峻，2021年WHO的结核病报告显示，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检出占比逐年上升，从2018年的50%上升至2020年的71%^[8]。耐多药结核病主要原因为治疗不规范、不及时，目前高发于亚洲、欧洲东部及非洲地区^[9]。

登革热作为被忽视的热带病和常见的蚊媒传播疾病，已造成严重的全球疾病负担^{[10, 11]}。研究估计全球登革热疾病治疗所需费用为年均8.90亿^[11]。根据WHO报道，1970年之前全球只有9个国家发生重症登革热流行。目前登革热已在非洲、美洲、东地中海、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区域100多个国家呈地方性流行。其中美洲、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区域的登革热疾病负担较重^[12]。截至2020年，2019年为全球报告登革热病例最多的一年，WHO划分的所有区域都受到影响，阿富汗首次记录登革热传播^[12]。2019年美洲区域报告了310万例登革热病例，其中超过25 000例分型为重症^[12]。亚洲的孟加拉国（101 000例）、马来西亚（131 000例）、菲律宾（420 000例）、越南（320 000例）报告的病例数量较多^[12]。

疟疾同样作为虫媒传染病，尽管我国2021年获得了WHO消除疟疾认证^[13]，但目前依旧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传染病。根据WHO报告，2020年全球估计2.41亿例疟疾病例^[14]，主要分布在非洲（94.6%）、中东（2.4%）、东南亚（2.1%）地区^[15]。

二、HIV/AIDS、耐多药结核病、登革热及疟疾防控难点

2016年，联合国提出“2030年终结AIDS”的宏伟目标，艾滋病规划署随后制定了2020年实现“90-90-90”的阶段性目标^[7，16]。然而HIV传播的不平等因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HIV/AIDS相关服务中断等原因^[17]导致全球终结AIDS的2020年阶段性目标并未实现^[7]。研究表明我国HIV/AIDS疫情整体处于低流行水平，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约有25个国家发病率高于我国^[18]。2019年我国向非洲国家派出大批劳务人员^[19]，其中部分归国劳务人员检出HIV感染^{[20, 21]}。随着国际间人员交往日益密切，HIV/AIDS跨境传播风险不断增加，对HIV/AIDS防控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3]。

耐多药结核病由于传播途径易实现（经空气传播），人群普遍易感，检出率低，治疗效果差等，对人类健康和各国公共卫生都是巨大的威胁^[22]。

近年来许多复杂因素相互作用加速登革热暴发，包括气候^{[23, 24]}（降雨量、温度和湿度等）、交通、人口密度^{[24, 25]}、极端贫困和卫生设施不足^[26]等。我国作为登革热流行国家之一，近年报道登革热病例呈现输入性病例引发本土疫情的趋势^[27]。同样，随着我国外出务工、经商、旅游以及参与国际交流活动的人员日益增多，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是我国报告病例的主体，成为我国疟疾的防控和保持消除状态的难点^{[28, 29]}。

既往入境人员研究发现HIV/AIDS、登革热、耐多药结核病及疟疾等重点传染病都存在跨境传播风险。郑方等^[30]的研究报道上海市某三甲医院2012-2019年共报告境外感染传染病305例，其中疟疾226例，占74.10%；登革热68例，占22.30%；HIV及肺结核各1例。侯中生等^[31]报道2017- 2019年经云南省腾冲市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中，HIV-Ab阳性131例，阳性率为0.93%（131/14 167）；开放性肺结核30例，检出率0.21%。高颖龙等^[32]报道2009-2014年广东省口岸肺结核疑似感染患者中，一线药总耐药率为18.61%。2006-2018年云南省瑞丽市共报告登革热病例3 022例，其中输入病例占59.13%（59.00%为境外输入）^[33]。

全球化经济交流与合作带来的“地球村”概念表明传染病传播中的传染源及某些传染病传播所需媒介的传播范围及速度均可能增加，传染病防控要求需要更加复杂化、精细化及迅速化。世界经济论坛估计2022年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复苏差异化及无序的气候转型等因素的背景下，传染病将成为未来10年全球规模的严重风险^[3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公共卫生风险应对能力存在差异；国家间自然条件不同，传染病疫情形势复杂^[3]。我国作为世界领土面积第三位国家，拥有十余个陆地邻国如老挝、缅甸及印度等国家，同时也有海洋邻国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大多数邻国均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因此，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IV/AIDS、耐多药结核病、登革热及疟疾的流行现状及变化趋势，对于制定针对性的控制措施以降低疾病跨境传播风险十分必要。

既往有研究从风险评估的角度，将我国的输入性传染病疫情风险分为4类：在境外传播、疾病危害大，我国无疫情且尚未发现输入病例；在境外传播、疾病危害大，我国曾有少数输入病例但未持续传播；在境外传播，国内已消除或有消除计划；境内境外均有但境外传入可能会加剧本地流行风险。其中疟疾属于在境外传播，国内已消除或有消除计划的传染病，HIV/AIDS、耐多药结核病及登革热属于境内境外均有但境外传入可能会加剧本地流行风险的传染病。此外，后3种疾病传播途径各有特点，HIV/AIDS为性传播疾病、耐多药结核病为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为虫媒传染病^[3]。

本重点号文章选择的4种传染病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染病防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者通过对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BD2019）数据分析，分别描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IV/AIDS、耐多药结核病、登革热及疟疾疾病2019年流行现状及2013-2019年发病率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传染病的流行情况存在差异。对于HIV/AIDS及耐多药结核病等慢性传染性疾病在“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均流行，其中HIV/AIDS目前流行较严重区域主要为非洲国家，但需要注意大洋洲较多国家的发病呈现上升趋势^[35]。非洲区域国家的耐多药结核病及疟疾流行负担较重，且多数国家发病率处于上升趋势；对于急性传染病的登革热相较HIV/AIDS及耐多药结核病，流行范围减小，并且主要在大洋洲区域流行，其次为亚洲国家^{[36, 37, 38]}。HIV/AIDS及耐多药结核病的传播途径、治疗、临床表现及诊断等原因使得两者相较登革热及疟疾的跨境传播不易被及时发现，因此，更需要研究并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以减少传播。

总体上，“一带一路”项目开展过程中，除加强国家间经济合作交流外，也建议加强国家间传染病防控合作，提升全球传染病协同治理能力，降低传染病跨境传播风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传染病跨境传播的防范仍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例如数据的实时共享困难等。目前，大型的全球开源传染病数据主要来自WHO及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然而以上数据平台主要依赖各国的国家数据监测报告，部分国家数据缺失，不利于全球传染病的协同防控及其相关科学研究。因此，有必要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是传染病领域的共享数据平台搭建，为协同控制传染病的跨境传播提供基础数据。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刘珏：论文构思、撰写、经费支持；刘民：论文审核、修改、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