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流行已演变为经性途径传播为主^[1]。STD门诊是接触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单位和发现HIV/AIDS的重要窗口^[2]。STD门诊男性就诊者是艾滋病监测的目标人群之一^[3]。为了解天津市STD门诊男性就诊者的HIV感染变化趋势，本研究分析2016-2020年天津市STD门诊男性就诊者HIV感染状况及其相关因素，为该人群的艾滋病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STD门诊男性就诊者，年龄≥15岁，主诉有STD相关症状者。排除对象为生殖医学咨询者、皮肤病就诊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2. 调查方法与内容：2016-2020年的每年4-6月，在STD门诊监测哨点，通过连续采样方法，对首次来门诊就诊且符合纳入条件的对象开展监测，每年两个哨点，分别为一家市区STD门诊和一家滨海新区STD门诊，每个哨点样本量为400人。由经过培训的门诊医生在诊室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艾滋病防治有关信息、行为学信息。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即8个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问题中正确回答6个问题的比例。

3. 实验室检测：研究对象采集5 ml静脉血进行HIV、梅毒和HCV抗体检测。HIV抗体初筛采用ELISA法检测（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初筛阳性采用ELISA法复检（北京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梅毒检测采用梅毒螺旋体TP-ELISA法初筛（北京金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初筛阳性样本采用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法复检（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HCV抗体初筛采用ELISA法检测（北京金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初筛阳性采用ELISA法复检（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初筛复检2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者判定为阳性。

4. 统计学分析：调查数据核实整理后，将问卷调查内容及实验室检测结果录入艾滋病防治工作信息系统，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分类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和比例/率（%）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年龄定量资料采用M（Q₁，Q₃）。分析HIV感染的相关因素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单因素分析时自变量筛选标准为0.25，采用逐步回归法纳入到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中。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结果

1. 人口学特征：2016-2020年天津市STD门诊男性就诊者累计调查4 000例。年龄M（Q₁，Q₃）为37（29，54）岁，年龄范围15~78岁。汉族占97.33%，25~34岁年龄组占31.28%，未婚、已婚、同居和离异/丧偶分别占23.70%、71.58%、1.37%和3.35%，天津市和外省户籍分别占92.13%和7.87%。见表 1。

2.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与行为特征：最近3个月发生过商业异性性行为的比例为31.65%（1 266/4 000），其中与1个暗娼发生性行为的占97.24%（1 231/1 266），与2个暗娼发生性行为的占1.34%（17/1 266），不详的占1.42%（18/1 266）。最近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的比例为12.35%（494/4 000），其中与1个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的占88.06%（435/494），与≥2个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的占7.09%（35/494），不详的占4.85%（24/494）。发生同性肛交的比例为3.85%（154/4 000）。发现的HIV感染者中MSM占54.84%（34/62）。

3. 既往STD患病和HIV抗体检测情况：最近1年患过STD占8.20%（328/4 000），患过梅毒占4.95%（198/4 000）。既往检测过HIV抗体的比例为18.43%（737/4 000）。

4. HIV、梅毒和HCV感染情况：2016-2020年STD门诊男性就诊者HIV阳性率为1.55%，2016-2020年HIV阳性率分别为1.13%、0.25%、1.13%、3.00%和2.25%。年龄标化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趋势检验χ²=14.22，P < 0.001）。梅毒阳性率为9.60%，2016-2020年梅毒阳性率分别为9.38%、8.25%、9.25%、8.13%、13.00%，年龄标化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趋势检验χ²=7.30，P=0.007）。HCV阳性率为0.45%，2016-2020年HCV阳性率分别为0.13%、0.63%、0.50%、0.75%和0.25%，年龄标化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趋势检验χ²=0.11，P=0.745）。见表 1。

5. HIV感染的相关因素分析：单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显示，HIV感染的相关因素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户籍、最近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发生同性肛交、最近1年患过STD、感染梅毒（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分别相比于未婚、天津市户籍、最近3个月未发生临时性行为、未发生同性肛交和未感染梅毒者，STD门诊男性就诊者感染HIV危险因素包括同居（aOR=7.53，95%CI：2.13~26.62）、外省户籍（aOR=3.64，95%CI：1.58~8.38）、最近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aOR=2.24，95%CI：1.03~4.89）、发生同性肛交（aOR=85.99，95%CI：38.76~190.74）和感染梅毒（aOR=6.06，95%CI：3.18~11.56）。见表 2。

讨论

2016-2020年天津市STD门诊男性就诊者HIV阳性率为1.55%，低于李婧等^[4]调查的浙江省等7个省份STD门诊HIV阳性率（2.36%），也低于西安市STD门诊HIV阳性率（2.43%）^[5]和济南市STD门诊HIV阳性率（2.05%）^[6]，与辽宁省STD门诊HIV阳性率（1.67%）接近^[7]，高于全国监测结果^[2]，但HIV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形势不容乐观。总体来看，STD门诊男性就诊者HIV检出率远高于医疗机构其他门诊的HIV检出率^[8]，是开展医务人员主动提供HIV检测咨询工作的重点科室。患者出现STD症状会主动到STD门诊就诊，在这里提供HIV咨询检测有利于尽早发现HIV/AIDS，应加强门诊医务工作者的服务意识，发现更多的HIV感染者。研究显示既往接受过HIV检测的比例较低，提示本地扩大HIV检测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应积极探索开发多种便捷的HIV检测模式。

本研究发现，STD门诊男性就诊者中，25~34岁年龄组占31.28%，HIV阳性率也较高（2.48%），与天津市STD门诊大范围调查的结果一致^[9]，青壮年男性是感染HIV的危险人群；15~24岁年龄组HIV阳性率为2.47%，该年龄组包括青年学生，说明青年学生的性传播HIV和梅毒的风险持续存在^[10]，在学校教育中，应提高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防护意识，开展性教育，建立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截至2021年10月，天津市新报告HIV/AIDS中，男男性行为传播占比79.59%^[11]。本研究发现，STD门诊发现的男性HIV感染者中MSM占54.84%。由于MSM交友方式和性行为方式的特殊性，在未来一段时间，该人群仍将是天津市艾滋病流行的主要人群。除了男男性行为传播途径，异性性行为传播途径也不容忽视。本研究还发现，STD门诊男性就诊者最近3个月发生商业异性性行为及临时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31.65%和12.35%，传染艾滋病的风险持续存在，高危行为方式较为隐匿，涉及个人隐私，控制传播非常困难，这也是艾滋病经性传播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发现，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若发现患者存在临时性行为、同性肛交性行为或者梅毒阳性等情况时，应警惕其可能存在的感染风险，主动提供HIV咨询和检测。日常工作中，可以提供便捷的预约方式、不歧视的就诊环境、规范化治疗等多方面措施^[12]，提高STD门诊的诊疗服务质量。STD门诊男性就诊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和既往接受干预服务比例较高，但高危性行为比例不低，提示存在“知行分离”现象。在提供干预服务时，不能停留在普及基础知识上，应加入更多警示性教育内容，减少或避免高危性行为传播HIV。

2016-2020年STD门诊男性就诊者梅毒阳性率从9.4%增长至13.0%呈上升趋势，与2014-2019年我国梅毒报告发病率逐年增长的趋势一致^[13]。梅毒是一种慢性、系统性的STD，常出现生殖器溃疡症状，是HIV感染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应结合疫情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梅毒防治对策。丙肝是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的一种传染病，但本研究监测到STD门诊男性就诊者的HIV和梅毒阳性率呈现上升趋势的情况下，丙肝阳性率并没有上升趋势，提示可以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来解释原因。

本研究存在不足，一是开展调查的两个STD门诊仅来自两个区，在结果解释和结论外推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本研究未能深入探讨政策措施和外部社会环境变化等因素对HIV感染的影响；三是对于既往性行为的敏感问题调查，存在信息偏倚。

综上所述，2016-2020年天津市STD门诊男性就诊者的HIV和梅毒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发生临时性行为、同性肛交和感染梅毒是STD门诊男性就诊者HIV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控制艾滋病的性传播。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柏建芸：研究设计、论文撰写、数据整理、数据分析、论文修改；张天璐、刘轶：现场调查实施、数据整理；宁铁林：研究设计；周宁、于茂河：论文指导、论文修改、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