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和分娩虽然是育龄女性正常的生理过程，然而多项研究已经证明孕产期是抑郁高发时期，孕产期抑郁与孕产妇生活质量呈负相关^[1]，常与孕产期合并症/并发症同时存在，影响孕产妇及其子代的身心健康状态^[2-3]。既往研究发现孕早期抑郁状态对孕晚期乃至产后抑郁状态具有一定的预测力，且开展抑郁筛查可使孕产妇抑郁风险相对于未筛查组降低18%~59%^[4]。孕产期保健中也需要了解孕产期抑郁持续存在的风险因素，根据孕产妇抑郁状态的自然转归规律来预判孕产妇未来的抑郁风险，以达到早期识别孕产妇高危因素，精准管理抑郁高危孕产妇人群的目的。

本研究结果依托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妇幼保健中心联合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广东省珠海市妇幼保健院和广东省深圳市妇幼保健院5家妇幼保健机构共同构建的中国孕产妇心理健康队列研究（National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Pregnant Women，NSMCP）。该项目自2015年8月1日启动研究对象招募工作，并于2016年10月31日完成全部随访工作，持续进行了孕产期的7个时点，研究内容包括孕产妇各时点的基本情况和多项心理状况。本研究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对孕产妇抑郁状况进行追踪评估研究，了解我国孕产妇在孕早、中、晚期和产后抑郁状况以及转归情况，并对抑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掌握我国孕产妇孕产期抑郁的现况并为后续的孕产期抑郁相关研究和制定筛查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来源：NSMCP项目在综合考虑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选择了门诊量大且科研合作性强的全国不同省份的5家妇幼保健机构作为研究现场。调查对象的纳入标准：本地居住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孕周未满13周；在本院建册建档，并计划在本院进行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及产后复查；自愿配合完成所有调查内容；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具有中文读写及理解能力。排除标准：现患严重精神疾患或智力障碍。本研究通过中国CDC妇幼保健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文号：FY2015-009），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 调查方法：调查对象招募入组后，在孕13周完成自填式问卷，在孕产期7个不同时点完成EPDS的调查。随访时点为孕13周、孕17周、孕24周、孕31周、孕37周、产后3 d和产后42 d。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疾病及生活方式、家庭状况、社会支持和心身健康状况等。EPDS是最常使用的孕产期抑郁自评量表，其包含情感缺失、焦虑、抑郁3个维度的10个条目，分别涉及心境、乐趣、自责、抑郁、恐惧、失眠、应付能力、悲伤、哭泣和自伤。每个条目以0~3分进行赋值，3分为总是、2分为经常、1分为偶然、0分为从未。其中第1、2条目为反向计分，其余条目为正向计分，总分为0~30分。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为0.89）、显著的敏感性（86%）和特异性（78%）^[5]。本研究采用的EPDS评分标准：< 9分为正常，≥9分或条目10不是0分为抑郁。

3. 统计学分析：使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数据，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描述和分析。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表示。采用χ²检验等进行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所有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相关性检验对各个时期抑郁得分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本研究中采用孕13周EPDS得分代表孕早期抑郁状况，采用孕17周和孕24周两个随访时点EPDS得分的平均分代表孕中期抑郁状况，采用孕31周和孕37周两个随访时点EPDS得分的平均分代表孕晚期抑郁状况，采用产后3 d和产后42 d两个随访时点EPDS得分的平均分代表产后抑郁状况。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1. 基本情况：共招募1 284人，将完成产后42 d随访且至少完成6次随访的调查对象纳入分析，共计1 210人（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240人、山西省妇幼保健院250人、吉林省妇幼保健院223人、广东省珠海市妇幼保健院251人、广东省深圳市妇幼保健院246人），随访率为94.24%（1 210/1 284）。调查对象年龄为（29.53±3.65）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85.6%；40.5%的调查对象职业为技术人员/行政干部，31.9%的调查对象职业为商业/服务业人员；70.6%的调查对象为上班状态，24.4%的调查对象为不上班状态；77.0%的调查对象此次妊娠为计划内，其余为意外妊娠；93.4%的调查对象受孕方式为自然受孕，其余为辅助生育；68.7%的调查对象BMI值在正常范围。

2. 调查对象孕产期抑郁情况：调查对象在孕早、中、晚期、产后的EPDS量表得分分别为6.43±3.42、6.01±2.85、5.80±2.92和5.93±3.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341，P < 0.001）；各时期抑郁检出人数（构成比，%）分别为321人（26.5%）、218人（18.0%）、189人（15.6%）和219人（1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2.75，P < 0.001）。

3. 孕产期抑郁自然转归情况：根据孕产妇在不同时期的量表得分结果，分别计算各个时期的抑郁检出率。结果显示，37.2%（450/1 210）的孕产妇在孕产期至少出现过一次抑郁，其中有6.9%（84/1 210）的孕产妇在孕产期持续保持抑郁状态。孕产期各时点的抑郁检出人数（构成比，%）和转归情况见图 1。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图 1 孕产期不同阶段的抑郁状态自然转归情况

图选项

孕早期抑郁者中有26.2%（84/321）的孕产妇在孕中、晚期和产后始终保持抑郁状态，有42.7%[（20+15+18+84）/321]的孕产妇出现产后抑郁。孕早、中期均抑郁者，在孕晚期有66.7%（108/162）的比例会出现抑郁；孕早、中、晚期均为抑郁者，在产后有77.8%（84/108）的比例会出现抑郁。且孕早期和产后抑郁得分呈强相关性（r=0.656，P < 0.001），孕早期量表得分与孕产期持续抑郁、持续正常的结局呈高度正相关（r=1.000）。

孕早、中、晚期、产后EPDS量表得分均呈中、高度正相关。其中孕早期和孕中期（r=0.678）、孕中期和孕晚期（r=0.771）以及产后和孕晚期（r=0.706）相关性较强（表 1）。

表 1 1 210名孕产妇孕产期各阶段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得分相关性

表选项

4. 孕产期持续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选择孕早、中、晚期和产后量表检出结果持续抑郁者（n=84）和持续正常者（n=760），分析两者的社会人口学以及孕早期一般情况调查问卷情况的相关差异，结果显示，孕产期持续抑郁与以下因素有关：BMI、孕产妇文化程度、丈夫文化程度、孕期运动锻炼、家庭年收入、对居住环境满意度、对婚姻满意度、烦恼倾诉、妊娠史（不含本次）、分娩史、住院手术史、丈夫支持（P < 0.05）。见表 2。

表 2 孕产妇孕产期持续抑郁状态的单因素分析

表选项

5. 孕产期持续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P < 0.05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产妇文化程度本（专）科及以上（OR=0.437，95%CI：0.212~0.900，P=0.025）、孕期运动锻炼（OR=0.586，95%CI：0.348~0.987，P=0.044）、婚姻满意度高（OR=0.370，95%CI：0.221~0.620，P < 0.001）、BMI正常（OR=0.516，95%CI：0.270~0.985，P=0.045）降低抑郁发生风险；对居住环境不满意增加抑郁发生风险（OR=1.807，95%CI：1.074~3.040，P=0.026）。见表 3。

表 3 844名孕产妇孕产期持续抑郁状态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表选项

近年来，全球多国的研究明确指出孕期抑郁的患病率不低于产后抑郁，女性在孕期具有较高的抑郁患病风险^[5]。本研究旨在了解我国孕产妇在孕产期不同阶段的抑郁状况与各时点的自然转归情况，结果发现在孕早、中、晚期和产后4个时期中，孕早期的平均得分和抑郁检出率均最高，产后的平均得分和抑郁检出率均高于孕中、晚期。吴佳艳^[6]在2016年使用PHQ-9对孕产妇人群进行随访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孕早期抑郁发生率为36.3%，孕中期为17.7%，孕晚期为24.8%，产后14 d为20.3%和产后42 d为12.4%，与本研究结果中孕早期是抑郁高发阶段的趋势类似，但是孕中、晚期和产后抑郁发生趋势不尽相同。由于其研究中孕产妇的失访率高达40%以上，本研究中失访率不到10%，因此结果可能由于随访质量不同有关，也可能与使用问卷不同以及样本人群不同有关。

研究显示抑郁状态是影响孕产妇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过度抑郁和精神紧张会导致大脑皮层与内脏的平衡失调，循环系统功能紊乱，造成睡眠、饮食等障碍；而持续的孕期抑郁容易引起多种妊娠并发症，影响分娩结局如产后出血、产程延长、难产、剖宫率和新生儿监护率增加等^[7-9]。本研究对抑郁自然转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孕早期抑郁的孕产妇在孕中、晚期和产后保持抑郁状态或抑郁的可能性增加，孕早期正常者在孕中、晚期和产后发生抑郁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国外研究有类似结果^[10-11]，孕早期EPDS评分 < 10分的患者在以后维持低风险（EPDS < 10分）的概率为92.7%^[12]，孕早、晚期EPDS评分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孕期抑郁水平是影响产后3个月内抑郁水平最强的影响因素^[13]。因此，孕早期的抑郁量表评估结果对孕中、晚期和产后抑郁量表评估结果有一定的预测性。同时，由于孕早期抑郁障碍容易被剧烈的孕期反应所掩盖，进而错失干预和治疗的绝佳时期。而在孕早期筛查抑郁症，可以及早发现和干预孕产期抑郁，及时疏导孕产妇抑郁情绪，减少孕产期抑郁的发生，为母亲及其孩子带来更好的长期结果^[14]。因此，孕早期应成为开展抑郁筛查的起始阶段，开始对整个孕产期抑郁情况的关注。

国内外的学者对孕产期抑郁发生的相关因素做了大量研究，研究证明孕产期抑郁的发生与许多危险因素有关，涉及生理、心理及社会因素等，也有研究证实，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孕产期抑郁情绪呈动态变化。针对孕产期抑郁的保护性因素进行促进干预，减少负面影响因素的发生，可以有效减少孕妇抑郁情绪，减少不良母婴结局的发生。本研究对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孕期工作状态、家庭年收入、居住环境、社会支持、遇到烦恼倾诉求助方式和孕产手术史等多个方面的生理、心理及社会因素进行研究。所得结果和国内既往的报道不完全相同^[15-17]，持续抑郁组和持续正常组在年龄、职业、孕期工作状态、烦恼倾诉、吸烟饮酒、运动习惯、父母公婆支持、既往病史等因素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结果中未显示），而在BMI、孕产妇文化程度、丈夫文化程度、孕期运动锻炼、家庭年收入、对居住环境满意度、对婚姻满意度、丈夫支持情况、烦恼倾诉、妊娠史（不含本次）、分娩史、住院手术史等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主要考虑样本量、样本人群文化水平较高和基本信息调查问卷设计的不同所致。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发现孕产妇抑郁持续存在状态的相关因素主要包括孕产妇文化程度、BMI、孕期运动锻炼、婚姻满意度和居住环境满意度。孕产妇文化程度越高、婚姻满意度越高、对居住环境越满意、孕期运动锻炼则越不容易发生抑郁，而BMI正常相对于偏瘦对孕产妇而言也是一种保护因素。因此要鼓励孕产妇提高自己的文化认知水平、积极接受健康教育，在孕期合理锻炼^[18]、维持健康体重^[19-20]，和家人共同构建良好的居住环境和营造健康幸福的婚姻关系。

由于孕产期抑郁的发生与许多危险因素有关，涉及生理、心理及社会因素等，孕产期抑郁情绪呈动态变化，且孕早期抑郁对产后抑郁的发生有一定的预测性。这显示出对孕产期抑郁情绪的早筛查、早干预的重要性。孕产保健人员应及时观测孕产期抑郁情绪的动态变化，早期识别孕产期抑郁的危险因素，加强孕产期心理保健工作，降低孕产期抑郁的发病率。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杨业环：统计学分析、论文撰写；黄星、孙梦云、杨丽：数据整理、统计学分析、现场督导；郑睿敏：研究指导、论文修改、经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