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溯源技术又称接触者追踪，是发现HIV/AIDS、明确传播途径、切断传播链条，阻止HIV传播的基础之一^[1]。作为溯源调查的主要传统手段，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能快速探索HIV感染者传播途径、来源和高危性行为，为感染病例的感染传播特性提供重要信息^[2]。既往针对HIV/AIDS新发感染的判定主要依托限制性抗原亲和力酶联免疫法（LAg-Avidity EIA）、BED HIV-1 IgG捕获酶免疫法^[3-4]、HIV阴性检测队列^[5]、结合HIV检测史^[6]的现场调查进行辨别。目前针对个案流行病学调查快速判定HIV/AIDS感染区域或新发感染的相关文献或探索较少，本研究根据新确证HIV/AIDS的HIV检测史、高危性行为史、居住史、CD4⁺T淋巴细胞计数（CD4）等变量进行逻辑嵌套方法，以快速判定HIV新发感染和感染来源的本地感染情况，为制定适用本地的艾滋病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1.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宁波市新确证HIV/AIDS，现住址为宁波市，接受随访；②知情同意。排除标准为拒绝参与。本研究通过宁波市CDC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文号：201908）。

2.研究方法：采用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由培训后的CDC工作人员负责采用一对一面访的调查方式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收集社会人口学、高危性行为史、HIV检测史、本地居住史、感染途径和接受相关干预服务等信息，并补充研究对象确证后抗病毒治疗前的首次CD4信息。

3.HIV感染特征的相关定义^[7-8]：①新发感染：最近1年内感染，即HIV感染至确证时间的间隔 < 1年，在确证前1年的HIV检测阴性，或确证前1.5年的HIV检测阴性且最近1年发生高危性行为，或首次CD4≥500个/µl；②本地感染：本地发生高危性行为而感染HIV，或本地居住期间既往HIV检测结果阴性未在外地发生高危性行为，或在本地居住时间超过1年，本地发生高危性行为且判定为最近1年内感染；③疑似高传播风险HIV/AIDS：确证前2年内性伴数≥10的HIV/AIDS，其分子传播网络的度值≥4。

4.统计学分析：以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查错，采用SPSS 23.0软件对数据库进行清理和统计学分析，构成比和率的比较采用χ²检验。以一般人口学信息、HIV检测史、性行为史等作为分组变量，对是否本地新发感染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OR值（95%CI）用以估计自变量因素与因变量之间关联强度。双侧检验，以P < 0.05作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1.一般情况：2017-2020年宁波市新确证HIV/AIDS 3 136例，最后招募符合研究标准的研究对象2 495例，完成调查后有61例无法判断感染时间，有98例感染地点无法判断，纳入分析2 044例，应答率为81.9%。2 044例研究对象中，年龄（40.6±15.3）岁，其中男性1 684例（82.4%），未婚758例（37.1%），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 253例（61.3%），汉族1 943例（95.1%），户籍地为本地1 073例（52.5%），在本市居住时间 > 5年979例（47.9%），主要从事商业服务/餐饮/公共场所服务1 128例（55.2%），月均收入≥4 000元796例（38.9%），经医务人员主动提供检测咨询（PITC）发现1 487例（72.7%）。见表 1。

表 1 宁波市2017-2020年新确证HIV/AIDS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以及本地新发感染特征分析

表选项

2.HIV/AIDS本地新发感染与行为学特征：2 044例新确证HIV/AIDS本地感染比例为62.3%（1 274/2 044），本地新发感染比例为34.3%（702/2 044）。2017-2020年本地新发感染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本地新发感染病例以男性（84.6%）、年龄 < 35岁（50.0%）、未婚（43.2%）、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57.6%）、经PITC发现（76.2%）、月均收入2 000~3 999元（41.9%）、从事商业服务/餐饮/公共场所服务人员（48.4%）、同性性传播（55.0%）为主。

3.新确证HIV/AIDS接受干预服务和风险认知：本地新发感染病例确证HIV阳性前HIV检测比例为68.9%（484/702），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覆盖比例为19.8%（139/702），有60.0%（421/702）的病例在确证HIV前知道艾滋病预防措施，68.5%（481/702）的病例确证前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见表 1。

4.HIV/AIDS本地新发感染的多因素分析：以是否HIV本地新发感染作为因变量（0=否，1=是），将单因素有统计学意义的年份、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样本来源、感染途径、确证前是否做过HIV检测、确证前是否知道艾滋病防治措施等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报告年份、职业、艾滋病感染途径和确证前是否做过HIV检测对本地新发感染病例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新确证HIV/AIDS作为艾滋病流行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其感染时间和地区特征对HIV在某地区的传播模式研判具有较强指导意义，且艾滋病个案流行病学调查一般在病例HIV确证阳性1周内完成，能够为艾滋病感染的快速溯源调查提供依据，也能为本地艾滋病检测和治疗策略的调整提供依据。

本研究发现，2017-2020年宁波市新确证HIV/AIDS本地感染比例较高（62.3%），低于蒋均等^[7]2015-2016年在义乌市调查发现的本地感染比例（74.9%），这可能与宁波市新确证HIV/AIDS感染途径中同性性传播比例低于义乌市有关。2017-2020年宁波市新确证HIV/AIDS新发感染比例亦较高（49.6%）。经逻辑判定后发现本地新发感染比例为34.3%，高于刘佳等^[9]报告经BED方法判定的新确证HIV/AIDS 26.8%新发感染比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2020年新确证HIV/AIDS本地新发感染比例呈现较高水平（OR=1.422），这可能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导致本地人口流动性减弱等客观因素有关^[10]。

本研究发现，有51.0%的本地报告病例是经省内其他市或外省迁入，这与既往调查结果一致^[7]。本研究发现，男性、中青年、经外省/市迁入和经性传播是宁波市2017-2020年新确证HIV/AIDS的主要特点，鉴于既往研究发现年轻男性HIV/AIDS更易发生人口流动^[11]，可见流动人口对宁波市艾滋病疫情控制和感染者管理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艾滋病检测发现方面，本研究发现，新确证病例经PITC等主动检测途径发现的比例较高（72.8%），但研究对象确证前HIV检测比例（26.6%）、接受艾滋病干预服务覆盖比例（17.8%）均较低，HIV/AIDS在确证前的防范和风险意识不足，提示本地艾滋病干预工作仍需加强。

本研究发现，与异性性传播HIV/AIDS相比，同性性传播感染HIV/AIDS本地新发感染比例较高，这与既往调查结果一致^[7]。另外，MSM在本地主要通过男性社交软件（Blued/Jacked）寻找同性非商业性伴，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经男性社交软件寻找性伴的HIV/AIDS本地新发感染比例高于平均水平，这与既往研究结果类似^[12-14]，提示为控制本地艾滋病新发感染风险，需加强男性社交软件寻找性伴的MSM溯源调查及互联网干预工作。除了交友方式，职业分类中学生/教师/干部职员/离/退休人员是本地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这可能与“学生/教师/干部职员/离/退休人员”的职业人员人口流动性不大，交友方式以本地为主有关，具体原因需进一步探索分析。

鉴于本地艾滋病个案流行病学调查是结合病例HIV确证阳性告知工作同步开展，能在病例确证1周内完成，避免了HIV/AIDS传播风险行为的回忆偏倚。本研究精准快速地判定了HIV/AIDS新发感染和本地感染状况，特别是通过发现本地MSM通过男性社交软件（Blued/Jacked）寻找同性非商业性伴是本地HIV/AIDS新发感染的危险因素，为后续阐明本地艾滋病传播网络、探索艾滋病本地新发感染防控策略提供了依据。

本研究存在不足。首先，采用的横断面研究方法，无法确定相关因素与是否本地新发感染的因果关联，需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第二，性传播途径为自我报告信息，HIV/AIDS在报告传播途径上可能会顾虑社会期望因素而存在报告偏倚^[15-18]，但本研究的感染途径等敏感变量是根据深入访谈再次确认的结果，性行为特征的调查也由敏感性问题调查经验丰富的流行病学专家开展，再结合实验室客观的CD4等变量佐证，分析结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本地新发感染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第三，有一定比例的病例无法判定感染时间和地点，对研究结果的外推有一定影响，以CD4≥500个/μl作为新发感染判断标准，虽有既往文献支持仍可能存在错分偏倚。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