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8年底，全球估计现存活HIV/AIDS共有3 790万^[1]。研究表明，全球范围内的人口流动对AIDS等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产生一定的影响^[2-3]。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国际人员交往更为频繁，在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等地区陆续形成了外籍人员相对聚居的区域。广东省作为我国对外贸易与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吸引了大量外籍人员前来经商和学习。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东省共有31.6万外籍人员，居全国首位^[4]。外籍人员不可避免的与当地民众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给当地艾滋病防控工作带来挑战。外籍人员是近年来艾滋病研究的关注热点，本研究分析广州市外籍人员网络社交特征及临时性行为的相关因素，为有效开展外籍人员干预活动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以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在广州市工作学习和（或）居住的外籍人员^[5]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18岁；②使用英或中文交流并理解问卷内容；③调查时在广州市累计居留30 d以上。排除标准：①患有重大疾病，不适宜参与调查者；②以旅游观光等目的短期来广州者。

(2) 研究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通过非概率抽样方法，采用线下和线上招募两种方式，招募符合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的外籍人员，进行一对一调查。线下调查选取广东省药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及白云区三元里、越秀区小北路的餐馆等外籍人员经常活动的场所招募研究对象；线上调查采用问卷星收集，由调查员先一对一进行简短语音访谈，符合纳入标准后发放问卷星链接。通过他人转发或其他途径获得问卷星网络调查链接完成问卷者，由调查员一对一语音核实其是否符合纳入标准。收集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网络社交特征、性行为情况等信息。本研究获得了中国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的批准（KX190923583）。

(3) 相关定义

① 社会支持：指个体与社会各方面包括亲属、朋友、同事等社会人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以及个体对外界支持的主观感受和利用程度；②网络社交：指个体使用各种互联网社交软件进行人际交往与互动的行为；③临时性行为：指与配偶或固定伴侣之外的对象发生的性行为，其中包括商业性行为及不产生金钱关系的非商业性行为；④社交软件：国内外较为常用社交软件（微信、WhatsApp、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Data 3.1软件对问卷进行双录入，与线上调查收集的信息合并后建立数据库，使用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清理及统计分析。最近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的相关因素分析，采用χ²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以P=0.20作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结果 (1) 社会人口学特征

共纳入434名研究对象，其中线下调查241人，线上调查193人。男性占68.4%（297/434），年龄（31.0±8.8）岁，来自非洲地区的占79.0%（343/434），亚洲地区占19.1%（83/434）；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占74.2%（322/434）；未婚/离异/丧偶占59.7%（259/434）；经商占46.5%（202/434），学生占48.2%（209/434）。见表 1。

(2) 社会支持情况

平时会参加社交活动如教堂礼拜占63.8%（277/434）。在中国有生意伙伴、在中国有同事或同学、在中国有社交软件认识的朋友、社交圈中有自己国家的朋友、社交圈中有中国朋友的分别占59.4%（258/434）、56.2%（244/434）、57.8%（251/434）、62.7%（272/434）、45.6%（198/434），有家人陪伴仅为28.1%（122/434）。

(3) 网络社交情况

每周工作≥6 d占50.9%（221/434），中国有密切联系的朋友数 < 10人占57.1%（248/434），每日使用社交软件的时间为1~ h占43.3%（188/434）。经常使用微信、WhatsApp、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社交软件的比例分别为77.6%（337/434）、74.2%（322/434）、44.0%（191/434）、11.8%（51/434）、31.6%（137/434）。

(4) 性行为情况

自述曾发生过性行为占83.6%（363/434）。其中，与配偶或固定伴侣在广州市居住占19.3%（70/363）；最近3个月与配偶或固定伴侣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49.9%（181/363）、发生临时性行为的比例为15.2%（55/363）；最近1次性行为时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44.1%（160/363）。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后愿意寻求检测咨询的比例为57.3%（208/363）；男、女性在最近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与配偶或固定伴侣一起在广州市居住、最近3个月与配偶或固定伴侣发生过性行为、最近1次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后寻求检测咨询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5) 最近3个月发生临时性行为的相关因素分析

纳入分析336名研究对象，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 < 1 h者相比，> 6 h者最近3个月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OR=3.63，95%CI：1.31~10.08）。见表 3。

讨论

本研究中，中国广州市外籍人员来源地为非洲地区和亚洲地区、男性青壮年、未婚或单身、职业为经商或学生为主。其中，线下调查主要以从事商贸活动的自营者居多，从事商贸活动的外籍人员跨国往返频繁，居住行为受商贸活动的影响大，每次居留时间大多≤3个月^[6]。线上调查以学生居多，以在广州市各高校就读的来华留学生、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为主，这与沈若川^[7]的研究相符。不同招募来源的来华外籍人员的差异较显著，经商人员经常往返于多地，住所不定，留学生居住住所相对固定，文化程度较高。

外籍人员至少维持2种社会支持（中国本地社会支持和原籍国既往社会支持）。在中国有生意伙伴、在中国有同事或同学、在中国有社交软件认识的朋友、社交圈中有自己国家的朋友、社交圈中有中国朋友的分别占59.4%、56.2%、57.8%、62.7%、45.6%。有家人陪伴仅为28.1%。对于已婚外籍人员，可建立以家庭、邻居为基础的社会支持体系，加强其心理与情感支持，减少其负面心理反应；对于单身者，应充分发挥同事、同学及朋友的作用，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可提供相应的物质和心理支持，提高该群体的社会支持水平^[8]。每周工作≥6 d占50.9%，中国有密切联系的朋友数 < 10人占57.1%，经常使用微信、WhatsApp社交软件的比例分别为77.6%和74.2%，每日使用社交软件的时间为1~ h占43.3%。既往研究发现，交流语言、生活习俗不同等均会影响外籍人员在我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9]，国内网络社交用户普遍使用微信，国外网络社交主要使用WhatsApp^[10]，外籍人员通过网络搜索获取生活工作信息的需求量巨大。国内的生活、服务信息大多只有中文版，绝大部分外籍人员的汉语水平较低，主要依靠翻译软件获取信息^[11]。留学生每周使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频率远超其他媒介，每日上网时间平均4.29 h^[12]。提示可将艾滋病宣传公益广告设置成双语字幕投放在微信公众号等应用中。也可将CDC检测咨询服务加入微信小程序预约，使外籍人员方便检索时获取。英国一项研究发现，发送健康知识科普短信是促进HIV检测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可行干预措施，有助于克服外籍人员面对新环境困难^[13]。合理运用社交软件进行宣传教育可促进来华外籍人员的健康意识。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和社交软件使用较为普及，有研究认为社交软件的使用与高危性行为和HIV感染存在着相关性^[14]。本研究分析了社交软件使用时间与发生高危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外籍人员自述曾发生过性行为占83.6%。最近3个月与配偶或固定伴侣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49.9%、发生临时性行为的比例为15.2%，最近1次性行为时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44.1%，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后愿意寻求检测咨询的比例为57.3%。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较长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今后针对外籍人员的干预宣传重点是安全套使用及HIV检测咨询，建议使用中英文对照宣传折页。外籍人员中有不少是留学生，处于性成熟期，容易冲动而发生临时性行为，自我保护意识较为薄弱，容易造成HIV性传播^[15]。外籍人员中的经商者，跨境流动较多，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经常使用社交软件，扩大和改变了人际交流方式，艾滋病防治工作也需要新技术手段来推进。对于部分线下难以接触到的外籍人员，可以推广采用新型预防手段，充分保护其隐私。与周边国家合作，通过开展多维度的社会支持或双边/多边合作，采取同伴教育等方式倡导安全性行为^[16]。外籍人员经常使用的网络社交平台，可以推荐和宣传非职业暴露后预防知识^[17-18]，减少高危性行为的HIV感染风险。

本研究存在不足。鉴于本研究选择的抽样方法为方便抽样，可能存在一定选择偏倚，结论外推时需要考虑样本的代表性。

综上所述，广州市外籍人员中，不足30%的有家人陪伴，经常使用的社交软件微信和WhatsApp超过七成，每日使用社交软件时间较长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合理运用社交软件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可促进外籍人员的健康意识。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志谢 感谢广东省CDC、广州市CDC对本研究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以及所有研究对象对本研究的配合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