藁城区是石家庄市辖区内的23个县级行政区域之一，2020年末人口数为74万；增村镇人口数5.36万，以农耕和外出就近打零工为主要收入来源，主要信仰天主教；初级卫生服务机构为镇卫生院与各村卫生室或个体诊所。石家庄市连续321 d无报告本地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病例后，2021年1月2日报告1例COVID-19病例，该病例长期居住在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导致近来新一轮暴发疫情^[1]。通过采取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流调）、全员核酸检测和全市所有车辆及人员均不出市、严控人员流动管理等强有力措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本次疫情共造成5个省份报告COVID-19病例1 124例。本研究分析疫情流行特征，为COVID-19疫情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资料与方法 (1) 资料来源

2021年1月2日至2月1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传染病监测系统报告的石家庄市辖区内的本地病例、石家庄市CDC流调报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相关省份公开发布的疫情信息。以病例现住址为统计标准，分析其特征。计算罹患率所需的石家庄市及藁城区人口数源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的基本信息系统，各村庄人口数源自其村委会。

(2) 相关定义

① 病例定义、临床分型和聚集性疫情定义参照文献[2-3]；②罹患率=疫情期间病例数/人口总数；③病死率=疫情期间死亡病例数/同期病例总数；④发病首诊间隔=首次就诊日期-发病日期；⑤发病确诊间隔=确诊日期-发病日期；⑥首诊确诊间隔=确诊日期-首次就诊日期；⑦潜伏期=病例发病日期-该病例的接触日期；⑧代间距：第1例病例出现症状的时间和被其感染的第1例续发病例出现症状的时间间隔；⑨本地病例：发病前14 d内无本市以外地区旅居史。

(3) 研究方法

由石家庄市及区（县）CDC、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陕西省和湖南省援冀流调队及公安干警组成的流调队伍，共同完成现场流调。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发病与就诊、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密切接触者等信息。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分析相关信息。

(4) 统计学分析

采用Excel 2010软件建立流调信息数据库、计算相关统计指标、绘制年龄性别分布金字塔图与流行曲线，其中，河北省廊坊市、定州市、山西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省的病例少，在绘制流行曲线时，统一划分为“其他地区”。采用ArcGIS 10.3软件实现数据可视化。

结果 (1) 一般情况

2021年1月2日至2月14日，石家庄市共报告本地COVID-19病例1 033例，罹患率为9.36/10万；其中确诊病例869例，无症状感染者164例；死亡1例，病死率为0.89%。疫情共造成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省5个省份报告1 124例病例（确诊病例948例、无症状感染者176例）。

(2) 三间分布 1 地区分布

河北省石家庄市、邢台市、廊坊市和定州市分别报告COVID-19病例1 033、80、2和1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浙江省4个省份共8例。农村地区1 056例（93.95%）；城市地区68例（6.05%）。

石家庄市COVID-19病例分布在藁城区、新乐市、正定县等14个县（市、区）；其中藁城区占83.16%（859例），罹患率为99.63/10万。藁城区COVID-19病例分布在增村镇、西关镇、廉州镇等13个乡镇；其中增村镇占91.27%（784例），罹患率为1 462.69/10万。增村镇72.45%（568例）的病例分布在小果庄村（299例）、刘家佐村（107例）和南桥寨村（162例），3个村的罹患率依次为7 412.00/10万（299/4 034）、10 348.16/10万（107/1 034）、6 612.24/10万（162/2 450）。

2 人群分布

男性483例（42.97%），女性641例（57.03%）。平均年龄40.49岁，年龄范围12日龄~92岁，≥20岁者占79.18%（880例）；男女性均以30~35岁组为主。见图 1。

主要职业分别为农民（58.36%，656）、学生（15.30%，172）、干部职员（5.07%，57）、医务人员（3.38%，38）、家务及待业（2.94%，33）和散居儿童（2.94%，33），占病例总数的87.99%。

3 时间分布

最早发病时间2020年12月15日，2个单日发病高峰分别为2021年1月3日（9.97%，103）和1月9日（9.10%，94）。首例病例报告日期1月2日，同日启动大规模流调，严格实施小果庄村封控、全体村民核酸检测和居家隔离、学校/托幼机构停止线下教学、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防疫、污染环境全面规范消毒、公开透明回应社会关切等综合防控措施。1月3日上述措施升级至藁城区。1月6日石家庄市全市所有车辆及人员均不出市和严控人员流动管理。1月7-8日石家庄全市第1次全员核酸检测，共进行4次全员核酸检测。1月10-12日，小果庄村、刘家佐村和南桥寨村全体村民转运到其他县（市、区）进行异地集中隔离。此后，每日发病例数呈明显下降趋势。2个报告发病高峰期分别为1月5-7日和10-17日，2月14日报告最后1例病例，2月21日藁城区降级为低风险区。历经51 d严格管控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见图 2。

(3) 确诊病例就诊特征

普通型占确诊病例的80.91%（767/948）；石家庄市报告的普通型占82.39%（716/869）。1月2日及以前发病的313例中，就诊者180例（57.51%），未就诊者133例（42.49%）；除首例报告病例外，首诊机构均为村卫生室/个体诊所。发病首诊间隔M（P₂₅，P₇₅）为3.29（1.92，22.51）d，发病确诊间隔M（P₂₅，P₇₅）为13.54（2.98，27.14）d，首诊确诊间隔M（P₂₅，P₇₅）为10.65（2.08，24.23）d。临床症状以咳嗽、咽痛、流涕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发热和仅肺部影像学改变的为主，分别占35.76%（339/948）、16.77%（159/948）和12.34%（117/948）。

(4) 传播特征 1 聚集性疫情分布

场所共307个，其中，家庭（228户，74.27%）涉及病例799例（71.09%，799/1 124），病例数平均3.50例/户（2~10例），多以2例为主，占家庭数的38.60%（88户）；学校/托幼机构（48所，15.63%）涉及病例211例（18.77%，211/1 124），病例数平均4.40例/所（2~32例），以3例为主，占学校/托幼机构的41.67%（20所）。病例平均例数较多的场所包括教堂（22.06%，248/1 124）平均例数82.67例/场所，婚宴/满月宴举办场所（17.62%，198/1 124）平均例数28.29例/场所。见表 1。

2 暴露情况

1、2、≥3次暴露史的病例构成比依次为10.59%（119例）、57.03%（641例）、32.38%（364例）。仅1次暴露的确诊病例89例，潜伏期M（P₂₅，P₇₅）为4.52（1，15）d，代间距M（P₂₅，P₇₅）为5.47（1，8）d。

病例中，有家庭、学校/托幼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接触史的占91.90%（1 033例）；人群密集和密闭公共场所（婚宴厅、教堂、商场、棋牌室和医疗机构）暴露史的占51.07%（574例）；长途运输（30例）和元旦期间探亲、旅游（6例）跨区域远程流动史的占3.29%（37例）。其中，具有教堂活动和婚宴/满月宴活动暴露史的446例病例中，赋闲在家≥40岁农村女性占46.41%（207例）。见表 1。

元旦及以前的近半个月时间，小果庄村、刘家佐村和南桥寨村及毗邻村庄的村民通过参加教堂活动、婚宴/满月宴等人群较大规模聚集活动，新冠病毒短时间内、快速、隐匿地完成了由家到公共场所及学校等集体单位、再由公共场所及集体单位入家的传播过程，快速扩散到藁城区及毗邻村庄，扩散到石家庄市14个县（市、区），等到发现疫情时，已呈多点暴发状态，并通过长途运输、元旦期间探亲旅游等人群流动播散到其他4个省份。

讨论

藁城区COVID-19疫情呈暴发流行模式，93.90%的病例为农村居民，地区分布与职业特征明显，不同于2020年我国本土病例以城市为主的特点^[4-11]，是一起典型的以农村为主的局部COVID-19暴发疫情，暴露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一是村民就诊意识不强，发病后不诊治、自行服药治疗、村卫生室/个体诊所等初级医疗机构反复就诊；二是村卫生室/个体诊所等初级医疗机构防控意识与院内感染防控意识淡漠、危机意识与预警意识薄弱、传染病鉴别能力薄弱，不具备核酸检测采样与检测能力；三是农村地区数百人参与的婚宴等大型人口聚集活动较为频繁，活动期间防护意识淡漠；四是村民以中老年女性为主，在冬季较为空闲，易扎堆。

立即采取大规模流调溯源、果断对高风险区域实施全封闭管理、开展全民核酸检测等综合防控措施是新冠肺炎疫情得以有效控制的关键。及时准确的流调溯源为后续各种防控措施和划定风险等级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疫情风险，石家庄市迅速果断控制离石通道，严格车辆管控和严控人员流动，是快速阻断疫情向国内其他地区传播的关键。及时开展全民核酸检测，在病例早发现、疫情早期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及时对重点村庄全体村民由居家隔离改为异地集中隔离，有效保障了隔离效果。

本次疫情病例中，女性病例数明显多于男性，且以中老年女性为主，与流调发现的冬季农村中老年女性赋闲在家，参加的教堂活动、婚宴、棋牌等室内聚集活动较多现象相符，提示需加强农村健康教育，引导村民减少或不参与扎堆活动。现有研究表明，地区不同，COVID-19疫情的性别分布也有所不同^[4-11]，提示性别差异主要源于暴露机会的不同。

74.27%的聚集性疫情发生场所为家庭。已有研究表明，家庭内密切接触是疫情传播的主要方式^{[1, 5, 9, 11]}。实际上，任何场所内的频繁接触都可导致疫情的传播，本次疫情中，学校/托幼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内的日常学习、工作接触也出现较多病例，提示做好上述的日常防控工作。教堂和婚宴/满月宴举办场所的构成比虽低，但却是平均病例数最多的2类人群聚集活动场所。须加强较大规模人群聚集活动的监管力度，限制聚集规模与频次，需做好个人防护，警惕此类场所疫情发生和扩散的风险。电影院、棋牌室、商场等娱乐场所涉及病例虽较少，但引起疫情传播的风险不低^[12]，普通群众在公共场所活动时仍应做好个人防护工作。现有研究亦发现人口流动与COVID-19疫情存在正相关^[13-14]，本次疫情中，长途运输行业和元旦假期的探亲、旅游均导致了疫情的跨区域传播，需加强高、中风险地区人员管理，做好交通运输环节的检疫，严格落实法定假日期间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警惕疫情远程传播。

本次疫情1月2日及以前发病的病例发病至确诊时间间隔明显较长，与2020年石家庄市农村疫情基本一致，也与驻马店市农村疫情情况相似^[15]。主要原因为村民发病未就诊或首诊/复诊选择村卫生室/个体诊所，未能及时进行核酸检测，导致疫情迅速在人群中持续、隐匿传播，发现疫情滞后，一旦发现疫情，已进入多点暴发阶段。村卫生室/个体诊所与教堂、婚宴/满月宴举办场所一样充当了新冠病毒传播的扩散器。提示村卫生室、个体诊所等初级医疗机构须具备排查、识别和正确处置可疑病例的能力，具备快速准确开展核酸检测的能力，具备控制院内感染性疾病的能力。

疫情防控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第一时间发现病例，农村居民就诊习惯与基层医疗资源匮乏，造成无法及时发现疫情，是农村疫情防控的不利因素。构筑农村疫情防控体系是提升我国整体疫情防控能力的基础，要重视农村疫情防控体系建设，一是合理分配卫生医疗资源，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传染病鉴别能力；二是加强乡村医生培训与警示教育，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防控意识与预警能力；三是普及农村健康教育，提高村民的就诊意识、危机意识、防护意识与防护能力；四是合理控制农村大型聚集活动频次与规模，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措施。

综上所述，石家庄市藁城区COVID-19疫情是一起典型的农村地区暴发疫情，导致疫情快速、隐匿传播的主要原因是早期病例未就诊或就诊于初级医疗机构、频繁参加大型聚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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