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定义，当一个地区≥60岁老年人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老年人达到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1]。法国、瑞典、英国、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较早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美国和英国分别于1942年、1947年成立了老年医学学会，在全球率先开展老年医学和老年流行病学研究，尤其是美国于1958年建立了全球首个老年人群健康队列^[2]。相关研究揭示了老年健康和健康长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和政策建议。2012年The Epidemiology of Aging一书的出版^[3]，进一步推动了老年流行病学学科的发展。老年流行病学是运用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研究老年人群健康状态、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的分布和预防，并采取干预措施促进老年人群健康的学科^[4]。近些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进程逐渐加深，老年流行病学作为流行病学的重要分支和老年预防医学的骨干学科之一，为实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目标发挥着重要作用^[4-7]。本研究总结了近年来我国老年流行病学研究的进展，梳理了我国老年人的健康分布规律和危险因素等内容，并结合这些进展对老年流行病学学科发展的趋势进行了展望。

一、我国老年流行病学发展历程 (1) 我国老年流行病学研究工作

我国老年流行病学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8年中国科学院于河北省徐水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对老年人群进行了家庭生活、劳动情况和健康情况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同年原武汉医学院对湖北省部分地区≥90岁老年人开展了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批老年流行病学调查^[7-10]。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老年流行病学研究者开始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发病、常见病的分布及原因等开展研究，为描述老年人群流行病学规律提供了线索，其中北京医院为国内较早开展老年健康研究的单位^[11]，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所与原武汉医学院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局等单位在改革开放后开展了国内首个长寿老年人调查^[12]。20世纪90年代，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挑战，我国老年流行病学研究者陆续开展多个横断面研究和队列研究，探索分析老年健康的影响因素等。其中，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CLHLS）于1998年启动^[13]。进入21世纪，多个老年健康生物标志物相关的研究启动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拟定健康老年人的评价标准和探讨老年人生理正常参考值提供了流行病学证据。中国老年健康生物标志物队列（Healthy Ageing and Biomarkers Cohort Study，HABCS）于2008年建立^[14]。随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15]、海南百岁老人队列^[16]、“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17]等项目相继开展，为探索我国老年人群健康相关影响因素提供了人群数据，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老年流行病学的发展（表 1）。近年来，老年流行病学与老年医学、老年病学、系统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等学科进一步相结合，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 我国老年流行病学学科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展的老年流行病学调查、队列研究和干预研究，推动了我国老年流行病学学科不断发展，发现老年人群不同于其他年龄段人群的生理规律以及高龄老年人（≥80岁）、百岁老人的健康长寿相关因素，探索老年人群生物标志物，以及开展老年人群重点疾病干预研究，与此同时各老年医学以及老年流行病学学会也逐渐发展起来。1981年10月，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成立，学会组织全国老年医学工作者开展了大量的国内外学术活动，推动了我国老年医学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7]。随着老年流行病学学科的发展，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于1994年成立了流行病学学组，于1995年4月在苏州市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老年流行病学学术会议，来自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98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共举行了六届全国老年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于2008年更名为全国老年病防治研讨会^[22]。1996年，李立明主编的《老年保健流行病学》出版^[23]，主要介绍衰老机制、老年人的生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特征以及老年临床特征与用药特征，并于2015年更新出版第二版^[24]。2000年8月，由于普林主编、何慧德主审的我国第一部老年流行病学专著《老年流行病学》出版^[6]，阐述了老年流行病学的概念、特点和任务等，为推动我国老年流行病学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

目前我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关键数据，其中≥60岁人口为2.64亿，占18.70%（≥65岁人口为1.91亿，占13.50%），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关键数据相比，≥60岁人口的比例上升5.44%（≥65岁人口的比例上升4.56%）^[25]。我国老年人群普遍存在机体功能减退、多系统退行性病变和自理能力受损等问题。2021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十三五”期间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7.3岁（2019年）^[26-27]，但是WHO数据显示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5岁（男性67.2岁、女性70.0岁）^[28]。

(1) 慢性病流行情况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生理功能逐渐衰退，老年退行性病变导致各种机体功能障碍。2013年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老年人群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和冠心病患病率分别为58%、19%、2.3%和2.8%^[29-31]。2015年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60岁老年人群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为21%，约有199.7万人死于恶性肿瘤^[32-33]。2017年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和农村急性心梗死亡率分别为58.9/10万和76.0/10万^[31]。2018年调查数据显示，≥65岁人群骨质疏松患病率为32%^[34]。多病共存是指≥2种的慢性医疗状况（包括躯体或精神方面的问题，也包括疾病和综合征）共同存在于一个个体。2015年CHARLS调查发现我国≥60岁人群多病共存患病率为43.65%，女性多病共存患病率高于男性（P < 0.001）^[35]。

(2) 传染病流行情况

与年轻人群相比，老年人自身免疫力下降，对传染病更易感，如流行性感冒、带状疱疹、艾滋病、结核病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等。2010-2015年我国流行性感冒（流感）平均每年导致8.8万例流感相关呼吸系统疾病的超额死亡，其中80%发生于≥60岁老年人^[36]。带状疱疹发病率和后遗症风险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2010-2012年5省份数据显示≥80岁人群年均发病率为8.6‰^[37]。2015年，≥65岁老年人艾滋病和肺结核报告发病率分别为4.24/10万和156.23/10万，其中≥80岁老年人报告发病率分别为1.59/10万和134.27/10万（数据来源：中国CDC）。2020年在我国7.2万新冠肺炎病例中，≥60岁的死亡病例占比达81%，病死率从60~69岁人群的3.6%急剧上升至≥80岁人群的14.8%^[38]。

(3) 功能状态受损流行情况

全国老龄办2016年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我国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约为4 063万人，研究估计到2030年将达到6 168万人，2050年将达到9 750万人^[39]。据估计，2018年我国认知功能受损的老年人数量达1 200万，约占我国老年人口的5%^[40]，占全球认知功能受损老年人总数的20%^[41]。在老年人中，失能和失智的流行率随年龄而快速上升，CLHLS调查显示我国65~79、80~89、90~99岁和百岁以上老人认知功能受损率分别是4.8%、17.1%、36.3%和56.6%；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比例分别是5.5%、15.6%、34.1%和51.7%^[42]。

(4) 伤害流行情况

老年人群是伤害发生的高危人群，我国农村高龄老年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43]。2015-2018年全国伤害监测系统共记录≥60岁人群跌倒/坠落205 670例，数量较多并且呈增加趋势^[44]。据各地老年人伤害死因分析研究结果，≥60岁老年人因伤害死亡的前3位死因排序不尽相同，但主要是跌倒、交通事故和自杀^[45-47]。

(5) 心理健康状况

因社会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文娱活动有限、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等因素，老年人较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心理安全感下降、适应能力减弱，出现失落感、自卑感、孤独感和空虚感等。调查显示我国超过39%的老年人有抑郁症状^[48]，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较城市老年人更加严重，因家庭因素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导致“空巢家庭”数量增多，带来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49]。HABCS研究发现我国≥65岁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5.0%，男性和女性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11.5%和18.5%^[50]。

三、我国老年人群健康影响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国外学者就已提出影响人类健康长寿的因素主要包括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两种。国际上相关研究表明人类个体寿命的差异约有25%受遗传内因控制，而其他约75%则取决于个人行为与环境等外因及其与遗传内因交互作用的影响^[51]。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我国学者针对我国老年人的特点将老年人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1) 遗传因素

为长寿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13, 51]}。在基因层面，全球多项研究均表明APOE、FOXO3A基因与长寿存在显著关联，并在我国人群研究中得到证实^[52-54]。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中发现TOMM40基因和APOC1基因与长寿显著关联^[55]。国内外研究普遍发现女性较男性更为长寿，这可能与X、Y染色体基因表达和性激素等特征相关^[56]。部分研究还发现血浆胆固醇酯转移蛋白（CETP）基因与长寿存在关联，但该结果在其他研究中重复性不高^[57-58]。

(2) 生物标志物

通常是指可以指示生理病理过程及患者对治疗措施药理反应的一种能被客观测量并评价的指标^[59]。老年健康的生物标志物研究重点不在于区分“老年人是否健康”，而在于注重哪些指标可以更好地衡量衰老程度、预测衰老风险和预防衰老问题^[60]。现有研究提示，潜在的老年健康生物标志物包括：①医学检查标志物，如力量、平衡、体力活动等体格检查结果，超声检查、心电图、脑电图以及影像学检查结果等^[61-62]；②生物化学标志物，主要集中在机体糖代谢、脂质调节和免疫能力等方面，常见类型包括炎症指标（高敏C反应蛋白、IL-6等）、血液指标（血红蛋白等）、糖脂代谢指标（糖化血红蛋白、胰岛素样生长因子、TC等）和肾功能相关指标（肌酐、尿白蛋白）等^[63-64]；③分子生物标志物，包括与基因组变异相关联的标志物（体细胞突变积累、端粒长度变化）、表观遗传标志物（DNA甲基化、mRNA和microRNA的变化）、蛋白标志物和代谢标志物等^[65-68]。近期国内研究发现随着机体的老化，老年人的生物标志物适宜水平可能随年龄不同而存在差异，如高龄老年人SBP最佳范围为107~154 mmHg（1 mmHg=0.133 kPa）^[69]，高龄老年人血脂和BMI适宜水平应为血脂边缘升高、超重和轻度肥胖^[70]，揭示了区别于低龄老年人（60~79岁）的高龄老年人重要健康结局的流行病学病因。

(3) 环境、社会和行为因素

既往的老年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环境、社会和行为等因素均与老年健康密切相关。

1 环境因素

空气污染^[71]和热浪^[72]、寒潮^[73]、温度变化^[74-75]等极端气候增加人群死亡风险，空气污染与我国老年人全因死亡、认知功能受损、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风险增加存在关联，且其健康危害效应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阈值浓度^{[71, 76-77]}。环境中金属锌、镁和锰等与老年健康呈正向关联^[78-80]，而铅和铜与长寿呈负向关联^[78]，硒元素与心血管病存在“U”形关联^[81]。

2 社会参与

拥有美满的婚姻、得到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延长老年人的寿命^[82]，而社会隔离则会增加老年人的死亡风险^[83]；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有利于延缓认知功能下降^[84-85]。

3 行为

常见的影响因素包括吸烟、饮酒、饮食习惯、锻炼和休闲活动等^[84-94]。维持食物多样性，经常摄入鱼类、坚果、豆制品、大蒜、水果和蔬菜等对促进长寿起到积极作用^[90-92]，摄入大蒜等富含生物活性物质的食物能够降低高龄老年人的死亡风险^[89]。看电视、听收音机、阅读、打牌/麻将、种花、饲养宠物或家畜等休闲活动能够降低老年人认知功能受损和死亡风险^{[84-85, 88]}。

四、老年流行病学研究展望

结合目前研究进展对未来我国老年流行病学研究进行展望，亟待开展的新研究关注点：

(1) 开展老年人群流行病学健康规律研究

从个体身心状态、社会参与以及家庭、社会、环境等多层面采集增龄过程中机体重要器官与系统功能、疾病风险因素变化与疾病发生发展的动态数据，建立多维数据分析处理方法，阐述我国人群增龄过程中慢性病、功能状态、健康和死亡风险等健康相关状态和生理指标变化规律、特点与关联。开展健康预期寿命研究，识别国内不同地区的健康差异特征，体现健康老龄化的进程，同时为完善老年人群相关保障制度提供科学参考。

(2) 开展老年健康的关键因素识别和病因推断

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社会行为和精神心理等多种因素与健康长寿关系密切并交织成网，目前老年健康研究中衰老和健康长寿等具体因素尚未完全阐明，各种病因间的关联关系和按时序衔接的病因链亟待挖掘分析。进行病因推断并构建老年人健康结局病因链模型，分析病因间的交互作用和中介效应等机制，找到病因链中最薄弱的环节；识别可控的关键病因并进行针对性的健康管理，可预防和降低老年人衰老相关疾病和功能衰退发生风险。

(3) 开展基于多组学技术的老年健康生物标志物研究

生物标志物是连接暴露和健康结局的桥梁，组学技术平台的发展与成熟为筛选老年健康生物标志物提供了可能。多组学可将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转录组学、表观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等整合，揭示衰老相关疾病的生物标志物和关键分子靶标，为老年性疾病的早期诊断、靶向药物治疗和预防提供了新的机会。结合基因和多组学分析，研究增龄相关的器官、组织和细胞稳态改变的分子信号网络，寻找功能减退相关分子标志物，综合生物化学、血液学、免疫学等实验室指标研究预测生理年龄和老年人生理功能健康的关联，构建老年人生物学年龄的综合量化评估方法。

(4) 开展老年人健康长寿的衰老机制研究

由于衰老过程中生物和分子机制的复杂性，没有任何一种单一机制可以对正常的衰老过程进行准确的解释。探索遗传及表观遗传因素在衰老的不同阶段作用与机制，通过遗传工具解释并验证已发现影响因素或表型和老年人健康长寿的因果关联，建立“基因-表型-健康结局”作用通路。聚焦重要人体组织器官和生理功能系统的衰老及其向退行性变化演变的早期过程，研究并建立器官衰老过程生物调控网络与关键节点的数据库和大数据分析平台，为衰老早期识别和健康长寿干预提供依据。

(5) 开展老年健康的综合效应研究

机体健康长寿受多因素综合效应影响。一方面，遗传对健康长寿的影响在不同社会、行为、环境因素特征的个体中显著不同；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社会行为和环境等通过影响DNA甲基化或组蛋白修饰等特征来影响遗传表达。系统阐明基因-基因、基因-环境和环境-环境的交互作用，对提供更加科学的长寿干预措施尤为重要。针对影响健康长寿的遗传与环境因素，建立遗传与环境及其交互作用对老龄健康影响结局的测量、分级和评估的技术体系。

(6) 开展老年健康相关的干预研究

基于老年人群不良健康结局的发生特点及影响因素，构建不良健康结局的预测与早期预警模型，研究预防与延缓各类不良健康结局的干预措施，建立预防、评估、干预和综合管理的模式，形成以老年器官功能、生活自理能力和生活质量等为主要指标的评价方法和标准，开发适合老年不良健康结局的综合干预技术措施。

(7) 开展老年健康与数字健康及医工交叉的技术应用研究

近年来，健康医疗大数据及医工交叉创新前沿技术不断发展，为老年流行病学提供广阔的科研平台和丰富的数据资源，也将推动老年公共卫生服务管理模式的根本转变。分析随时间变化和社会经济状况改变所带来的人群健康和疾病谱的变化，为国家疾病防治策略和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医工交叉创新技术应用于老年人群康复护理、疾病诊断治疗和实时健康状态监控等领域，开发智能康复训练系统、人工智能陪护机器人，改善康复疗效，提升针对老年人群的医疗康复护理综合水平；研发生物材料，充分利用3D个性化打印，提升植/介入体质量；开发精准微创手术机器人，减小伤害，提升治疗精准度，促进老年人术后恢复；搭建“可穿戴医疗”实时健康监控网络，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数据库。将数字健康数据平台与工程技术联合应用，建立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利用人工智能或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医疗数据进行有效的存储、分析，实现实时健康状态监控和疾病预测，辅助临床医生科学诊断和准确用药。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老年流行病学研究逐步发展，目前在研究老年健康特征、影响因素、生物标志物和制定干预措施等方面已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在未来几十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并呈现高龄化态势，应持续关注老年人的动态健康状况，综合大数据和工程技术发展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方法，识别老年健康的关键因素和生物标志物，探索“基因-表型-健康结局”作用通路和病因链，判别关键分子事件，建立高龄老年人健康指标适宜标准体系，开发老年人疾病、功能和死亡风险预测和预警模型，应用于老年人的健康评估咨询、疾病预防、筛查、诊断、干预、治疗和康复，为实现健康老龄化提供实践指导工具。在以上研究基础上，研究探索建立我国老年人健康长寿的关键路径，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有效实施策略，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人口健康老龄化国家战略贡献智慧力量。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志谢 中国CDC环境与人群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国CDC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吕跃斌、周锦辉；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全球健康中心吴兵、郑栩琳；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