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全球报告首例AIDS患者以来，距今已40年。截至目前，全球已有3 000多万人死于AIDS，全世界现存活HIV感染者共有3 800万，AIDS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威胁^[1]。1985年，我国报告了首例AIDS，是一位到华旅游的美籍阿根廷人。1985-1988年我国境内发现的HIV感染者中，除4例血友病患者使用被污染的进口凝血第八因子外，其余均为外籍人员^[2]。随着我国对外合作交流和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增加了HIV通过国际流动进行传播的风险。2019年约有72.03万外籍人员移居我国，比2010年增加12.60万人^[3]。近年，我国报告的外籍HIV感染者也呈增长态势，引发外籍HIV感染者防治服务不足的担忧。本综述分析我国外籍HIV感染者特征、概况与防控现状。

一、我国报告外籍HIV感染者概况

1. 外籍HIV感染者总体情况及特征：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来我国工作、学习、生活、旅游及经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除出差、旅游等短期停留的外籍人员外，我国境内居住时间超过3个月的外籍人员高达59万。联合国报告显示，2019年约有72万人移居我国，比2010年增加了13万人。2018年在华留学生约有49万，比2009年大约增长1倍。蔡畅等^[4]指出，我国外籍HIV感染者的占比较低，1988-2014年外籍HIV感染者占我国累计报告HIV感染者的1.70%。近些年来，我国每年新报告的外籍人员HIV感染者的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从2003年的154例增加到2014年的1 118例。从地区分布来看，云南省报告外籍HIV感染者数量最多，占全国总数的67.80%。其他外籍HIV感染者报告较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山东省、浙江省、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从传播途径来看，性途径是主要传播方式。但在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注射吸毒感染HIV的外籍人员人数较全国其他省份要高。2010年以后，来自国外的高学历和性活跃人群比例增大。

2. 地域分布情况及特点：

我国不同地区报告发现的外籍HIV感染者特征有较大差异，但这些外籍HIV感染者的感染方式主要反映了外籍人员原居住国家HIV流行的主要特点。

（1）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外籍HIV感染者主要分布在与缅甸、越南边境交汇地区，多为周边国家日常生活往来人员。2015-2017年，云南省每年新增外籍HIV感染者约1 000例。2016年云南省新报告的外籍HIV感染者主要分布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州）（66.14%）、临沧市（9.87%）、保山市（9.31%）等边境地区^[5]。德宏州是云南省外籍HIV感染者报告最多地区，2016年新报告外籍HIV感染者多为长期往返于中、缅两国边境地区的缅甸籍人员，此类人群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和吸毒行为较为常见^[6]。还有研究发现，德宏州孕产妇HIV感染者中，外籍比例逐年上升，2016年感染例数也超过当地居民^[7]。广西壮族自治区外籍HIV感染者多为越南籍，低年龄、文化程度低的女性较普遍，主要是这些女性从事性服务的比例较大，吸毒、无安全套性行为等常见^[8-9]。

（2）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外籍HIV感染者以高学历的教师和留学生为主，且男性居多，外籍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2008-2018年京津冀地区外籍人员入境HIV年检出率大致呈上升走向，但是绝对数量仍处于相对低水平状态，2018年是检出率最高年份，有42人^[10]。

（3）广东省：2010-2017年报告的外籍HIV感染者主要来自非洲部分国家，男性多于女性，多见20~40岁的跨国劳务人员^[11]。即使是在广东省，不同城市报告的外籍HIV感染者的特征也存在差异。如1990-2013年，广州市累积报告外籍HIV感染者以非洲籍（36.60%）和亚洲籍（25.20%）为主，主要集中在广州市社会功能较为完备的地区，1990-2002年感染者每年新增报告人数比较稳定，2003-2013年每年外籍HIV感染者报告人数呈上升趋势，其中2008年以后，年均报告例数均 > 50人^[12]。另外，程思等^[13]指出该地部分外籍人员安全套使用比例较低，HIV检测意识不强。2004-2017年，深圳市累积报告外籍HIV感染者以亚洲籍（45.95%）居多，吸毒途径感染HIV的比例（54.05%）高于性途径（44.14%），每年新报告外籍感染者除2009年出现较大的增长之外，其余年份数量增长均较为稳定，但2010-2017年，来自欧洲或美洲国家或地区的人员比例有所上升，性传播逐渐成为主要传播途径^[14]。

（4）福建省、山东省：外籍HIV感染者主要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外籍新娘。2010-2014年福建外籍新娘年龄多为20~30岁，该人群HIV检出率高于同期其他入境外籍人群（0.31‰）以及当地一般人群（0.39‰），多数外籍新娘有过婚前性行为史，发生未保护性性行为^[15]。在山东省及周边省份也有类似情况发生^[16]。

（5）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作为我国对外贸易较为集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有大量的外籍人员在此工作、生活与学习^[17]。外籍HIV感染者多为年龄30~40岁的经商人士。2003-2013年上海市入境外籍HIV感染者中72.26%是以入境就业为目的，学生HIV检出阳性率为54.65/10万，略高于工作人群的45.01/10万^[18]。2005-2009年江苏省外籍HIV感染者报告人数逐年增加，且多为男性，从事商务工作^[19]。1988-2007年浙江省外籍HIV感染者主要来自非洲和西亚、南亚国家^[20]。浙江省义乌市作为全球小商品聚集地，吸引了大量的外籍，2004-2016年义乌市报告外籍HIV感染者34例^[21]。此外，2012-2015年杭州市外籍学生中发现16例HIV感染者，当地外籍HIV感染者也存在男男性行为^[22-23]。

（6）其他6个有边境口岸的省份：2013-2017年，外籍HIV感染率从高到低依次是甘肃省（0.11%）、辽宁省（0.09%）、黑龙江省（0.0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0.03%）、吉林省（0.02%）、内蒙古自治区（0.01%）、西藏自治区（0.00%），其中，甘肃省、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外籍人群HIV感染率高于我国全人群HIV感染率0.05%的水平^[24]。外籍中HIV感染者以劳务人员（62.46%）、交通员工（27.86%）、留学人员（3.96%）为主。

外籍HIV感染者并不是我国当前HIV流行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我国每年报告发现的外籍HIV感染者人数的增加，对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外籍HIV感染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我国外籍人员聚集地区艾滋病防控工作及相关服务设施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

二、防控现状、存在问题及建议

1. 外籍HIV感染者出入境管理政策的变迁：

根据2019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展的全球调查，包括我国在内的203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放开了对HIV感染者的出入境限制^[25]。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对HIV感染者入境采取了审慎的态度，经历了“拒疾病于国门之外”到结合国内流行特点而实现“有序开放和管理”的过程。

1986年国务院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患有精神病和麻风病、艾滋病、性病、开放性肺结核病等传染病的外国人不准入境”。2010年4月24日国务院修改，删除了艾滋病的有关内容，放宽HIV感染者入境、生活、学习和居住的限制条件^[25]。

198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九条规定“卫生检疫机关应当阻止所发现的患有艾滋病、性病、麻风病、精神病、开放性肺结核病的外国人入境”。

但相关的政策研究也指出，我国取消外籍HIV感染者的入境限制，外籍HIV感染者入学、就业、就医等相关政策都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对我国艾滋病防控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如要求加强入境外籍HIV感染者耐药和病毒亚型的监测等^[26-27]。

2. 目前存在的问题：

第一，随着入境外籍人员人数增多，艾滋病防控工作要求越来越高，为出入境检验机构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出入境检验机构承担外籍人员艾滋病教育、检测、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管理等艾滋病防控相关工作^[28]。针对HIV感染者入境程序的细则缺乏明确的指导，也没有可行的法律法规约束。出入境检验机构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未形成闭环防控体系，外籍感染者入境后监测、随访干预政策尚不完善。地区之间未形成成熟的互通机制，难以在跨地区流动的HIV感染者中开展艾滋病防控工作^[29]。

第二，外籍HIV感染者艾滋病治疗救助途径相对单一。我国的外籍HIV感染者（除跨境婚姻的外籍HIV感染者之外）不能像中国籍HIV感染者享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其感染HIV之后只可选择回原国家治疗或者自费治疗。而且，我国没有针对外籍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高昂的治疗费不利于外籍HIV感染者在我国进行治疗。研究表明，免费或价格较低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物能提高治疗覆盖面以及治疗效果^[30-31]。

第三，西南边境地区外籍HIV重点人群种类较多、数量较大，其中包括注射吸毒者、商业性工作者、跨境婚姻人群、卡车司机等^[32-33]。这些外籍人员文化水平低，预防意识薄弱，易发生无保护性性行为^[34]。加之双边往返频率高、流动性大，且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等屡见不鲜，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艾滋病防控难度^[35-36]。近年来，虽然我国与缅甸、越南及老挝开展艾滋病联防联控取得一定成效，但边境地区外籍人员艾滋病防控工作依旧艰巨^[37]。

3. 主要建议：

（1）进一步完善外籍人员HIV感染者相关政策。应当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联合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等相关事务的部门，按照相关规定，进一步梳理外籍HIV感染者的入境、就业、入学相关细则，并做好宣传工作。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HIV感染已经实现可治可控，在HIV感染者就业和入学方面，可根据HIV感染者病毒载量、CD4⁺T淋巴细胞计数等体检情况判断其是否能够胜任学习和工作，而不能简单的因为是HIV感染者而被排除或拒绝^[26]。同时，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也有保护HIV感染者隐私和提供医疗服务的相关规定，对所有HIV感染者均要一视同仁，开展定期服药、定期检测和随访服务^[38]。在外籍留学生较多的北京市、上海市等大城市，还应加强外籍青年学生的入学艾滋病相关知识学习，引导外籍青年学生主动检测，确保青年学生身体健康和预防艾滋病^[10-11]。

（2）完善外籍HIV感染者入境后的随访干预服务。加强部门之间合作，健全外籍人员健康服务网络，按照WHO关于HIV检测发现的“5C”原则^[39]，探索推动外籍人员入境前和入境后的HIV检测和后续随访治疗服务。加强出入境体检机构与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医疗机构的衔接，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将外籍HIV感染者检测告知、随访、干预、治疗流程化。同时，加大对非政府组织财力物力支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支持外籍HIV感染者中的作用^[40-41]。

（3）探索为长期居留的外籍HIV感染者提供艾滋病治疗的模式。目前，部分国家允许外籍HIV感染者入境时携带或从本国邮寄一定数量的HIV抗病毒治疗药物^[42]。还有部分国家为非本国国籍居民提供免费救助。例如，巴西拥有一个专家网络协调全国700个专业医疗服务团队为所有居民（包括外籍）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43]，并致力于降低抗病毒治疗采购成本来实现扩大治疗覆盖面^[44]。印度免费为外籍HIV感染者提供治疗^[45]。法国政府资助的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为法国公民和居民（包括外籍）进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其治疗费用由国家医疗保险覆盖^[46]。美国设立的瑞安·怀特法案和艾滋病抗病毒药物帮助计划，可以为外籍人员HIV感染者提供治疗救助费用^[47-48]。我国可以综合实际情况，探索国际医疗保险与国内医疗体系的有效结合模式，建设专业医疗服务团队，开通和扩大外籍HIV感染者治疗通道，增设外籍人员治疗的综合防治项目等，开展外籍人员HIV感染者治疗服务。

（4）加强边境管理，完善跨境合作机制。针对我国跨境高流动性的边境地区，加强出入境人员管理，结合打击毒品贩卖和非法越境等违法行为，主动开展边民和外籍人员艾滋病知识和政策法律的宣传教育。在“国家-省-州（市）-县”多级项目管理的工作机制下，针对不同跨境重点人群开展不同的防控工作。继续开展双边合作，完善边境地区跨境转介服务体系，促进双边服务资源利用，深化合作平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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