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十年间，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老年人群毒品使用率一直在上升，并且增长速度快于年轻人群，2016年＞50岁人群中有毒品使用史的人数增长至1996年的12倍^[1-3]。全球吸毒致死人群中，＞50岁人群占比亦不断升高，从2000年的27%上升到2015年的39%^[1]。

人群中滥用的毒品种类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麻精药品）为主，大部分麻精药品具有药理价值，多用于镇痛以及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但因其具有较高的成瘾性，不按处方使用或非医疗目的滥用会导致药物依赖和成瘾，且因老年人较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滥用麻精药品会带来更为特殊和广泛的健康问题。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群的麻精药品滥用所带来的问题逐渐显露，然而目前我国以及世界其他老龄化国家在毒品问题战略中通常没有明确提及老年吸毒者，该问题需要特别予以关注和警醒^[1]。本研究通过梳理麻精药品对老年人造成的危害、老年人麻精药品滥用的现状、成因、影响因素和预防措施，以期为我国老年人麻精药品滥用问题的预防与管理提供建议。

一、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定义

在我国，医院依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进行麻精药品的管理。该条例所称麻精药品，是指列入麻醉药品目录、精神药品目录的药品和其他物质；其中，麻醉药品包括阿片类、古柯类、大麻类以及一些临床合成制剂。精神药品包括镇静催眠药、苯丙胺类兴奋剂和致幻剂等，依据其成瘾性和危害程度分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4]。麻精药品滥用是指非医疗目的反复连续使用具有依赖性潜力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主动滥用国家列管的麻精药品等同于吸毒^[5]。

二、滥用麻精药品对老年人的危害

麻精药品的滥用不仅是一个影响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问题，因其滥用带来的巨大健康隐患，也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引起的个人健康问题方面，滥用麻精药品造成的较为严重的后果是劳动能力的丧失，这进一步加剧了家庭和社会的经济消耗。除此之外，长期滥用精神药品易致精神障碍，由此引发的自伤自残、暴力伤害、毒驾肇祸等极端案件屡有发生^[6]。在引起的公共卫生健康问题层面，麻精药品本身以及滥用的相关行为给个人带来了极大的健康损害，促进了一些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扩散。首先，麻精药品本身作为一些神经递质类似物及精神活性物质，极易引发精神和躯体成瘾，并进一步影响神经系统功能，造成一系列精神障碍疾病，如焦虑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等；除了损害神经系统，麻精药品滥用对人体的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均会造成损害，进而演变为多系统疾病^[7-10]。其次，共用针具静脉注射毒品极易传播艾滋病、丙肝等经血液传播的传染病，注射麻精药品传播艾滋病成为了性传播途径以外的一大重要的艾滋病传播途径，占据每年新发HIV/AIDS病例数的3%~9%^[11-12]；而精神药品虽大部分为非注射途径吸食，但一些药品使用后会使人异常兴奋和产生快感，性欲增强，58.8%的合成毒品使用者吸毒后同多人发生性关系，且与临时性伴发生性关系时，约70%的吸毒者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增加了经性途径感染和传播艾滋病、梅毒等性传播疾病的风险^[13-15]。

除了上述危害以外，因老年人群自身特点，滥用麻精药品对老年人可能带来更大的危害。步入老年，多种躯体和心理疾病的患病风险明显增高，针对中国社区老年人群睡眠障碍、慢病和心理疾病的Meta分析和相关研究表明，老年人群中41.2%患有睡眠障碍，43.6%合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慢性病，44.2%~60.2%患有慢性疼痛，9.8%~22.5%有明显抑郁症状^[16-21]。部分麻精药品虽可作为缓解这些疾病痛苦的治疗药物，但长期相对高剂量使用，会加重既有疾病带来的机体负担，相比于年轻人群，阿片类药物对老年人神经系统功能会造成更大影响，甚至出现致幻作用；而镇静催眠类药物可增加老年人认知功能减退、慢性中毒等的发生风险，并且药物长期使用者在精神紧张度、睡眠与精力、正负情感、躯体运动与感觉方面均差于健康人，生活质量明显下降^[22-23]。并且往往忽视的是，使用麻精药品容易让人产生身体依赖和心理依赖，带来更大的隐患，这些麻精药品与治疗身体疾病或心理疾病的其他药品混合使用又有引发并发症的风险^[24-25]。

三、老年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滥用现状

我国公安部设有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机制，旨在将全国范围内所有吸毒人员信息纳入计算机系统，实现信息查询与统计、网上跟踪、有效管理和动态监控。本研究团队前期基于我国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系统中记录的370万名吸毒人员数据的描述性分析发现，在我国每年新发现滥用麻精药品的人群中，＞90%是＜60岁人群，但是，从新发现滥用麻精药品的人数上看，＞60岁人群增长速度最快（2006－2015年平均增长率157%、45~60岁为35.4%、25~45岁为24.5%、＜25岁为14.7%）。各年龄段人群滥用的麻精药品种类有所不同，相对于较年轻的人群，＞60岁人群使用处方阿片类药品、镇静催眠药的比例明显较大（＞60岁为41.0%、45~60岁为7.4%、25~45岁为3.0%、＜25岁为1.3%）（图 1）。

在中国普通人群中，老年人麻精药品滥用导致的药物依赖问题研究相对较少，1984年针对北京市西城区＞60岁老年人群进行的药物依赖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得出药物依赖患病率为0.21‰，2004年基于北京市大兴区社区人群的调查结果显示，药物依赖患病率随年龄增长逐渐增高，＞60岁人群患病率达4.46‰^[26-27]。

基于美国成瘾治疗中心的数据研究指出^[28]，相对于低年龄组人群，因滥用麻精药品而寻求治疗的老年人的占比从2004－2013年上升了42%，2013－2015年增速变快，增幅达53.5%。而因药物不良反应接受急诊治疗的＞65岁老年人群中，25%滥用了麻精药品。50~59岁人群中，使用麻精药品的人群占比从2002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9.4%，增长一倍。美国＞50岁患有麻精药品滥用病症的人群预计将从2002－2006年的280万人上升到2020年的570万人^{[2, 29]}。

四、老年人麻精药品滥用的影响因素

国内外研究认为老年人滥用麻精药品趋于上升的现状成因可归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主要是“婴儿潮”（baby boomer），指的是在某一时期及特定地区，出生率大幅度提升的现象。首次出现时主要是指1946－1964年“婴儿潮”人口高达7 800万人，这一时期与毒品在全球流行时期重合（图 2）^[3]。该时期出生的人群，青少年时期麻精药品滥用率高于其他时期出生的人群，其步入老年阶段后，仍保持着较高的麻精药品滥用率，物质滥用者老龄化的现象成为近年来美国老年人麻精药品滥用上升趋势的重要成因。反观“婴儿潮”时期之前出生的人群，其在步入老年阶段后很少出现违禁药品使用情况^[30]。

1952 －1959年，我国出现了第一次“婴儿潮”，在此时期，刚刚解放的新中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人口增长率将近300%^[31]。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毒潮再次入侵我国，此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由于边境口岸的逐步放开，国内外人员交流日益频繁，这些条件使得境外贩毒集团有机可乘。再加上东南亚各国对金三角贩毒集团的打击，使得他们实施北上战略，于是，中国再度出现毒品问题，而此时第一次“婴儿潮”时出生的人群步入青年期（21~28岁），成为最大的受害人群，不仅传统毒品在该人群中泛滥，新型毒品更是迅速蔓延。近年来，该人群中药物滥用者老龄化的问题或成为我国老年人麻精药品滥用趋势上升的重要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主要与老年人群的自身特征有关。

首先，在人口学特征方面，基于北京市大兴区37万名≥15岁社区人口进行的药物依赖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女性的药物依赖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1.5‰ vs. 0.7‰），随年龄增长患病率逐渐增高，小学学历（2.30‰）和文盲（6.37‰）者患病率较高^[27]。

第二，为缓解躯体性病症带来的病痛而引发医源性物质成瘾。老年药物依赖者的成瘾物质来自医院的麻醉性镇痛剂，如盐酸哌替啶、布桂嗪、二氢埃托菲等。用量小者的成瘾物质来源于医生的处方，用量大者因长期使用而导致机体耐药性增强，小剂量药品已不能满足自身需要，其盲目贪嗜的成瘾物质多来源于黑市购买^[32]。目前老年人麻精药品使用不充分与麻精药品滥用的问题并存，增加了医源性麻精药品使用管理的困难。英国基于癌症病例的队列研究表明，在癌症姑息治疗以及其他非癌性镇痛治疗中，老年患者存在治疗不充分的风险，随着诊断年龄的增长，老年患者接受阿片类药物处方治疗的人数显著下降，获得处方的可能性也低于年轻人^[33-34]；镇痛治疗不足使老年人遭受持续性疼痛困扰，降低了生命质量，还有可能促使谵妄发生^[35]。即使目前镇痛治疗指南推荐使用阿片类药物治疗中度至重度疼痛，但由于老年人机体功能降低，多疾病负担，疼痛认知差异，以及临床医生及患者对药物成瘾、不良反应、多种药物作用的担忧，老年人群中治疗不足的水平仍很高^[36]。处方药品的开具不足，是否会引起有镇痛等需求的老年人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取麻精药品，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而如何在老年人麻精药物滥用和不充分使用中找到适当使用的平衡点，仍是现今老年患者药物治疗和政策研究的一大挑战。

在医源性药物滥用问题上，美国经历的2次“阿片危机”都与医源性药物滥用有关。第1次全国性的阿片类药物危机期间，阿片类药物的使用急剧增加，医生们为治疗疼痛或其他疾病不受限制地开出阿片类药物处方。1999年以后过量的处方阿片类药物引发了第2次阿片危机，纯度更高的、强效、口服的具有成瘾性的阿片类药物被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现阶段处方阿片类药物对人们的影响已不局限于特定的年龄段、生活区域、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种族或信仰^[37]。

第三，由心理问题导致药物成瘾。老年人使用镇静催眠药物改善睡眠，老年人失眠不仅与大脑功能衰退有关，还与患者的个性、负性生活事件和情绪及躯体状况紧密相连。使用镇静催眠类药物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睡眠状况与体验，但若失眠的社会心理因素没有得到解决，睡眠质量难以得到真正改善。此外，基于药物依赖并伴有精神疾病的老年人群的临床分析发现，长期使用镇静催眠类药物容易产生耐药性，老年人往往会主动提高使用剂量，从而带来成瘾及其他健康问题^{[32-33, 38-40]}。基于门诊就诊的老年精神疾病患者药物依赖性相关因素分析发现，老年丧偶对其生活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对伴有躯体疾病、儿女又不在身边的老年人来说无疑是种创伤，极易产生焦虑、失眠等症状，也是引起药物依赖的主要原因^[41]。

第四，对麻精药品和药物成瘾缺乏认知而产生的药物成瘾。对吉林省社区3 376名老年人精神药物使用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42]，＞85%的老年人家里常备精神类药物和止痛药，明显高于其他药物。＞70%的老年人存在凭个人感觉服用、经常服用精神类药物，以及不遵医嘱和自行停药的现象。老年人不了解药物副作用及毒副作用、不合理使用精神类药物现象突出，存在多用、乱用、重复用药、擅自停药现象。

五、预防老年人滥用麻精药品的措施

麻精药品滥用预防与其他疾病三级预防的理念相同，但因老年人滥用麻精药品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针对该特点人群的预防措施应该更有针对性。

麻精药品滥用的一级预防，致力于减少和消除滥用的危险因素，指导老年人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精神状态，从而降低麻精药品滥用的发生率，这是最有效和最基本的药物滥用预防措施。首先，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麻精药品生产、流通和销售全过程的监管，根据既往老年人麻精药品滥用案件，打击和清除药品地下交易网，净化医用麻精药品流通渠道^[43-44]。其次，应加强对医务工作者相关法规政策和临床治疗指南的培训，重点关注老年患者的特殊性，提高其在临床工作中对老年人麻精药品成瘾风险的认识和药品使用选择能力^[45-46]；医生开具处方时，应根据老年患者的病情，选择不良反应小、不产生依赖的药物，减少麻精药品长期处方的开具，并提高对老年人心理疏导的能力，及时对老年患者进行心理疏导；药房工作人员亦应依法依规凭正规处方售卖麻精药品，且应提高识别问题处方的能力^[4]。再次，应深入社区，重点进行麻精药品作用机制、成瘾性的宣传教育，减少老年人对麻精药品的错用、误用和滥用^[47]。此外，针对老年人麻精药品滥用的诱因，如失眠、情绪心理问题等，加强对老年人行为生活方式干预，鼓励其在家属的督导下遵医嘱服药，并在社区医疗机构配备心理专业人员以对老年人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48-50]。

麻精药品滥用的二级预防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以降低药物滥用的危害。二级预防主要针对处于麻精药品高度影响下的老年社区、养老机构和既往有药物滥用史的高危人群。二级预防有两个目标，一是提高药品滥用的识别能力，首先，应深入社区，以家庭为单位开展麻精药品成瘾剂量和成瘾症状的宣传教育，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属的辨别意识和能力，及时发现老年人药物误用和滥用的问题；其次，充分发挥家庭医生职责，家庭医生在开展日常社区卫生服务的过程中，应有意识根据所服务的老年人身心状态（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等）和药物使用史，识别判断其麻精药品滥用风险^[51]。第二个目标是对偶尔滥用麻精药品的老年人及早干预，结合行为干预、临床药物治疗等措施，防止成瘾及更严重的健康问题发生^[48-49]。

麻精药品滥用的三级预防是减少和延缓药物依赖形成后对个体、社会和公共卫生的危害性，如减少传染性疾病的感染和传播，降低复吸的发生率。三级预防的对象为已被诊断为麻精药物依赖的老年患者，其目的是通过治疗康复手段，积极防止和消除由于药物依赖所带来的对身体和社会的伤害，除了医疗机构对患者的治疗外，要充分开展对其配偶和子女的培训，加强对患者的督导和陪伴，鼓励其重拾信心，早日脱毒。政府层面要科学评估麻精药品在老年人群中的流行情况，构建基于社区、家庭的社会帮教、监管机制，加强包括社区、家庭、医院在内的社会支持；建立社会支持网络，设立康复机构与自助组织^{[48-49, 52]}。

然而，目前在老年人滥用麻精药品的研究领域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国内关于老年人麻精药品滥用的研究不足，尤其是缺少老年人麻精药品滥用趋势和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第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缺乏对于滥用麻精药品的老年人群构成情况的剖析，特别缺少有关“婴儿潮”和毒品流行时期叠加而产生的麻精药品滥用人群的老龄化问题与老年新发滥用问题的比较研究。第三，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进一步细化研究内容，针对老年人麻精药品的不同使用类型、剂量、时长及其产生的健康影响开展研究。

六、总结

虽然老年人群并非现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滥用的主体，但人口老龄化对麻精药品滥用的预防提出挑战。目前，世界上的老龄化国家在其毒品问题战略中通常没有明确提及老年吸毒者，目前还没有可以借鉴的针对老年人的管理模式^[1]。由于大部分老年人麻精药品依赖都是医源性的，因此建议建立包括社区、家庭、养老机构、医院、康复机构在内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行禁毒预防的集中宣传教育，关注老年人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等身心疾病，加强对处方药品的管理，减少和延缓药物依赖形成后对个体、社会和公共卫生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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