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在我国MSM中持续流行^[1]，广州市MSM HIV感染率从2008年的5.0%上升到2013年的11.4%^[2]。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成为MSM交友和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为实施艾滋病干预提供了便利条件。常规互联网干预以单向信息传递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为主，在早期对提高人群艾滋病相关预防知识和促进检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常规的宣传教育对提高人群的HIV感染风险认知的效果不佳，MSM的高危行为发生仍然非常普遍^[3-4]。在健康行为理论模型中，HIV风险自我认知是个体态度和信念的重要综合指标，可用于高危行为干预和相关健康促进^[5]。为此，研究人员通过文献荟萃分析结合横断面调查数据构建了广州市MSM HIV感染危险度评估模型^[6]，并开发了基于互联网的HIV感染风险在线自评系统^[7]（自评系统），根据MSM回答的行为学等有关因素计算出个体HIV感染风险分数，并提供个体化的风险应对处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自评系统可有效降低无保护肛交性行为及多性伴的比例^[7-8]。本研究通过分析2015－2017年自评系统使用者的评测数据，比较不同人群特征的HIV感染风险等级、可改变危险因素危险得分和预测发病率的分布差异，探索HIV感染高危风险群体特征，以期为推广和改进自评系统，指导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收集：收集2015年11月23日至2017年12月31日参加自评系统评测的MSM数据，主要包括人口学资料、性伴来源、高危行为情况、性病相关情况和HIV检测情况等。

2.指标计算：本研究各指标计算均参考前期构建的HIV感染危险度评估模型，根据纳入模型的危险因素进行赋值计算个体危险分数，与人群基准危险分值的比值划分为5个风险等级^[6]。

（1）危险分数：将使用者的回答参考危险分数转换表（表 1）的指标赋值进行累加计算出个体的危险分数。

表 1 广州市MSM HIV感染风险在线自评系统工具危险分数转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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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改变危险因素得分：可改变危险因素是指个体通过行动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收入、行为、性病和梅毒、HIV检测情况。计算方法与危险分数相似，参考危险分数转换表（表 1）将属于可改变危险因素的指标赋值进行累加计算得到个体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得分。

（3）风险等级划分：个体的风险比值R＝个体的危险分数/人群基准危险分值，根据R值将个体划分为对应的风险等级。本研究中人群基准危险分值是42.203，为原模型中各危险因素赋值与暴露比例的乘积累加而得。风险等级分类，以普通人群为参照组（R值为0.9~1.1），由低至高的风险等级分为极低（R≤0.5）、低（0.5＜R≤0.9）、中度（0.9＜R≤1.1）、高度（1.1＜R≤2.0）和极高（R＞2.0）。

3.统计学分析：比较各指标在不同年度、性角色和性取向分组中的差异。定性资料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组间比较使用列联表χ²检验进行统计检验。定量资料，除年龄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外，其余分组指标组间比较使用非参数的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秩次越高意义为该分组的分析指标等级或分数越高。所有针对总体分布不全一致进行的分组两两比较均采用Bonferroni校正。统计分析采用SPSS 22.0软件。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基本情况：自评系统共纳入MSM 4 601人，2015－2017年分别为131、1 010和3 460人。年龄16~64（28.38±7.11）岁；户籍分别为广州市、广东省和外省的各占38.6%（1 776/4 601）、35.4%（1 629/4 601）和26.0%（1 197/4 601）；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的占59.6%（2 742/4 601），性取向为男同性恋的占81.3%（3 741/4 601）。

2.风险等级：低和极低风险组占63.8%；高和极高风险组占19.1%（表 2）。

表 2 广州市MSM HIV感染风险在线自评系统的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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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份、性角色和性取向分组的风险等级结果（表 3）。不同性角色分组的风险等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03.02，P＜0.001）。两两比较发现“插入方或被插入方均做”组（2 758.58）风险等级高于其他3组，“插入方”组风险等级高于“被插入方”组，“被插入方”组的风险等级高于“均不做”组（P＜0.05）。不同性取向分组的风险等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83.01，P＝0.028），两两比较发现各组之间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4组风险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异性恋”组、“不确定”组、“双性恋”组和“同性恋”组（P＜0.05）。随年份增加，低危组比例增加、极高危组等级比例减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3.17，P＝0.21）。

表 3 广州市MSM HIV感染度风险在线自评度系统使用者不同分组的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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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改变危险因素得分结果：按不同年度、性角色和性取向分组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得分见表 4。不同年度分组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7.13，P＝0.028），两两比较发现2015年得分高于2016、2017年（P＜0.05）。不同性角色分组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131.79，P＜0.001），两两比较发现“插入方或被插入方均做”组得分高于其他3组（P＜0.05）。不同性取向分组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44.73，P＜0.001），两两比较发现“异性恋”组得分高于其他3组，“不确定”组得分高于“同性恋”组（P＜0.05）。

表 4 广州市MSM HIV感染风险在线自评系统使用者不同分组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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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析了自评系统的人群应用数据，该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本地区MSM HIV感染风险的流行情况。国外较早开始研究使用不同统计方法建立了多种MSM HIV感染风险评估模型^[9-11]，由于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和危险因素的差异，这些模型通常不适用于我国的MSM。本研究的自评系统是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构建并在线投入使用的MSM风险评估在线自评工具^[6-7]，随后，上海市^[12]使用德尔菲法、沈阳市^[13]基于前瞻性队列数据、南京市^[14]基于多轮横断面调查数据构建模型和评估工具，但尚未见有人群的应用数据研究报道。本研究对风险自评用户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性角色“插入方或被插入方均做”和性取向为异性恋的MSM风险等级最高。研究结果可以帮助了解MSM群体的风险特征并为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参考。

与原模型现场调查样本人群相比，自评系统使用者极低危组和低危组（63.8%比43.5%）、极高危组的占比（4.3%比0.1%）较高，提示使用者多为HIV感染风险较低者，但自评系统触及部分极高危的MSM亚群体，需要着重关注。根据模型预测，极高危的MSM在6个月内新发HIV感染的概率高达50%^[6]。对该亚群体实施有针对性的艾滋病预防服务，如检测和暴露前、后预防用药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性角色中，因肛交时被插入容易引起直肠黏膜破裂增加HIV感染风险，“被插入方、插入方或被插入方均做”的感染风险较“插入方”的群体更高^[15-18]。本研究发现，使用者中“插入方或被插入方均做”组人群的感染风险高，与既往研究发现相符。此群体的感染风险贡献主要来源于可改变危险因素，提示可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来降低感染风险。MSM的性取向会影响性伴选择和性行为方式，从而影响HIV感染和传播风险。本研究发现双性恋的风险等级高于同性恋。MSM的双性恋群体不仅是高危人群，还比同性恋群体更易发生无保护的异性性行为，成为HIV向女性传播的桥梁^[19]，应针对性地加大行为干预。

本研究结果识别出自评系统使用者中HIV感染风险较高的群体，为下一步针对性干预策略实施提供方向，为评估工具的推广使用提供一定借鉴经验。开展风险评估模型需要基于当地数据，经过严谨的变量筛选、模型估计、模型验证等步骤开发评估工具，模型可随着人群特征、危险因素等变化进行有依据的调整，使用评估工具进行个体化干预时需要设计研究评估干预效果。

本研究存在不足。①使用者缺少唯一的身份ID，可能存在重复使用的情况；②风险自评系统是基于广州市当地的数据结合文献荟萃分析所建立的风险评估模型，对其他地区的适用性未进行校验；同时，后续研究新发现的危险因素如新型精神药物^{[15, 20]}、手机社交网络app使用情况等未能纳入本系统评估^[21-22]，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③受互联网服务可及性和使用意愿的限制，本研究结果不能外推至广州市全部MSM，不同地区、人群的危险因素存在差异，本研究结果也不能外推代表其他地区和人群。

综上所述，广州市MSM自评系统自上线以来使用量逐年增长，多数使用者的风险等级较低，但是，性角色为“插入方或被插入方均做”和性取向为异性恋者的风险等级和可改变因素危险得分均最高，需进一步研究其原因和可行的干预策略，也为评估工具的推广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