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报告全世界约有2.57亿人为HBV慢性感染并且每年有88.7万人死于乙型肝炎(乙肝)相关疾病^[1]。近30年来，我国的HBV感染发生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取得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在于儿童乙肝疫苗接种的覆盖率高，以及新生儿在出生时及时接种疫苗的覆盖率高(均＞95%)，HBV水平传播得到了有效控制^[2]，但是乙肝免疫球蛋白(hepatitis B immune globulin，HBIG)联合乙肝疫苗的干预无法完全阻断HBV宫内感染^[3]，HBV宫内感染也逐渐成为主要传播途径。已经证实超过50%的乙肝新病例是由宫内感染和母婴传播感染引起的^[4]，慢性HBV携带者中有近40%~50%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的^[5]，且HBV宫内感染者中约有90%将发展成慢性HBV携带者，HBV垂直传播者已经成为HBV新发感染和慢性化的主要人群^[6]。因此，深入研究HBV垂直传播对乙肝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针对HBV垂直传播主要集中在HBV宫内感染领域，传统定义的HBV宫内感染是新生儿期外周血HBsAg阳性和/或HBV DNA阳性；有学者提出HBV感染的潜伏期范围在30~180 d，如果新生儿期的1个月内HBsAg检测呈阳性，则婴儿期被认为是在宫内感染；也有学者提出，无论是新出生时还是超过7个月的婴儿期，HBsAg检测呈阳性都可作为宫内感染的诊断标准^[7-8]。虽然HBV宫内感染的概念存在很多争议，确定的是出生后给予主动和被动免疫措施均不能阻断HBV宫内感染^[9]。因此，当HBsAg阳性产妇所生新生儿检测时间截点为出生24 h内接种乙肝疫苗和卡介苗之前，若发现新生儿体内有HBV标志物，建议称之为发生了HBV宫内传播，判定是否发生HBV感染，尚需随访其6个月后的血清HBV标志物清除情况。既往HBV宫内感染的研究无论是1个月内新生儿期还是7个月的婴儿期，均以HBsAg检测呈阳性作为宫内感染的诊断标准，本专题研究中采用更精确的定义“HBV宫内显性感染”。既往关于HBV宫内感染机制的研究主要包括：(1)胎盘途径^[8]和外周单核细胞(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途径：①胎盘途径：有研究发现HBV在胎盘组织各层细胞的感染率由母体向胎儿体逐渐降低，提出感染的胎盘或者胎盘的完整性受到损害可能是HBV宫内感染胎儿的途径^[10]；②PBMCs途径：指在妊娠期和分娩期少量母体白细胞通过胎盘屏障到达胎儿体内，母子之间已证实存在有双向外周血单个核细胞通道^[11]。(2)经生殖细胞传播、上行感染途径。(3)HBV宫内感染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①病毒因素：HBeAg、HBV DNA和HBV基因型等。研究发现孕产妇HBeAg可通过胎盘过滤转移到胎儿^[12]，同时随着孕妇血清HBV DNA含量的增加，胎儿发生HBV宫内感染的危险性增高^[13]，产妇HBV DNA载量＞10⁶拷贝/ml是发生宫内传播最重要的预测指标^[14]，因此，出生时新生儿血清中HBV DNA是免疫成功与否的关键^[15]。此外，HBV基因型别也可能影响宫内感染结局。日本学者提出C基因型较其他基因型更容易发生母婴传播^[16]，但有研究提出来自中国或加拿大的亚洲妇女HBV C基因型和发生母婴传播之间的关联不明显^[17]。②孕产妇因素：主要包括胎盘因素和遗传因素。胎儿宫内窘迫、头盆不称、第一产程延长、子宫收缩频繁、先兆流产与先兆早产等因素也可以增加HBV宫内传播的风险^[8]；此外，肿瘤坏死因子α238、干扰素(IFN)+874A、白介素(interleukin，IL)-10等也与HBV宫内感染有关系^[18]。但是，针对HBsAg阳性产妇新生儿的现有研究结果进行的干预，尚有5%~10% HBV宫内感染无法阻断，是否存在研究目标不完善从而导致免疫阻断的失败，尚不明确。

随着乙肝研究的快速发展，相关研究提出人群中还存在一种HBV隐匿性感染的现象，HBV宫内隐匿性感染(occult HBV infection，OBI)指在HBsAg阴性者的肝脏或血液中长期持续保持低水平复制，一般≤10⁴拷贝/ml^[19]。不同检测方法、不同研究人群，报告OBI率差异很大。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献血人群的感染率调查，Yuen等^[19]在中国香港的大规模献血人群中调查发现OBI的阳性率为0.1%左右，Fang等^[20]在哈尔滨市的调查显示HBsAg阴性的健康人群中OBI的阳性率为10.6%。在中国台湾一项针对接种疫苗的＜18岁儿童和青少年的队列研究显示，抗-HBc阳性受试者的OBI发生率为4.8%^[22]。梁晓峰等^[22]对我国≥3岁人群进行血清流行病学研究发现，3~12岁城市儿童的HBsAg阳性率和HBV流行率分别为2.10%和20.45%，农村儿童分别为8.25%和39.22%。2017年Su等^[23]调查了6 706名≤12岁甘肃省武威市社区儿童中OBI实际流行情况，社区儿童HBsAg阳性率为1.60%(107/6 706)，抗-HBs阳性率为57.35%(3 846/6 706)，1 192例HBsAg阴性儿童检测的OBI感染率为1.26%(15/1 192)；伊朗一项小样本研究估计HBsAg阳性母亲所生的免疫接种儿童中，OBI的患病率为28%^[24]。甘肃省武威市乙肝防治示范区项目的研究中，发现当地HBsAg阳性孕妇所生的婴幼儿OBI率和HBsAg阳性率均在10%左右^[25]。研究证实OBI在机体免疫抑制时可以激活为典型乙肝，更有OBI人群经过长期随访不仅HBsAg转阳，抗-HBc也呈阳性^[26]，提示OBI人群可被激活为HBsAg阳性状态和急性肝炎表现，即一旦发生隐匿性感染，不仅会导致乙肝疫苗免疫失败，而且可能终身携带HBV，甚至转为乙肝患者^[27]。最近开展的西安市HBsAg阳性产妇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新生儿HBsAg阳性率为6.03%，HBsAg阴性但HBV DNA阳性的比例为19.50%，这正符合OBI的诊断标准，现实中确实存在一定比例的HBsAg阴性但体内HBV DNA保持低水平复制的新生儿^[28]。

OBI的判定源自于一般人群HBV隐匿性感染的发现和定义，在本专题研究中结合HBV隐匿性感染定义，将新生儿这种状态定义为OBI，即在这些新生儿中也存在一些HBsAg阴性而HBV DNA阳性的现象，这部分新生儿是既往研究中忽略的人群，认为这属于HBV宫内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同时发生OBI的感染者可能是HBV免疫失败、新发感染和慢性化的潜在高危人群。由于其处于婴儿期，免疫系统发育不成熟，是OBI人群的重点危险人群，也是HBV宫内传播的研究盲点。目前，国内外对HBV宫内感染的研究局限于新生儿期HBsAg阳性者，尚未意识到宫内OBI如“冰山现象”一样庞大。新生儿期OBI也许将会对HBV宫内感染的传统定义带来巨大冲击，HBV宫内感染的研究范畴应进一步扩大为HBV宫内传播。

本期“乙肝病毒宫内传播”栏目4篇论文围绕新的宫内传播定义开展其特征、影响因素、随访转归、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9和细胞因子的研究，从人群水平、分子水平分析HBV宫内传播的流行特征、影响因素、预测指标和干预指标。研究结果显示发生HBV宫内传播的新生儿中82.5%是发生了OBI，随访HBsAg阳性产妇所生婴儿中有约1/4发展为HBV隐匿性感染，并且该人群乙肝免疫应答率仅为59.09%，成为HBV感染的高危人群；同时，研究结果提示TLR 9、IFN-γ和IL-12可能为早期预测HBV宫内传播的参数指标，IFN-γ、IL-12和IL-18可以作为阻断HBV宫内传播的潜在干预因素^[29-32]。

全新的HBV宫内传播研究包含了宫内显性感染和宫内隐匿性感染，是一个有待发掘的研究领域，需要大人群队列数据的支持和挖掘，以期进一步阐明其发生、发展机制和影响因素，寻找敏感早期预警指标和干预方案，尤其OBI是乙肝防控的空白区域，为既往HBV宫内感染结局提供补充，为HBV垂直传播提供了新的理论平台，拓展的研究角度将决定乙肝防控新的决策方向和内容。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