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血压不仅是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慢性病之一，同时也是脑卒中、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肾脏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1-2]。血压升高使心、脑血管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倍增^[3]。通过人群健康教育、高血压患者及高危人群早期发现、规范化的治疗和个体化管理等综合措施可以有效控制血压，降低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并发症的发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镇化、老龄化以及农业活动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村地区高血压流行形势异常严峻。据一项Meta分析研究显示^[4]，2010-2013年我国城乡高血压患病率分别为21.5%和23.6%，农村地区高血压患病率已接近或超过城市地区。了解和追踪我国居民尤其是农村地区居民的血压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可为高血压防治政策和策略制定及防治效果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在全国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进行抽样。山西省选取了5个县（天镇、阳城、和顺、临猗和五寨）和1个区（忻州市忻府区）作为调查点，每个县（区）分别随机抽取了3个乡镇/街道，每个乡镇/街道随机抽取2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随机抽取90户家庭开展调查。具体抽样方法详见文献[5]。工作组在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山西省调查点的基础上，建立了山西营养与慢性病家庭队列，并于2015年对山西省曾参加200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调查对象进行了随访追踪。本研究对5个县（区）随访人群的血压相关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对象剔除标准：①剔除2002年基线调查时年龄＜18岁和≥60岁研究对象；②2002年基线调查时已有高血压患者和当年新发高血压患者；③ 2015年随访调查时近2周正在服用降压药物者。

2.资料收集：2次调查均包括了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测；问卷内容包括基本情况、高血压患病及防治情况、家族史、并发症及生活方式等信息，体格检查测量了身高、体重、腰围、血压等指标。

3.血压测量及校正方法：2002年采用汞柱式血压计测量安静、坐位血压，间隔＞1 min重复测量2次，取两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血压值。2015年采用欧姆龙电子血压计（HBP-1300）测量安静、坐位血压，共测量3次，两次间隔＞1 min，取后2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血压值。因2次调查血压测量工具不同，为保证数据可比性，在计算血压均值水平变化值指标时对2002年汞柱式血压计测量值进行了电子血压计测量的转换。转换方法参见文献[6]。转换公式：电子血压计SBP=11.65+0.96×汞柱式血压计SBP；电子血压计DBP=2.27+0.95×汞柱式血压计DBP。

4.相关定义及标准：① BMI和腰围分组依据，采用“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的标准^[7]，以BMI＜18.5 kg/m²为体重过低、18.5 kg/m²≤BMI≤23.9 kg/m²为体重正常、24.0 kg/m²≤BMI≤27.9 kg/m²为超重和BMI≥28.0 kg/m²为肥胖；中心性肥胖：男性腰围≥85 cm，女性腰围≥80 cm。②吸烟：调查前30 d内吸过烟；③饮酒：调查时每周至少饮酒1次。④增长率=（2015年血压均值水平/2002年血压均值水平-1）×100%。

5.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队列人群基线特征情况、SBP和DBP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t检验和方差分析对不同组别人群基线和随访时的血压水平进行统计检验，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结果

1.基本情况：2002年基线调查时18~59岁居民共计2 654人，2015年追踪随访了血压情况的随访对象共计2 310人，随访率为87.0%。剔除了2002年高血压患者和调查前2周服药者共681人，对2002年基线调查血压正常人群且2015年随访调查未服用降压药者1 629人进行了SBP和DBP均值水平及其变化的分析。随访人群男性749人（46.0%），女性880人（54.0%），男女比例为1：1.2，2002年基线人群年龄为（39.6±9.4）岁，2015年年龄为（52.4±9.4）岁。不同特征分组人群调查人数及构成比见表 1。

2.血压水平变化：与2002年相比，2015年随访人群SBP升高水平及增长率呈现女性高于男性的特点，而DBP增长水平呈现男性高于女性的特点。年龄趋势检验显示，随访人群SBP增加水平均呈现随着年龄增加而升高的趋势，而DBP增长水平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趋势。对不同血压危险因素分层分析显示，在婚人群SBP增长水平高于非在婚人群（P=0.018）；不同文化程度分组人群SBP增加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经两两比较分析发现，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人群的SBP增加水平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分组人群。不同婚姻状况和文化程度人群DBP增加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SBP和DBP均随着BMI的增加而升高，超重和肥胖人群SBP和DBP高于体重正常和体重过低人群；中心性肥胖人群SBP和DBP均高于非中心性肥胖人群；不同BMI和腰围分组人群SBP和DBP增加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吸烟、饮酒情况分层分析显示，现在吸烟者的SBP均值的增加水平低于非现在吸烟者，而两组人群DBP均值增加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饮酒情况的SBP和DBP均值的增加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2，3。

3.血压水平分布：2015年男性和女性人群SBP和DBP均高于2002年，不同性别人群SBP均呈现随着年龄增加有明显变化，而DBP波动不明显。见图 1，2。

讨论

本研究利用山西营养与慢性病家庭队列研究2002年基线调查和2015年随访调查资料，分析了基线调查时18~59岁血压正常人群SBP和DBP的水平及其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基线血压正常的随访人群其SBP和DBP均值水平明显增加。胡继宏等^[8]对1998年我国35~59岁中年人群血压自然转归情况进行了为期6年的追踪随访，随访人群的SBP和DBP均值水平分别增加4 mmHg（1 mmHg=0.133 kPa）和2 mmHg（折合年均增加0.7 mmHg和0.5 mmHg）。两项研究均显示人群SBP和DBP呈现增加趋势且增加幅度相似。随访人群SBP和DBP均呈升高趋势，考虑一方面与年龄增加导致的血压自然增长关系密切^[9]，另一方面也与农村居民健康保健意识较低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及交通出行、饮食、休闲习惯等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有关。近些年来农业耕作方式已从传统人力耕种向机械化耕种转变，出行也已由原来的步行、骑自行车为主向电动交通方式转变等，导致农村居民身体活动水平明显降低。而农村居民高盐、高脂等不健康饮食的危险因素水平也较以往明显升高。2015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10]，与2002年相比，我国农村居民脂肪摄入量和在外就餐比例均明显升高，蔬菜摄入量明显减少（平均每标准人日蔬菜摄入量减少29.5 g），烹调盐摄入量虽有所下降仍处于高水平（农村居民烹调盐摄入量10.7 g，远高于6 g推荐摄入量）。

有研究显示，SBP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升高趋势，而DBP随年龄增长而升高的趋势仅持续到50岁左右，50岁以后DBP随年龄增长而降低的趋势^[11]。本研究结果显示，SBP随着年龄增长呈现升高趋势，DBP呈现随年龄增长而降低趋势。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有待进一步探索年龄与血压关联关系的深入研究。SBP是影响老年高血压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12]，而本研究显示2015年随访年龄达到≥60岁的老年人群SBP依然呈现升高趋势，提示应关注农村地区老年人群的高血压防控，可有效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生。此外，本研究发现SBP的均值水平与文化程度关系密切，低文化程度人群（小学及以下）SBP增长幅度均高于高文化程度人群，这与低文化程度人群的健康保健意识和医疗资源可及性等水平较低有关。不良婚姻状态是高血压发生的危险因素，离异、分居和丧偶等不良婚姻状态人群高血压患病风险是已婚或同居等婚姻状态人群的2倍左右^[13-14]。而本研究未观察到非在婚状态人群（包含离异、分居和丧偶等不良婚姻）血压水平高于正常在婚人群，考虑与该研究主要为已婚或同居人群，非在婚状态人群仅占6.0%，不易观察到不良婚姻状态对血压的影响。

既往研究已证实，超重、肥胖、吸烟、饮酒、盐摄入过多以及身体活动不足等因素可增加高血压的发病风险，被认为是高血压的可控危险因素^[15-16]。本研究随访不同BMI和腰围分组人群13年间的SBP和DBP发现，SBP和DBP均随着BMI的增加而升高，超重和肥胖人群DBP高于体重正常和体重过低人群；中心性肥胖人群SBP和DBP均高于非中心性肥胖人群；进一步印证了超重和肥胖与血压升高的关系。然而，不同BMI、腰围、饮酒分组人群13年间SBP和DBP增长幅度差异较小。非现在吸烟者SBP增长幅度高于现在吸烟者，DBP未见差异；上述分层因素与既往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考虑与混杂因素干扰、研究对象代表性及分层因素样本量等多种因素有关，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研究显示^[17]，从110 mmHg/75 mmHg血压水平开始，随着血压水平的增加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持续上升，血压水平越高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增加幅度越大。120~129 mmHg/80~84 mmHg、130~139 mmHg/85~89 mmHg、≥180 mmHg/110 mmHg水平时的心血管病发病风险是110~119 mmHg/75~79 mmHg水平的2.09倍、3.23倍和11.81倍。2013年我国因血压升高[SBP高于（115±6）mmHg]导致了208.79万人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22.78%，而且农村因血压升高导致的死亡负担高于城市^[18]。本研究提示，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血压水平增长迅速，农村地区高血压防控形势严峻，应探索适合农村居民的高血压及其危险因素的防控措施和适宜技术，加强农村地区的高血压防控工作。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受当下医学发展条件的客观影响，2002年和2015年调查分别采用汞柱式血压计和欧姆龙电子血压计（HBP-1300）测量研究对象安静状态下的坐位血压。虽利用现有汞柱式血压计和电子血压计测量结果对比研究结果对2002年血压均值进行了电子血压计血压转化校正，但因所用血压计型号不同、测量季节、测量人员水平等方面差异，依然会存在一定的偏倚。其次，为了分析自然状态下人群血压水平及其变化规律，本研究排除了基线调查时既往高血压和新发高血压患者以及2015年随访时服用降压药物的患者，但是因2003-2014年期间未做随访调查，缺乏这期间高血压患者的服药等治疗情况数据资料，未能完全做到排除影响血压变化的各种治疗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血压及其变化水平。另外，由于本研究主要在山西5个农村地区，因此本研究结果外推至山西省以外的农村居民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本研究结果不仅可以反映山西农村当地发展水平和人群健康状况的变化，也可为分析其他类似地区居民的血压状况做参考。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志谢 感谢山西省、阳城县、和顺县、临猗县、五寨县和天镇县CDC及各县乡镇卫生机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省级和县级工作队的辛勤劳动；感谢所有随访对象的积极配合；感谢山西队列国家项目工作队每位队员的贡献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