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儿童养育日益受到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养育主要指在抚养、教育子女的过程中，父母表现出相对稳定的特定行为方式^[1]；可由父母与子女的情感关系、养育行为和养育观念三部分组成^[2]。创造一个积极良好的养育环境可以有效促进儿童早期发展^[3]，大量证据也表明父母养育对儿童行为、情绪、同伴关系等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4-6]。本研究将通过标准化问卷了解我国城市地区0~5岁儿童养育实践状况并探讨相关因素，为促进儿童早期发展、开展父母积极养育指导和服务提供依据。

1.研究对象：本研究属于中国CDC妇幼保健中心“中国城市地区0~5岁儿童家庭养育问题及需求调查”的一部分，该调查于2017年8-12月在我国14个省的15个城市开展，每个城市随机抽取1个区，每个区随机抽取1个社区，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性别（男、女）及月龄（6~、12~、24~、36~、48~、60~72）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每个月龄组随机抽取50名儿童，男女各半。本研究以本地户籍或在本地居住1年以上的0~5岁正常儿童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排除有严重发育问题、先天疾病等患严重疾病的儿童或父母不具备正常的读写能力者。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4 721份，本研究相关的有效数据为4 515份。

2.研究方法：

（1）社会人口学资料：采用自填式问卷收集儿童及其家庭一般情况，包括儿童的性别、月龄、是否独生子女、分娩方式，父母年龄、文化程度、母亲工作情况、是否进行专业育儿咨询或培训，以及家庭结构、家庭年收入等。

（2）父母情绪状况：采用自拟问卷收集0~5岁儿童家长近一个月内的情绪感受，包括疲乏无力、紧张、绝望、焦躁、抑郁、无价值感等10种不良情绪感受，以0~4分代表“从没出现过”“偶尔出现”“有时出现”“经常出现”和“一直出现”。各条目相加，总分越高表示情绪问题越多或者出现频率越高，以反映父母不良情绪的大致状况。

（3）养育实践：采用父母养育和家庭适应量表（parenting and family adjustment scales，PAFAS）进行父母养育实践评估。PAFAS是由Sanders等^[7]于2013年编制而成，2016年Guo等^[8]将其翻译修订为中文版。该量表共30个条目，包括父母养育和家庭适应两个分量表：前者有18个条目涉及养育一致性、强迫性、鼓励性和亲子关系4个维度，用于测量养育实践与亲子关系质量；后者有12个条目对应父母适应、家庭关系和父母协作3个维度，用于测量父母情感适应与教养中的家庭支持。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0、1、2、3分代表“完全不符”“有点符合”“比较相符”“完全符合”。总分最高为90分，分数越高表明养育实践能力越差。研究显示PAFAS的结构可靠性较好（Coefficients H为0.70~0.87）^[9]，并且在澳大利亚、西班牙和中国的2~12岁儿童父母中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7-8, 10]}。本研究中将其用于0~5岁婴幼儿家长评估，获得PAFAS总分的Cronbach’s α为0.79，提示具有较好的信度。

（4）育儿信心：育儿信心是指父母在育儿过程中的胜任感。卡瑞坦尼养育信心量表（Karitane Parenting Confidence Scale，KPCS）由Črnčec等^[11]于2008年研制，共15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0、1、2、3分代表“几乎不能”“很少”“有时”“经常”，总分为各条目得分累积相加，共45分。该量表主要被应用于0~12月龄的婴儿家长，Cronbach’s α为0.81，重测一致性为0.88，敏感性为0.86，特异性为0.89^[12]。本研究对量表条目的表述进行修改，用于我国0~5岁婴幼儿家长中。在本研究中内在一致性Cronbach’s α为0.86，提示具有较好的信度。

3.统计学分析：使用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比较不同组的父母养育实践差异。以父母养育实践总分作为因变量，以社会人口学资料、家长育儿信心得分、家长情绪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以决定系数（R²）、校正决定系数（R_adj²）评价模型拟合优劣，以多自由度效应量f²=R²（1-R²）表示所有自变量的效应值^[13]。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自变量赋值见表 1。

表 1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的自变量赋值

表选项

1.一般情况：共纳入4 515名儿童，年龄为3.01（1.48~4.42）岁，按月龄划分组分布均匀（15.81 %~18.05%），其中男童占50.81%，阴道分娩者占54.39%，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儿分别为3.49%和3.38%。父、母亲的年龄分别为（33.71±5.01）岁、（31.81±4.39）岁，多数父母文化程度为专科以上（分别占76.40%和74.36%）。纳入研究的家庭以核心家庭（48.68%）和直系家庭（46.50%）为主，69.69%的家庭目前只有1个孩子，66.70%的母亲为全职工作。见表 2。

表 2 我国城市0~5岁儿童养育实践的单因素分析

表选项

2.养育情况：我国城市地区0~5岁儿童养育实践总分为21.00（15.00~28.00）分。其中父母养育和家庭适应两个分量表得分为14.00（11.00~18.00）分和7.00（3.00~11.00）分。见表 3。不同性别、是否是早产儿、是否是低体重儿、是否曾患过严重疾病的婴幼儿父母PAFAS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父亲年龄和母亲年龄与PAFAS得分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r=0.02，P=0.135；r=0.01，P=0.682）。不同月龄组、是否独生子女、分娩方式等不同社会人口学背景下父母养育实践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家长育儿信心和情绪得分分别为41.00（37.75~43.00）分和6.00（4.00~8.00）分，与PAFAS得分的显著相关（r=-0.40，P＜0.01；r=0.35，P＜0.01）。有29.86%家长报告曾向专业人士咨询育儿问题，20.33%的家长参加过相关培训项目，不同组间父母PAFAS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3 我国城市地区0~5岁儿童养育实践状况

表选项

3.养育情况的多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当儿童年龄越小，是独生子女、剖宫产、父亲文化程度越高、家长育儿信心越强、家长情绪问题越少、家庭结构为直系家庭、家庭年收入越高时，父母养育实践情况越好，偏回归系数均有意义（P＜0.05），这些因素可以解释父母养育实践31.30%的异常（R_adj²=0.313 0），所有自变量的效应值为0.456（f²=0.456），见表 4。

表 4 儿童养育实践总分相关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表选项

本研究采用PAFAS量表进行我国城市地区0~5岁儿童父母养育情况的评价，父母养育实践总平均分为21分，低于总分（90分）的P₂₅，提示我国城市地区父母养育实践整体情况良好。与澳大利亚儿童的同类研究相比^[7]，我国父母在养育一致性、强制性和亲子关系方面的得分较高，鼓励性养育、情绪适应、家庭关系和父母协作方面得分较低；提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父母养育实践可能存在差异。已有研究认为中国父母的养育方式较为传统，以严格和控制为主^[14]，强调父母权威和惩罚性养育^[15]。本研究中我国城市地区儿童父母虽然对与子女关系的满意程度不高，但父母角色情绪适应较好，家庭关系更为积极，父母从伴侣处获得的支持水平也较高，与Jia等^[16]的学龄前儿童的调查结果相符。本研究显示父亲的文化程度、家长的育儿信心和情绪等对家庭养育实践具有显著作用，这在其他不同研究中也得到证实^[17-19]。文化程度高、向专业人士咨询等反映了父母获得育儿知识的能力，父母育儿信心和情绪则反映了养育的动机和效能，这些都将最终影响父母能否采用更为理性的育儿方式、更为恰当的育儿实践^[20]。家庭经济状况和支持体系是影响父母养育实践的重要因素。Tang等^[21]和Lee等^[22]的研究也证明收入越高的家庭养育实践水平越高，这可能与低收入家庭更易发生经济困境，无法提供安全稳定的养育环境，父母面对负面事件容易沮丧、愤怒，无法有足够的时间精力陪伴儿童等有关。家庭结构中直系家庭较核心家庭的养育实践更好，反映出了家庭支持体系对减低父母生活压力，提供经验和帮助的作用。

本研究采用PAFAS标准化结构量表在我国较大人群中进行调查，有利于较为客观的评价中国儿童家庭养育状况，为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养育状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家庭干预奠定了基础。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在城市地区开展了本次调查，结论无法推测农村地区儿童家庭养育情况，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探讨和比较。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志谢 感谢参与本调查的所有儿童家长及全体医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