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7年9月底，我国报告存活HIV/AIDS病例74.6万^[1]。随着扩大检测和扩大抗病毒治疗覆盖面，每年新报告HIV/AIDS病例数越来越多^[2]。注射毒品、异性性传播、母婴传播和既往采供血途径的HIV感染者中，现住址为农村的分别占60.2%、59.6%、75.6%和80.9%^[3]。我国有大量HIV感染者集中在农村，失访、检测率低、抗病毒治疗率低、随访管理困难等问题十分突出^[4]。加上县级CDC人力资源储备不足和工作量日益加大，最近几年的HIV感染者病例管理服务的质量受到严重影响^[5]。为改善农村地区HIV感染者综合管理现状，我国大部分县（区）积极探索和实践适合当地疫情的县、镇或县、乡、村的分级随访管理模式^{[4, 6-9]}。江西省新建县、玉山县和贵溪市积极贯彻国家和省级卫生部门政策^[10-11]，结合自身艾滋病疫情状况，于2016年上半年率先开始试点HIV感染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随访管理（随访下沉）的模式，秉承既往病例不断沟通引导，新发现病例直接随访下沉的策略，循序渐进推进HIV感染者随访下沉工作。因此，选择3个县（市）的现存活HIV感染者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了解随访下沉的相关因素和相关经验，为其他地区推动随访下沉工作提供参考。

1.调查对象：研究现场为江西省新建县、玉山县和贵溪市（目前仅在辖区内6个乡镇开展随访下沉工作）。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为截至2017年12月31日检测发现并确证为HIV感染者，年龄≥18岁，首次流调后随访管理≥1次，现存活。

2.调查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使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针对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由新建县CDC、玉山县CDC、贵溪市CDC与玉山县性病皮肤病防治所的经过培训工作人员作为调查员。取得调查对象口头知情同意后，调查员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完成问卷后现场与本人核对，确保没有问题遗漏或作答矛盾。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人口学信息、随访下沉知晓情况、担心歧视/信息泄露、感染途径等资料。

3.随访下沉定义：根据本地现有工作人员和病例的情况，将目前县CDC/性病皮肤病防治所负责的HIV感染者安排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防保站、定点医疗机构）随访管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定专人负责随访干预、检测、体检、医学转介及上级部门指定的其他任务。

4.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2软件录入数据、SAS 9.4软件分析数据。描述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感染途径、随访下沉情况。将年龄、职业、月收入、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自变量纳入单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以HIV感染者是否接受下沉为因变量（0＝否，1＝是），结合专业知识和单因素分析结果，将相关自变量引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随访下沉的相关因素。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一般情况：373例HIV感染者中，年龄（53.06±16.15）岁；男性占70.0%（261/373）；文盲及小学占54.7%（204/373）；已婚有配偶占47.7%（178/373）；异性性传播占87.1%（325/373）。见表 1。

表 1 江西省农村地区HIV感染者接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随访管理现状及相关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表选项

2.随访下沉情况及相关因素分析：373例HIV感染者的随访下沉率为55.8%（208/373），异性性传播的HIV感染者随访下沉率为58.5%（190/325）；担心随访下沉信息泄露的HIV感染者、担心遭受歧视的HIV感染者的随访下沉率分别为38.1%（94/247）、26.3%（54/2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家人不支持或无家人者，家人支持随访下沉的HIV感染者更接受随访下沉（OR＝16.01，95%CI：2.25~49.73）；相比于担心遭受歧视、不信任基层随访人员，不担心遭受歧视的HIV感染者、信任基层随访人员的HIV感染者更接受随访下沉（OR＝12.97，95%CI：4.75~35.42；OR＝5.07，95%CI：2.19~11.76）。见表 1。

373例HIV感染者的随访下沉率为55.8%，表明随访下沉工作取得阶段性成绩，HIV感染者对新随访模式的接受度也较高。自随访下沉工作开展以来，新建县HIV感染者CD₄⁺T淋巴细胞（CD₄）检测率从2015年的85.71%上升至2017年的100.00%，玉山县HIV感染者CD₄检测率保持＞98.00%，贵溪市HIV感染者CD₄检测率从2015年的94.3%上升至2017年的97.6%。在积极推动随访下沉工作时，不仅保证随访管理指标维持较高水平，还没有降低随访管理的服务质量。因此，上述地区开展随访下沉工作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管理模式。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83.1%的HIV感染者的家人知晓其感染状况，说明现场的配偶告知工作完成度较高，随访人员的工作水平得到HIV感染者的肯定，HIV感染者接受管理可以获得更多的心理及情感支持，进而提高其主动性和依从性。相比于家人不支持或无家人者，家人支持随访下沉的HIV感染者更接受随访下沉（OR＝16.01，95%CI：2.25~49.73）。HIV感染者选择新的随访模式时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果获得家人的支持，会提高其接受随访下沉的可能性。相比于其他职业，务农的HIV感染者更接受随访下沉（OR＝8.74，95%CI：3.12~24.49），务农者由于外出流动性小、农忙时节走不开、住处距离县城远等原因更愿意就近接受乡镇卫生院的管理。因此，结合农村地区HIV感染者居多的现状，建议错开农忙时节或采用多样化的随访方式（电话随访、入户随访或约定地点随访等），高质量完成随访干预。有研究显示，担心遭受歧视和隐私泄露是HIV感染者拒绝接受基层机构随访管理的主要因素^[12]。本研究结果显示，HIV感染者中，不担心随访下沉遭受歧视者比担心者（OR＝12.97，95%CI：4.75~35.42）、信任基层随访人员者比不信任者（OR＝5.07，95%CI：2.19~11.76）更能接受随访下沉。现场基层随访人员认真遵守保密原则，尚未出现隐私泄露问题。即使担心隐私泄露的HIV感染者，接受随访下沉的仍有38.1%。担心遭受歧视和隐私泄露的HIV感染者分别为55.0%和66.2%，而不担心遭受歧视、不担心隐私泄露的HIV感染者接受随访下沉的分别为91.7%和90.5%，表明歧视和隐私保密问题仍是随访下沉的主要阻力，也是当地进一步开展随访下沉工作的重点，应提高HIV感染者对基层随访人员的信任度，加强基层随访人员的工作技巧和隐私保密意识。

综上所述，江西省农村地区现存活的HIV感染者随访下沉率较高。务农、家人支持随访下沉、担心随访下沉遭受歧视、信任基层随访人员、有艾滋病临床症状是影响HIV感染者随访下沉的相关因素。在这些地区开展随访下沉工作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管理模式。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