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居民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心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为45.01%，城市为42.61%。心血管病的疾病负担日渐加重，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防治心血管病刻不容缓^[1]。不合理膳食、身体活动不足、吸烟及超重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1]。目前心血管病的防控更强调关口前移，相关研究开始关注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即存在某一种或多种代谢性危险因素的高危人群^[2-4]。本研究拟利用2015年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究资料，分析我国18~59岁成年人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及聚集性的流行特征，并探讨人口经济因素对其的影响。

1.数据来源：来自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究，该项目是以中国CDC营养与健康所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合作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为基础开展的纵向追踪研究。2015年，在原有12省份基础上增加浙江、云南和陕西省开展调查，具体的抽样、调查方法以及调查内容参见文献[5-7]。该项目通过中国CDC营养与健康所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研究对象：选取2015年调查中18~59岁有完整血样检测的成年人7 858人，剔除人口特征数据缺失者2 302人、体测结果缺失者83人、血样检测缺失者及血压测量缺失者11人、BMI＜14 kg/m²或＞45 kg/m²者6人，共计5 456名成年人纳入分析。

3.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的评价：

（1）体格测量由经统一培训考核合格的现场调查员完成，测量前校准仪器。身高测量采用SECA206身高计，测量时脱鞋帽，读数精确到0.1 cm；体重计量采用电子体重称，测量时只穿少量衣服，读数精确到0.1 kg；采用非伸缩材料软尺测量腰围，测量时裸露腰部皮肤，精确度为0.1 cm；血压采用标准汞柱式血压计，根据Korotkoff音确定SBP和DBP，对每名被调查对象进行连续3次规范测量，计算3次读数的平均值。

体检现场抽取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并进行生化检测。FPG通过罗氏702仪器及罗氏试剂采用己糖激酶法进行现场检测。TG和HDL-C由中日友好医院检验科使用日立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检测。

（2）评价标准：依据2005年国际糖尿病联盟发布的评价标准^[8]，包含中心性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升高、TG升高和HDL-C降低。具体判定切点如下：①中心性肥胖：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0 cm；②TG升高：≥1.7 mmol/L；③HDL-C降低：男性＜1.03 mmol/L，女性＜1.29 mmol/L；④血压升高：SBP≥130 mmHg（1 mmHg＝0.133 kPa）和/或DBP≥ 85 mmHg/或之前已确诊为高血压和/或正在服药；⑤血糖升高：FPG≥5.6 mmol/L（100 mg/dl）或者之前已被诊断为2型糖尿病。具有≥2个上述危险因素定义为危险因素聚集。

4.人口经济因素：经培训考核合格的现场调查员入户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相关数据信息，包括性别、年龄（18~44岁和45~59岁）、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收入水平（三等分）及不同地区（按国家行政区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等。

5.统计学方法：应用SAS 9.2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和分析。研究对象的人口经济特征构成、各代谢性危险因素及聚集性的单因素分析采用χ²检验。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人口经济因素与各代谢性危险因素及聚集性的关系，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基本情况和代谢性危险因素及聚集性的单因素分析（表 1）：5 456名成年人中，男性占44.5%，18~44岁占42.1%；中心性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升高、TG升高和HDL-C降低的人群比例分别为50.2%、43.2%、13.7%、28.2%和43.0%。

表 1 2015年不同人口经济特征代谢性危险因素及聚集性检出率

表选项

单因素分析显示，各种代谢性危险因素检出率在性别和年龄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成年女性中心性肥胖和HDL-C降低率均明显高于成年男性，而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和TG升高率低于成年男性；除HDL-C降低检出率外，45~59岁组成年人其他各危险因素检出率均高于18~44岁组；东部地区成年人中心性肥胖和血压升高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区（P＜0.01）；城乡对比显示，城市成年人的血压升高、血糖升高、TG升高和HDL-C降低的检出率低于农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存在危险因素聚集性的成年人约占54.0%，在年龄和地区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45~59岁组聚集性检出率（35.9%）约为18~44岁组（18.1%）的2倍，东部地区（21.6%）明显高于西部地区（12.6%）。

2.人口经济因素与成年人各代谢性危险因素及聚集性的多因素分析（表 2）：成年女性中心性肥胖和HDL-C降低的危险性高于成年男性，但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和TG升高的危险性低于成年男性；45~59岁成年人中心性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和TG升高的危险性均高于18~44岁成年人；与低收入水平组相比，高收入水平成年人血压升高的危险性低，但TG升高的危险性高；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成年人中心性肥胖和血压升高的危险性低，但血糖升高的危险性高；与中部地区成年人相比，东部地区中心性肥胖、血压升高、血糖升高的危险性分别高22%、26%和28%，但TG升高和HDL-C降低的危险性分别低22%和20%，西部地区成年人TG升高的危险性是中部地区的1.18倍。

表 2 影响各代谢性危险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表选项

年龄和地区与危险因素聚集性均呈显著的相关关系。45~59岁成年人出现代谢性危险因素聚集性的危险性是18~44岁组的2.13倍（95%CI：1.91~2.38）；西部地区成年人出现危险因素聚集性的危险性明显低于中部地区（OR=0.80，95%CI：0.70~0.92），东部和中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发现2015年中国15省份18~59岁成年人中仅有＜20%没有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54.0%的成年人存在≥2种危险因素，存在代谢性危险的聚集性。总体上，代谢性危险因素检出情况从高到低为中心性肥胖（50.2%）、血压升高（43.2%）、HDL-C降低（43.0%）、TG升高（28.2%）和血糖升高（13.7%）。年龄、性别、地区分布和文化程度是代谢性危险的主要影响因素。年龄较大者危险性较年龄小者高；中心性肥胖和HDL-C降低的危险性成年女性高于男性，但血压、血糖和TG升高的危险性明显低于男性。西部成年人各危险因素检出状况较低，农村成年人的危险因素的检出率较高。

Lu等^[9]对2010年我国≥18岁的成年人的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HDL-C降低的检出率最高（60.6%），其次血压升高（49.9%），与本研究中凸显的问题是中心性肥胖检出率较高，其次是血压升高略有不同，其他指标的检出率也存在差异，可能与研究覆盖区域和研究对象年龄不同有关。

本研究采用IDF在2005年发布的MS全球定义中包含的5个因素^[10]。该定义主要供临床诊断MS：将中心性肥胖作为先决条件（依不同种族作适当调整的腰围切点），加上血压升高、血糖升高、TG升高和HDL-C降低4个组分中的任意两项。本研究采用该定义中的每个组分切点值，单独评价我国成年人每一种代谢性危险因素的流行现状，对流行病学研究及疾病防控更有意义。关于确切的心血管性代谢性危险因素及判定切点，仍存在争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建议以肥胖、高血糖、高血压及血脂紊乱作为MS诊断的主要组成成分，用BMI≥25 kg/m²判定肥胖，血脂、血压和血糖切点也与IDF定义不同^[11]。另有研究将炎症和LDL-C升高也作为代谢性危险因素^[2-3]，也有研究发现使用B超测量的腹内脂肪厚度与腰围测量的相关性在男性和女性中分别为0.67和0.85，B超测量评价腹型肥胖更为可靠，可代替腰围用于MS的诊断^[12]。

无论是临床诊断MS，还是判定单一代谢性危险因素，选用的切点均包含了边缘异常和疾病状态，按《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中的一级预防人群异常分层标准，1.7~2.3 mmol/L为TG边缘升高，≥2.3 mmol/L为高TG血症^[13]。全国营养监测数据显示，≥18岁居民高TG血症患病率（TG≥2.26 mmol/L）从2002年的11.9%上升到2012年的13.1%，低HDL-C血症患病率（HDL-C＜1.04 mmol/L）从2002年的7.4%增加至2012年的33.9%^[14-15]，本研究显示2015年成年人HDL-C降低率为43.0%，可能有低HDL-C血症患病的增加趋势，其中也包含着边缘异常人群。因代谢性危险因素切点下调所致检出率升高的现象，也显示了高风险人群的筛查和一级预防措施的重要性。在干预策略方面，本研究结果强调对青壮年的早期干预，同时要充分考虑代谢性危险因素人群分布的性别和地区特点。

本研究利用横断面数据分析了我国成年人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的现况及人口经济特征差异。今后需要进一步开展我国成年人心血管代谢性危险因素的聚集模式、饮食及生活方式对聚集模式的影响、不同危险因素聚集模式对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等方面的前瞻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