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儿童青少年肥胖率在世界范围内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指出^[1]，2012年中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9.6%和6.2%，与2002年相比分别增长113.3%和195.2%。虽然与发达国家相比肥胖率较低，但上升速度较快，且绝对人数已超过美国^[2]。已有研究表明，儿童期肥胖与成年后肥胖密切相关，而且始于儿童期的超重肥胖比成年后才肥胖的人更易罹患各种慢性病，肥胖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的近期和远期危害也得到证实^[3]。美国、英国、爱尔兰和印度等多国学者多项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是否超重肥胖、父母文化水平、家庭人均年收入等相关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均有影响，其中文化水平、家庭年人均收入属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范畴^[4-6]。国内翟屹等^[7]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超重肥胖的影响，于洋等^[8]分析了父母肥胖对孩子超重肥胖的影响。本研究利用“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数据，分析家庭相关因素对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影响，以期为我国儿童青少年肥胖预防控制提供证据和支持。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资料来自“2010—2012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该监测采用多阶段分层与人口成比例的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具体抽样方法见文献[9]，实际调查6~17岁儿童青少年41 304名。由于部分父母未参与此次调查，故本研究需要首先根据家庭编码和个人编码将孩子编码和父亲、母亲的编码同时进行匹配，然后根据研究目的进行指标筛选，最终找到同时具有父母信息（父母身高和体重、文化程度、家庭年人均收入）的研究样本7 125例；剔除研究对象基本信息（性别、居住地等）缺失者730人、BMI＜12或＞38 kg/m²者52人，获得有效分析样本量为6 343人。研究通过中国CDC营养与健康所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2013-018），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分析指标及质量控制：问卷调查指标包括出生日期、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年人均收入等；体格检查指标包括身高、体重，并计算BMI，其中身高、体重测量均由经过统一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调查员按照标准的测量步骤进行，精确度分别为0.1 cm和0.1 kg^[10]。

3.超重肥胖判定标准：6岁儿童采用WHO 2007年生长发育参考值进行判定，1＜BMIZ评分（BMIZ）≤2为超重，BMIZ＞2为肥胖^[11]；7~17岁儿童采用《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中分年龄性别的BMI超重肥胖判定标准^[12]；成年人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成人体重判定》（WS/T 428-2013）进行判断^[13]。

4.统计学分析：采用SAS 9.4软件进行数据清理与统计学分析；超重肥胖率以百分比表示，采用线性趋势χ²检验进行组间分析。以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赋值作为因变量，父母BMI赋值、文化程度赋值和家庭年人均收入赋值作为自变量，对性别、年龄、城乡进行调整后，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进行多因素分析，并利用Bayes判别分析，验证多因素分析结果。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一般情况：6 343名6~17岁研究对象男生3 311人、女生3 032人，各占样本总数的52.2%、47.8%；6~11岁3 674人、12~17岁2 669人，各占57.9%、42.1%；城市2 765人、农村3 578人，各占43.6%、56.4%。排除样本和总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 1，性别、年龄、地区与纳入分析样本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与家庭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6 343名6~17岁调查对象的整体超重肥胖率均随着父母BMI（父亲：χ²=157.98，P＜0.01、母亲：χ²=155.75，P＜0.01）、父母文化程度（父亲：χ²=49.21，P＜0.01、母亲：χ²=79.58，P＜0.01）、家庭年人均收入（χ²=53.37，P＜0.01）的升高而上升，组间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3.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与家庭相关因素的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调整年龄、性别、地区因素后，分析结果显示，父母BMI越高（母亲：OR=1.83，95%CI：1.63~2.05；父亲：OR=1.74，95%CI：1.57~1.94）、家庭年人均收入越高（OR=1.30，95%CI：1.15~1.46）、母亲的文化水平越高（OR=1.24，95%CI：1.12~1.37），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越高，呈正相关关系。见表 3。

4.效果评价：将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筛选出的家庭相关因素进行Bayes判别分析结果显示，用父母BMI、家庭年人均收入和母亲文化程度对儿童青少年进行超重肥胖的预测，有（2 682+478）/4 810=65.7%的概率预测正确，误判概率为34.3%。见表 4。

讨论

本研究纳入人群的基本特征与排除人群及实际调查人群的基本特征基本一致，因此具有全国代表性。本研究利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影响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家庭相关因素（父母超重肥胖、母亲文化程度、家庭年人均收入），并进行Bayes判别分析验证，用上述家庭相关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进行超重肥胖的预测，有65.7%的概率预测正确。由于儿童青少年肥胖与多种因素相关，还应开展更广泛的研究，以减少误判概率。

父母是否超重肥胖对儿童青少年体重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显示，这种影响是由遗传、父母饮食行为、生活方式等多种家庭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4]。本研究在调整年龄、性别、地区因素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与父母的高BMI均呈正相关，这一结果与Fernandez等^[15]的结果一致。除了遗传因素外，父母不健康的饮食行为、生活方式均可导致自身超重肥胖，而父母的饮食行为会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进而导致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因此，以家庭为基础进行儿童青少年肥胖预防十分重要，特别是饮食及生活方式的干预。

父母任何一方肥胖对孩子均有影响，哪一方的影响更大也是被广泛研究的问题。本研究显示，与父亲相比，母亲超重肥胖对孩子的影响更大。提示母亲作为儿童青少年的主要照顾者，对孩子饮食偏好的培养起主导作用，在其成长发育阶段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影响作用^[4]。

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均属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范畴。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对肥胖的影响不同，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中子女肥胖的风险更高^{[6, 16-17]}；而印度、越南、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与之相反，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学生超重肥胖率较高^[18]。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儿童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与母亲的文化水平高、家庭年人均收入高呈正相关，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研究结果一致。WHO《终止儿童肥胖报告》指出，肥胖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中低社会阶层，同时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阶层较高的群体^[19]。多项研究显示在大多数低中收入国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儿童肥胖风险较高^[6]，正如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多集中于父母文化水平高、家庭收入高的群体。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食物供应丰富，人们生活方式和膳食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首先出现在经济水平较高的城镇地区^[20]。文化程度和家庭收入较高的父母大部分生活在城镇地区，食物的丰富程度及可及性高于农村，但家长营养知识的积累及均衡饮食的意识滞后于经济水平的提高^[8]。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转变模式正在出现。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和/或营养快速转变的阶段，城市膳食模式的改变在许多方面都模仿了发达国家，而很多农村地区也逐渐向城市靠拢，呈现相似饮食模式。按照全球肥胖发展规律，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肥胖人群分布未来可能发生改变^[7]，因此需未雨绸缪，提前做好农村地区儿童肥胖的防控工作。

本研究提示，应重视家庭相关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影响。儿童肥胖相关证据的综述表明，以家庭为重点的行为生活方式干预对体重、BMI和其他体脂肪相关指标有积极的效果^[21]。因此，提高父母或监护人的营养知识和技能、将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在制定公共卫生策略时，将此作为重要考虑内容。同时，应警惕未来肥胖人群分布的转变，及早关注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肥胖的影响。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