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是艾滋病监测的重要指示人群^[1]，用于反映监测地区HIV经性传播的风险。随着越来越多MSM在性病门诊就诊，该人群HIV抗体阳性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陕西省地处我国内陆地区，近年来新发现HIV感染者人数逐年增加，经异性性行为和男男同性性行为感染HIV的病例所占比重日益增大，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哨点HIV抗体阳性率也呈持续上升趋势^[3]。西安市和咸阳市地理位置相互毗邻，艾滋病疫情分别位居陕西省第一、二位，疫情合计占陕西省疫情70%以上。随着2014年西咸新区成立，两市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艾滋病的联防联治已逐渐成为两市探索的艾滋病防控新模式。本研究选择西安市和咸阳市作为调查点开展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调查，通过比较两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HIV/STD感染及相关行为特征，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现场和调查对象：在西安市和咸阳市分别选择陕西省地方病防治所性病门诊和咸阳市中心医院性病门诊作为调查现场。将2016年6－7月首次到该性病门诊诊治性病且年龄≥15岁的男性就诊者纳入调查。样本量按两独立样本率比较的样本量，计算公式：，设α＝0.05(单侧)，β＝0.20，P₁和P₂按西安市和咸阳市2014、2015年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哨点HIV阳性率平均值5%和0.8%计算，西安市和咸阳市各需样本量200人。

2.调查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凡符合纳入标准的调查对象经过知情同意，采取一对一访谈的方式，由门诊医生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其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行为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及接受预防干预服务情况等信息。问卷调查结束后采集调查对象静脉血5 ml进行HIV、梅毒和HCV检测。

3.实验室检测：HIV抗体初筛检测采用ELISA试剂(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初筛阳性者再选用另一种国产ELISA试剂(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复检，复检阳性者再采用WB法试剂(新加坡MP生物医学亚太私人有限公司生产)确认。梅毒抗体初筛检测采用胶体硒法试剂(美艾利尔上海诊断产品有限公司生产)，初筛阳性者采用TRUST法试剂复检(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复检阳性者判定为梅毒抗体阳性。HCV检测采用两种ELISA试剂初筛和复检(厦门海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两次结果均为阳性可判定为HCV阳性。

4.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1软件进行问卷信息录入。运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

结果

1.一般人口学特征：西安市和咸阳市分别调查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206例和221例。除婚姻状况外，两市受访者的年龄(t＝3.59，P＜0.01)和流动人口比例(χ²＝33.38，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 HIV、梅毒和HCV感染情况：西安市和咸阳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HIV阳性率分别为2.4%(5/206)和0.9%(2/22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73，P＝0.39)；西安市梅毒阳性率为4.9%(10/206)，低于咸阳市的13.6%(30/2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9.55，P＜0.01)。仅在咸阳市调查对象中检出1例HCV阳性。见表 1。

比较两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其他性病的患病情况。西安市调查对象尖锐湿疣的患病率最高，达到15.0%(31/206)，淋病、尖锐湿疣和生殖器疱疹的患病率均高于咸阳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咸阳市调查对象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的患病率最高，为3.2%(7/221)，与西安市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两个城市调查对象本次就诊的原因不同。西安市以需求性病诊疗服务为主，占72.3%，高于咸阳市的43.9%(χ²＝35.31，P＜0.01)；咸阳市以发生高危行为后咨询检测为主，占54.3%，高于西安市的10.2%(χ²＝93.77，P＜0.01)。

3.艾滋病相关行为特征：

(1) 性行为特征比较：西安市调查对象近3个月与商业异性性伴、配偶/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低于咸阳市，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的比例高于咸阳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39.70，P＜0.01；χ²＝193.64，P＜0.01；χ²＝5.43，P=0.02)，且同时存在多性伴行为(近3个月性伴数≥2)。西安市多异性商业性伴比例和多临时性伴比例分别为21.6%(8/37)和25.0%(8/32)，高于咸阳市的7.8%(8/103)和5.7%(2/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16，P=0.02；χ²＝4.90，P=0.03)。见表 2。

西安市和咸阳市调查对象商业异性性交易场所的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25，P＜0.01)。西安市以宾馆/酒店所占构成比最高，为37.9%，咸阳市以洗浴中心/发廊/街头小店为主，占53.4%。两市调查对象寻找暗娼的方式也不同，虽然仍以场所寻找为主，但西安市通过网络/手机APP/广告/朋友介绍这类隐秘方式招嫖的比例达到29.7%，远高于咸阳市的3.9%(χ²＝19.01，P＜0.01)。

咸阳市调查对象近3个月与暗娼或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使用安全套比例分别为93.1%(95/102)和57.1%(20/35)，均高于西安市的37.8%(14/37)和6.3%(2/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9.06，P＜0.01；χ²＝19.63，P＜0.01)。见表 2。

所有调查对象中仅西安市有5例近3个月发生过同性肛交性行为，且自诉无商业同性肛交性行为。其发生同性肛交性行为的场所：2例在宾馆，3例在住所。寻找同性性伴方式：1例通过网络联系，2例经朋友介绍，2例因工作认识。仅1例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时坚持使用安全套，2例在最近一次肛交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

(2) 艾滋病知识知晓及接受预防干预服务情况比较：答对6个及以上相关问题即为知识知晓，接受任意一项艾滋病相关服务即为接受服务，西安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60.7%，接受服务比例为45.6%，均低于咸阳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07.24，P＜0.01；χ²＝162.88，P＜0.01)，见表 2。

讨论

西安市和咸阳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的人口学特征不同，咸阳市的平均年龄和流动人口所占比例均低于西安市。两市调查对象与暗娼发生性交易的主要场所也不同，西安市以宾馆/酒店为主，咸阳市则以洗浴中心/发廊/街头小店为主；且西安市通过网络/手机APP/广告/朋友介绍等更隐蔽的方式寻找暗娼的比例更大。提示西安市经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风险在人群中的影响更广泛、干预难度较大；咸阳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中找低档暗娼的比例更高，而低档暗娼较中/高档暗娼感染HIV的风险更大^[4]，因此其客人也存在一定的HIV感染风险。两市调查对象HIV阳性率和咸阳市的梅毒阳性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对比既往监测数据^[6-7]，两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HIV及梅毒的流行强度日益增加，疫情现状不容乐观。

对西安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的调查结果发现，该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和接受服务比例分别为60.7%和45.6%，近3个月多性伴比例更高，高危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情况整体较差，提示加强该人群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咸阳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虽然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和接受服务比例较高，但高危性行为比例和性病患病率仍然不低，提示其存在一定的知行分离现象。因此，两市应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针对该人群的宣传教育和干预服务模式。

两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还有较高的既往性病史，说明该人群存在反复感染性病的现象，一方面是其高危性行为仍然存在，另一方面性病也增加了HIV感染风险^[8-9]。西安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的性病患病率整体高于咸阳市，可能与西安市调查对象主要因出现症状需求性病诊疗服务而就诊、咸阳市调查对象主要因高危行为后需要咨询检测有关。这一发现也提示，性病门诊在规范性病诊疗服务的同时，应该加强艾滋病和性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工作。

本研究存在不足。一是样本量偏小，对当地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人群的代表性较差；二是调查员为性病门诊医生，虽然调查前经过统一培训，但不同医院对调查的协调配合度不同，两市医生收集的调查问卷信息同质性一般。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发现西安市和咸阳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在HIV、性病感染、商业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况等方面有不同的特征，但均广泛存在着HIV和性病的高危行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拟进一步完善研究设计，扩大样本量，加强质量控制，并结合行为干预工作，对该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进行更细致和深入的探讨。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