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自杀性自我伤害(NSSI)指个体故意破坏自己的身体组织，但无明确自杀意图，且不为社会文化所认可的行为^[1]。主要包括切割、烧烫、击打和磨损皮肤等行为。研究显示，青少年人群自伤行为的发生率最高^[2]；在大学生群体中，自伤行为的检出率为4%~36%^[3-6]，而成年人则为3%~6%^[7]。自伤行为不仅直接伤害了实施者的身体组织，且可能伴随着精神心理问题和人际交往障碍^[8-9]，以及导致自杀行为的潜在危险性^[6]，已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国外研究显示，有自伤行为者很少采取解决问题、调节负面情绪、寻找他人的建议或帮助等应对方式，而多存在物质滥用、放弃解决问题和自责的情况^[10]。与自伤行为有关的因素主要包括低效的应对方式(高度的逃避性、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足)，以及不良的情绪管理(高度的情绪压抑、自我评价低下)等^[11]。自伤行为是存在情绪调节缺陷的青少年应对高强度压力的一种方式。本研究采用前瞻性方法，探讨大学新生应对方式和自伤行为之间的关联，即当面临困境时，自伤者与非自伤者之间采取的应对方式是否相同；同时揭示自伤者倾向于使用的应对方式类型，以便早期发现存在自伤行为的个体，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行为进行干预。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2015年9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武汉市2所大学大一新生进行基线调查。获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当场填写问卷并回收，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性别、家庭所在地、年龄、独生子女、宗教信仰、家庭年人均收入、父母婚姻状况、父母文化程度等)和应对方式，获得有效问卷1 876份，问卷有效率为94.3%。基线问卷经统一编码，于2016年9月进行随访，获得有效问卷1 678份，失访率为10.6%，随访调查内容为自我伤害行为。比较失访问卷和有效问卷，两组在人口学等变量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项目获得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2015 IECS169)。

2.调查方法：应对方式采用Carver^[12]研制的应对方式量表The Brief COPE。该量表共包含14个应对维度，分别为积极的寻找解决方法、制定行动策略、积极的重新看待问题、接受现实、幽默应对、寄托于宗教信仰、寻找情感支持、寻找建议或帮助、分散注意力、否认现实、发泄情绪、使用酒精或药物、放弃解决问题和自责。每个维度包含2个条目，以“0~3”4级评分，分别表示“从未、偶尔、有时、经常”4种频次。本次调查应对方式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8。

3.相关定义：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定义NSSI行为，即在过去1年中有过以下任意一种行为≥5次，如切割或穿刺、磨损皮肤使流血、烧烫皮肤、击打或咬自己、在皮肤或指甲下插入物体，或其他伤害自己行为，且该行为无自杀意图。问卷共8个条目，主要了解最近1年内是否有“切割或穿刺皮肤使流血”、“烧烫皮肤”、“击打自己”、“咬自己”等行为，以及“是否因上述行为导致门诊或住院治疗”。问卷采用“0~3”4级计分，分别表示“从未、1、2~4、≥5次”。同时采用多选的方式了解被调查者故意伤害自己主要目的，选项包括减少他人负担、缓解心理紧张和痛苦情感、转移注意力、惩罚或警示自己、自我宽慰、引起他人注意、冒险、威胁别人、好奇、寻求帮助、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及其他。

4.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双录入方法，并进行逻辑检查，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结果

1.基本情况：1 678名调查对象中男生847人，女生831人，年龄16~25(19.8±0.9)岁。符合DSM-5的NSSI行为定义者38人，自伤行为发生率为2.3%。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自伤行为发生率(6.4%)高于无宗教信仰者(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6.99，P＝0.01)。父母文化程度高者自伤行为发生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父亲文化程度：χ²＝5.26，P＝0.02；母亲文化程度：χ²＝7.32，P＝0.007)。自我伤害发生率在性别、年龄、家庭所在地、独生子女、家庭年人均收入、父母婚姻状况等方面分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1)。

2.自我伤害行为：大学生最常见的自伤方式为咬自己(63.2%)，其次分别为击打自己(57.9%)、在皮肤或指甲下插入物体(21.1%)、其他伤害自己的行为(21.1%)、磨损皮肤使流血(18.4%)、烧烫皮肤(13.2%)和切割或穿刺皮肤使流血(10.5%)。男女生在自伤方式的选择方面也存在差异，男生更倾向于“击打自己”和“磨损皮肤使流血”，而女生更倾向于“咬自己”(表 2)。大学生自伤行为最主要的目的是缓解心理紧张、痛苦情感(62.2%)，其次分别为转移注意力(37.8%)、惩罚或警示自己(35.1%)、自我宽慰(21.6%)、其他(16.2%)、好奇(13.5%)、减轻他人负担(10.8%)、引起他人注意(8.1%)、冒险(8.1%)、寻求帮助(5.4%)、威胁别人(2.7%)。

3.应对方式：当大学生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受到挫折时，最常采用的前5种应对方式依次为“积极的寻找解决方法”、“制定行动策略”、“积极的重新看待问题”、“接受现实”、“分散注意力”。在“寻找建议或帮助”应对维度上，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其他维度得分性别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3)。

4.应对方式与自我伤害行为的关系：应对方式不同维度得分在自我伤害组和非自我伤害组间比较，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自责”维度的得分在两组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自我伤害组在“自责”这个维度的得分明显高于非自我伤害组(表 4)。

以是否存在自我伤害行为为因变量，将“自责”维度得分、宗教信仰、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作为自变量，通过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自责”、“宗教信仰”和“母亲文化程度”3个因素进入回归模型，其OR值(95%CI)分别为1.30(1.06~1.59)、3.55(1.50~8.38)和2.46(1.25~4.84)；P值分别为0.010、0.004和0.009。

讨论

全球范围内在大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NSSI行为。西方国家大学生自我伤害的终身检出率为7.0%~24.0%^[2-3]，近1年内的发生率为2.0%~5.0%^[13]。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NSSI行为的发生现状与西方国家处于同一水平，与国内同类研究结果具有可比性^[14]。

国外研究显示，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个体使用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15]；但Westers等^[16]的研究表明，消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可能会增加自我伤害的发生率。本文有宗教信仰者自伤行为发生率高于无宗教信仰者，但由于有宗教信仰的大学生所占比例较低，且未区分不同种类的宗教，故对宗教信仰与大学生自我伤害行为的关系仍需进一步研究。应对方式是个体经过长时间和不同的环境所形成的，是对于压力特征性的应对反应。可分为参与型和逃避型应对方式，前者旨在处理与问题相关的压力源和不良情绪，后者则试图逃避问题和相关的情绪^[17]。参与型应对方式包括解决问题型应对和部分形式的调节情绪型应对，例如寻找支持、调节情绪、接受现状和重建认知。逃避型应对方式包括消极、适应不良性反应，例如逃避、否认现实、物质滥用和不现实的空想^[18]。本次调查显示，当遇到困难或受到挫折时，大学生更多的采用“积极的寻找解决方法”、“制定行动策略”和“积极的重新看待问题”等参与型应对方式，而较少采用“否认现实”、“放弃解决问题”和“使用酒精或药物”等逃避型应对方式，表明大学生在遇到困难或受到挫折时，大多数较为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应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非逃避现实。在应对方式上能倾向于正面的解决问题、调节情绪。但当积极应对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采取退避等消极应对方式。

本文自我伤害组在“自责”维度得分明显高于非自我伤害组，说明在遇到困难或受到挫折时，存在自伤行为的个体较非自伤人群更多的采用“自责”这类消极应对方式。通过logistic回归调整了其他因素后分析发现，“自责”的应对方式会提高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风险。表明当大学生面临困境和压力时，若缺乏有效的应对技巧，往往会陷入自责的情绪中，并通过自我伤害行为惩罚或警示自己，以缓解心理紧张和痛苦情感。不同性别的大学生采取的应对方式也存在差异，女生较男生更倾向于“寻找建议或帮助”。其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性别间的社会心理因素有关，也可能与社会对男女性角色的期望有关。

综上所述，本次调查发现大学生应对方式与自我伤害行为之间存在关联，在面临困境和压力时，逃避、自责的应对方式会提高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风险。因此教育和培养青少年在面对压力时避免使用消极自责的应对方式，多采取积极健康的应对方式，不仅有助于个体心理健康的发展，亦能减少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