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首次报告输入性外籍AIDS病例以来，截至2014年北京市估计存活HIV感染者/AIDS病例（HIV/AIDS）超过1万例^[1]，艾滋病相关死亡所带来的影响日益显现，有必要对其生存时间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我们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对北京市1995－2015年HIV/AIDS诊断后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研究对象：在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下载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北京市HIV/AIDS病例报告及随访数据库。研究对象标准：①经蛋白印迹试验（WB）确诊HIV抗体阳性；②审核标志为“已终审卡”；③地区类别为“北京市”；④病例类型为“确诊病例”或“临床诊断病例”。排除标准：①病例报告卡审核标志为“未审核卡”和“已删除卡”；②个案住址为外省市；③个案“地区类别”为外籍及港澳台地区；④实验室检测结论不确定者；⑤病例类型为“阳性检测”、“疑似病例”、“病原携带者”。

2.研究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行为学、临床特征、诊断时间、死亡时间、抗病毒治疗、诊断后首次CD₄⁺T淋巴细胞计数（CD₄）等信息。随访起始时间设定为HIV/AIDS的诊断时间；随访截止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生存时间定义为研究对象自诊断至艾滋病相关死亡、或至最后一次随访所间隔的时间；结局事件为艾滋病相关死亡，包括因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艾滋病相关肿瘤、艾滋病相关特指疾病和综合征而致死亡，将因心脑血管病、除艾滋病相关肿瘤之外的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其他艾滋病无关疾病以及自杀、吸毒过量、药物毒副反应和损伤等其他非疾病原因所致死亡归类为“非艾滋病相关死亡”；删失事件为非艾滋病相关死亡、失访及存活。

3.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用寿命表法分析生存概率、死亡概率、生存率；利用Kaplan-Meier法（K-M法）绘制各变量不同亚组的生存曲线并计算平均生存时间，以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组别间的生存时间的差异；在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不同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P＜0.05的变量采用向前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因素分析。变量进入多因素Cox回归模型的入选标准为α=0.05、剔除标准为α=0.10。

1.人口学及行为特征：纳入队列12 874例HIV/AIDS中，HIV感染者9 140例，AIDS患者3 734例；进入队列时年龄（33.0±10.6）岁，年龄范围18~87岁；男性占94.7%，女性占5.3%；未婚者占67.9%，现有或曾有配偶者占30.9%；汉族占95.2%，其他少数民族占4.8%；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占56.2%，高中及以下占43.8%；同性传播途径占75.4%，异性传播途径占21.1%，其他传播途径的占3.5%。

2.研究对象的随访情况：截止2015年12月31日，12 874例HIV/AIDS中，最终完成随访12 580例（97.7%），失访294例（2.3%）；研究对象总的随访时间为382 279.1个月，总的随访人年数为31 856.6人年，随访时间最长为240.9个月，最短为0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29.7个月；随访过程中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303例（2.4%），非艾滋病相关死亡111例（0.9%）。

3.生存分析：

（1）生存率：截止2015年12月31日，研究对象平均生存时间为226.5（223.0~230.1）个月。不同时间的生存率见表 1。

表 1 北京市1995－2015年HIV/AIDS诊断后生存概率与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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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存曲线：利用K-M法绘制研究对象的总体生存曲线以及抗病毒治疗、首次CD₄检测结果不同亚组的生存曲线。见图 1~3。

图 1 1995－2015年北京市HIV/AIDS诊断后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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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5－2015年北京市HIV/AIDS诊断后抗病毒治疗情况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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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5－2015年北京市HIV/AIDS诊断后首次CD4不同水平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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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不同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对P＜0.05的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建立的生存时间回归模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577.22，P＜0.001），是否接受抗病毒治疗、首次CD₄检测结果、诊断时年龄、婚姻、传播途径、诊断时疾病状态对研究对象生存时间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 2 1995－2015年北京市HIV/AIDS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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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病毒治疗等防治工作的开展，我国艾滋病疫情目前仍保持低流行，艾滋病造成的死亡有所减少，但存活的HIV/AIDS不断积累，死亡率仍高于一般人群^[2]。为探索北京市HIV/AIDS诊断后的生存时间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通过收集北京市HIV/AIDS报告及随访历史资料，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生存分析。

截至观察终点，北京市HIV/AIDS在诊断后的平均生存时间为226.5个月，高于我国部分省份的研究结果^[3-6]，低于美国CDC的有关研究^[7]。研究对象诊断后1、5、10、15年的生存率分别为98.2%、96.4%、93.2%、91.9%，均高于我国一项全国性数据研究结果^[8]；与一项国际大样本研究结果相比^[9]，本研究除1年生存率略低于该研究外，5、10年生存率均高于该研究。

本研究发现抗病毒治疗是影响北京市HIV/AIDS诊断后生存时间的首要因素，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研究对象艾滋病相关死亡的风险高于接受治疗者（HR=18.223，95%CI：13.317~24.937），证明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降低艾滋病相关死亡风险，这一结论得到了国内外研究的广泛证明^{[2, 9-13]}。

本研究发现首次CD₄＜350个/μl的HIV/AIDS艾滋病相关死亡风险高于≥350个/μl者（HR=8.711，95%CI：5.757~13.181），也与国际有关的研究结果一致^[14-15]。研究结果提示低的CD₄水平显示了HIV对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性，增加了艾滋病相关死亡的风险^[16]；此外本研究发现诊断时疾病状态为AIDS者相关死亡风险高于HIV感染者（HR=1.439，95%CI：1.041~1.989），结合CD₄水平对生存时间的影响，二者均提示造成超额死亡的首要危险因素是诊断的延误^[17]，若能早期检出HIV阳性并治疗可延长生命^[18]。

本研究中诊断时年龄30~59岁（HR=3.115，95%CI：1.981~4.897）以及≥60岁（HR=6.608，95%CI：3.546~12.316）艾滋病相关死亡风险均高于年龄＜30岁，提示年龄是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之一，同国内外的研究一致^{[4, 11, 19]}。本研究发现异性传播者艾滋病相关死亡风险高于同性传播者（HR=1.646，95%CI：1.184~2.289），与国内叶荣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也有研究显示不同传播途径的死亡风险未见差异^{[3, 11, 16]}。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研究对象中已婚或曾有配偶者艾滋病相关死亡风险高于未婚者（HR=2.186，95%CI：1.510~3.164），这同我国山东省的研究结论相近^[21]，但仍有研究显示不同婚姻状况者在死亡风险上未见存在差异^{[8, 10-11]}。

本研究存在不足，未获得HIV/AIDS实际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详细数据，只对抗病毒治疗情况进行了定性分类，没有对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和持续时间进行定量分析。尽管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在服用抗病毒药物前均在医疗机构进行了服药依从性指导^[22]，但实际可能会出现接受治疗的HIV/AIDS由于药物副作用或个人原因而影响服药依从性且治疗时间短的情况，而研究仍会将其当作服药依从性好且治疗时间长的治疗者，从而高估治疗对延长生存时间的作用。高危行为带来的罪错感使得部分HIV/AIDS报告高危行为史时隐瞒真实信息^[23]，从而造成个案传播途径的错分，使得传播途径对于生存的影响分析产生偏倚。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北京市HIV/AIDS诊断后的平均生存时间为226.5个月，HIV/AIDS中接受抗病毒治疗、较高的首次CD₄水平、诊断时疾病状态为HIV、年龄小、未婚、同性传播者的生存时间更长，而未接受治疗、诊断后首次CD₄水平较低、诊断时即为AIDS、年老者、已婚或曾有配偶、异性传播者面临更高的艾滋病相关死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