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学家除了要在实验室里面对病毒、基因、分子和患者等生物学对象外，还要像人文社会学者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面对复杂多变的个人和群体，了解他们的行为、心理和思想等，以求从中发现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各种线索。流行病学家通过访谈、问卷和参与观察等方法向被研究者收集资料时，要与被研究者发生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或者说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难免会受到阶层、权力、族群、文化和个人性格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可能产生不平等、不信任、误解、敷衍甚至敌意等不利于资料收集的状况，造成不同程度的信息偏倚，影响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能否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会对研究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反思流行病学资料收集过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将有利于研究者获得更加深入和有效的资料。

一、研究者的身份特点影响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

研究者面对被研究者时，研究者的职业、性别、年龄、性格特点和穿着打扮等都可能会对被研究者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互动，以及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1.职业：研究者不同的职业身份会使被研究者产生不同的反应或期待。以性病艾滋病项目中对女性性工作者及其男性嫖客的访谈为例。若访谈者身份是警察，被调查者对相关问题坦诚“交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若访谈者身份是医生，而被访谈者在疾病或健康方面有所疑问时，则倾向于对访谈者知无不言。当访谈者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学者或学生时，访谈者一般无助于被访谈者，实际上是访谈者有求于被访谈者，而被访谈者却对访谈者无所期待，这种情况下想要获得深入有效的信息最为不易。访谈者必须想方设法与被访谈者拉近关系，以求得到被访谈者的信任。上述3种情况，因研究者身份的不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也随之变化，分别呈现为“权力关系”、“需求关系”和“信任关系”。在流行病学项目中，研究者往往会以医生或专家的身份开展调研。但流行病学研究者不是临床医生，对于被研究者的疾病或健康问题并不能给予直接的帮助，因此并不是理想和便利的“需求关系”，尚需向“信任关系”靠拢。

2.性别：有不少学者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做个人访谈。在很多社会中，女性通常被认为比较软弱，不像男性那样富有竞争力和权力，所以女性做个人访谈时，被研究者会感到更加轻松，不必担心自己的地位或脸面受到威胁，研究者也将获得更加细致和准确的信息^[1-3]。当然，事情不是绝对的，性别的利弊转化还与具体的研究主题有关。在禁止女性参加某些宗教活动的社会中，对宗教活动进行访谈时，女性访谈者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在老年嫖客艾滋病感染风险的调查中，有些老年嫖客喜欢对男性访谈者炫耀自己的性频次和性能力，而他们对女性访谈者却较少炫耀。在性病艾滋病项目中，嫖客对男性研究者提供的信息可能会夸大，而他们面对女性研究者时则可能会保留部分信息。不可否认，或许会有相反情况的出现。另外，研究者的性别优劣势还会随着被研究者的性别而转变。笔者在某少数民族村落做艾滋病项目评估时，看到当地CDC的一位男医生问一位妇女安全套使用情况时，那位妇女突然害羞得捂着脸逃走。若是一位女性医生问同样的问题，被研究者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3.年龄：不同的年龄暗含着不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体验，相同年龄段的人经历了共同的时代，有很多共同话题，交流起来通常更顺畅。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年龄差异较大时，可能会给调查带来障碍。有研究者认为，年长的被研究者可能不愿意接受年轻研究者的调查，他们会觉得年轻人生活阅历浅，不能理解自己的人生体验，所以不愿意多说^[1]。但在现实生活中，接受访谈的老年人也可能会像教导自己孙子一样与访谈者聊天，反而聊得更多。各种情形是复杂且不确定的，但是年龄作为影响调研效果的因素之一是客观存在的。

4.其他：研究者在调查中会碰到自己的同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拉近关系，便于资料的收集。但在涉及敏感问题时，同乡关系可能会使被研究者产生顾忌，担心自己暴露，会有意隐藏信息，再追问一些敏感问题会比较困难。研究者的性格特点和人格魅力也会对被研究者产生影响，有的研究者真诚和蔼，善于倾听，使被研究者感觉亲切和放松，对方也就乐于提供信息。有的研究者过于严肃，就可能会给被研究者带来压力，不利于信息收集。有的研究者富于人格魅力，能很快让人产生信任感，使人乐于交流，则调查也将更加顺利。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遇时，研究者的身份特点不可避免地呈现在被研究者面前，被研究者会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可见，资料的收集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交往，研究者的身份特点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双方的关系，以及资料的收集过程。

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及解决办法

1.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地位差异：在流行病学研究中，往往是由流行病学专家、各级CDC的医生或医学院校的学生来开展调查。研究者掌握着较为丰富的医学知识，他们是研究对象眼中的专家或权威。在这种情况下，被研究者对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仰视的态度，而研究者也难免会表现出一种俯视的姿态。这种不平等主要不是体现在双方的态度上，而是根源于两者身份上的较大差异。当研究者利用各种资源开展项目、召集被研究者参与调查时，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已经表现出来了。多数研究者是具有一定背景的科研机构代表，受相关部门委托和协助召集到相关人群。这种不平等的、普通人或患者与医生或专家之间的关系，有时会便于资料的收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被研究者或患者可能处于被救助的地位，他们把研究者当作权威和治病救人的医生，会尽可能详细和准确地向研究者汇报情况，寄希望于研究者能够解除他们的病痛。

2.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交往姿态：在面对较为敏感的疾病或问题时，研究者高高在上的位置和姿态不利于资料的收集。比如在性病艾滋病项目中对暗娼和嫖客进行面对面调查时，若研究者扮演权威角色，则被研究者为了寻求自我保护，会产生抵触和敷衍的心态。暗娼和嫖客处于不合法、不为主流道德接纳的地位，担心自己暴露、受到歧视或者被抓，他们与陌生人接触时的最初反应往往是转移话题或撒谎，以寻求掩饰和自我保护。若研究者简单地以拯救者的角色与之互动，很难获得信任^[4-5]。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只有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和被研究者拉近关系，力求达成一种平等而轻松的朋友式交谈，才可能消除被研究者的顾虑，使他们在一种较为自然的状态下提供相对真实的信息。对此，潘绥铭教授在《生存与体验》一书中谈到，“怎样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小姐呢？只有4个字，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让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环’彻底休克。否则，请离小姐远一点，让她们过自己的生活吧”^[6]。所以，潘绥铭教授在红灯区“入住考察”时，会“尽可能多地陪她们呆坐、打扑克、逛街、吃饭，哪怕这些对我的研究毫无意义也罢”^[6]。

然而，所谓的“平等”只是一种目标或理想，在绝大多数的研究中难以实现。在研究者划定研究对象，并且动用各种力量或资源召集被研究者时，其主导性地位已经明显体现。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平等”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交往的姿态。同时，这种平等的姿态也不能刻意为之，否则显得虚伪做作，反而会给被研究者带来更大的压力或反感。事实上，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是有求于被研究者的。避开身份或权力上的差异，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是具有平等人格的个体。因此，研究者面对被研究者时，必须具有真诚和尊重的态度。在这一点，人类学的调查态度值得相关学科借鉴。

3.人类学的参考：按照人类学的学科要求，人类学者应以“甘当小学生”的学习态度开展调查。人类学特别重视对“异文化”的研究，当人类学者离开自己的社会，进入一个和自己熟悉的生活相差甚远的异文化时，一切都是陌生的，必须从头学起，要虚心向当地人学习，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人类学者和当地人交朋友，从良好和深入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当地文化知识。人类学者在研究“异文化”的同时也在研究本文化。在本文化中，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因此人类学者在调查研究时需保持虚心学习的态度，力求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种虚心向被研究者学习的态度，即是对被研究者的一种尊重。

当然，人类学与流行病学的研究兴趣不同，人类学关注的是不同人群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流行病学关注的是人群与疾病有关的各种因素等。因此，在流行病学研究中，这种虚心学习的姿态稍显用力过重或理想化。尤其在调查大范围的人群时，上述人类学方法过于耗费时间和精力。从操作层面来说，从被研究者那里获取信息时，采用一种交换的方式似乎更为实际^[3-4]。在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常常给予调查对象金钱或礼物来表示感谢。当然，这种交换策略也需采用一定的方式和把握一定的度，以防止“被调查专业户”的出现^[4]。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总是处于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研究者应根据具体情境具体把握，在调查过程中积极借鉴各种方式，根据研究的主题及研究对象的特点进行适应性选择。

三、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相对短浅的关系及应对策略

1.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相对短浅的问题：流行病学调查一般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覆盖较大规模的人群。由于研究对象人数多，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接触时间短，两者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较浅。在涉及敏感问题时，要获得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信息是较为困难的。比如在性病艾滋病项目中，在一面之缘的情况下，研究者询问嫖客性频次、是否使用安全套等敏感性问题时，被研究者常常会敷衍或抵触。即便是非敏感话题，想要获得真实信息也不容易。因为人们在面对陌生人时会有防备心，尤其当陌生人步步追问时，防备心会更加强烈。被研究者未必会直接拒绝回答，更多的情况是采用敷衍的方式，甚至会提供虚假信息。当问卷较长问题较多时，被研究者更加不配合。

2.田野工作的利弊：若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关系最近的学科，应属人类学。“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它要求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长时间（曾要求满一个农业周期，即一年左右的时间）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融进所在的文化或社区中。长时间的相处和交往，有利于拉近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信息^[7-9]。比如传统汉族社会关系呈现出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差序格局”特征，陌生人刚进入时，一般只能处在人际关系的边缘，很多内部信息是不易获得的。而当与被研究者长时间接触，交往越来越深入之后，研究者可能会被当作朋友甚至是自己群体中的一员，这时才能获得较为真实有效的信息。人类学家庄孔韶教授在福建省古田地区调查时即经历了这一过程，在他问及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男嗣偏好时，曾在不同阶段先后获得“只生一个好（男）”、“一男一女较如意”和“两男一女最过瘾”3种答案^[10]。黄应贵教授数十年在一个村子内做田野工作，每年都要在这个村子里住上几个月，获得了村民们的充分信任，以至于他成了村民们的倾诉对象。人们有烦心事之后会主动来到他的小屋倾诉，其中不乏个人隐私和对他人的怨言。人们向其诉说，不求帮忙，只是当作一种发泄。可见，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长时间交往，有利于获得更加深入的信息。长期而深入的“田野工作”固然有利于拉近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方法费时费力，不易覆盖较大区域和较多人群。流行病学调查常常需要掌握大规模人群状况，因此采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也是不现实的^[11]。

3.通过中间人拉近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在各地开展性病艾滋病项目时发现，若当地CDC平时工作开展较好，已获得研究对象的信任，则可以利用这一关系快速顺利地开展调查。因此，各地CDC的日常工作就成为性病艾滋病项目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和环节。另外，相关人群中的关键人物也可成为中间人，汉族小姐常按照“类家族制”的特点组织起来，其中往往存在家长式的核心人物^[12-17]。笔者曾在西南地区某市的一个旅店式场所发现，旅店的二房东是一名暗娼，她租下了整栋楼，然后再把房间分别租给多位小姐，这些小姐以她为核心组织起来，称之为“大姐”。“大姐”在这些小姐中具有较高的威望，成为该小姐组织中的家长式人物。调查时通过“大姐”来动员其他小姐参与问卷和访谈，则可顺利开展工作。因此，在流行病学调查中若能充分发挥各类“中间人”的作用，拉近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之，资料收集是一种复杂的人际交往过程。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不断反思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其中存在的各种相关因素，根据具体的研究主题和调研情境进行适时的调整，减弱或消除不利因素，强化和利用有利条件，对收集信息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利益冲突: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