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WHO估计，每年有超过130万人死于暴力，占全球总死亡的2.5%，是15~44岁人群第四位死亡原因^[1]。2000年以来，全球有近600万人死于人际间暴力，此外，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遭受非致命性暴力^[2]。2013年全国死因监测系统结果显示，中国暴力的粗死亡率为0.65/10万^[3]，而死亡数据只代表一小部分问题。暴力造成受害者、尤其是受害妇女和儿童终身健康不良，并导致过早死亡。暴力已成为全世界一个主要的而且越来越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2]。本研究利用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13）中国疾病负担数据进行分析，为我国暴力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GBD2013中1990－2013年的中国数据。GBD2013采用统一、可比的方法分析中国240种死因的疾病负担。对中国死亡的估计数据主要来自于全国疾病监测点系统死因监测、中国CDC死因登记报告信息系统、全国妇幼卫生监测网、中国澳门地区和香港地区的死因数据。具体研究方法参见文献[4-6]。

2.疾病分类与编码：不同年代不同来源的死因数据，分别采用《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9和ICD-10将死因分类映射到GBD死因分类中。暴力的编码范围：ICD-9：E960~E969；ICD-10：X85~Y09、Y87.1。在GBD2013中不能作为根本死因的编码会被重新归类至可作为根本死因的分类中^[7-8]。

3.分析方法和指标：GBD2013利用多来源的死因监测数据，主要应用死因整体建模策略，估计240种根本死因的死亡数、死亡率^[6-7]。同时，GBD2013综合考虑早死和致残导致的寿命损失，计算过早死亡损失寿命年（YLL）、伤残损失寿命年（YLD）及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其中，DALY＝YLL+YLD，具体估计方法见文献[9-10]。年龄别YLL率、YLD率和DALY率的计算为各年龄组损失寿命年数除以该年龄组人口数。

4.数据分析：分析1990年与2013年中国人群暴力的死亡数、YLL、YLD和DALY等指标。运用GBD2013世界标准人口计算标化死亡率、标化DALY率，以此对1990年与2013年中国暴力的疾病负担情况进行描述。通过计算1990年与2013年标化率变化幅度，分析近年来我国暴力死亡造成的疾病负担情况。

1.暴力死亡及变化：2013年中国人群暴力死亡人数为2.05万（其中男性1.42万，女性0.63万），比1990年减少61.90%（其中男性减少60.88%，女性减少64.00%）。中国人群暴力的标化死亡率从1990年的4.41/10万下降到2013年的1.44/10万，下降67.35%。其中男性的标化死亡率从1990年的5.78/10万，下降到2013年的1.90/10万，减少67.13%；女性的标化死亡率从1990年的2.98/10万，下降到2013年的0.95/10万，减少68.12%。1990－2013年中国人群暴力标化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图 1）。

图 1 1990－2013年中国人群暴力标化死亡率变化趋势

图选项

2.暴力疾病负担及变化：2013年中国人群暴力造成的YLL为98.37万人年、YLD为9.76万人、DALY为108.13万人年，YLL占DALY的90.97%。与1990年相比，2013年的YLL降低69.70%，YLD降低32.41%，DALY降低68.07%。标化YLL率从1990年的245.99/10万降至2013年的70.42/10万，降低71.73%；标化YLD率从1990年的13.94/10万降至2013年的6.34/10万，降低54.52%；标化DALY率从1990年的259.93/10万降至2013年的76.76/10万，降低70.47%。与1990年相比，2013年男性和女性的YLL、YLD和DALY均明显下降，且女性下降幅度大于男性；男性和女性的标化YLL率、标化YLD率和标化DALY率均明显下降（表 1）。

表 1 1990年与2013年中国人群不同性别暴力的疾病负担及变化

表选项

3.暴力疾病负担的年龄分布：2013年暴力所致DALY损失最高的年龄段是15~岁，其次是50~岁，DALY值分别为74.56万人年、14.31万人年，合计占暴力总DALY的82.18%。与1990年相比，2013年DALY的绝对值显示，0~、5~、15~和50~岁组均表现为下降，而≥70岁组上升9.36%。年龄别DALY率结果显示，暴力DALY率在各个年龄段均表现为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0~5岁，≥70岁组下降幅度最小。分性别年龄别的DALY绝对值和DALY率变化趋势和总体一致（表 2）。

表 2 1990年与2013年中国不同性别年龄别人群暴力疾病负担及变化

表选项

4.不同原因暴力疾病负担变化：2013年中国人群锐器伤暴力造成的DALY为47.50万人年，占暴力总DALY的43.93%；火器伤暴力造成DALY为9.03万人年。与1990年相比，锐器伤暴力标化DALY率降低64.73%；火器伤暴力标化DALY率降低74.47%。火器伤标化DALY率下降最明显（表 3）。

表 3 1990年与2013年中国人群不同原因暴力引起的疾病负担及变化

表选项

2013年锐器伤暴力和火器伤暴力所致DALY损失最高的年龄段均为15~岁，DALY值分别为37.70万人年、6.85万人年。与1990年相比，2013年DALY绝对值显示，0~、5~、15~和50~岁组锐器伤暴力、火器伤暴力和其他原因暴力均表现为下降，而≥70岁组锐器伤暴力和其他原因暴力则为上升，分别上升17.65%、8.26%；火器伤暴力DALY值未改变。年龄别DALY率结果显示，锐器伤暴力、火器伤暴力和其他原因暴力的DALY率在各个年龄段均表现为下降，且3种暴力原因下降幅度最大的均为0~、≥70岁组下降幅度最小（表 4）。

表 4 1990年与2013年中国不同年龄组人群不同原因暴力引起的疾病负担及变化

表选项

暴力是全世界一个主要的而且越来越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据WHO估计，2012年全球共有475 000人死于凶杀，其中近60%的死者是15~44岁男性；我国所在的西太平洋地区，2012年大约有36 120人死于他杀，死亡率为1.96/10万。在西太平洋地区每天有99人死于人际间暴力^[11]。本研究利用GBD2013中国疾病负担研究结果，该结果涵盖1990－2013年疾病负担数据，不同时点采用相同的方法获取并对暴力数据进行分析，因此不同年份间数据具有可比性。

通过对GBD2013暴力数据分析，中国人群暴力死亡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与2013年全球暴力造成的死亡为40.47万例相比^[8]，中国人群暴力死亡约2.05万，占全球暴力死亡人数的5.07%；全球因暴力造成的DALY损失约为2 140万人年^[8]，中国人群因暴力导致的DALY损失约为108万人年，占全球DALY损失的5.05%。与1990年相比，2013年中国人群暴力的死亡人数减少61.90%，标化死亡率减少67.35%。YLL、YLD和DALY 3个反映暴力疾病负担的指标与1990年相比均下降，标化率也呈下降趋势。暴力疾病负担的下降反映了我国在暴力防控领域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与我国应对暴力的相关法律、政策的成效及社会的稳定发展密切相关。目前我国不仅有直接针对暴力行为的法律法规，如《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还有针对暴力危险因素预防和控制的政策，如有效地保障有较高暴力风险的青少年完成学业的《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及降低城市中贫民密度从而减少暴力发生的国家保障性住房政策等。本研究结果显示，我国2013年暴力疾病负担较1990年下降明显，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按照13.7亿人口（2010年），每年1.44/10万的暴力死亡率计算，我国每年有近2万人死于暴力，因此暴力对我国造成的疾病负担依然不容忽视，仍是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需要全社会的重视。

暴力的死亡和疾病负担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与1990年相比，男性和女性暴力死亡数均明显下降，男性下降幅度（60.88%）低于女性（64.00%）；男性和女性的标化死亡率均呈下降趋势，中国人群的YLL、YLD和DALY反映疾病负担的指标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且均为女性下降幅度大于男性。出现这种情况的结果可能与男性的生理性因素（雄激素）有关^[12]，也可能由于男性的社会/家庭压力及饮酒等危险因素暴露多于女性有关。在对不同年龄组的疾病负担进行分析时发现，2013年中国暴力的死亡和疾病负担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上年龄组，尤其在≥70岁人群中DALY绝对数量出现上升，有研究结果显示＞85岁人群出现暴力死亡峰值，且不同年龄组人群暴力死亡结果趋势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3]。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2013年中国≥70岁人群的DALY率出现下降，可能是由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暴力造成的DALY损失速度。分析结果提示中国男性以及≥70岁人群的暴力疾病负担突出，中国老年人群虐待问题不容忽视^[13]，应加强对相关人群的暴力防控。

对不同原因暴力的分析中发现，造成中国暴力疾病负担的暴力施暴方式主要为锐器伤，而全球近一半的暴力死亡为火器伤（枪伤）^[14]。施暴方式与暴力后果密切相关，火器伤更易导致重度伤害或死亡，GBD2013结果显示，全球2013年火器伤暴力造成的标化死亡率为2.50/10万，远高于中国人群的0.12/10万^[7]。结果佐证中国禁止枪支的法律有效减少了火器伤（枪伤）造成的死亡，在暴力预防和控制方面取得的成效。

本研究描述了1990年与2013年中国暴力疾病负担的变化情况，但由于我国暴力相关数据较为缺乏，因此未能对疾病负担变化情况归因至具体的政策措施。YLD估算使用的伤残权重主要来自于西方人群，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可能对伤残权重产生一定的影响，导致对中国暴力伤残权重的估计存在一定的偏差，继而对中国暴力疾病负担的估计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建议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以扩展和完善我国暴力伤害发生、致残、经济负担及伤残权重等数据的采集，为我国开展暴力防控提供更多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