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情绪是老年人常见的精神障碍，其发生率处于较高水平。居住养老院的白种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4%~42%^[1]。2000－2012年我国社区老年人抑郁情绪检出率为22.8%^[2]。目前鲜有对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差异的研究报道。为此本文比较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不同的影响因素，为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和预防抑郁症状的发生提供依据。

1.数据来源：使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3]。该数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级行政单位150个县级单位450个村级居委会。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在县级和村级行政单位抽样阶段采取PPS抽样。调查方法采用面对面访谈法。根据研究目的，选取≥60岁城乡老年人抑郁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剔除缺失值，有效样本3 827例。城市926例，其中东部279例，中部319例，西部328例；农村2 901例，其中东部894例，中部966例，西部1 041例，城乡样本来源地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0.427，P＞0.05）。

2.研究内容：自变量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社会经济状况（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其他抑郁相关的因素（自评健康、社会活动度、生活满意度、吸烟、饮酒、是否患慢性病）。自评健康询问方式为：“您觉得您健康状况是很好，好，一般，不好还是很不好？”；社会活动度询问方式为：“过去一个月，您每隔多长时间会做志愿者或慈善活动、照顾病/残疾人，给家人、朋友或邻居提供帮助、接受教育或参加培训，与朋友往来、去娱乐社交或者其他类型俱乐部，参加社团组织的活动、炒股、上网？差不多每天，差不多每周、不经常或从来没有？”；生活满意度询问方式为：“总体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是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大满意，还是一点也不满意？”。本研究将老年人分成60~74岁和≥75岁年龄组；将月收入排序后平均分为最高、较高、中等、较低和最低收入组。

3.抑郁症状评定：采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10条目简易抑郁量表测量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4]。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经内部一致性分析发现，老年人Cronbach’s α系数为0.813，因子分析对量表结构效度检验结果显示，10条目CES-D量表可以分为消极和积极两因子结构，两因子间相关系数为0.56，认为可以有效地测量CHARLS数据中老年人的抑郁水平^[5]。根据标准计算抑郁得分，4个等级依次计为0、1、2、3分，其中2个积极情绪选项为反向计分，即3、2、1、0分，该量表 10条目合计得分在0~30分之间，≥10分可认为有抑郁症状^[4]。

4.统计学分析：对调查对象基本情况采用描述性分析，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统计检验水准为α＝0.05。

1.基本情况：共3 827名老年人纳入分析。城市老年人平均年龄（68.9±6.59）岁，女性占56.9%，低龄老年人占79.6%，在婚者占80.3%，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者占50.1%，自评健康为一般和不好者占71.8%，从不吸烟者占72.5%，从不饮酒者占60.5%，对生活基本上满意者占65.6%，从不进行社会活动者占30.5%，最高收入组占68.3%，慢性病患病比例为75.9%；农村老年人平均年龄（68.3±6.43）岁，女性占63.4%，低龄老年人占82.5%，在婚者占77.7%，受教育程度为文盲者占46.6%，自评健康为一般和不好者占67.3%，从不吸烟者占70.8%，从不饮酒者占64.0%，对生活基本上满意者占57.6%，从不进行社会活动者占50.4%，最低收入组占38.7%，慢性病患病比例为74.1%（表 1）。

表 1 3 827名城乡老年人基本特征

表选项

2.城乡老年人抑郁发生率：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平均得分（8.3±5.9）分，城市老年人平均得分为（6.7±5.1）分，农村老年人平均得分为（8.9±6.0）分。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6.8%，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为16.4%，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为30.0%，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低于农村老年人（χ²＝66.381，P＜0.001）。

3.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在吸烟、饮酒、年龄、婚姻状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不吸烟的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最高（32.2%）；戒酒的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从不饮酒和目前饮酒的老年人；60~岁组的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75岁组；离异和丧偶的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较高，分别是44.4%和37.6%。无论城乡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在性别、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社会活动度、文化程度、月收入、是否有慢性病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女性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男性；自评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自评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越低，抑郁症状发生率越高，对生活不满意的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达79.1%；社会活动越不积极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每天进行社会活动的老年人，从不活动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城乡分别为23.4%和32.2%；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老年人；低收入人群的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高收入人群；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不患慢性病的老年人（表 2）。

表 2 城乡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表选项

多因素分析显示，月收入是城市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P＜0.05）。城市老年人最低收入组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最高收入组（OR＝2.757，P＜0.05）。年龄、饮酒状况是农村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P＜0.05）。60~岁组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75岁组（OR＝1.550，P＜0.001）；戒酒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从不饮酒者（OR＝1.402，P＜0.05）。见表 3。无论城乡地区，性别、自评健康、慢性病患病情况、社会活动度都是老年人发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P＜0.05）。女性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男性；自评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自评健康好的老年人；患慢性病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不患慢性病的老年人；从不进行社会活动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每天进行社会活动的老年人。

表 3 城乡地区老年人抑郁症状logistic回归分析

表选项

本文中国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为26.8%，与国内同样使用CES-D量表测量结果相似^[6]。无论城乡地区，男性、自评健康好、无慢性病、社会活动参与积极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相对较低（P＜0.05）。女性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男性，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在不同年龄、种族或国家均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6-7]。自评健康状况是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主观感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心理状况，自评健康越好的老年人，对自身健康越自信，越容易采取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本文慢性病对抑郁症状发生具有影响。Hackett等^[8]、Weinger和Lee^[9]的研究显示，糖尿病、中风、关节炎都是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国内研究显示，老年人患慢性躯体疾病以及慢性病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或者加重精神症状^[10]。社会活动度是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可能是因为社会活动有利于老年人良好的情绪体验维持，宗教类社会活动的组织有益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11]。

本文结果还显示，年龄和饮酒状况是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特有的影响因素，月收入是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特有的影响因素。农村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抑郁症状发生率降低，与化前珍等^[12]报道的结果类似。刘建峰^[13]研究显示，农村地区60~74岁老年人有53.1%参加劳动，≥75岁有12.6%在劳动，但在60岁以后劳动能力下降，其生活压力加大，导致抑郁症状发生率升高，而到75岁后，家庭经济和生活压力转移到儿女身上，老年人本身的压力得到释放，抑郁症状发生率随之降低。城市老年人60岁退休，每月仍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生活压力小于农村，因此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较低。农村地区戒酒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从不饮酒者，可能与酒精戒断有关，50%~98%的嗜酒老年人在戒酒后短期内可出现抑郁症状^[14]。此外，老年人戒酒也有可能是因为自身患病而被迫选择的行为^[15]，患病加重老年人身体和经济上的双重负担，从而出现抑郁症状。城市地区最低收入组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最高收入组，这可能因为城市地区最低收入组的老年人因为贫穷而面临的生活压力大于最高收入组。

本文存在局限性。横断面调查数据难以确定抑郁症状与相关危险因素的因果关系，生活满意度低、自评健康状况差、社会活动度不积极等影响因素也可能是出现抑郁症状后的临床表现。

综上所述，我国老年人总体抑郁症状发生率较高，农村老年人抑郁症状发生率远高于城市，应该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