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修订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目前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包括甲、乙、丙3类，共计39种，其中甲类2种，乙类26种，丙类11种。为了解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近年来的发病趋势和流行特征，对北京市2010－2015年法定报告传染病进行分析，为评估各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的风险和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降低法定报告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对象：北京市报告的甲乙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临床诊断和实验室诊断病例，发病日期为2010－2015年，现住址为北京市辖区内，不含港澳台地区和外籍病例。

2.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我国传染病疫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实验室诊断率指法定报告传染病实验室诊断病例数占报告发病总数的百分比^[1]。

3. 统计学分析：采用Excel 2010和SPSS 18.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发病率、趋势检验等统计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发病死亡情况：2010－2015年北京市共报告32种法定报告传染病764 290例，其中甲类1种36例、乙类21种226 573例和丙类10种537 681例，分别占报告总例数的0.00%、29.65%和70.35%。法定报告传染病年报告发病率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χ²=1.25×10⁴，P＜0.01），报告发病率2010年最高（828.45/10万），2015年最低（498.95/10万）。其中甲类年报告发病率无明显变化（χ²=3.18，P=0.67），乙类和丙类均呈逐年下降趋势（χ²=8.93×10³，P＜0.01；χ²=5.16×10³，P＜0.01）。2010－2015年共报告法定报告传染病死亡病例1 270例，其中甲类无死亡，乙类死亡1 227例（96.61%），丙类43例（3.39%）；2010年法定报告传染病年报告死亡率最高，为1.46/10万，2014年最低，为0.79/10万（表 1，图 1）。

表 1 2010－2015年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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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15年北京市不同类别法定报告传染病 发病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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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播途径：2010－2015年北京市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共报告226 609例，其中肠道传染病报告病例数最多，为90 011例（39.72%），其他依次为呼吸道传染病74 807例（33.01%）、性传播疾病39 881例（17.60%）、血源性传播疾病20 788例（9.17%）、自然疫源性及虫媒传染病1 122例（0.50%）。

2010－2015年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和血源性传播疾病年报告发病率均呈逐年下降趋势（χ²=1.25×10⁴，P＜0.01；χ²=4.97×10²，P＜0.01；χ²=1.89×10³，P＜0.01），其中2010－2013年肠道传染病高于呼吸道传染病，2014－2015年呼吸道传染病高于肠道传染病；性传播疾病2010－2013年呈逐年下降趋势（χ²=59.00，P＜0.01），2013－2015年无明显变化（χ²=0.01，P=0.92）；自然疫源性及虫媒传染病呈逐年升高趋势（χ²=1.76×10²，P＜0.01），其中布鲁氏菌病（布病）报告病例数最多，为641例（57.13%），2010－2015年报告发病率从0.17/10万上升至1.31/10万（表 2，图 2）。

表 2 2010－2015年北京市不同传播途径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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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15年北京市不同传播途径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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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群分布：

（1）性别分布：报告病例中男性440 106例，女性324 184例，男女性别比为1.36:1，其中甲、乙、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男女性别比分别为1.57:1、1.48:1和1.31:1。男性年均发病率（711.91/10万）高于女性（550.53/10万）（χ²=3.54×10³，P＜0.01），乙类和丙类男性均高于女性。

（2）年龄分布：法定报告传染病主要集中在0～岁组（47.79%）和20～岁组（35.33%）。0～和20～岁组报告病例数构成乙类分别为17.95%和57.26%，丙类分别为60.37%和26.09%（表 3，图 3）。0～岁组年均发病率均高于其他年龄组。

表 3 2010－2015年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年龄别发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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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2015年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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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业分布：报告病例数居前三位的职业是散居儿童241 799例（31.64%）、幼托儿童117 720例（15.40%）和家务保育及待业81 693例（10.69%），共计占报告总例数的57.73%。其中乙类居前三位的职业是家务保育及待业人员42 107例（18.58%）、离退人员28 277例（12.48%）和学生26 021例（11.48%）；丙类居前三位的职业是散居儿童216 918例（40.34%）、幼托儿童105 140例（19.55%）和学生45 624例（8.49%），见表 4。

表 4 2010－2015年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职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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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时间分布：报告病例数居前三位的月份为6月118 700例（15.53%）、7月117 501例（15.37%）和8月89 784（11.75%）。夏季报告病例数最多占42.65%，秋季所占比例最少为13.12%（图 4）。

图 4 2010－2015年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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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区分布：报告病例数居前三位的朝阳区（118 799例）、丰台区（107 480例）和海淀区（96 629例），共占42.25%。通州区连续6年均居前三位，丰台区2010－2013年连续4年居前三位。2010年昌平区居第一位，2011年和2012年丰台区居第一位，2013－2015年密云区连续3年均居第一位（图 5）。

图 5 2010－2015年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年报告发病率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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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病顺位变化：发病顺位居前三位的病种连续6年均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和痢疾，其中2014年手足口病发病例数居第一位，其余年份均为其他感染性腹泻病；经检验，2010－2015年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和痢疾均呈逐年下降趋势（表 5）。

表 5 2010－2015年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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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验室诊断情况：法定报告传染病实验室诊断率呈逐年升高趋势（χ²=7.14×10²，P＜0.01），乙类和丙类均呈逐年升高趋势；不同年份乙类传染病诊断率均高于丙类（表 6）。

表 6 2010－2015年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实验室诊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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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年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除鼠疫、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髓灰质炎、炭疽、白喉、钩体病和丝虫病无病例报告外，其余32种均有病例报告，年报告发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分析原因，一是通过加强卫生防病宣传，群众的卫生习惯和防护意识有了较大提高，监测结果显示，2010－2015年乙类中的痢疾以及丙类中的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和手足口病报告发病率分别下降了31.02%、48.49%和65.86%，是影响法定报告传染病下降的主要原因；二是近年来北京市实行“17种苗预防17种病”免疫规划策略，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在99%以上，有效降低了免疫预防性传染病的发生，如2010－2015年北京市病毒性肝炎年报告发病率由30.63/10万下降至13.82/10万，北京市全人群HBsAg流行率降至2.74%；三是北京市针对传染病防控坚持“力求不发生、力争早发现、及时有效控制”的工作原则，尤其是2009年甲型H1N1流感以来，落实北京市政府颁布的传染病防控“四方责任”等政策，使传染病的流行得到了有效控制。

监测结果显示，2010－2015年北京市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和血源性传播疾病均呈逐年下降趋势，与全国及其他省份的发病趋势类似^{[2, 3, 4]}，但肠道传染病所占比重较大，提示肠道传染病尤其是其他感染性腹泻病连续多年居于法定报告传染病的首位，是目前威胁北京市居民健康的主要传染病，应重点加以预防和控制。2014年北京市共鉴定肠道主要病原细菌阳性菌株718株，其中肠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占29.2%，其次为沙门菌和副溶血性弧菌；检测腹泻患者便标本1 813份，其中轮状病毒阳性率为9.9%，诺如病毒阳性率为13.8%。建议应进一步加强肠道门诊建设，发挥肠道门诊在肠道传染病疫情监测中的作用，加强肠道多病原和病毒性腹泻病原学监测，提高感染性腹泻疫情的诊断和溯源预警能力。近年来，北京市自然疫源性及虫媒传染病尤其是布病呈逐年升高态势，应引起高度重视。建议进一步加强布病监测和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力度，改变不利于布病防制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增强病区群众防病意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2010－2015年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流行特征呈现7岁以下儿童高发，职业主要集中在散居儿童的特点。一是儿童免疫力较低，容易引起传染病的传播流行^[5]；二是儿童易聚集、卫生习惯不良，日常接触密切，暴露于传染源的机会多；三是儿童是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手足口病和麻疹等多种传染病的高发人群^{[6, 7, 8]}。近年来北京市其他感染性腹泻病和手足口病发病顺位均居于第一位和第二位，提示学龄前儿童是北京市法定报告传染病的重点防护人群，应严格按照国家免疫规划政策，做好儿童尤其是散居儿童的预防接种和宣传教育工作，将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减到最低。

法定报告传染病的诊断包括临床诊断病例和实验室确诊病例。近年来北京市通过加强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能力建设，传染病病原学诊断报告能力有了显著提高。目前北京市已建设完成覆盖全市667家一级以上医疗机构的国家法定报告传染病监测报告网络，421家一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流感样病例监测。本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传染病诊断率呈逐年升高的趋势，但与西方国家以实验室病原学诊断证据为基础的监测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建议进一步加强传染病实验室体系建设，建立传染病监测诊断实验室网络，扩大覆盖范围，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尤其是应加强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建设和培训指导^[9]，提升其法定报告传染病的诊断与报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