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沙酮维持治疗（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MMT）是针对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依赖采取的一种替代治疗方法，是控制海洛因成瘾者毒品滥用及艾滋病传播的有效措施^[1,2]，近年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特殊群体的高危性行为问题，MMT人群高危性行为发生率高（64%～88%）^[3,4]，但其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报道较少^[5,6]，研究结论不一，且地区差异明显。因此，探讨MMT人群高危性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是摸清重点干预人群的关键，也是高流行区控制该人群及相关群体性传播疾病的前提。本研究对毒品滥用较为严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3所MMT门诊的维持治疗者进行调查，了解MMT人群高危性行为的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因素，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干预措施，降低高危性行为发生，进而控制性传播疾病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对象：2014年9-11月广西3所MMT门诊636名治疗者为研究对象，以近3个月发生过高危性行为的治疗者为病例组，同期在同一家门诊未发生过高危性行为的治疗者为对照组进行相关因素及交互作用研究。本次调查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201330），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 研究方法：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的MMT人群高危行为因素调查表，预调查后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面对面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吸毒行为、性行为、美沙酮服用情况等，询问患者最近3个月有无多性伴或商业性行为/婚外性行为等非婚性行为，以及发生非婚性行为时安全套的使用频率。

3. 实验室检测：由美沙酮门诊护士采集静脉血5 ml，检测血清中的抗-HIV、HBsAg和抗-HBs。HIV检测采用ELISA和免疫印迹法（WB）进行初筛和确认。HBsAg和抗-HBs的检测采用ELISA法。

4. 相关定义：高危性行为指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同性性行为或多伴性行为，不包括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根据安全套使用的频率将高危性行为分为极高风险性行为（从来不用安全套）、较高风险性行为（偶尔使用安全套）及中等风险性行为（经常使用安全套）三类。

5. 质量控制：研究问卷由课题组自行设计，经专家指导并进行预调查。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统一标准和认识。为保证调查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单独的房间内进行问卷调查，并承诺对调查结果保密；由于问卷内容比较敏感，调查对象可能会隐瞒自己的吸毒行为、性行为等情况，调查过程中对重要的问题向门诊医师核实并予以纠正。

6. 统计学分析：调查问卷采用EpiData 3.1软件进行双录入，用SPSS 20.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 s 描述，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应用χ²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交互作用时，假设是否存在协同交互作用，采用相乘或相加交互模型进行检验，根据检验结果作出推断。分析相乘交互作用时，同时将主效应变量和交互变量以及可能相关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相加交互作用时，采用Andersson等^[7]编制的Excel软件。其评价指标包括相对超额危险度（RERI）＝RR₁₁-RR₁₀-RR₀₁＋1；交互作用归因比（AP）＝RERI/RR₁₁；交互作用指数（SI）＝（RR₁₁-1）/[（RR₀₁-1）＋（RR₁₀-1）]。其中，RR₁₁表示两因素同时存在，RR₁₀、RR₀₁分别表示单因素存在的情况。当RERI和AP的可信区间包含0、SI的可信区间包含1时，认为两因素无相加交互作用^[8]。

1. 一般人口学特征：636名MMT人群中男性521人（81.92%），男女性别比为4.53 ∶ 1；年龄为21～64岁，平均（41.07±7.48）岁，以35～岁组为主（433人，68.1%）；已婚429人（67.5%），汉族530人（83.3%）；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占64.2%（408/636）；职业以无业或待业为主，占67.6%（430/636），见表 1。

表 1 最近3个月发生性行为的MMT人群一般情况

表选项

2. 高危性行为发生情况：最近3个月，MMT人群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为80.2%（510/636），其中极高风险性行为占11.3%（72/636），较高风险性行为占52.4%（333/636），中等风险性行为占16.5%（105/636），见表 1。

3. 高危性行为的单因素分析：MMT人群最近3个月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籍所在地、乙肝疫苗接种史、首次吸毒年龄和HIV感染在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4. 高危性行为的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将MMT人群最近3个月的性行为类型（极高风险性行为、较高风险性行为、中等风险性行为和安全性行为）作为因变量，建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选入标准α＝ 0.05，剔除标准α＝0.1，控制相关混杂因素后显示，男性（OR＝1.610，95%CI：1.095～2.363）、未感染HIV（OR＝2.102，95%CI：1.344～3.287）的MMT人群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风险较高，见表 2。

表 2 MMT人群最近3个月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

表选项

5. 高危性行为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最近3个月是否发生高危性行为（不发生＝0，发生＝1）作为因变量，将相关因素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选入标准α＝0.05，剔除标准α＝0.1），结果显示：男性（OR＝1.668，95%CI：1.021～2.725）、未接种乙肝疫苗/接种史不详（OR＝1.730，95%CI：1.068～2.801）及未感染HIV（OR＝2.880，95%CI：1.697～4.888）的MMT人群更易于发生高危性行为，见表 3。

表 3 MMT人群最近3个月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表选项

6.高危性行为相关因素的交互作用：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未接种乙肝疫苗/接种史不详和未感染HIV是MMT人群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素，为进一步分析某一因素的作用随其他因素水平的变化，进行相乘和相加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未接种乙肝疫苗/接种史不详与未感染HIV间存在相加交互作用（RERI＝1.560，AP＝0.500，SI＝3.783），但未发现相乘交互作用。其他因素间不存在相加或相乘交互作用，见表 4。

表 4 MMT人群最近3个月发生高危性行为相关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

表选项

吸毒者可通过不安全性行为以及共用注射器感染HIV、HBV和HCV等，是传染病干预的重点人群之一^[9]。MMT作为针对阿片类毒品依赖者的一种替代疗法，在减少吸毒，降低高危行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在治疗期间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较高，导致各类性传播疾病的传播。本次调查的MMT人群以男性、 35～岁组为主，文化程度偏低，职业以无业或待业为主，一般人口学特征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0,11]。

本研究中，80.2%的MMT人群最近3个月发生过高危性行为，高于Zhang等^[12]的研究，提示该地区MMT人群高危性行为的发生率较高，这可能与其相关意识较低和缺乏有效的干预措施有关，该人群可通过性途径将性传播疾病传染给一般人群。因此，应加强对该人群的安全性行为教育，提高安全套使用率。

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均显示，男性治疗者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风险高于女性治疗者，OR值分别为1.610和1.668。其原因可能是男性社交范围广，比女性更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未接种乙肝疫苗/接种史不详的MMT人群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风险是接种乙肝疫苗治疗者的1.730倍，相对而言，接种乙肝疫苗者乙肝相关知识的掌握度较好，预防性相关疾病意识较强，因此能够有效地做好自身防护，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需对MMT人群进行宣传教育，减少高危性行为的发生。

本次研究显示，未感染HIV的MMT人群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风险较大，朵林等^[6]的研究也发现HIV阴性的MMT人群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风险较高，其原因可能是MMT人群在确认HIV感染后，接受了各种途径的健康教育，有关安全套使用的知识、理念和行为发生了变化，认识到了安全性行为的意义，会主动使用安全套以避免将疾病传染给其他人，因而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较未感染HIV的治疗者低，而且交互作用分析显示，未感染HIV与未接种乙肝疫苗/接种史不详间存在相加交互作用，两因素共同存在增加了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风险。但是否因本次纳入研究的该地区MMT人群中HIV感染者人数较少，尚不能客观反映HIV感染MMT人群的高危性行为情况，亦或是HIV感染者报告偏倚较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MMT人群高危性行为的发生率较高，高危性行为的相关因素为男性、未接种乙肝疫苗/接种史不详以及未感染HIV，建议应加强对MMT人群的干预，改变该人群的认知，增强安全套的使用意识，降低MMT人群高危性行为的发生率。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对象的性行为情况均由问卷调查获得，可能存在一定的回忆偏倚及报告偏倚，由于这类问题较敏感，研究对象可能有一定程度的隐瞒，导致对高危性行为发生率的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