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HIV感染者中经男男同性性行为感染的比例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 2, 3, 4]}。疫情报告显示，同性性传播在当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HIV/AIDS）中所占的比例由2011年的13.7%（12 768/92 940）^[3]上升到2014年的25.8%（26 746/103 501）^[4]，因此，遏制HIV阳性MSM继续传播成为我国公共卫生研究的重点。

国外有关研究显示，43%的HIV阳性MSM发生过无保护性行为^[5]；最近6个月拥有多性伴的MSM超过80%^[6]。我国MSM最近6个月性行为呈现高肛交发生率（81.7%），高多性伴发生率（59.7%）和低安全套坚持使用率（37.9%）^[7]。

无保护性行为和性伴数与HIV阳性MSM继续传播的范围密切相关。HIV阳性MSM只与一个男性固定性伴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则HIV传播局限于同性固定性伴，与多个性伴（包括同性和异性）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则加速HIV在MSM中流行且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本研究旨在调查HIV阳性MSM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遏制HIV流行策略和措施提供依据。

1.研究对象：本研究于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在成都、重庆、广州3个城市完成，调查对象纳入条件包括年龄≥18周岁、经当地CDC确认为HIV感染者、感染途径为男男性行为、接受调查时居住在成都、重庆或广州市。

2.调查方法：在成都、重庆和广州市MSM社区组织的帮助下，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招募符合标准的调查对象。获得知情同意后，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电子问卷进行一对一匿名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月收入、性取向）、抑郁和焦虑症状评定、性感觉评分、最近6个月的性伴和性行为状况、性行为时物质使用状况[酒精、Rush（主要成分为烷基亚硝酸盐）]等。调查结束时对问卷进行完整性和逻辑性检查以保证答卷质量。

3.抑郁焦虑症状评定和性感觉评分：采用抑郁自评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urvey，Depression Scale，CES-D），包括20个项目，按实际情况评分，将每个条目得分相加，总分16分以下者为无抑郁症状，16分及以上者为有抑郁症状。焦虑症状评定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该量表由20个项目组成，按实际情况评分，将每个条目得分相加得项目粗分，再将项目粗分乘1.25取整数得标准分，标准分是40分及以下者为无焦虑症状，40分以上者为有焦虑症状。性感觉评分采用性感觉寻求量表^[8]（Sexual Sensation Seeking Scale，SSSS），包括9个项目，每个项目有4个等级，按实际情况评分，将每个条目得分相加为总分。

4.统计学分析：将电子问卷存储为Excel文件后导入SPSS数据库，运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单因素分析使用χ²检验、t检验，分析社会人口学特征、性伴种类、物质使用及性感觉评分与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关系；多因素分析使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将单因素分析结果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和通过文献阅读发现与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有关系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运用向后逐步回归法（Backward：LR）进行筛选，检验水准α＝0.10，分析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基本情况：共招募HIV阳性MSM 600人，符合纳入条件者541人，剔除有关性伴填写不完整和有逻辑问题的答卷40份，获得有效答卷501份，有效应答率为92.6%。调查对象年龄18～63岁，平均年龄（30.24±7.70）岁，其中26～35岁者占48.7%（244/501）；未婚者占79.0%（396/501），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者占63.5%（318/501）；60.3%（302/501）的调查对象月收入为1 501～5 000元；同性性取向者所占比例为81.4%（408/501）。

2.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调查对象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501名调查对象中，最近6个月拥有多性伴（即性伴数为2个及以上，包括同性和异性性伴）者103人，占20.6%；与性伴发生高危性行为（即性行为时未使用安全套）者161人，占32.1%；多性伴高危性行为（即与2个及以上同性或异性性伴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报告率为17.4%（87/501），其中，成都为33.8%，重庆和广州分别为13.7%和5.8%，经χ²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47.695，P＜0.001）。在离异/丧偶、在婚和未婚者中，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分别为32.7%、22.6%和14.6%，经χ²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11.581，P＝0.003）。见表 1。

表 1 501例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特征与最近6个月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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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查对象性伴和物质使用及抑郁焦虑症状与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关系：最近6个月拥有HIV阴性或未知HIV感染状况男性性伴者，其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分别高于无HIV阴性男性性伴者（23.8% vs.15.1%）和无HIV感染状况未知男性性伴者（20.5% vs.13.9%）；最近6个月有男性固定性伴者的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为20.6%，高于无男性固定性伴者（10.6%）；最近6个月有男性偶然/商业性伴者的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高于无男性偶然/商业性伴者（24.9% vs.10.6%）；将自己HIV感染状况告知全部男性固定性伴者的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8.8%）低于部分告知（24.1%）和未告知者（28.6%）；确诊HIV感染后10 d内告知男性固定性伴者的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最低（6.3%），告知时间10～30 d和1～3个月者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均较高（分别为28.6%和25.0%），高于告知时间＞3个月者（15.0%）；经χ²检验，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物质使用方面，性行为时饮酒者最近6个月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高于未饮酒者（37.7% vs.15.0%），性行为时使用和未使用Rush者最近6个月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分别为41.4%和13.5%，经χ²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有焦虑症状者最近6个月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报告率高于无焦虑症状者，分别为23.8%和15.2%。最近6个月有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调查对象的性感觉评分（23.0±6.8）高于无多性伴高危性行为者（19.6±5.6），经t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053，P＜0.001）。见表 2。

表 2 最近6个月性伴和物质使用及抑郁焦虑症状与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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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相关因素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以调查对象最近6个月是否发生多性伴高危性行为为因变量（是＝1，否＝0），以婚姻状况、有无焦虑症状、最近6个月是否有HIV阴性男性性伴、是否有男性固定性伴、是否有偶然/商业男性性伴、性行为时是否饮酒、是否使用Rush、性感觉评分、男性固定性伴告知和告知时间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Backward：LR，α＝0.10）。结果显示，处于在婚状态的调查对象最近6个月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危险性约为未婚者的2倍（OR＝1.93，95%CI：0.77～4.84），离异/丧偶者则为未婚者的4倍（OR＝3.94，95%CI：1.66～9.36）；与无焦虑症状者相比，有焦虑症状的调查对象最近6个月多性伴高危性行为发生的危险性增加到2.2倍（OR＝2.22，95%CI：1.16～4.27）；最近6个月有男性固定性伴（OR＝5.04，95%CI：1.08～23.54）、男性偶然/商业性伴（OR＝2.54，95%CI：1.34～4.80）均为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素；高危性行为时饮酒（OR＝3.00，95%CI：1.37～6.62）、使用Rush（OR＝3.53，95%CI：1.72～7.23）均能增加多性伴高危性行为发生的危险性；将自己HIV感染状况告知全部男性固定性伴者可降低多性伴高危性行为发生的危险性；性感觉评分每增加1分，多性伴高危性行为发生的危险性增加约10%（OR＝1.09，95%CI：1.03～1.15）。见表 3。

表 3 最近6个月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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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成都市的HIV阳性MSM最近6个月发生多性伴高危性行为比例最高，广州市最低，城市间的差异可能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观念对男男性行为及感染HIV的接受和包容程度有关，由于本次调查内容的限制无法进行深入分析，有待开展相应的研究进行探讨。

MSM的多性伴和无保护肛交行为使之成为HIV流行的高危人群^[9]，而HIV阳性MSM的性伴种类、数量及性行为的安全性将决定其进行HIV继续传播的速度和范围^{[10, 11]}。本研究发现，最近6个月发生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HIV阳性MSM中，离异/丧偶者达1/3，处于在婚状态者近1/4，说明HIV阳性MSM通过多个性伴继续进行HIV传播，而且异性婚姻关系成为其跨性别传播的“桥梁”，导致HIV不仅在MSM中流行且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

针对MSM的艾滋病干预研究表明，通过艾滋病知识宣传、同伴干预、自愿咨询检测服务等干预措施，可降低高危性行为的危险性^[12]，但尚无证据表明能够有效遏制HIV传播与流行。本研究发现，HIV阳性MSM最近6个月拥有偶然/商业性伴与发生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相关联，拥有固定性伴同样可增加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危险性，而将自己感染HIV状况告知固定性伴可降低发生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危险，由此可见，在确认HIV感染后，促进性伴告知可成为控制HIV继续传播的重要策略。

本研究结果提示，焦虑心理状态及酒精和助性剂的使用，可增加HIV阳性MSM发生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危险，因此，发展针对HIV阳性MSM心理和行为特点的干预策略和措施应成为艾滋病控制研究的重点。随着性感觉评分的升高，多性伴高危性行为的危险性增加，由于性感觉基于个体对性的感知觉范畴，高危性行为的心理和生物学基础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进行确定。

HIV阳性MSM通过异性婚姻关系传播HIV提示，亟需研究能够控制HIV通过该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的策略和措施，同时在干预措施中应针对其生理、心理及行为特点，重点促进性伴告知。

本研究存在不足之处：采用“滚雪球”方法招募研究对象，限制了样本的代表性，可能影响结果的外推；调查对象需要回忆最近6个月的性行为，可能存在回忆偏倚，问卷调查内容由调查对象自我报告且涉及到个人隐私，可能存在报告偏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