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信息
- 宋雷鸣, 汪宁.
- Song Leiming, Wang Ning.
- 生物与文化:流行病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合作
- Biology and culture: a dimension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epidemiology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6, 37(1): 125-127
- Chines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16, 37(1): 125-127
- http://dx.doi.org/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6.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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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历史
- 投稿日期: 2015-04-01
2. 102206 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2. National Center for AIDS/STD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2206, China
生物和文化整体性,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流行病学等学科在相关研究中的共识。基于这一共识,流行病学侧重于人类的生物性,人文社会学科偏重于人类的文化性,两者合作,已取得众多跨学科研究成果。但“文化”概念具有更加广阔和深入的内涵,可以说是人类“心理”特点和“社会”行为的深层逻辑。因此,强调“文化”这一涵盖“心理”和“社会”内容的概念,以之和“生物”概念相对应,具有深入的理论内涵和广阔的实践空间。
1. 流行病学的生物学特征:流行病学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是人类疾病及健康问题,因此生物因素是其研究的重要基础[1]。如针对传染性疾病,流行病学专家总是力图寻找具体的致病病原体及研制出相应的疫苗,达到预防和控制疾病的目的。流行病学最初是以传染病为研究对象,其中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发展与流行病学的发展相辅相成[2]。
目前流行病学的研究对象已由传染病扩展到慢性病和健康问题上。即便如此,流行病学的生物学因素依旧非常重要。如肿瘤、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一般具有多病因、多阶段、多基因和长期隐藏等特点,基于同样的暴露条件或生活习惯,不同个体间可能具有较大的患病差异。由此必须从生物学角度,对疾病自然史不同阶段的生物学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更为准确和细致地解答疾病发生的原因和过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子流行病学的迅速发展,是对上述要求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回应。分子流行病学力求阐明人群或医学相关生物群体中生物标志(biological markers)的分布及其与疾病/健康的关系和影响因素,寻求防治疾病、促进健康的策略与措施。生物标志是指能代表生物结构(如细胞)和功能(如分子生物学、免疫学、遗传学或生理学)的可识别(即可检测)物质,目前应用的生物标志多是核酸、蛋白质、脂类、抗体等。而所谓“医学相关生物群体”是指与人类疾病和健康具有较密切关系的生物群体[3]。任何生命现象均具有生物分子基础,疾病(传染病抑或慢性非传染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样表现为一系列相关分子事件的相互作用和分布变迁,即分子水平的疾病自然史,因此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是将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阶段[3]。
由此可见,流行病学研究离不开疾病和健康的生物学基础,流行病学学科的发展亦与生物学研究进展相辅相成。
2. 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心理与社会因素:疾病和健康除了基于生物学因素外,还受复杂的外在环境影响和制约,其中心理和社会因素有着重要作用。如某些突发事件带来的心理应激,可通过神经、内分泌调节,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干扰或削弱作用,增加机体对各种疾病的易感性[4, 5]。又如,不同经济收入、职业或社会阶层人群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特征,并可影响疾病的人群分布。景军[6]对中国艾滋病感染风险提出的“泰坦尼克定律”,即是社会因素影响疾病的典型案例。目前慢性非传染病已构成全球主要死因,其发生和发展更多与生活方式相关,因此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心理和社会等因素将越来越重要。
以往的生物医学模式在强调生物因素的同时,忽视了人体微环境之外宏观的社会和心理等因素。20世纪70年代Engel[7]对原有的生物医学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该模式不仅关注到人的生物属性,还注意到心理和社会属性,强调社会和心理因素在促进健康和疾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8, 9]。“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将人看作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一部分,综合分析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与疾病和健康问题的关系,为实现微观和宏观分析相结合指出了方向。
3. 流行病学研究需引入“文化”因素: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能够综合考虑疾病和健康的微观与宏观因素,但仍具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单从社会和心理角度不易解释某些发生于特定地区的疾病,尤其是精神类疾病,如局限于东南亚和中国南方一些地区的缩阳症,以及仅限于印度文化传统地区发生的Dhat综合征,除一般的心理和社会因素外,相关的民间信仰等文化因素更是疾病发生的深层根源[10, 11, 12, 13]。因此,如果把研究视野扩大,放置到跨文化的背景下,则心理和社会因素常具有特定的文化特点或文化根源。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心理”和“社会”,“文化”的概念具有更为广阔和深入的适应性。
“社会”和“文化”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概念,目前尚无统一的定义。以“文化”概念为例,曾有人类学家整理了1871-1951年80年间的文化定义,搜集到164个不同的文化意义[14]。不同的定义,代表着理解和解释人类生活的不同角度。与追求客观规律的自然学科不同,人文社会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往往还会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和个人的理论立场进行发挥。因此基本上不可能对“社会”和“文化”的基本概念进行标准性界定。所幸,对于模糊不清的事物,不妨模糊论之。笔者认为:“社会”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的模式,以及由此组合而成的组织、制度和结构等;文化更多关注的是人们持有的价值、观念、意义、尊严、荣誉和思维方式等。如果把“社会”比喻为一个人的躯壳和行为的话,那么“文化”就是这个人的思想和灵魂。可以说,无论是具体的个人心理和个人行为,还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均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只有对这一背景有所了解,才能更为深入地把握具体的心理、行为和社会现象。
4. “生物”与“文化”因素的结合: 疾病和健康在表现出生物学特征的同时,也参杂着各种文化因素,甚至可能成为疾病的主要原因。因此按照“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时,还应注意发掘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背后的文化根源。
由于学科发展的差异性和偶然性等原因(心理学和社会学均注重定量研究,便于与流行病学研究合作),人类学参与公共卫生项目相对较晚,因此“文化”概念尚未融入既有的医学模式中。而随着公共卫生领域对“文化”因素重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入,应积极推动“文化”概念进入既有的医学模式,即推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文化医学模式”,成为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向。尤其是随着跨文化卫生项目的日益增多,文化因素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相关研究者常常提及的“文化敏感性”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在具体的疾病预防控制项目中,注重分析相关的文化因素对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影响,以此寻找适合具体区域或人群文化逻辑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将大大有利于公共卫生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而在疾病预防和干预活动中,加入相关文化因素,也将大大有利于干预措施发挥致更好效果。如研究发现,我国汉族卖淫女的组织方式常具有明显的类家族制特点,即入行方式遵循同族、同乡及延伸的血缘地缘法则,组织方式及场所管理特征为由家族取向或家族主义延伸而来的泛家族集体主义[15, 16, 17, 18]。在针对该人群的干预活动中,结合其文化特点,通过具体组织中的“家长”等核心人物开展工作,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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